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聪慧而勤奋的学霸

玄奘自幼聪明有教养，“幼而珪璋特达，聪悟不群”，“又少知色养，温清淳谨”(1)。八岁时，父亲坐在几案旁向他口授《孝经》，讲到“曾子避席”，玄奘忽然整理衣衫站起身来。父亲不明原委，他解释道：“曾子听到老师的教诲后避席而立，我今天尊奉父亲的慈训，怎么能够安坐呢？”父亲听了很高兴，知道他将来功业必有所成，于是召集家族众人，遍传此事。众人都祝贺说：这是您的“扬乌”(2)。从那以后，玄奘熟读经典，爱古尚贤，非雅正之书不读，非圣贤之风不学，不与幼童为伍，不与市井之徒结交，即使门外钟鼓嘈杂，歌戏大作，大街小巷士女云集，他都不会多看一眼。

父母过世以后，已在东都洛阳净土寺出家的二哥陈素将玄奘带在身边，开始教他佛教知识，为将来出家做准备。玄奘天资极高，进步神速，十一岁时就能口诵《维摩经》《法华经》等。他十三岁时，隋朝的大理寺卿郑善果受皇命在洛阳收度一批僧人，他因年幼未能入选，失落地站在公门之外。郑有识人慧眼，看到他便深感惊奇，问答几句后，“深嘉其志，又贤其器貌”，将他特别录取。

出家之初，寺里有一位景法师讲《涅槃经》，还有一位严法师讲《摄大乘论》，玄奘都听得非常入迷，听一遍就基本能记住，两遍之后已经完全通晓。众人惊异不已，让他登座复述，玄奘剖析深入，抑扬顿挫，几乎和老师别无二致。

当时正值隋末大乱，玄奘兄弟二人逃难到长安，但长安同样兵荒马乱。二人又听说许多著名的法师都避居四川，便经由汉中入蜀。玄奘一生过的都是勤奋的生活，途中他仍跟随空法师和慧景法师研读《阿毗昙论》《摄大乘论》等。

兄弟二人在成都逃难的三年里，住在空慧寺，听道基法师讲《阿毗昙论》，听宝暹法师讲《摄大乘论》，听道振法师讲《迦延》，数年内便熟习佛学各部学说。兄弟两人无论是佛经还是儒、道二家经典，都兼修并蓄，人品又好，深受蜀人钦慕。唐武德五年（622年），玄奘在成都受具足戒，正式成为一名佛教僧人。随后，他不顾兄长的劝阻，乘船沿江下行，前往荆州、扬州、赵县、安阳诸地游学，武德八年（625年）才又回到长安。在长安期间，他经常与两位高僧辩论，前辈对他大为赞赏，说：“你可谓是佛门千里马，将来成就不可限量，可惜我们这些老朽见不到了！”从此，他誉满京城。

中国近代著名的佛教学者汤用彤曾说：“计玄奘大师在国内受学十三师，俱当世名宿。大师学之弘深，盖可想知”；又说：“其未西游以前，几已尽习中国之佛学。”

唐贞观十五年（641年），在玄奘即将离开印度返回大唐时，他迎来了人生中最为辉煌的一次辩经。戒日王在都城曲女城举办盛大的宗教集会“曲女城大会”，请他登坛讲经，以示大乘佛法的精妙。这场大会印度佛教才俊云集，盛况空前。印度十八国国王，大小乘僧三千余人，婆罗门及尼乾子外道僧两千余人，那烂陀寺僧人一千余人到场。

这场辩经的规矩是“若其间有一字无理，能难破者，请斩首相谢”，玄奘连续讲了十八天，任人问难，但六千余名僧众，无一人能予诘难。辩经结束后，戒日王请玄奘乘大象四处游行，庆贺他的成功，一时间名动天下、光耀夺目。

玄奘最过人之处，在于他不为外物所动。经历过曲女城的风光，他依然选择冒险回国，并在从贞观十九年（645年）五月到麟德元年（664年）正月他逝世前一个月的十九年里，率领一众学问僧进行了我国佛教史上最著名的一场翻译事业。《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以下简称《法师传》）写他“专务翻译，无弃寸阴”，每天二更后才停笔，三更睡下，五更又起。这样的工作强度，产出惊人。据《开元释教录》记载，玄奘翻译的经书共达75部，合计1335卷，若将《大唐西域记》计算在内，就有76部，1347卷之多(3)。不仅数量巨大，而且质量超群。在玄奘之前，佛教经书的翻译是先依着梵文的语序直译出来，再按汉语的习惯句法翻译，后由译者理顺文句，当中往往增删，有违本意。但玄奘不同，他精通梵文，本人又极聪颖，所以“今所翻传，都由奘旨，意思独断，出语成章，词人随写，即可披玩”(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