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灼亮的星火

霹雳一声震乾坤

上海的这个7月格外热。

阳光从滚烫的天空倾泻下来，街面像着了火，弄堂、屋宇、店员与行人都像在蒸锅里。路边法国梧桐的阔叶早蜷曲起来，仿佛瑟缩在冻风时作的寒冬。黄浦江也似乎热得凝固起来，没有了往日的喧腾与聒噪，甚或江面穿梭的轮船汽笛声也低了几分。

法租界望志路106号的热度似乎更高出一大截，青瓦屋顶上蒸腾的热焰，仿佛能点燃整个天宇。这栋闹市中幽寂的石库门建筑一楼客厅里，洋溢的是另一种火热：13个平均年龄仅有28岁的人，正燃烧着改天换地的激情，准备“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青春之人类，青春之地球，青春之宇宙”。

这是一串后来熠熠闪烁的姓名：毛泽东、董必武、陈潭秋、王尽美、邓恩铭、李达……他们每个人都是一团烈火，等待烧掉眼前黑暗、肮脏与屈辱的旧世界，烧出一个劳苦大众翻身的簇新中国。

会议最后一天，这群年轻人机警地嗅出危险，转移到了浙江嘉兴南湖的一艘游船上。远山苍碧如黛，湖面波光潋滟，水鸟偶尔起落。“同意党的纲领和决议的请举手！”主持人面色凝重，低沉的声音明显有些激动。

毛泽东眼里炯炯放光，未有丝毫迟疑，“唰”的一声举起了右手。董必武举起了右手，陈潭秋举起了右手，王尽美举起了右手……掌声热烈响起来，两只白鹭纵身而起，向云端疾飞而去。

这是1921年的7月。白鹭们不知道的是，一个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行动指南的全新政党——中国共产党诞生了。

这是苦难中国沉沉暗夜里一抹希望的亮光。

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倒了皇帝的宝座，“城头变幻大王旗”已十年，中国却换汤不换药，依旧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外则列强常欺凌，内则军阀相攻伐，国家积贫积弱，百姓命如草芥，常是“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对位于南海之滨的深圳而言，唯一变化的是，新安之名复称宝安而已。

军阀陈炯明多年盘踞东江一带，与其他军阀你攻我伐之余，日夜惦记着百姓们本已枯瘪的口袋，几乎无时不捐，无物不税。老百姓即便是晒干了的海鱼，也要被挤出几滴水来。宝安县城南头与前清一样污浊不堪，烟馆、赌馆、妓院林立，十里外便能闻到鸦片的味道。乡间则有与官府勾结的劣绅横行，西路的福永、沙井、新桥、松岗和公明一带便被陈炳南、文侣臣和曾亦樵三大霸把持。农民每天上演着一幕幕人间悲剧：欠租税被凶蛮的兵丁毒打，一把眼泪一把鼻涕卖儿女抵债，不容分说被捆绑去陈炯明部队做壮丁。更惨的是被拐骗或被直接掳掠做了“猪仔”，以3至8元一人的价格卖到南洋。

“长夜漫漫何时旦？”春秋时人宁戚的呼号，也是此时深圳百姓的哀号。作家夏衍则似乎在回复他们的哀号：“黑夜，静寂得像死一般的黑夜！但是黎明的到来，毕竟是无法抗拒的。”南湖游船上升腾的红色光亮，很快将点燃英雄气纵横的这片后来叫深圳的大地，一幅如火如荼的画卷即将缓缓展开，南海上一层高过一层的巨澜也即将汹涌、激荡开来……

13个年轻人走下南湖游船不久，一个在广东省立第一甲种工业学校就读的青年学子，在珠江边的霞光里肃然举起了右手：“我志愿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他从千万个在黑暗中摸索的人中脱颖而出，成为广东最早呼应南湖游船的志士之一。第二年，他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成为全国最早的党员之一。

“组织上决定派你去宝安，把那里的农民运动轰轰烈烈搞起来，培养一批农运骨干，发展党的组织，现在征求你的意见。”一个天高云淡的日子，青年学子坐在了一个身着中山装的汉子面前，汉子面色沉着里透着严肃，语气却有如桌上茶杯里袅袅升腾的热气般和善，说话带着男中音的磁性，令青年学子瞬间没了紧张感。

“我服从组织安排！”青年学子的话铿锵而简洁。

“很好，组织上还会安排龙乃武、何友逖同志和你一起去，你们的公开身份都是国民党中央农民部特派员。龙乃武也毕业于讲习所，你应该认识。”汉子微笑着说。

“认识，”青年学子笑了，“不过他是第二期，比我晚了一期。”

这是1924年秋天，一栋坐南朝北的三层砖木结构楼房二楼屋子里，中共广东区委一位负责人找青年学子谈话。

青年学子叫黄学增。他早已从省立第一甲种工业学校毕业，一年前受党组织派遣，到广州郊区花县的乡村宣传发动农民，建立农会，风雨里磨砺多时，脸庞晒黑了不少，也成熟了许多。1924年1月，孙中山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在广州召开了中国国民党“一大”，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新三民主义，开始与共产党合作。黄学增按照党的指令，以个人名义加入了国民党，旋即进入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第一期学习，结识了彭湃、阮啸仙等赫赫有名的共产党人。他没想到的是，时代大潮很快就会将自己推上潮头，与彭湃、阮啸仙、周其鉴一道成为广东省四大农运领袖之一。从讲习所毕业后，他出任国民党中央农民部农民运动特派员，又奉命回到花县，建立了中共花县支部，组织农民协会和农民自卫军，开展农民运动。这时，广东区委开始关注与香港毗邻的宝安，决定将黄学增调去打开局面。

一粒灼热的星火，即将被投入宝安漫无际涯的黑暗中。

黄学增刚踏上宝安的土地，就闻到了与家乡雷州半岛上遂溪一样的海腥味，感到很是亲切。然而这里终究不是家乡，人地两疏，地主劣绅猖獗，公开建党的组织，容易遭到他们对抗，组织也很快会被破坏。

黄学增思考了几天，找到同来的龙乃武商量：“我们先以建立国民党基层组织的名义活动，这样工作会顺利些。”“我也是这么想的。你以前在花县有过经验，你拿主意。”龙乃武点头赞同。

两人商量一阵，决定先与各村的士绅搞好关系，随后再与农民接触，在工作中发现优秀分子，介绍其加入国民党，建立国民党的乡区分部；然后，从加入国民党的骨干中培养先进分子，将他们吸收为中共党员，逐步建立各乡党小组；最后成立乡农民协会，掌握基层政权。

计议已定，黄学增与龙乃武开始了“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艰辛之路。他们先从沙井、松岗等乡村开始，每天到村舍地头，与农民拉家常，帮他们干农活，解决生活上的困难，引导他们参加农民运动。到1924年底，他们终于成功发展了第一批党员：麦福荣、麦金水、陈细珍、麦牛、潘寿延、潘国华、潘满容等。这是一串必将刻入深圳史册的名字，每个人身上都漫溢文天祥的浩然正气，流淌着赖恩爵、黄福的不屈血液，而今又有了为天下劳苦大众求解放的马列主义灵魂。

黄学增坚毅的脸上有些疲惫，但每天更忙碌了。一批接一批的党员发展起来，宝安七个区先后有五个成立了党小组。黄学增与龙乃武按照规定，要求党小组每月至少学习一次，讨论时事，掌握政策和斗争方向，提高党员的素质。主讲人则是黄学增、龙乃武等人。每个党小组逐渐成为坚强的战斗堡垒。

1925年2月的一天，黄学增兴冲冲地找到龙乃武，一把将他抱起来：“好消息！”龙乃武从没见过平素稳重的黄学增这么“失态”，一边挣扎着下来，一边笑问：“什么好消息？”

“东征军要打陈炯明了！”黄学增的眉眼涌泉般淌着笑意。龙乃武也好一阵激动。原来，上级传来消息，广东革命政府组建东征联军，兵分多路讨伐陈炯明，其中右路军由黄埔学生军和粤军一部组成，将进攻淡水、海陆丰和潮汕地区。上级要求黄学增等人领导各乡党小组，组织宝安农民支援东征军。

黄学增和龙乃武很快召集各党小组负责人开会，布置了任务。令黄学增意外惊喜的是，广东区委常委兼军事部长周恩来，也以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和东征军政治部主任的身份参加东征，来到了宝安。

2月11日正午，阳光温煦，原野点缀些许茅草的绿意，宝安似乎有了早春的气象。黄埔军校学生队第三队疾如闪电开了过来，驻宝安的陈炯明部队听到风声，还没放一枪，早跑了个精光。随后，周恩来率黄埔军校政治部到达宝安，组织了军民大联欢。老百姓觉得天一下子亮堂了，扶老携幼从四里八乡赶来。一身戎装，浓眉大眼、英气逼人的周恩来稳步跨上主席台，用略带江苏口音的北方官话开始演说：“革命军来到宝安，是为了解除东江人民的痛苦，扫除军阀割据，建立革命根据地。”

这些天，黄学增一直奔波在乡间，组织农民为东征军带路、送信、抬担架、运输物资，错过了与周恩来的见面。周恩来是广东区委负责人，与黄学增早就相识，也清楚他擅长农民运动。多年后的1960年2月10日，周恩来到湛江视察，刚下飞机便对迎接的人说：“雷州半岛有个黄学增同志，在大革命时期与彭湃等是广东农民运动的四大领袖，应当好好宣传、学习。”他还深情回忆了早已牺牲的黄学增的往事。

虽然黄学增没能见到周恩来，但他没让周恩来失望。

1925年4月的一天，县城南头关口三开间三进深的郑氏宗祠陡然喧闹起来，头门、正坊、正堂处处人头攒动，旗帜招展。这是宝安县农民协会宣告成立的日子。党组织几个负责人脸上溢满喜色，在一扇古旧的雕花屏风后碰了一下头，决定由郑奭南、陈芬联和潘寿延担任县农会常务委员，负责农会工作。

农会的主要任务是组织农民，与土豪劣绅和贪官污吏作斗争。为了保证任务的执行，党组织领导农会组建了自己的武装——农民自卫军模范队，营地也设在郑氏宗祠。

黄学增向广东省农民协会汇报了这一盛举，省农协随即派了三名黄埔军校的学生前来帮助训练。黄埔学生带来了正规化经验，自卫军模范队训练班像模像样地开办起来：设有军事课和政治课，每期三个月，一期50人，由成立了党组织的五个区各选派10人，到训练班后要成立党小组。训练班的后勤也安排得井井有条，军装、枪械、膳食由各区农会负责，别的费用则由县农会负责。开办两期后，军校学生被调了回去，训练班只得停了，但已培训的100名学员，回去后都成了宝安农民运动的骨干。

4月27日，黄学增和龙乃武带着宝安的农民代表，前往东莞霄边乡，出席了“东宝两县农民联欢大会”。这是一次农民扬眉吐气的盛会，两个县共来了1000余名代表，还有数百名手执枪支梭镖、威风凛凛的农民自卫军。全场安静下来后，黄学增沉痛介绍了在农民运动中死难的烈士们的事迹，全体代表随即起立默哀。

“扶犁黑手”的农民要翻身，宝安的土豪劣绅坐卧不安，陈炳南、文侣臣和曾亦樵等恶霸仗着手中拥有实力不小的民团，暗地里与官僚勾结，不时欺压农民，破坏农会工作。

“必须狠狠打击一下他们的气焰！”极具岭南特色的郑氏宗祠里，听说又牺牲了农民运动的几个骨干，黄学增一拳砸在面前的桌上。

“我同意！”龙乃武眼里也喷着怒火。

他们找来了郑奭南、陈芬联和潘寿延等几位农会负责人，商量后，决定组织农民自卫军行动，先把陈炳南、陈翼朝的沙井民团打掉。擒贼先擒王，这个民团最反动，陈炳南更是臭名远扬，是老百姓痛恨的劣绅中“三大害”“四大臭”“八大魔王”之首。

命令下达后，农民自卫军连夜向沙井出击，很快将民团包围。陈炳南、陈翼朝望见黑压压的农军队伍，知道大难临头，丢下团丁，乘着夜色溜了，民团随即投降。自卫军惩办了几个有血债的团丁后，将其余人员教育后释放了。其他区的民团听说农民自卫军厉害，躲的躲，逃的逃，多半散去了。只有一区的民团很顽固，依旧公开与农协作对。团长郑鄂廷自认为和国民党的某个官僚有联系，靠山过硬，没将农协放在眼里。县农民协会马上派人送去一封公函，传讯郑鄂廷。

郑鄂廷踌躇了好一阵，终究还是赶到郑氏宗祠，看到农民自卫军人数众多，枪械齐整，甚至还有几门土炮，比自己那几杆枪硬扎多了；门口大队自卫军已整装待发，似乎要去自己的地盘，他脊背一阵发凉，原本挺直的腰杆矮下了三分。郑奭南代表农协与郑鄂廷交涉，严肃地说：“立即解散民团，将民团武器缴交农民自卫军使用，否则后果自负！”郑鄂廷头上冒着冷汗，只得连声应诺，答应回去马上办。

郑奭南干事利索，黄学增很是欣赏，也培养他很长一段时间了，于是正式介绍他加入了党组织。郑奭南宣誓的这天，特意穿上了一件新衣服，面对鲜红的党旗，他感觉自己的血液像南海潮水一样澎湃起来。

7月中旬，广东区委传来指示，成立中共宝安县支部，指令黄学增为书记，黄学增、龙乃武与郑奭南三人为支部委员，支部隶属中共广东区委领导。黄学增一脸庄重地传达这一指令后，与龙乃武和郑奭南一道走出屋子，立在檐下眺望大海的方向。傍晚的霞光铺满天际，海风缓缓吹来，每个人脸上都漾着激动。他们知道，这是宝安第一个党支部，是震响乾坤的一声霹雳，也是暗夜里的一道亮光；她的面前，是重重黑暗与险阻，却也是宝安和工农群众唯一的希望。

“啪！啪！啪……”远处海浪拍岸的声音响起来，不可遏止的大潮就要来了……

如今是顶天立地的人

往日穷人矮三寸哪

如今是顶天立地的人哪

天下的农友要啊翻身啊

自己当家作主人哪

一切权力归农会啊

共产党是我们引路的人啊

…………

这首铿锵激昂的《农友歌》，也是宝安农民们的心声。

宝安县支部正式成立，像过油的柴火，农民运动更旺盛地燃烧起来：1925年8月，罗湖乡、岗厦乡等乡的农民协会召开大会，到场的2000余名会员表决通电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等部门，声援广宁县遭地主豪绅、官僚土匪摧残的农会和死难的农民，要求秉公彻底处理；宝安农军与东莞农军并肩作战，击败陈炯明平日趾高气扬的军阀部队，活捉一位营长，乘胜拿下了云霖、松岗。9月1日，蔡屋围乡农会举行颇有声势的成立大会，祝贺的来宾就有300余人，中共最早的正规武装——铁甲车队队长周士第便是来宾之一。其时，他正率领铁甲车队参加省港大罢工，封锁香港。会上，宝安县支部委员郑奭南当选为主席团主席，与会者慷慨陈词，要求扫除暗杀著名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的不法军队、官僚、政客，为廖仲恺先生报仇。

农军从陈炯明手上拿下云霖，接收了西路联团和警察筹饷局后，国民党宝安县长梁树熊等国民党右派馋得口水长流，眼里发着狼眼一般的绿光，日思夜想夺回来。梁树熊曾做过孙中山军政府的秘书，与曾是孙中山大元帅府副官、时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补充团团长的张我东是老熟人，于是派人登门，恭谨地奉上一份厚礼，请求派兵支援。张我东出身地主之家，早年便凭着殷实的家底留学日本，正对闹翻身的农会恨得牙痒痒，马上答应了。

9月底，张我东想到了一个“奉蒋军长命令”的由头，派营长钟尧光带两个连，与梁树熊会合，杀气腾腾地开进了云霖。又溜回来重建民团的劣绅陈炳南笑逐颜开，屁颠颠地忙着带路，农民协会和农民自卫军因而被团团包围。激战之下，农军牺牲5人，重伤7人，农会住所遭抢劫，村里的农民也有死伤，妇女老幼纷纷逃离家园，到东莞避难。

黄学增闻报，气得额头青筋鼓起，像蜷着几条蚯蚓。他与支部委员龙乃武、郑奭南商量后，决定由县农会出面向省农会紧急汇报。省农会知悉后，当即给国民党中央农民部发出一份口气激愤的公函，要求政府从严查办。当时，国民党中央农民部部长陈公博，是黄学增另一个身份——农民部特派员——的上级，听说宝安云霖惨案后，也很愤怒，马上致函国民政府，要求从严惩办张我东、梁树熊等人。

黄学增想了想，又亲笔给农民部写了一份惨案的详细报告，提出了三点建议：一是拿办团长张我东、县长梁树熊，并解散不法军队；二是通缉劣绅土豪陈炳南等并抄封其家产；三是剿办沙井、大步涌和新桥的土匪民团并解除其武装。报告写完，已是深夜，黄学增毫无睡意，眼前似乎总浮现云霖农民颠沛流离的场景，眼角不觉湿润了。

迫于各界的压力，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军长蒋介石很快给陈公博回信，说同意查办惨案凶手。但这其实是一张空头支票，张我东几个月后竟升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务局高级参议，成为蒋介石身边的红人。梁树熊与陈炳南等人，也依旧每天鱼肉美酒，日子滋润得很。

11月中旬，黄学增设法从虎门带了国民革命军独立团团长张贞派出的一个连，匆匆赶到宝安云霖，准备协助农军惩办陈炳南等人。连长似乎已受到张贞指使，到了云霖，却主张调和，不肯帮助农军。

随后，黄学增组织召开宝安县农会代表大会，发表慷慨激昂的通电，请国民政府明令将宝安全县各乡区民团、乡团和乡巡联团一律解散，并取消广东全省民团统率处。然而这时，一纸调令突然摆在了黄学增面前。因工作需要，他被调离宝安，支部书记一职由龙乃武接任。

他的新任务是回广州，准备出席国民党的二大。龙乃武亲手泡上一杯热茶，给他送行，笑道：“我们一起来的，如今你倒先走了！”

“你肩上的担子更重了！”黄学增笑声里有些沉重。

捧着茶杯踱到窗前，黄学增久久望着一片飘荡的白云，感慨不已：到宝安一年多，时间不算长，却走遍了这里的山山水水，熟悉了每一寸土地；宝安依旧暗潮涌动，农民们离彻底翻身还有很长一段艰辛的路程，好在党的支部已经成立，众多党员已经慢慢成熟起来。“宝安，我一定还会来的！”黄学增右手暗暗握成拳，在心底呐喊。

1926年1月，广州的冬天依旧温煦如春。文明路一幢房屋里，主宾四人围桌而坐，桌上是热气漫腾的茶。

这是中共广东区委驻所。新任宝安支部书记的龙乃武与支部委员郑奭南远道而来，蒙尘的脸上有些拘谨。广东区委组织部长穆青和农民部长阮啸仙笑意盈盈，连连说：“喝茶，喝茶！”

龙乃武喝了一口茶，开始汇报宝安党的活动和农运情况。穆青听得很仔细，不时点着头，还在笔记本上认真记录。听完，他说：“今后要重视巩固工作，重精不重多，同时要促进区党委建立，根据形势发展，进一步建立县党部为全县领导中心机构。”

郑奭南与阮啸仙是老熟人，去年在广州参加省港大罢工时便认识了。阮啸仙还引荐他认识了国民党中央农民部秘书罗绮园，郑奭南随后担任农民部干事、特派员，尔后被派到宝安工作。阮啸仙端详着成长起来的郑奭南，脸上挂着微笑，说：“斗争锻炼人嘛！你看起来比以前老练多了。”随后，他望着龙乃武与郑奭南，叮嘱说：“当前，苛捐杂税是人民最讨厌的东西，争取民心，首先要提出反苛捐杂税。其次，要进行减租减息活动，还要部署打倒贪官污吏，打倒恶霸地主等斗争。”

回到宝安，龙乃武和郑奭南召开了支部会议，传达了上级的指示，各项工作随即紧锣密鼓地开展起来。

党支部首先向横征暴敛的国民党驻军开刀，严肃约见宝安驻军少将旅长司徒非，要求取消防务费。驻军以启征税的名义，常年向商人征收防务经费，把商店分为大小二级，大者月缴30元，小者20元，一年分两次缴清，迟缴者则封铺拉人，勒索更多。与此同时，他们还随意抽剥街头巷尾的小贩，闹得鸡犬不安，老百姓怨气冲天。

司徒非觉得自己是堂堂少将，兵强马壮，根本没把龙乃武等人放在眼里，依然我行我素。党组织随即领导县农会发动群众游行示威，同时把启征税扰民的情况写成详细的报告，呈报给了国民党中央党部，请求制止征收。其时，国民党中央党部由国民党左派掌握，清楚这是典型的苛捐杂税，马上给司徒非发了一道严令，要求其撤征，同时颁发布告，规定凡是未经中央财政部批准的，不得巧立名目，横征暴敛。司徒非不敢对抗中央党部，只得悄然停止了收取苛捐杂税。

宝安境内山地多，耕地少，多是自耕农半自耕农，一年净获一百石的大地主不多，佃农、雇农也少。宝安县支部实事求是，没有按照上级要求明确提出减租减息口号，只是将一些被土豪劣绅霸占的房族公田收归农民集体所有。

然而，黄贝岭村几个土豪劣绅操纵房族公田，公然抵制减租。县农会当即派出一队荷枪实弹的农军，拘捕了他们，劣绅们受到惩罚后才老实了。一个叫张大进的恶霸平素作恶太多，引起的民愤极大，在农民强烈要求下，县农会将其枪毙。碧岭村少数地主打算抗拒减租减息，农会马上派出100多名会员包围了他们的家，地主吓得肝胆俱裂，只得低头。

农民们看到了农会的威力，也尝到了减免苛捐杂税和减租减息的甜头，纷纷加入农会。全县有6个区建立了区农会，94个乡建立了乡农会，会员人数达13759人，在广东省各县中居第10位。

1926年3月，按照上级的要求，宝安县党支部撤销，成立中共宝安县党部，龙乃武为县党部负责人，龙乃武、郑奭南、潘寿延为常务执委。县党部设在县城南头关口郑氏宗祠，隶属中共广东区委领导。县党部的主要任务是发动群众继续援助正在进行的省港大罢工，开展减租减息、反对苛捐杂税、打倒贪官污吏和豪绅恶霸的斗争。随后，宝安所属的几个主要的区也相继建立了区党部，陈绍芬、梁永康、庄泽民、曾发、文展朝等人担任各区区党部书记，成为基层骨干。

1927年初，宝安的党员发展到了近百人，近百粒星火散布在了南海之滨。因为党组织的力量增强和领导机构的健全，农会几乎完全掌控了全县政治。封建地主往日的特权被取消，就连国民党县长邓杰做事，也得低下往日高傲的头，报请农会许可才行。从前是牛马的宝安老百姓，有了共产党这一“引路的人”，终于翻过身来当家作主，千百年来第一次成了“顶天立地的人”。

他们又继续战斗了

1927年6月，宝安的酷暑似乎来得早，也来得猛，燠热的空气里弥漫着尸身腐臭的味道，令人窒息。这天，楼村陈氏宗祠（廷养二公祠）里，郑奭南一脸苍白，眼里布满血丝，焦急地走来走去。古旧的青砖瓦房檐前，几只鸣蝉在树叶间聒噪。他更觉烦闷，走过去朝树身狠狠踢了几脚，聒噪消停一会，刚走开，声音又响起来。

像这个季节骤然而至的暴风雨，风云变化太快了。正当宝安工农运动如火如荼时，两个月前，蒋介石突然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向昔日的战友举起了屠刀，杀害大批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国共合作破裂，大革命失败。广州国民党当局紧随其后，发动“清党”，宝安随即重坠暗夜中，国民党宝安县县长邓杰率警察围剿农民自卫军，外逃的土豪劣绅和民团也卷土重来，四处屠杀农会骨干和共产党员。县党部负责人龙乃武出走香港，农会也自行解散。“黑云压城城欲摧”，形势危急，郑奭南当机立断，将党的所有证件迅速销毁，撤退到楼村的陈氏宗祠。他通知几个区的农会负责人今天来开会，但时间过了许久，还有两人未到，他异常担心他们的安危。

好在他的担心是多余的，两个人甩掉尾巴到了。郑奭南主持会议，看了一眼大家，沉痛地说：“同志们，形势很严峻，外面情况一无所知，我们一定要时刻保持警惕，各区农军要实行武装戒严。以前与上级的联系由龙乃武同志负责，现在他离开，我们失去了中心，要派人到香港找广东特委常委陈郁汇报情况。现在大家讨论一下，谁去合适？”

“我去！”工运干事兼区党部书记陈绍芬响亮地回答。他解释说，自己是南山村人，做过海员，与陈郁是同乡，又曾在一起工作过，两人关系密切。

大家纷纷赞同，觉得这个艰巨任务非陈绍芬莫属。郑奭南微笑点头，又担心地叮嘱说：“一路注意安全！”

一个星期后，陈绍芬不负所托，带回了陈郁代表特委的指示：县党部改组为县委，隶属广东特委领导；郑奭南任县委书记，郑奭南、麦福荣、陈义妹、张丽川、陈细珍为县委委员。

特委还要求，宝安县委要部署潜伏活动；鼓动农民起来进行有计划的暴动；在农会农军已受残害、工作艰难的地方，设法组织农民进行秘密工作；在深圳河附近设立交通站，以利交通联络。

这是大旱中的及时雨。郑奭南心情格外好，马上召集县委委员开会，传达了上级指令，安排落实各项工作，最重要的是重整农民自卫军，准备武装斗争。被反动派扑下的火焰，又在海风劲吹下红光闪烁，即将重新毕毕剥剥燃烧起来。

1927年11月，郑奭南接到一道命令：赶到东莞常平周屋厦村，出席东莞、宝安两县领导人联席会议。他连夜出发，见到了主持会议的中共广东省委候补委员赵自选。两人寒暄后，赵自选说，为配合广州起义，东宝两县要共同组织一支工农革命军，有没有困难？郑奭南很兴奋：“太好了！宝安方面没问题！”

会议召开的当天，成立了东宝工农革命军总指挥部。指挥部顾问为赵自选，蔡和平与郑奭南分任总指挥、副总指挥。返回宝安后，郑奭南很快从农民自卫军整编出一支精干队伍，组建了2000余人的工农革命军。

这年12月，继南昌起义、秋收起义之后，广州起义即将打响，广东省委派人紧急赶到楼村的宝安县委驻地，指令宝安工农革命军在12月13日前赶到深圳墟，会合铁路工人夺取火车，然后坐车直奔广州，接应起义。县委立即从山厦村抽调200多人，由郑奭南、潘国华等人带领，火速向深圳墟进军。但他们气喘吁吁，按期到达梅林径时，被铁路工人告知，广州起义已于两天前提前举行了。

情况突变，部队何去何从？望着北方火红的天空，郑奭南陷入了沉思。其他几个负责人的情绪相当高，说：“革命军眼下士气高涨，深圳墟近在眼前，而反动军队力量薄弱，仅有区署、警局，应乘机拿下来。”郑奭南想了想，断然说：“我同意大家的意见，改变原计划，攻打深圳墟和县城南头，呼应广州起义！”

12月14日，晓雾初歇，“砰”的一声号令，工农革命军战士像出击的鹰隼，分四路突破深圳墟四座墟门。郑奭南亲自带队冲进反动警局，区长兼警察局局长陈杰彬还没回过神来，已被黑魆魆的枪口顶住了脑门，只得垂下头，沮丧地举起了双手。另外两个警察也赶紧效仿，只有隔壁房间一个警察举枪想抵抗，被眼明手快的革命军战士一枪击毙。打扫战场后，郑奭南下令撤出深圳墟，转移到乌石岩。另一路攻打县城的革命军未能按设想拿下，也退到了这里。国民党县长邓杰随即带重兵前来报复，烧毁了县委驻址陈氏宗祠，枪杀了一些革命群众。

省委得到宝安起义的报告后，给宝安县委来信，指出起义狠狠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但也存在两个错误：一是起义没有具体计划，而且没有发动群众；二是没有在群众中宣传和实行土地革命。

1928年2月23日，根据广东省委指示，宝安县委在燕川村召开全县党代表大会，19名代表躲过明岗暗哨，从白色恐怖中的各个角落赶来。郑奭南宣布开会并作党务报告，省委巡视员阮峙垣作政治报告，传达省委指示精神，总结了攻打深圳墟的经验教训。

大会一个重要任务是加强党的领导，改组了宝安县委，县委书记由省委指派，指派前由郑奭南代理。会后，各区区委也进行了改组。同时，县委设了5名巡视员，到各区督促工作和培训新党员。经过整顿，宝安局面又焕然一新，增添了不少新鲜血液，全县有了197名党员。

新的县委根据省委要求，决定再次发动起义。1928年4月，县委制订了“宝安起义计划”，任务是响应东江各县起义，造成东江割据局面；实行宝安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的宝安。广东省委批准了计划，特别指出，起义中要积极发展党员，每个乡都要建立党支部。

4月19日，离开宝安多时的黄学增回来了。他受广东省委之命，前来指挥起义。踏上这片在白色恐怖中不屈的土地，他有些激动，也颇感压力。相比三年前，宝安党的力量增强了，但敌人变了，从旧军阀变为了新军阀，不变的是工农群众头顶的暗夜与枷锁。

“我们现在好比一块小石头，蒋介石反动派好比一口大水缸，但总有一天，我们这块小石头，一定要打烂蒋介石那口大水缸！”黄学增想起了在省委听说的秋收起义中毛泽东的话，他与毛泽东早就相识，似乎又听见了那熟悉的湖南口音，脸上蓦地浮出了笑容，胸中似乎也有了一团火在燃烧。

这次起义准备充分，又有黄学增亲临指挥，但战斗打响后，没能得到惠阳、东莞等地计划中的配合，力量强大的敌人又疯狂反扑，起义最终失败。不过，党在乡村的影响力扩大，被唤醒的农民冒着生命危险，毅然向组织靠拢，全县党员发展到了280名。

这些天，黄学增一直没有睡过囫囵觉，连脸上的硝烟味也顾不上稍稍擦洗。起义虽然失败，他没有丝毫的沮丧，眼神反而更加坚毅起来。

“我们再来一次起义！省委也有这样的指示。”黄学增找到宝安县委负责人商量。这时，郑奭南已调离宝安，县委工作由麦福荣、陈义妹与张丽川负责。他们也憋着一股火，马上兴奋起来：“请你谈谈设想。”

黄学增来到桌上摊开的地图前，分析了敌我形势，说：“我们可以在五区发动起义，然后向三区发展。”麦福荣等人点着头，马上召开会议，决定集中武装，由黄学增指挥，再给敌人狠狠一击。

然而，听到风声的国民党军先发制人，联合地主民团抢先包围了五区的新围，将周家村、楼村一带的民房点燃，熊熊大火烧了几个晚上。县委和黄学增为了保存力量，被迫撤出新围，起义无奈中止了。

这时，井冈山已有了毛泽东、朱德领导的红军队伍，省委传来新的计划，决定将宝安与东莞的一部分武装联合起来，“实行宝安游击战争，于最短时间反攻第五区，做成第五区的割据”。但国民党反动派调集重兵，将仅有300来人的工农武装包围在宝安与东莞交界的东山，队伍苦战后被打散，幸存者奉命疏散到香港新界等地候命。

随后，黄学增被广东省委调往海南岛工作，县委负责人也先后撤离。宝安的武装斗争被迫终止，党组织活动也几乎停顿，农会多半解散。

然而，宝安的地火一直在奔涌。

平湖山厦村党支部在一片荔枝林中的“干打垒”小屋里诞生。大革命失败后，只剩下了12名党员，支部书记严仲喜派人到香港找到上级联系，带回了一笔活动资金。上级还派人前来山厦，帮助建立联络点。

为了麻痹举着屠刀的敌人，利于长期隐蔽，严仲喜想到一个妙计，将山厦农民协会改为“牛会”。“牛会”平素互帮互助，若失去一头牛，其他会员便每人凑四角钱买牛给失主。会员们在无边的黑夜中互相支撑与慰藉，等待黎明的重新到来。中央交通局和省委还在这里建立了秘密交通站。交通站别出心裁，采取流动形式，不固定地点，躲过了无数明枪暗箭和狂风骤雨。

山厦党支部成为扑不灭的星火，像凄冷夜空里的一颗莹亮的启明星，温暖着南海边的千家万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