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菲特指标”
2001年，巴菲特与华尔街之间史诗般的战役接近尾声。他在《财富》杂志上发表了一篇“胜利檄文”。文章指出，可以用总市值与GDP之间的比率来判断股市的整体估值是过高还是过低，并且将这一比率称为判断股市的“最佳单一指标”。
这个指标的设计是非常大胆的。从会计角度说，市值是一个存量概念，GDP是一个流量概念。所以严格来说，市值的量纲是“元”，GDP的量纲是“元/年”或者“元/季度”。这两个数值能够相除，得出来的结果还能用于判断股市，岂非怪哉？假如这篇文章不是股神写的，恐怕《财富》杂志编辑部早就把它扔进废纸篓了。
这个指标的问世实在太突兀了。巴菲特从来没有详细解释过它的理论基础和逻辑推导过程，在学术界也找不到它的任何出处和师承，所以大家都称“市值/GDP”为“巴菲特指标”。
公允地说，“巴菲特指标”在21世纪前20年的预测效果并不好，所以市场关注度不高，巴菲特本人也很少再提。不过我倒是认为，“巴菲特指标”与太阳谷演讲之间，存在着内在的逻辑传承关系。无论它是否合乎当下的时宜，都是股神晚年（请原谅我这么说）对自己一生投资思想的提炼和升华，值得我们慢慢咀嚼。
事实上，笔者在研究古代金融思想时，发现其中有不少精华与“巴菲特指标”暗合。可以说，这一思想框架的影响已经超出金融和经济领域，到达了社会文明的层面。我们将在社会文明篇的《伊斯兰金融的后现代意义》中就此进行详细讨论。
如果“巴菲特指标”能够用于判断股市估值，那么总市值与GDP之间应当存在比较稳定的比例关系。这个比率可能不是一个精确的数值，而是一个区间。估值向上超出这个区间，则下跌的可能性增加；估值向下跌破这个区间，则上涨的可能性增加。
所谓总市值与GDP之间存在稳定的比例关系，这个命题可以分解成以下3个子命题：
A：上市公司总市值与全体企业总估值之间的比率稳定；
B：全体企业总估值与全体企业净利润总额之间的比率稳定；
C：全体企业净利润总额与GDP之间的比率稳定。
很显然，以上三个子命题中的比率（以下分别简称A值、B值、C值）连乘起来，就等于“巴菲特指标”。如果我们能够证明在合理情况下，上述三个比率都是稳定的，则“巴菲特指标”自然也应该是稳定的。
我们先来看A子命题。
巴菲特曾多次强调，他根本不关心一个企业是否上市交易。在他看来，上市公司与非上市公司这两个群体的整体发展速度应该是差不多的，并不存在上市公司发展更快这个定律。
当然，巴菲特所说的是美股的情况。在A股市场，上市与否确实会影响基本面。在A股上市之后，企业的负债能力提高了，融资成本下降了，进行资本运作的可能性也增加了。而在华尔街看来，这些操作在私募市场一样可以进行，上市公司的身份并不能改变什么。
所以对中国这样的新兴市场来说，大量企业IPO，从非上市公司转变为上市公司，那么A值肯定会迅速提高。但是对美国这样的成熟市场来说，交易所只是一个舞台，进出两便，“你方唱罢我登场”，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
所以在成熟市场，合理情况下，A值应该是比较稳定的。
我们再来看B子命题。
不难看出，B值其实就是全体企业的整体市盈率（P/E）。通常我们在给个股估值时，会考虑这个公司的利润增长前景。利润增长较快，说明企业经营水平比较高，可以给予较高的P/E估值；利润增长较慢，说明企业经营水平比较低，可以给予较低的P/E估值。
可是如果全体企业的利润增长都很快，说明什么呢？这并不能说明全体企业的经营水平都很高。因为企业之间本来就是相互竞争的，总有赢家和输家，没有全赢或者全输的道理。所以如果全体企业的利润增长都很快，那只能说明通货膨胀了。而在通货膨胀时，利率也会相应提高，所以债权和股权的吸引力仍然是平衡的，并不能因此就给予全体企业更高的P/E估值。
逻辑推导到这里，结论又跟中国投资者的经验不一样了。在中国，债权和股权的吸引力是非常不平衡的。在通胀环境下，债权产品的提供方（通常是商业银行）反应相当迟钝，往往坐视资金流出而无动于衷。许多投资者为了抵御通胀只能选择股权投资。不过，这种情况在近些年已经明显改善了。
在美股市场，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席勒P/E指标。它是由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席勒设计的。与普通P/E不同，它采用了格雷厄姆在《聪明的投资者》里提出的建议。它不是只看上市公司在最近一年的净利润，而是考虑上市公司在过去10年间的净利润数据。可是通胀怎么办呢？它先分别对过去10年里每一年的净利润进行通胀水平调整，然后再算平均数。最后，席勒博士还用文献研究的方法，把历史数据一直挖掘到19世纪下半叶。
根据席勒的研究，无论是金本位时代，还是通胀达两位数的20世纪70年代，或者是通胀低于2%的21世纪，美股的席勒P/E都是非常稳定的。高于25和低于10的情况都很罕见，而且一旦出现异常也都会很快向中心回归。
这说明，在合理情况下，B值也应该是比较稳定的。
最后我们来看C子命题。
C值稳定的命题，正是巴菲特1999年在太阳谷演讲中给自己留下的三条风险提示中的第二条。他当年认为C值应该稳定在6%左右。可是21世纪的前19年，C值的平均值上升到了8.7%，提高了差不多一半。
我们能够据此判定巴菲特错了吗？其实未必。我们知道，在美国的两党政治中，共和党倾向于增加资本分配份额，民主党倾向于增加劳动分配份额。两党轮流执政，事实上形成了一个政治周期。资本在GDP中的分配份额应该是随着这个政治周期波动的，没有理由永远上升或者永远下降。
在21世纪的前20年里，美国一共有5个总统任期。最前面两期是共和党的小布什，他搞了一大波减税。最后一期是共和党的特朗普，他也搞了一大波减税。中间两期是民主党的奥巴马，按理应该是加税加福利的，可是碰到2008年大衰退，急需逆周期财政支持，他索性也不加税了，直接借债加福利。
我们可以把眼光放远一些，下五届美国总统会不会继续像前面五届那样，强力推行亲资本路线，把C值进一步大幅推高？这种可能性非常小。目前美国的贫富差距问题已经相当尖锐。伯尼·桑德斯、伊丽莎白·沃伦等政治家都提出了非常激进的税收计划，甚至像“实行社会主义”这样的口号都获得了大量民众的支持。一旦轮到民主党执政，C值重新转为下降的可能性很大。
假如上述分析成立，那么在合理情况下，C值也应该是稳定的，只不过可能需要把它放到更长的时间框架里去考察。
从最近20年的实证看，“巴菲特指标”似乎已经失败了。巴菲特一直说他不关心政府采用什么样的财政和货币政策，但是事实证明，美国政府和美联储对市场的干预力度，已经大到了任何人都无法忽视的程度。巴菲特因为坚持自己的理念而看错了科技股，也因此不再能够跑赢指数，续写神话。
俗话说，天下没有常胜将军。以前的美国股市大约是有股神的，但是1998年之后，美国股市便不再有股神了，只有一个顽固的爱国老头巴菲特而已。如果一定要说美国股市还有神，那么它的名字也只能是——美联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