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张宁墓志》所见征讨党项之役的时间考察
《张宁墓志》提及墓主在效力禁卫期间得到过李寰仆射的奖拔。根据史书记载，长庆三年五月至大和四年（830）二月，李寰先后出任过保义军、横海军、夏州等镇节度使。正是在长庆四年十二月担任保义军节度使之际，李寰的检校官由尚书晋升为右仆射。[10]既然夏州节度掌书记许道敬以“仆射”作为李寰的官称，足见墓志撰写的时间应在长庆四年之后。由此可见，立石之年的“丁亥年”为元和二年的推论不能成立，而周伟洲先生将立石之年系于咸通八年应为确论。与此同时，对于周先生将墓志中的“二年”比定为会昌二年的推测，笔者却有不同的看法。
首先，正如有学者所言，会昌二年之际，唐政府所面临的最大威胁并非党项，而是在回鹘汗国灭亡后随乌介可汗南下之十三部回鹘。回鹘自开成五年（840）南下振武、天德军后，曾与当地的党项、吐谷浑产生冲突。后因物资匮乏，又于会昌二年突入河东的云、朔等州，劫掠党项、吐谷浑。为了抗击回鹘，武宗以降唐的嗢没斯为河西党项都将、回鹘西南面招讨使，调发党项诸部与回鹘作战。直至会昌三年唐军大破回鹘之后，南下回鹘给唐朝北方边境带来的巨大威胁才得以消除。[11]在唐朝全力对付南下回鹘之际，唐政府并没有余力“诏边帅四面举兵”以讨伐党项。何况党项此时并没有大规模危害唐朝统治安全的举动，征讨与回鹘为敌的党项并不符合通常的军事原则。
其次，周先生将《张宁墓志》中所记载的“讨贼节帅李常侍”比附为会昌三年由武宁节度使改任朔方节度使的李彦佐。但根据墓志所载，张宁参与征讨党项相关的史事发生在“二年”，与李彦佐次年始至朔方任职的时间不合。张宁作为夏州节度使属下的马步兼夏、绥、银、宥四州蕃落都知兵马使，在唐廷全面征讨党项时，应属夏州（夏绥）节度使所管。墓志记载“李常侍率盐、夏兵屯洪门砦，方与南山贼族决胜负”之际，“守城壁皆被创，羸饿之士不满千人，城之门昼不敢启”，描写的应为失去夏州节度军队主力保护的夏州的情状，而不应指朔方节度使所辖之区域。李常侍率领“盐、夏兵”所屯之洪门砦，[12]应为今陕西榆林市靖边县城正南120余千米的城则壕遗址，位于唐代夏州的南缘地带。从李常侍所率人员的组成以及出击的地点看，其应为统领夏、绥、银、宥四州的夏州节度使。结合夏州节度使的姓氏以及会昌二年至大中五年的时间范围，《张宁墓志》中所载的李常侍应为大中元年至三年间出任夏州节度使的李业。由此，张宁所参与的征讨党项的史事应发生在宣宗大中二年，而非武宗会昌二年。
周峰先生将“讨贼节帅李常侍”比定为夏州节度使，应该可以成立。但其以“李常侍”的检校官作为判断墓志时间的唯一依据，同时将李祐视为唯一的人选，依据和结论均有可商榷之处。[13]据郁贤皓先生的统计，有唐一代，在某帝二年之际担任夏州节度使的李氏藩帅共有四人，分别是元和元年至六年在任的李愿、元和十五年至长庆四年在任的李祐、大和二年至四年在任的李寰以及大中元年至三年在任的李业。[14]要想确认“李常侍”的具体人选，就需要对四人的情况分别进行考察。
元和元年八月癸亥，左卫大将军李愿出任夏州刺史、夏绥银节度使，其加授的检校官已为礼部尚书。[15]《旧唐书·文宗纪》载，大和二年九月丁亥，新除的横海节度使李寰被调任夏州节度使。[16]而早在此前出任保义军节度使期间，李寰的检校官已先后完成了由左散骑常侍至尚书及右仆射的跃升。[17]所以，李愿和李寰两人可以首先被排除在“李常侍”的人选之外。
元和十五年六月戊寅，左金吾卫将军李祐在出任夏州刺史、夏绥银宥节度使之际，被授予的检校官为左散骑常侍。[18]赵明诚根据《唐李祐墓志》所考证出的李祐大致生平如下：“从徐州李愬平李师道，迁左金吾卫将军，帅绥、银、夏，迁户部尚书，兼左金吾卫大将军，遂为齐、德、沧、景等州节度使以卒。”[19]《旧唐书·敬宗纪》载，长庆四年五月癸亥，盐州刺史傅良弼出任夏州节度使。[20]同年七月甲戌，李祐以金吾卫大将军的身份进马二百五十匹，为御史温造以“罢使违敕进奏”的罪名弹奏。[21]由此可知，李祐罢镇在长庆四年五月，入朝在当年的七月前后。李祐在入朝担任左金吾卫大将军之前所迁的“户部尚书”，显然并非职事官，应是其在“帅绥银夏”期间所获得的检校官。由于史料记载的欠缺，暂无法确定李祐的检校官由左散骑常侍晋升为户部尚书的时间，也就不能保证长庆二年之际李祐的检校官仍为散骑常侍。所以，仅根据李祐在元和十五年始任夏州节度使时所获的检校官，并不能说明长庆二年之际其职衔的状态。更何况同时满足“二年”、检校散骑常侍、李姓三个条件的夏州节度使人选其实还有其他的可能性，而并非仅限于李祐。
据《唐乡贡进士陇西李君（耽）墓志铭》，大中十一年五月，天平军节度使、检校兵部尚书李业在为其弟李耽撰写的墓志中，自称本人“为天子倚用。五秉戎旃，首忝夏台。转岐陇，历太原，移白马，今秉天平军节度使”。[22]李业初次出镇的“夏台”，即夏绥节度使。[23]根据郁贤皓先生的考订，李业在大中元年至三年间出镇夏绥，[24]大中四年前后移镇凤翔。[25]虽然史书中并没有记载李业出任夏绥节度使及凤翔节度使时期的检校官，但直至大中五年五月李业由凤翔节度使改任太原尹、北都留守、河东节度使之际，唐中央始将其检校官晋升为中行的户部尚书，[26]由此可知，其在凤翔节度使期间的检校官应是后行中的工部或礼部尚书。之前李业由边镇夏州调任京西北的大镇凤翔，检校官例有晋升，所以其在夏州节度使任上的检校官很有可能是比后行尚书更低一级的散骑常侍。退而言之，大中二年之际，最起码存在李业以检校散骑常侍的加官出任夏州节度使的可能性。大中四年李业由夏绥调任凤翔，主要的任务就是参与对党项的全面讨伐。所以，在大中五年五月征伐党项的战役取得重大突破后，他随即就被调任河东。李业之所以能由夏州调任凤翔，应与其出镇夏绥期间曾取得与党项相关的功绩有关，而这一点恰好可以与《张宁墓志》中“李常侍”积极讨伐党项的描写相对应。
总之，根据现有的史料，并不足以证明长庆二年之际李祐的检校官为散骑常侍；与此同时，也难以否认李业在大中二年出任夏绥节度使之际，其检校官并非散骑常侍。所以，仅根据《张宁墓志》中“二年”“李常侍”两个信息，尚不足以确定张宁和“李常侍”所参与的讨伐党项之役的时间。要想明确“二年”所指，必须将墓志的内容和长庆及大中二年之际唐中央与党项之关系结合起来进行探讨。
早在元和元年，杜佑就曾上疏指出：“党项与西戎潜通……间者边将非廉，亟有侵刻，或利其善马，或取其子女，便贿方物，征发役徒。劳苦既多，叛亡遂起。”[27]尤其是在田缙统领夏州期间，因其“性贪虐，多隐没军赐；羌浑种落苦其渔扰，遂引西蕃为寇”。[28]元和十五年十月，党项招引吐蕃围攻泾州。[29]虽然此次入寇被李光颜、郝玼等人率军击退，但吐蕃与党项联合入寇的威胁并没有彻底解除。长庆元年八月辛未，穆宗以左金吾将军杨元卿为泾州刺史，充四镇北庭行军、泾原节度使，[30]其所面临的主要威胁即“西旅未平”。长庆元年二月，夏州节度使李祐“统所部四千赴长泽镇以备边寇”，[31]就是要防范吐蕃和党项联合起来侵扰唐朝。[32]二年六月，吐蕃“寇灵州、渭北，掠官马”。[33]盐州刺史赵旰参与了救援灵州之役，其不仅向唐中央汇报了盐州方面所取得的战果，还报告了“北界党项被夏州遣兵劫掠杀戮，其都督拓跋万诚请降”的消息。[34]由此可见，长庆二年之际，朔方、夏州等镇最大的威胁是被党项招引的吐蕃，而非党项本身。李祐讨伐党项的战果不是经由其本人上奏，而是由盐州刺史在汇报其他战果时顺带提及，可知战争规模和战果都比较有限。虽然夏州有出击党项之举，但打击的对象仅限于所谓的“北界党项”。[35]而根据《张宁墓志》中所记载的“党项日横，廷议罪不赦”以及“诏边帅四面举兵以窘之”，可知张宁所参与的征讨党项之役为中央政府所发动的针对党项的全面战争。更何况“李常侍”率军与“南山贼族”决战的地点洪门砦，属于夏州节度的南界区域，与“北界党项”正可谓南辕北辙。
虽然史书中关于宣宗大中二年经略党项的明确记载非常有限，但相关的墓志中保留了直接的证据。《唐代墓志汇编续集》大中〇六〇《唐故襄州节度押衙充左厢马步都虞候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太子宾客兼殿中侍御史上柱国扶风鲁（美）公墓志铭》即载：
公讳美，字里仁……幼而端敏，抱义戴仁。投笔从戎，有远大之志，荏苒和门，四十余载。历职一十有一，凡所践守，皆著课绩，为廉使褒异……大中戊辰岁，统兵防边。党项充斥，机谋筹画，保全城垒，为郡帅甄奖，录功上闻，授殿中侍御史兼本城教练使。辛未岁回戈，廉使叙其勤劳，倚其干办，俾主军府都司。[36]
鲁美本为襄州节度使属下的军事将领，大中戊辰岁即大中二年，其在统领本镇军队前往西北边疆承担防边任务时，恰逢党项乱起，因为积极参与抵御党项之筹划并取得了“保全城垒”的功绩，为驻地的长官录功上奏，被加授殿中侍御史的宪衔并兼领驻地的教练使。一直到辛未岁（大中五年），也就是党项南山、平夏等部归降唐朝的当年，其才结束防秋的使命，由西北边防回归本镇。《鲁美墓志》中所谓的“大中戊辰岁，统兵防边。党项充斥”可以与《张宁墓志》中“党项日横，廷议罪不赦。二年，诏边帅四面举兵以窘之”的记载相对应，可以证明张宁所参与的针对党项之征讨也应该发生在大中二年。
总的看来，长庆二年之际，唐朝西北藩镇的主要任务是防范入侵的吐蕃，而唐军在灵州和夏州的战事，主要是防止吐蕃与党项联合。唐军所打击的党项，仅限于夏州境内的“北界党项”，参战者只限于夏州之兵，并未出现“诏边帅四面举兵以窘之”的局面，故与《张宁墓志》中唐中央政府以西北边镇全面讨伐党项的形势不合。结合会昌及大中年间唐中央经略党项的形势，并结合《鲁美墓志》的记载，可以证明《张宁墓志》中所载的征讨党项之役应发生在宣宗大中二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