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先秦以来重视武备的传统

长期以来，中国古代王朝在治国的过程中，为了满足内政外交的需要，不能不注重文治武功之间的互相配合。孔子即云：“有文事者必有武备，有武事者必有文备。”[4]这一认识可谓奠定了中国古代王权政治运作的基本范式。唐太宗更著有“阅武第十一”与“崇文第十二”两篇，进一步概括了文武的意义及其关系：“斯二者递为国用。至若长气亘地，成败定乎锋端，巨浪滔天，兴亡决乎一阵，当此之际，则贵干戈，而贱庠序。及乎海岳既晏，波尘已清，偃七德之余威，敷九功之大化，当此之际则轻甲胄，而重诗书。是知文武二途，舍一不可。与时优劣，各有其宜。武士、儒人，焉可废也。”[5]战时军事手段和武将发挥重要作用，平时文治与建设中文臣则居于主导地位。军队作为维护政权安全的重要力量，一直都受到高度重视。王朝常常通过武力战争手段实施其对内对外的政治目的，正如西方近代军事鼻祖克劳塞维茨的名言：“战争是政治的继续。”

先秦之时，随着华夏中心观念的形成，无论是三代名义统一的格局下还是诸侯纷争的岁月中，为了捍卫自身文明与安全利益的目的，中原政权产生了“尊王攘夷”的对外战争观念。与此同时，出于对内维护统治的需要，又有“大刑用兵”的认识。如唐代史家所说：“三皇无为，天下以治，五帝行教，兵由是兴。所谓大刑用甲兵，而陈诸原野。”[6]于是，“国之大事，在祀与戎”之说盛行，即一方面注重血缘宗法祭祀维系统治的意义，另一方面充分强调兵戎征伐手段的作用和价值。尤其是春秋、战国时代，无论是诸侯争霸还是列国称雄，现实政治更离不开武力方式的推动，战争成为助推历史车轮滚滚向前的强有力手臂。孙子即指出：“夫将者，国之辅也，辅周则国必强，辅隙则国必弱。”[7]虽然墨、道家尤其墨家有“非攻”“兼爱”的反战主张，儒家有仁政的见解，但由于与列国交战、图存的现实需求相抵触，都难以大行其道。而法家、兵家更能适应时代的要求，如孙武“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8]的用兵主张，商鞅“以战去战，虽战可也”[9]、尉缭“故兵者，所以诛暴乱、禁不义也”[10]的战争观，都将武力战争视作维护自身安全、打击对手的必要手段，认为其蕴含正义的精神，从而满足了统治者的现实利益需要，因此军事竞赛成为各国的必然选择。正因为如此，当时出现的弭兵运动难以为继。战国后期真实的历史便诠释出这样的事实：秦自商鞅变法确立了走“农战”的强国之路，建立起了高速运转的国家机器，其军事实力迅速崛起，终于用战争手段逐群雄而统一天下。

秦朝的统一，标志着东亚地区空前强盛的中央集权制王朝的建立。就地缘背景而言，秦一改以往“小国寡民”的地理格局，东临茫茫大海，西接青藏高原，南靠崇山峻岭，北面广袤草原，形成以黄河中下游为重心的辽阔疆域。从国防形势来看，秦朝拥有相对封闭的簸箕形地理环境，其东、西和南面拥有阻隔外部的自然屏障，唯有北部相对开放。再从周边部族的分布而言，由于地理和生产方式的差异，只有北部广阔草原地区能够集中人力、物力资源，形成强大的军事力量。当代学者在研究全球通史后认为：“在地处大草原西部的印欧各族和地处大草原东部的蒙古-突厥人之间，有一条最早的分界线，这就是阿尔泰山脉和天山山脉。这条分界线以东的大草原，地势较高、较干燥，气候通常也更恶劣……这一地理上的不平衡造成相应的历史上的不平衡，即出现了一个持久的、影响深远的、由东向西的民族大迁徙。”“这些东方的游牧部族，由于其地理位置，不仅能进入欧洲、中东和印度，也能抵达中国；只要有机会，它们就不时地侵入中国。”[11]这里所说的中国，当然应是历史上的中原王朝。事实上，长期以来也唯有北方的游牧势力能够对中原的农耕政权造成军事威胁，所以御北成为秦朝及之后王朝的边防重点。这也决定了中原政权不得不依靠军事武力抗击北方游牧势力的必然性，耗费巨大的万里长城的出现不是偶然。

汉武帝以降，大一统的观念不断深化，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央王朝从维护边防和统一国家的需要出发，必须依靠强大的武装力量，强军卫国的主流意识遂长期贯穿于王朝政治中。汉、唐强盛时，追求运用武力手段开疆拓土，并力图将边防线推展到塞外，以积极防御的战略压制北方游牧势力，削弱其铁骑的威胁。个别时期统治者欲望超过了极限，甚至出现“穷兵黩武”导致祸国殃民的后果。大一统时期的隋炀帝，割据时期的三国、东晋、十六国、南北朝和五代，战争频仍，大小政权对军事武装的依赖更为强烈，一时武力因素在国家政治生态中占据突出的位置，给社会和百姓的生产生活带来了深重的灾难。民间反战的呼声、文人控诉战乱的诗文，如汉代乐府中的民间古诗《战城南》、唐朝杜甫的《兵车行》等，不胜枚举，以致“铸剑为犁”成为某些思想家及政治家的梦想。但统治集团及主流意识出于各方面的需要无法放弃对武力的倚重，战争手段不仅是现实的必要选择，而且成为立国御边的重要精神支柱，没有也不可能在价值上对其加以怀疑和动摇。所谓：“非兵不强，非德不昌。”[12]汉代以来儒家学说虽然成为官方思想，然而“王道”的精神总是被现实中的“霸道”理由所支配，“仁政”的理念也总要服从王朝统治天下的现实需求。如汉宣帝告诫其子：“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