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权与法的缠斗

法者，治之端也；权者，政之始也。

治国之道，首在立规矩、定制度。规矩与制度，就是“法”。《礼记》有云：“君子行礼，不求变俗，祭祀之礼，居丧之服，哭泣之位，皆如其国之故，谨修其法而审行之。”君子处事求变通，身处哪个地方就要遵循该处的“法”来规范言行。司马光在《与王介甫书》中谈及：“言利之人，皆攘臂圜视，炫鬻争进，各斗智巧，以变更祖宗旧法。”此处的“祖宗旧法”是彼时变法正反两派争论的焦点，是朝廷的规章制度，是一切规范性的内容。

传统中国之所以能在几千年的历史洪流中保持强大的生命力，就在于其中蕴含稳定的价值体系和制度架构。内含其中的一大遗产，便是权与法的相爱相杀。

权与法在中国传统社会有着特别紧密的联系，又不时爆发矛盾与对抗。

首先，权与法纠缠共存几千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权是法的制定者，皇权是历代制度的最高制定者，君主具有绝对的司法权力。官员是皇权的分沾者，在辖区、辖务内具有不容置疑的司法实权。同时毋庸讳言，传统社会深受“权本位”思想的影响，传统社会的特权文化思想存在于整个社会中，对司法制度和社会意识形态以及人们的行为模式都有重大的影响。这种权与法的共存，在人心，在微观，藕断丝连难以切割。而在操作层面，权与法同样难舍难分。绝大多数朝代的地方官府并没有职业法官，司法审判工作由行政长官执行；即便有职业法官，也要听从行政长官的指挥。司法与行政未能泾渭分明，自不待言。

法是为了维护立法者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哲学，本意是捍卫权力。严格执法，理论上是为了遏制权力的自我戕害。权力违法违规操作，官吏为非作歹，会威胁统治的稳固，伤害到制度本身。法对权的维护，是两者共存关系最深层的体现。谋反大逆及危害统治的紧急事件，古代官员“便宜”行事，对犯者法外治罪，是允许的，而且是必须的。相反，严格“依法”处置造反谋逆等类似罪犯，反被认为迂腐懦弱，甚至是要受处分的。

其次，权与法冲突不断，你碾压我，我制约你，斗得不亦乐乎。

大体而言，权对法形成碾压态势。西汉张释之铮铮有言：“法者，天子所与天下公共也！”此言道尽了独立与公正的司法理想。古代多数权与法的争执，情节相似，核心都能回到此言的立意。遗憾的是，权力的阴云始终笼罩在规章制度之上。这一点在本书的诸多案件中都有体现，比如张蕴古案导出的死刑核奏制度，郭恒案深层埋藏的朱元璋的集权需求，还有严世蕃案中大臣对皇权的投鼠忌器。本书宇文融括户一案中，皇帝绕开正常官制，随意处理政务，视规章制度于无物。官僚集团只能把矛头对准宇文融之流，对皇权的蛮横霸道无可奈何。皇权之外的官员干涉司法、枉法营私之案，更是不胜枚举。从秦汉至隋唐，再到明清，历朝集权程度在曲折中螺旋式上升，“法者，天子所与天下公共也”越来越成为梦想。

最恶劣的是，权力碾压法律，任意解释法律、塑造案情，把案件当作权力斗争的工具。本书中阿云案就是北宋王安石变法的前哨战，对案件的理解、对适用法律的选择成了官员站队的标准；郭恒案则成了朱元璋整肃权力、加强集团的切入点，此集与胡惟庸案、蓝玉案一起构成了明朝初期政治风暴的风眼。

权力掌握者也深受其害。明清时期，所有的案件或纠纷，都是由层级分明的文官集团在处理。他们并非职业法官，加上缺乏监管，法律自由裁量权极大，案件的处理既赋予文官集团巨大的实权，也给他们压上了沉重的包袱。本书中诸多案例，都可以看到大权在握的官员们被制度压得喘不过气来的“影子”。权力越强势，权力使用者的责任和工作量就越大。

法依附于权力而存在，但也对权力有相当的制约。制约主要来自两个方面：

一方面是制度设计制约权力胡乱作为。有如前述，对于危害权力的枉法胡为，制度与法都是要限制的，是要纠正的。传统政治制度包含悠久丰富的监察遗产，上级对下级有监察之权，专门的监察机构（譬如台谏系统、巡按制度）不仅察吏，还能谏君。刚正清廉的御史形象往往是民间戏剧中不可或缺的角色，寄托了大家美好的期望。

另一方面来自宏观层面的相互制约。传统社会中的权力渗透到社会的方方面面（思想观念、宗族、乡绅、宗教、行会等），汲取各种力量维护统治。这是权力干涉一切的例证。然而，借力不是单方向的。本书中的孝子案就提出了为父报仇的难题，一边是法，一边是情，官民都更倾向于情。国人常言“天理人情国法”，情理在国法之前。具体到孝子案，朝廷既然宣扬以孝治天下，遇到孝子杀人，可不就是左右为难了吗？权力既然想借助思想观念、乡绅、宗教等力量，后者也会反作用于权力。还是以传统社会发展成熟的明清时期为例，乡绅阶层协助地方政府治理乡村，沟通官民。可乡绅毕竟不是官员，也要兼顾当地百姓的利益，当地方政府有违法乱纪行为时，乡绅阶层就站到了地方官的对立面。乡间高举的意识形态旗帜、列举的乡规族约，都能成为制约地方官的武器。

这就好比枝繁叶茂的丛林，有参天大树，也有灌木与野草。花草树木共同组成了丛林生态，离开了灌木花草，大树也不能长得高耸入云。权与法的关系，也是如此，共存共生且相互制约。

体系中最活跃的核心要素是人。再崇高的制度设计、再美好的司法理想、再公正的执政举措，离开了执行者的贯彻落实，永远只是虚言与空文。在传统中国，这些执行者是王公大臣、州县下僚，更是幕僚师爷、刀笔小吏。他们的心态与素质，决定了体制的温度与司法的质量。遗憾的是，历朝历代的制度设计不是过分高估官员们的道德素养，就是过分调低了官僚群体的生活待遇，加之集权体制下的责任下压、权力上收，导致官员集团行政难度巨大，动辄获咎受责。明清行政的一大实际是：胥吏差役们掌握实权，他们常年盘踞衙门，无级无品也无俸禄，却精通律例熟悉民情，欺上瞒下，枉法营私。执行者的种种突围之举、谋生之道，冲击着白纸黑字的规章制度，演绎出了光怪陆离的景象。本书对此多有描述，比如驿站案、失印案、德清案等案子当中官吏们的“表演”，很难说谁就是大奸大恶之人，背后总有制度设计与个人实际之间的脱节，有浑浊的大环境导致的随波逐流，阳光一旦照进浑沌，罪责立降。书中的假照案、窃银案，将古代官府实践中的匪夷所思情形放至最大，让后来者在目瞪口呆之余无不感叹体制对人的污染、对真相的扭曲。本书最后一章“滑书吏”，通过当事者的笔记，还原清朝后期吏部书吏弊案，表现清朝“本朝与胥吏共天下”之中的种种伎俩与应对。老百姓对“权与法”关系的感触，就是从这些实况中累积而成的。

执行者的胡作，背离了制度初衷，最终损害的是高度集权的君主制。历代帝王对发现的违法违规案例，态度鲜明地加以严惩。尤其是本书论及最多的清朝，皇帝对官员枉法、贪腐等案件历来是从严从重从快处理。问题是，即便是在反腐肃贪最为严厉的清朝，贪腐情况非但没有杜绝，反而愈演愈烈。其中根源在于，帝王迷信自身体制，对暴露出来的案件拒不承认是制度性问题，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皇帝仅仅织密制度的罗网，而不是塑造一支积极正面的官员队伍；不是避重就轻，就是装聋作哑。而要塑造人心，必然要变革体制。

本书的诸多案例，徜徉在衙门、官吏、制度、律令、习俗之间，解析陆续暴露的大小事件，试图触摸历史的深处内涵。局外人说闲话，世上无难事；后来人说闲话，古今无完人。笔者始终认为，只有设身处地、置身历史情境才能对历史多一份理解、多一份感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