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语
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周人最终打败了商王朝，周文王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周人在周文王时期进行了一系列军事扩张活动，主要集中在关中、河南和山西地区，《容成氏》记载的九邦是这些地区中商王朝势力的代表，因而成为周人征伐的对象。周文王的征伐活动首先从周原后方的密须氏开始，平定密须氏也就稳定了周原的大后方，姞姓密须氏被消灭后，姬姓的周人代之进行统治，周人因而可以专心进行东扩。周人要想灭商，仅凭周原作为根据地是难以完成的，必须东进占据整个关中地区，这就与丰、镐和崇发生了激烈的冲突，周人最终取得了胜利，这是周人灭商重要的一步；周人占领关中地区后，继续向东推进，这时河南、山西地区成为争夺的主战场，以
、鹿、邘、郍、黎为代表的商人势力与周人展开了激战，周人最终取得了胜利，为灭商奠定了坚实基础。《容成氏》的记载表明周文王不仅拥有“至德”，其背后还有周人强大的武力支撑以及正确的军事扩张策略，这显示出周文王亦是一名杰出的军事家。
[1]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青年基金项目“出土材料与西周王朝西北治理研究”（18YJC770029）和陕西省社科基金项目“关中地区周秦文化的传播及影响”（2015H008）的阶段性成果。
[2] 阮明套，西北大学历史学院。
[3] 《论语注疏》卷8《泰伯》，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第2487页。
[4] 顾颉刚：《讨论古史答刘胡二先生》，《顾颉刚古史论文集》卷1，北京：中华书局，2011，第252页。
[5] 裘锡圭：《新出土先秦文献与古史传说》，《中国出土古文献十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第19页。
[6] 马承源主编《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第283～289页。这里的简序和释文参考了孙飞燕《上博简〈容成氏〉文本整理及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第113页。
[7] 《容成氏》篇的学派属性学界有较多讨论，可以参看单育辰《新出楚简〈容成氏〉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16，第285～287页。
[8] 九邦中的密须氏与商王朝的关系较为疏远，其与周族的矛盾似乎与商王朝无涉。
[9] 周文王的历史形象在战国时期已经出现分歧，《容成氏》篇作者应该是明显觉察到了周文王行为的“叛乱”性质，这和顾颉刚先生的见解是一致的。但是《容成氏》篇作者为了维护周文王的形象进而建构了一种新的历史书写以符合其历史观念，而顾颉刚先生则尽力揭示了这段历史。顾颉刚先生比《容成氏》篇作者更加忠实于历史事实。
[10] 《史记》卷4《周本纪》，北京：中华书局，2013，第153页。
[11] 司马迁在描述周文王的活动时用了“西伯阴行善”一句话（《史记》卷4《周本纪》，第152页），这可谓是匠心独运，说明一方面周文王仍然“服事殷”，另一方面周文王实际上在从事着灭商活动。周文王的征伐活动均应作如此解。
[12] 《毛诗正义》卷16，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521页。
[13] 《毛诗正义》卷16，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521页。
[14] 顾颉刚、刘起釪：《尚书校释译论》第2册，北京：中华书局，2005，第1048页。
[15] 《尚书正义》卷10，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177页。
[16] 《毛诗正义》卷16，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522页。
[17] 《史记》卷4《周本纪》，第151页。
[18] 《毛诗正义》卷16，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526页。
[19] 《容成氏》篇作者认为周人攻打下丰、镐是靠周文王的德行，丰、镐之民听闻周文王所言“吾所知多廌（存）。一人为亡道，百姓其何罪”后便投降周文王，这过于儒家理想化色彩，极像孟子说的“仁者无敌”，而实际情况可能并非如此。
[20] 马承源主编《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二），第286页。
[21] 陈剑：《上博楚简〈容成氏〉与古史传说》，《战国竹书论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第76页。
[22] 郭沫若：《卜辞通纂》，北京：科学出版社，1983，第13页。
[23] 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北京：中华书局，1988，第257页。
[24] 马承源主编《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二），第286页。
[25] 单育辰：《新出楚简〈容成氏〉研究》，第252页。
[26] 许维遹：《吕氏春秋集释》，北京：中华书局，2009，第475页。
[27] 刘树满：《中国古代青铜器整理与研究·晋南地区卷》，北京：科学出版社，2016，第4页。
[28] 马承源主编《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二），第286页。
[29] 马承源主编《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二），第286页。
[30] 马承源主编《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二），第287页。
[31] 若是崇在河南嵩县北，根据李零先生的判断，鹿亦在河南嵩县东北，则又出现了崇、鹿在同一地区的现象，按照李零先生的观点，这是不太可能的。所以，我们应该承认同一地区可能存在不同的族属，丰、镐和崇可能即是如此。
[32] 《春秋左传正义》卷14，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1810页。
[33] 《皇矣》篇记载，“临冲闲闲，崇墉言言”“临冲茀茀，崇墉仡仡”，这描写出了周人的勇敢，亦体现出进攻崇国的困难。
[34] 《春秋左传正义》卷40，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201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