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建礼教形成的宋代礼思想

自从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使得儒学成为国家思想的正统后，礼也再一次得到了重视。但是，在魏晋南北朝至隋唐时期，儒学再次受到了冲击。这一时期，玄学、道教都在中国本土上蔓延起来，佛教也传入中国，他们与儒学相互排斥、相互冲突、相互吸收又相互融合，中国的思想文化由此得到了多角度的发展与深化。唐代中期，韩愈、柳宗元倡导“古文运动”，推动了儒学的发展，儒学的复兴再次开始萌发。到了两宋时期，儒学以一种崭新的姿态——理学出现在了人们的面前。

理学，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统治思想。它产生于北宋，盛行于南宋与元、明时代，清中期以后逐渐衰落，但其影响一直延续到近代。之所以称为“理学”，是因为宋代儒士解经，大都不顾旧有的传与注，往往抛弃传统的训诂义疏，直接从经书原文中阐释性命义理（即人的本性及其根源），因此被称为“性命义理之学”，简称为“理学”。

理学的兴起与宋代的政治特点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五代的长期分裂和混乱，破坏了传统的伦理道德规范，纲常松弛，道德式微，这不利于大一统政治的稳定和巩固，因此，宋代统治者一开始就倡导尊儒读经，宋代的儒学复兴便由此而形成。

北宋时期理学的创始人之一是张载，他提出人要通过“学礼”“克己”“寡欲”来变化人的气质，他认为礼不仅是一种外在后天的道德规范，还是一种先天的天地之德。因为学礼就能守性，返回自己的本性。此后的程颢、程颐更是将“理”视作哲学的最高范畴，认为“理”无所不在，不生不灭，不仅是世界的本源，也是社会生活的最高准则。主张“存天理，灭人欲”。二程学说的出现，标志着宋代理学思想体系的正式形成。

朱熹继承了张载和程颐、程颢的思想，建立了以“三纲五常”为天理的伦理道德思想体系。朱熹把“三纲五常”夸张成充斥于天地之间的最高法则，“宇宙间一理而已……其张之为三纲，其纪之为五常。盖皆此理之流行，无所适而不在”，他还说：“三纲五常，礼之大体，三代相继，皆因之而不能变。”这样一来，“三纲五常”既约束着人的思想，同时又规范着人们的行为，成了封建礼教的教条。这样自然也维护了封建统治者的利益，于是被统治者尽可能地利用着。

不仅如此，经过程朱理学的发展，商周时期就有的男尊女卑思想变成“三从四德”，给女性套上了更加沉重的精神枷锁。“三从”指“在家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四德”指妇女要谨守“妇德、妇容、妇言、妇工”。在这种要求下，妇女没有社会地位，男女之间极度地不平等，这种不平等在婚姻上表现得尤其明显，以致到了宋朝末期，妇女“节守贞操”成为一种普遍的风气。在此基础上，统治者还对那些付出很大代价“节守贞操”的妇女给予立“贞节牌坊”的“表彰”，女性从思想到身体受到进一步的禁锢与约束。

总之，宋代理学将一种思想变成了一种制度化的“礼”教，并被社会普遍认同与传播着。可以说，宋代是“礼”的繁荣期，却是人的自由的禁锢期。

理学的奠基人之“二程”

“二程”指程颢（1032—1085年），字伯淳，又称“明道先生”；程颐(1033—1107年)，字正叔，又称“伊川先生”。北宋思想家，理学奠基者。明末徐必达将程颢与程颐的著作汇编为《二程全书》。

“二程”是河南洛阳人，他们长期在洛阳从事讲学活动，所以，人们将他们的理学学派称为“洛学”。从内涵而言，“洛学”属于宋明理学中“理本论”的一个哲学学派，也称作“理学”（狭义的），后来与朱熹之学结合而称作“程朱理学”。二程“洛学”的思想核心，就是高扬孔孟儒学的精神，强调道德原则对个人和社会的意义，注重内心生活和精神修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