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改革知识的需求

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之时，中国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数亿农民温饱问题未解决，一些农民处在赤贫状态。城市居民虽有国家保障，但20年没有涨过工资，消费品短缺现象严重，住房相当紧张。国民经济不仅与发达的西方国家的差距扩大，而且与亚洲四小龙和邻国的差距也在扩大。中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落后于周边的国家和地区，1976年中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只有165美元，而韩国为830美元，中国台湾地区为1159美元，新加坡为2758美元，中国香港地区为2850美元，日本为5197美元。1978年9月，邓小平对地方领导人说：“我们太穷了，太落后了，老实说对不起人民”，“外国人议论中国人究竟能够忍耐多久，我们要注意这个话。我们要想一想，我们给人民究竟做了多少事情呢？”^[2]此时的中国迫切需要恢复国民经济，实现经济的现代化。华国锋等中共领导人开始关注国内经济问题，关注外部世界的变化，派出高级官员代表团到国外进行经济考察^[3]。

1977年邓小平重申了已故周恩来总理1975年提出的现代化计划。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该文成为中国思想解放的先声。由此引发的“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形成了一场广泛而深刻的思想解放运动，冲破了‘两个凡是’的禁区，打碎了个人崇拜的精神枷锁，使长期以来禁锢人们思想的僵化局面被冲破，极大地促进了人们的思想解放”。“这次大讨论为全面实现拨乱反正、顺利实现党和国家工作重点的转移，创造了重要条件。”^[4]1978年12月18—22日举行的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政治路线的拨乱反正，决定将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中国的改革开放正式启动。“全会举起了改革开放的旗帜，开始了以改革开放为鲜明特征的新时期。”^[5]

1970年代末中国不仅面临着经济的短缺，而且也面临思想的短缺，特别是现代经济思想的短缺、现代市场经济知识的短缺、现代经济管理知识的短缺以及经济体制改革经验的短缺。要建立可行的有效的经济体制，需要对僵化的中央计划经济体制进行改革，而经济体制改革则需要现代经济思想、现代市场经济的知识、现代经济管理知识和经济改革的经验。在中国知识界与外界隔绝近30年的背景下，经济改革所需的知识与经验只能来自国外。而东欧国家则成为改革经验的独特的供给方，其中匈牙利成为改革经验主要的供给者。最初，中国的经济学家和决策者首先将目光转向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吴敬琏认为，“经济学家最初的学习对象，则是东欧那些比较早地踏上了改革之路的社会主义国家。孙冶方、于光远等具有改革思想的中国经济学家访问了南斯拉夫、匈牙利等东欧国家”。^[6]1978年3月31日—4月10日，以李一氓为团长，于光远、乔石为副团长的工作者访问团访问了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据于光远回忆，这次考察形成了一个概念，那就是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模式可以是多种多样的。^[7]同年9月7日—10月8日，以财政部部长张劲夫为团长的中国财政经济考察团赴南斯拉夫、罗马尼亚进行访问，主要考察了解两国财政经济管理工作。同年11月15日—29日，国家计委代表团应邀访问南斯拉夫，重点考察计划工作。代表团回国后，汇报了南斯拉夫把市场经济同社会计划结合起来的情况，并提出了一些改革中国经济管理体制的看法。1978年11月23日—1979年1月20日，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的宦乡率领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家考察团对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进行了为期2个月的考察。中国一度出现了南斯拉夫热，对南斯拉夫自治社会主义的研究迅速升温，并成立了中国南斯拉夫研究会。自1979年年底起，中国的学界和政界出现了匈牙利热。比较起来，匈牙利热比南斯拉夫热更加持久。匈方的分析认为中国领导层对南斯拉夫的高通货膨胀率和宏观管理缺乏效率感到担忧，因此将关注点转向罗马尼亚和匈牙利。^[8]如果我们观察一下中国决策者考察的行程安排，可以发现代表团通常访问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南斯拉夫有独特的改革经验，而罗马尼亚在经济体制改革上乏善可陈。因此，随着南斯拉夫热的消退，匈牙利成为决策者关注的重点。

中国对匈牙利的兴趣也与当时决策者和学者对苏联东欧国家经济体制的分类有关。苏联东欧国家的经济体制分为三种模式：一是传统的苏联模式，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模式。苏联、波兰、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和民主德国的经济体制属于苏联模式。二是南斯拉夫模式，即自治社会主义模式。三是匈牙利模式，即新经济体制。中国在1950年代仿效苏联建立了计划经济模式，经济改革就是要摆脱苏联模式，苏联模式是改革的对象。而南斯拉夫在1965年之后走向市场社会主义，到1980年代初面临严重的宏观经济问题。中国的决策者可能认为南斯拉夫的改革走得过远。而匈牙利1968年1月1日实行的新经济体制将中央计划与市场调节相结合，其中庸平衡的改革做法在中国的决策者和学者中产生了共鸣。从某种程度上看，匈牙利的新经济体制成为了中国经济改革的一个重要参照系。尽管匈牙利经济研究会未能成立，但是这并不妨碍学界和政界对匈牙利的关注^[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