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西汉文帝年间，薄太后与汉文帝宠爱太子刘启和梁王刘武，天下皆知。

两位皇子慢慢变得有些飘飘然了。一次，太子与梁王同乘一辆车入朝，到了皇宫外的司马门也没有下车，要长驱直入。按照制度，除了皇帝以外，其他人没有特许是不能在皇宫内乘车的。但是，大家一看车上坐着的一个是太子，一个是梁王，谁也不敢多事，眼看着车驾就要进入皇宫了！

突然，有一个官员冲上前来，张臂挡在车驾的前面。这个人是谁呢？他就是张释之。

张释之，河南南阳人，汉文帝时期出仕为郎官，逐步升迁，当时担任公车令，是管理朝廷车辆、承担部分接待工作的中级官员。见太子与梁王违制，他主动飞奔上前，阻止他们进宫。太子车驾紧急刹车，惹得太子刘启和梁王刘武很不高兴，喝问张释之：“你是何人？胆敢阻拦我们的车辆？”张释之不卑不亢地回答：“臣是公车令，两位殿下不能进去！不仅不能进宫，且犯了在皇宫门外不下车的不敬之罪。臣要奏报皇帝，惩罚两位殿下。”

太子和梁王生气了，心想：小小的公车令，竟然不让我们入宫，还要惩罚我们！真是天大的笑话。这两个血气方刚的年轻人，硬要闯进宫去。张释之就张开双臂，用身体挡在太子车驾的前面，拼死不让车驾入宫。一方是非进不可，另一方不仅不让、而且还要治罪，双方僵持在司马门门口，成了轰动皇宫内外的特大号外！

薄太后很快知道了这件事。自己的爱孙和儿子的大臣，在家门口怄气，闹出了这么大的动静。这还了得！老人家把汉文帝叫过来，斥责说：“现在事情闹成了一个笑话，你这皇帝怎么当的？”汉文帝是一个头脑清醒的皇帝。他摘下冠冕，陪罪说：“怪我教导儿子不严。”也就是说，汉文帝承认此事的根源是自己的两个儿子违反了朝廷规章制度，乘车擅入宫门。公车令张释之可能在工作方式方法上有所不当，但占了理。最后还是薄太后派使臣带着太后赦免太子、梁王罪过的诏书赶到司马门门口，宣读了诏书。有了特许，张释之按制让步，太子、梁王这才进入宫中，僵局得以破解。

这件事情充分展现了张释之不畏权贵、执法如山的品质，坚持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公平公正是一个理想的口号，在实践当中会遭遇很多障碍险阻。检验一个执法者是否公正执法，不是看他的口号喊得如何响亮，而是要看他面对艰难险阻时，能否冒着风险，甚至不顾个人安危，严格按照规章制度来办事。张释之的过人之处在于，他完全可以看着太子和梁王驾车长驱直入皇宫，反正太后和皇帝都宠爱这两个年轻人，事后也不会追究底下的官员不制止车辆入宫的责任。但是张释之没有坐视不管，而是依法办事，迎难而上，挫了太子和梁王骄横的势头。而汉文帝的过人之处就在于，他从这件事看出了张释之刚直的性格和公正的执法，非但没有为难张释之，还很快提拔他做了中大夫，之后又拜张释之为廷尉。廷尉是九卿之一，是西汉主管司法的最高长官。

不久后，汉文帝出巡经过长安城北的中渭桥。御驾行进过程中，突然有一人从桥下横冲而出，御驾的马匹受了惊。汉文帝大怒，命令武士逮捕惊扰御驾之人，交付廷尉审理。

张释之审讯惊驾之人。那人说道：“我是长安乡下人，听到了皇帝出巡、禁止行人通行的清道命令，就躲在桥下。过了好久，我以为皇上的队伍已经过去了，就从桥下走了出来，结果一下子看见了皇帝的车队，吓得马上逃走。”他这一跑，反而惊动了御驾马匹。审理之后，张释之判决此人触犯了清道禁令，应处以罚金。他据此奏报了汉文帝。

汉文帝怒道：“此人惊了我的马，幸亏御马驯良温和，假如是烈马，说不定就把我摔伤了。可是，廷尉为什么才判处他罚金呢？”张释之解释说：“法者，天子所与天下公共也。制定法律是让天子和百姓共同遵守的。法律规定，违反了清道禁令，只要交纳罚金就可以了。如果要加重处罚，就是公开违法，那么法律就不能取信于民了。如果是那样，陛下派人直接杀了惊驾之人就行了，还需要法官干什么？现在，既然陛下把人交给廷尉审理，就得依法审理。廷尉是天下司法的表率，如果都不遵守法律，那么天下司法者就会随意执法。老百姓岂不是更加手足无措？愿陛下明察。”

汉文帝思索后，不得不说：“廷尉的判处是正确的。”汉文帝再一次表现出了对法律的尊重，头脑还是清醒的。那么，他会继续支持张释之，接受张释之的严格执法吗？

不久又发生了一件涉及文帝的案子。有一个盗贼因偷窃高祖庙神座前的玉环而遭逮捕。汉文帝出离愤怒。高祖庙是祭祀汉文帝的父亲、汉高祖刘邦的神庙。中国古代讲究孝道，皇帝宣扬以孝治天下。古代法律对于侵犯坟墓、祭品等的犯罪行为往往加重处罚，对于侵犯皇室宗庙的犯罪行为更是顶格处罚。如今这个盗贼，竟然偷到皇帝父亲的庙里去了，真是胆大包天。这个案子又交给了廷尉治罪。

张释之按偷盗宗庙服饰器具之罪，判处盗贼死刑，奏报汉文帝。

汉文帝勃然大怒，骂张释之：“盗贼无法无天，竟偷盗先帝庙中的器物！朕交给廷尉审理的目的，是要将他灭族。而你却一味拘泥于法律条文，只判处他死刑。这不是我恭敬奉承宗庙的本意。”

汉文帝的这段话，很值得玩味。之前车驾直入司马门和百姓冲撞御驾两件案子，虽然都和皇家有关系，毕竟和汉文帝本人关系不大，没有对他的心理造成太大触动。偷盗汉高祖刘邦神庙物品的案子，则直接刺痛了汉文帝的神经，伤害了他对父亲的感情。所以，汉文帝的反应远远大于前两个案子。他给盗贼预设了判决结果，那就是族诛！汉文帝把盗贼发给张释之审讯，其实是让张释之“领会圣心”，给自己的意思披上“合法”的外衣。可惜，张释之偏偏就没有领会汉文帝的意图，而是严格按照法律行事，判决盗贼死刑，余者不问。在之前的两件案子里，张释之这么做，汉文帝觉得他执法公正，现在就痛骂张释之“拘泥条文”、违背孝道原则了。

在高祖庙盗窃案中，皇帝的意图和张释之个人的意志从一开始就缠斗在了一起。这是古代每一个司法官遇到的最糟糕的情况。皇帝是帝国立法的最高来源，并且拥有现行法律的最终解释权。皇帝的意识何其强大？一般的司法官在皇帝的意志面前，无不战战兢兢，唯皇帝的旨意是瞻。

传统中国社会是一个“身份社会”，身份决定人们的社会地位、利益分配和言行规范。而决定一个人身份的主要因素是与权力的远近。财富、知识等并不必然导致一个人身份的改变。比如，土财主再有钱也还是土财主，除非他用钱财交换一官半职；穷书生空有满腹诗书也还是穷书生，除非他能够科举及第。权力在古代社会占据重要角色。在影响司法公正的诸多因素中，权力的力量要大于财富、学问等因素，官员比商人更有可能干预司法。我们返回过去看古代的诸多判案，不难发现干涉司法、影响判决的往往有王公大臣、达官显贵的身影。而这些身影延长线的交集汇合成一个点，那就是——皇帝。官员也好，亲贵也好，他们之所以能够干预司法，根源在于分沾了皇权的光彩。反过来，如果皇帝撤回了对他们的信任，或者皇帝直接插手司法，王公亲贵就要靠边站了。

在高祖庙盗窃案中，汉文帝就直接干预司法，要强硬贯彻自己的意图。他对张释之依法办案非常不满。张释之怎么办呢，是妥协屈从，还是坚持己见呢？只见张释之脱了冠帽，叩头谢罪，然后说道：“陛下，依照法律，盗窃宗庙财物者死，不用株连家族。况且在罪名相同时，也要区别犯罪程度的轻重不同。如果现在偷盗宗庙器物的人就要处以灭族之罪，万一有愚蠢的人挖了长陵的一捧土，陛下又用什么刑罚惩处他呢？”的确，现在皇帝怒火中烧，把偷窃器物的人就族诛了，那以后有人犯了更严重的罪行，该如何处罚呢？

汉文帝在火头上，当场没有采纳张释之的意见，君臣不欢而散。汉文帝到后宫，和母亲薄太后谈起了这件事。母子交换了意见，汉文帝最终同意了张释之的判决。张释之顽强地抵抗住了皇帝的意志，没有滥加杀戮，取得了一个不大不小的胜利。当时，中尉周亚夫、梁国国相王恬开等人看到了张释之执法如山、处事公正，都和他结交为亲密朋友。张释之由此得到了天下人的称赞：“张释之为廷尉，天下无冤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