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语

最后，笔者将本章的主要结论概述如下：

《汉志》所载西汉行政区划具有明确的时代断限：汉成帝元延三年。以元延三年九月行政区划资料为基础编制的政府版籍是《汉志》所录县、道、侯国名目的主要来源。而《汉志》后序载录的县、道、侯国统计数字得自汉成帝绥和二年的全国《集簿》，与《汉志》载录县、道、侯国名目并不吻合。《汉志》实际上是由平帝元始二年各郡国的户口簿、成帝元延三年各郡国的行政版籍，成帝绥和二年全国《集簿》三份不同断代的资料拼凑而成，因此《汉志》户口数字、所辖县道侯国名目、县道侯国统计数字皆无法对应。一些学者利用《汉志》后序所载县、道统计数字而进行的县目、道目辑补工作，其研究思路有重新检讨的必要。

通过对《汉表》的梳理，可得元延三年的侯国数目为225个。不见于《汉志》的利昌、怀昌、卑梁三侯国，与见于《汉志》却不见于《汉表》的敬丘、良乡、瓡三侯国可能存在对应关系，不能用《汉表》、《汉志》存在缺漏的说法作以简单的解释。

西汉末年的侯国地理分布具有明显的地域特征。三辅、边郡、王国地区均无侯国分布。侯国只分布在“内郡”范围内，其空间分布极不均衡。太行山、函谷关以西的关西地区以及河南郡、河内郡没有侯国分布。关东地区以桐柏山、淮河为界，几乎所有的侯国都分布在此界线以北。而桐柏山、淮河以北的侯国又呈现出围绕王国密集分布的态势。西汉末年侯国地理分布格局的形成，与武帝以来地域控制政策的推行有关，乃受到政治地理因素和经济地理因素的双重作用，其中受政治因素的影响更为强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