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战争是人类文明演进的伴生物，其本质为毁灭性暴力。同时，战争又具有鲜明的双重属性，即正义性的抗争与非正义性的侵略。换句话说，战争既是挥之不去的魔咒，又是保家卫国的利器。于是，围绕战争而展开的所有军事活动，便成为历史进程中的重要内容，可谓江山成败皆与此息息相关。事实上，军事问题从来就不纯粹，往往涉及政权、民族等方方面面，尤其是政治背景及动因。从这一意义上说，“军政”一词可以涵盖广泛的军事议题。

“军政”一词早在《左传》中已多次出现，如“不为军政”（《左传·襄公二十四年》）、“军政不戒而备”（《左传·宣公十二年》）等，其本意主要指军队建设、军中政令及军事规则。其后“军政”又与“军志”等成为早期兵书之名。如《孙子兵法》中就曾引用早期兵书“军政”的内容：“军政曰：‘言不相闻，故为之金鼓；视不相见，故为之旌旗。’”（《孙子兵法·军争篇》）同样，《三略·上略》亦指出军政问题在军事行动中的核心价值：“将之所以为威者，号令也。战之所以全胜者，军政也。士之所以轻战者，用命也。”现存兵书《司马法》，《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其言大抵据道依德、本仁祖义。三代军政之遗规，犹藉存什一于千百”，甚或可说《司马法》即是一本军政类的兵书。而以今天的眼光来看，“军政”不仅囊括以上军事内容，还在更高层面包含军事与政治的交互关系。就此而言，今天的认识则更具广度与深度，因为任何时代的军事建设及规章制度，无不深受国家政治演变的牵引，从而决定了军事力量的表现与战争形态，并深刻影响到国家发展的趋向。诸如秦国的远交近攻谋略与统一战争、两汉的南北用兵进程、唐朝前期的开疆拓土行动、宋初的先南后北方略、蒙元的西征与南下、明朝的重修长城与九边重镇部署以及清代的多次平叛战役等，都是这些王朝推行治国目标的重大举措。与此同时，相应的军事思想与战争观、兵役制度、统军体制、军兵种建设、军法军纪、后勤保障以及战略与战术运用等方面的变迁，又成为指导和支撑战争的各项必要条件。诚如西方近代军事鼻祖克劳塞维茨（Carl von Clausewitz）的名言：“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因此，从广义的军政视角审视历史，意义十分重大。

军事与国防从来是国家紧要的大政，直接关乎国之安危，如孙子所说：“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孙子兵法·始计篇》）同时，统治者对战争的基本态度亦关系国家的存亡，亦如《司马法》所言：“故国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安，忘战必危。”（《司马法·仁本》）在战争中，将帅具体指挥作战，其作用同样不容忽视，正如孙子所云：“故知兵之将，民之司命，国家安危之主也。”（《孙子兵法·作战篇》）又曰：“夫将者，国之辅也，辅周则国必强，辅隙则国必弱。”（《孙子兵法·谋攻篇》）因此，军事与国防的设计和组织，皆与政治意图的驱动密不可分，至于将帅的选任亦离不开政治因素的左右，由此遂产生了诸多军事战略、战役、战术、制度及规则，构成了各个时代丰富的军政内容。在中国历史时期，上述军政内容及其范畴，既是统治集团意志的体现，也是历代王朝兴衰演变过程中的重要轨迹，其经验教训对当今有着深刻的启示和借鉴，因而值得高度关注。

长期以来，学界对包括军事史在内的中国古代军政方面的研究，已取得诸多成果，然而相较于政治史、经济史、思想史及文化史等领域，在广度与深度上仍存在明显的不足，也与其在历史进程中的重要性难以匹配。不仅大量的具体史实有待澄清，而且具有重大影响和规律性的问题还有必要加以深究，这就需要史学研究者持续不断地深入探究。我多年关注中国古代军政问题，尤其对“文盛武衰”的两宋时期着力颇多，有所收获，并培养了许多有志于此的学生。亦基于此，我们专门组织并推出了这本论集，取名《中国古代军政研究》，希冀对中国古代军政研究有所补益。

本书讨论的议题，大多属于军政范畴，涉及中国不同历史时期的兵学思想、战争观、军事机构与职官、统军体制对比、皇宫宿卫、赏功制度、边防治理、治军与驭将、军事决策、军制改革、军功集团、军法军纪、区域民兵、城池防御、用兵活动、南宋抗金人物、绘画中的武将形象以及对古代堡寨遗产保护及利用的观察等问题。此外，还有数篇论述宋代宰辅、禅让、治世、诉讼及家族人物等问题，固然与军事的直接关联不大，却也从侧面折射当时施政背景的特点。就涵盖的时间段而言，虽上自先秦，下至近代，但以两宋时期为主。需要说明的是，除了我本人的论文系旧作之外，其他论作皆属未发表的新作。作者则都与我有密切关系，或是我历年带过的学生，或为指导的博士后合作者，他们大多在高校或研究机构供职，在中国军政史研究领域各有所长。各位作者在百忙中挤出时间精心撰写论文，曹循副教授还承担了具体组稿、初审的工作，付出很多辛劳，深情厚谊，特此一并致谢！是为序。

陈峰

2020年5月于西北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