匈牙利经济改革经验对中国的影响

从1970年代末到1980年代，中国的决策者和学者为推动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特别注重研究和借鉴国外经验。中国的经济改革一开始并没有明确的蓝图，用邓小平的话就是摸着石头过河。中国经济改革目标模式的确立经历了长期的探索，直至1992年党的十四大确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国走出了一条独特的市场经济之路。1978年中国的GDP为1495亿美元，美国的GDP为2.35万亿美元，是中国的18倍。1992年中国的GDP为4269亿美元，美国的GDP为6.52万亿美元，是中国的15倍。2001年中国的GDP为1.33万亿美元，美国的GDP为10.58万亿美元，是中国的近8倍。2018年中国的GDP为13.6万亿美元，美国的GDP为20.49万亿美元，是中国的1.5倍。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变化看，1978年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仅有156美元，而美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10564美元，美国为中国的67倍多，2001年中国为1053美元，美国为37133美元，为中国的35倍多，2018年中国为9779美元，美国为62641美元，为中国的6.4倍。经过40年的改革，尽管中国与美国之间仍有相当差距，但中国与美国之间的发展差距已大大缩小。中国的经济改革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功，中国在走向市场经济的道路上得益于其他国家经验的借鉴。在1970年代末和1980年代，匈牙利的经济改革经验以及匈牙利经济学家的真知灼见对中国经济改革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匈牙利经济改革经验对中国经济改革产生了如下影响。

第一，匈牙利经济改革经验对中国的决策者的启迪在于传统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不仅可以改革，而且可以取得成效。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没有先例可循，中国只能求助于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市场取向改革的经验。匈牙利1968年实行的新经济体制成为中国经济学家关注的热点。匈牙利经济改革的经验启发了中国的决策者和经济学家的思维，表明社会主义国家经济改革是一种可行的选择，社会主义国家可以有多种模式。于光远忆及1979年年底的匈牙利考察改革，认为“这次考察加深了对社会主义的多种模式的认识，同时使我们对改革过程的许多具体问题有了更多的了解”。^[29]

第二，匈牙利经济改革的经验特别是具体领域的改革作法为中国的经济改革提供了借鉴。匈牙利经济改革之父涅尔什·雷热对匈牙利经济管理体制原则的阐述（中央计划与市场机制有机结合；承认企业集体利益，并通过企业集体利益的实现来促进社会目标的实现；多种经济成分同时并举和共同发展）有助于中国决策者思考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方案。他对匈牙利经济改革成效和问题的分析有助于中国的决策者深入了解改革的复杂性。^[30]匈牙利学者认为，匈牙利新经济体制的运行可概括为“国家控制市场，市场引导公司”。^[31]党的十三大提出，“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体制，应该是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并且确定，“新的经济运行机制，总体上来说应当是‘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机制”。从这一表述中可以看到匈牙利新经济体制的影子。匈牙利计划体制改革、财政体制改革、价格制度改革、工资制度改革、产品流通体制改革、经济组织体制改革、农业体制改革的具体做法对于中国经济改革不无借鉴意义。

第三，匈牙利经济学家基于匈牙利经济改革经验的一些洞见对于中国深入思考经济改革的目标模式颇有助益。科尔奈教授将经济协调机制分为行政协调（直接行政协调、间接行政协调）与市场协调（无宏观控制的市场协调、有宏观控制的市场协调），认为经济改革是从直接行政协调走向有宏观控制的市场协调，这对中国决策者深入思考经济改革的目标模式颇有帮助。中国经济学家认同科尔奈的分析和选择，把有宏观经济管理的市场看作中国经济改革的首选目标。^[32]科尔奈关于国有企业的双重依赖的思想对于深入思考国有企业改革颇有裨益。科尔奈关于市场有效发挥作用所需要的四个相互依赖的条件的看法有助于中国经济学家深入思考市场改革问题。

1970年代末，在中苏关系尚未解冻的背景下，中国与匈牙利因改革而接近，中国对匈牙利经济改革抱有兴趣，匈牙利则对中方的建议持开放态度。匈牙利历史学家王俊逸（Péter Vámos）认为，中国和匈牙利领导人渴望建立基于想象的改革共同体的双边关系，改革共同体是中国和匈牙利领导人争取支持，加强国内改革议程合法性的有效工具。^[33]当时，中国的改革者迫切需要建立可行的经济体制，迫切需要学习和借鉴国外经验，1968年匈牙利开启的改革成为中国决策者谋划改革蓝图的重要参考。匈牙利经济改革经验的知识部分满足了中国对经济改革经验的需求，匈牙利的经验与知识在特定的时间内对中国的经济改革产生了积极影响。1979—1988年中国和匈牙利围绕匈牙利经济改革经验的交流与互动不仅是中匈关系史中的佳话，而且在中国的改革史中享有独特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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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孔田平，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研究员。

[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思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80—81页。

[3] 1978年中共中央派出4个代表团，分别访问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日本、港澳地区和西欧。

[4] 当代中国研究所：《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第四卷（1976—1984），人民出版社、当代中国出版社2012年版，第42页。

[5] 当代中国研究所：《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第四卷（1976—1984），人民出版社、当代中国出版社2012年版，第55页。

[6] 吴敬琏：《经济学与中国经济的崛起》，《中国改革》2011年第8期。

[7] 于光远：《若干经济理论问题讨论的背景回顾》，2009年1月11日，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data/24135.html。

[8] “Chinese Views on Hungarian Economic Reforms and Sino-Hungarian Trade Relations”，December，1987，History and Public Policy Program Digital Archive，Historical Archives of the Hungarian State Security（ÁBTL），1.11.4.S-II/2/87，pp.32-42，http：//digitalarchive.wilsoncenter.org/document/119357.

[9] 匈方的报告认为匈牙利经济研究会未获批准，这阻碍了对匈牙利问题进行更加全面系统的研究。事实上，在1980年代对匈牙利的研究并未受到影响。

[10] Péter Vámos，“A Hungarian model for China？ Sino-Hungarian relations in the era of economic reforms，1979-89”，Cold War History，2018，18，p.3，pp.361-378，DOI：10.1080/14682745.2017.1402887.

[11] Péter Vámos，“A Hungarian model for China？ Sino-Hungarian relations in the era of economic reforms，1979-89”，Cold War History，2018，18，p.3，pp.361-378，DOI：10.1080/14682745.2017.1402887。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决议认为霸权主义和反苏主义是中国政策的关键因素，应当在对华政策上与苏联和兄弟社会主义国家密切协调。

[12] 于光远等：《匈牙利经济体制考察报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

[13] 于光远：《若干经济理论问题讨论的背景回顾》，2009年1月11日，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data/24135.html。

[14] 苏绍智：《匈牙利经济体制改革中的若干理论问题》，《经济问题探索》1980年第2期。

[15] “Chinese Views on Hungarian Economic Reforms and Sino-Hungarian Trade Relations”，December，1987，History and Public Policy Program Digital Archive，Historical Archives of the Hungarian StateSecurity（ÁBTL），1.11.4.S-II/2/87，pp.32-42，http：//digitalarchive.wilsoncenter.org/document/119357.

[16]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家代表团：《匈牙利经济体制考察报告》，《经济研究》1984年第2期。

[17]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家代表团：《匈牙利经济体制考察》，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4年版。

[18] 李峻：《涅尔什、奇柯什谈匈牙利改革》，《经济学动态》1985年第7期。

[19] 丁华：《匈牙利的经济体制改革》，《经济学动态》1985年第8期。

[20] “Chinese Views on Hungarian Economic Reforms and Sino-Hungarian Trade Relations”，December，1987，History and Public Policy Program Digital Archive，Historical Archives of the Hungarian StateSecurity（ÁBTL），1.11.4.S-II/2/87，pp.32-42，http：//digitalarchive.wilsoncenter.org/document/119357.

[21] 高尚全：《匈牙利、南斯拉夫经济改革给我们的启示》，载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编《艰难的探索——匈牙利、南斯拉夫改革考察》，经济管理出版社1987年版，第1页。

[22] 纪经：《匈牙利经济管理体制的改革》，《经济管理》1979年第6期。

[23] 董拜南：《匈牙利的经济体制改革》，《外国经济参考资料》1980年第4期；刘国光：《匈牙利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些情况和问题》，《经济学动态》1980年第7期；金池生：《匈牙利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经验》，《苏联东欧问题》1982年第5期；张德修：《论匈牙利现行经济体制的理论基础》，《苏联东欧问题》1983年第3期；林青松：《匈牙利经济体制改革述评》，《经济体制改革》1984年第2期；孟传德：《匈牙利经济体制改革与国家经济职能》，《世界经济》1985年第2期；丁华：《匈牙利的经济体制改革》，《经济学动态》1985年第8期；周新城：《匈牙利在经济体制改革后对宏观经济的控制》，《学习与研究》1985年第9期；廖同舟：《匈牙利经济体制改革新动向》，《经济体制改革》1985年第3期；周新城：《匈牙利经济体制改革的经验教训》，《经济学动态》1987年第1期；刘夏平：《匈牙利经济体制改革的四大教训和启示》，《计划经济研究》1989年第10期。

[24] 苏绍智：《匈牙利经济学家对经济体制改革中若干理论问题的看法》，《经济学动态》1980年第4期；林青松：《涅尔什谈匈牙利经济体制改革的经验》，《经济学动态》1984年第1期；[匈]雷热·涅尔什：《匈牙利经济体制改革的经验》，《经济研究》1984年第2期；向阳：《匈牙利部长会议副主席马尔亚伊谈匈牙利经济体制改革》，《苏联东欧问题》1985年第1期。

[25] 吴敬琏：《从匈牙利的经验看我国当前的改革》，《经济社会体制比较》1985年第3期。

[26] 林重庚：《亲历中国经济思想的对外开放》，《中共党史研究》2018年第4期。

[27]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发展室：《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巴山轮“宏观经济管理国际讨论会”文集》，中国经济出版社1987年版。

[28] [匈]亚诺什·科尔奈：《思想的力量——智识之旅的非常规自传》，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330—333页。

[29] 于光远：《若干经济理论问题讨论的背景回顾》，2009年1月11日，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data/24135.html。

[30] [匈]雷热·涅尔什：《匈牙利经济体制改革的经验》，《经济研究》1984年第2期。

[31] Ferenc Bánhidi，“Investigation and study of the Hungarian economic reform by the Chinese experts in the period of 1979-1988”，Working Paper，China—CEE Institute，2019.

[32] 吴敬琏：《经济学与中国经济的崛起》，《中国改革》2011年第8期。

[33] Péter Vámos，“A Hungarian model for China？ Sino-Hungarian relations in the era of economic reforms，1979-89”，Cold War History，2018，18，p.3，pp.361-378，DOI：10.1080/14682745.2017.14028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