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历史唯物主义书信文本研究
- 杨权利
- 20609字
- 2021-04-23 18:41:25
四 阐述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
在批判蒲鲁东错误思想的同时，马克思着重阐明了唯物史观的一系列基本原理，主要说明了社会运动的真正动力在于生产方式的矛盾运动，说明了构成社会的基本要素及其相互关系。
（一）人们不能自由选择某种社会形式
1.社会是人们交互作用的产物
马克思指出：“社会——不管其形式如何——是什么呢？是人们交互活动的产物。”[67]这是因为：第一，社会是由人构成的。“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68]“但是，这里所说的个人不是他们自己或别人想象中的那种个人，而是现实中的个人，也就是说，这些个人是从事活动的，进行物质生产的，因而是在一定的物质的、不受他们任意支配的界限、前提和条件下活动着的。”[69]就是说，离开人，离开人的物质生产活动，不可能有社会。马克思在这封书信中指出：“人们的社会历史始终只是他们的个体发展的历史，而不管他们是否意识到这一点。他们的物质关系形成他们的一切关系的基础。这种物质关系不过是他们的物质的和个体的活动所借以实现的必然形式罢了。”[70]第二，历史发展是无数个人意志相互冲突的结果。历史活动中的人所进行的每一个历史行动都有其目的和意图。“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71]任何人的目的和意志都有其物质根源，人的意志及其作用要受到历史必然性的制约。恩格斯指出：“我们自己创造着我们的历史，但是第一，我们是在十分确定的前提和条件下创造的。其中经济的前提和条件归根到底是决定性的。”[72]第三，社会是现实的人按照一定的方式构成的，而人所参与的一切领域，总是要以特定的社会关系为纽带联系起来，形成人的共同体，如家庭、氏族、民族、阶级等。在人的这些社会关系中，最主要的是生产关系和血缘关系。历史就是人以及人们交互作用的产物，其中，物质的因素、精神的因素的相互作用，人与人之间各种社会关系的相互作用，构成了历史的结果。
2.社会的基本结构
马克思指出：“在人们的生产力发展的一定状况下，就会有一定的交换［commerce］和消费形式。在生产、交换和消费发展的一定阶段上，就会有相应的社会制度形式、相应的家庭、等级或阶级组织，一句话，就会有相应的市民社会。有一定的市民社会，就会有不过是市民社会的正式表现的相应的政治国家。”[73]马克思这段话，包含着丰富内容。
（1）社会形态具有客观性
“社会形式”这一概念，在马克思早期著作中，有多重意义指向，包括：社会关系、生产关系、社会形态、社会有机体等。在这封书信中是指社会经济形态，即特定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统一体。在这封书信写作的历史时期，人类历史已经经历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这四种社会形态。一方面，任何一种社会都是由人组成的，有人就有人们之间的相互交往，就有各种社会关系的产生和发展。而在人们社会关系的复杂系统中，生产关系是最基本的和起决定作用的。那么，人们能否自由地选择某种生产关系呢？不能。这是因为，生产关系受生产力状况的制约，一种生产关系之所以能够存在和发展，是由一定的生产力状况决定的，它一旦形成，就具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性质。
（2）生产力状况决定社会的经济结构
第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状况决定与之相联系的生产关系，即“一定的交换和消费形式”，而生产关系必须和与之相联系的生产力发展状况相适应。这就是后来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所说的：“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74]马克思在这里充分肯定了生产力在社会发展中的最终决定性，指出了社会发展的根源。
第二，生产力发展决定社会经济结构。唯物史观是从直接的物质生产出发阐述现实的生产过程，把同这种生产方式相联系的、由它所产生的交往形式（即各个不同阶段中的市民社会）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市民社会”这一概念，是18世纪资产阶级思想家的用语，用来指当时社会的财产关系和分配关系。在马恩早期著作中借用这一概念时，主要有两层含义。一是指当时的资本主义社会，因为在西欧，最初的资产阶级是从封建市民等级中转化而来的，因而“市民社会”就是指资产阶级占统治地位的社会。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所说的“市民社会”就是在这个意义上使用的。二是指经济制度、经济基础等。这是相对于“政治社会”（用于表示国家和法律等政治关系）而言的。“‘市民社会’这一用语是在18世纪产生的，当时财产关系已经摆脱了古典古代的和中世纪的共同体。真正的市民社会只是随同资产阶级发展起来的；但是市民社会这一名称始终标志着直接从生产和交往中发展起来的社会组织，这种社会组织在一切时代都构成国家的基础以及任何其他的观念的上层建筑的基础。”[75]
第三，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一定的生产力状况决定了与之相联系的生产关系，而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各方面的总和构成了社会的经济基础。而有一定的市民社会，就会有不过是市民社会的正式表现的一定的政治国家。这里的“政治国家”是指以国家为核心的政治上层建筑，或者说，国家之市民社会的法律形式，即由一定法律承认或确定的。
在此，马克思深刻地说明了社会生活中的三个要素，即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内在联系，说明了人们之间交互作用的丰富内容；分析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作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一定的社会形态是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统一体。这样，马克思就揭示出人类社会的基本结构，即生产力—生产关系—市民社会—政治国家。
人在自己的社会生活中会结成两种社会关系，即物质关系和思想关系。物质关系在这里表现为生产力、生产关系以及经济基础。思想关系表现为观念的上层建筑。马克思正是从上述前提和思路出发来解释社会历史的发展，这样，就把对历史的研究建立在唯物主义的基础上。他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指出：“我们判断一个人不能以他对自己的看法为根据，同样，我们判断这样一个变革时代也不能以它的意识为根据；相反，这个意识必须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中去解释。”[76]因此，人们虽然自己创造历史，但不能随心所欲地创造历史。人们不能自主地选择某一种社会社会形态。
马克思说：“这就是蒲鲁东先生永远不会了解的东西，因为，当他从诉诸国家转而诉诸市民社会，即从诉诸社会的正式表现转而诉诸正式社会的时候，他竟认为他是在完成一桩伟业。”[77]蒲鲁东颠倒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资本主义的国家是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之上的，是这种经济关系的表现，这种国家存在的主要目的就是维护资产阶级的生产资料所有制。蒲鲁东不了解这一点，他试图将改良资本主义的希望寄托在资产阶级身上。他向路易·菲利普国王请愿，希望国王同意他创办工厂，实现自己改良社会的主张。幻想破灭后，他又希望通过小生产者的协作来组织社会经济，但这种方案也只能是空想。
（二）生产方式的构成及其特性
在上述理论的基础上，马克思提出了“人们不能自由选择自己的生产力”这一著名论断。
1.生产力是全部历史的基础
社会历史发展的最终动力是什么？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是怎样的？在马克思以前，哲学家们就曾对这些问题进行过探讨。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者提出“意见支配世界”的观点。黑格尔把历史看作合乎规律的发展过程，但是，他把这个命题置于唯心主义前提之下，把历史发展看成“绝对精神”的自我扬弃过程。这样，历史就变成了以“绝对精神”为最终动力的有规律的过程的体现。费尔巴哈对黑格尔哲学进行了尖锐的批判，但是，他从抽象的人出发，把人们之间的爱和友情，而且是理想化了的“爱和友情”，当作历史发展的基本动力。显然，在马克思以前，哲学家都未能真正找到历史发展的最终动力。
与以往哲学家不同的是，马克思在研究历史时，“不是在每个时代中寻找某种范畴，而是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各种观念形态”。[78]他把物质生产活动作为社会历史的基础，把一切社会关系归结为生产关系，生产关系由生产力决定，这就从总体上揭示了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内在联系及其发展规律，从而真正找到了决定人类历史发展的关键。“历史破天荒第一次被置于它的真正基础上；一个很明显的而以前完全被人忽略的事实，即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就是说首先必须劳动，然后才能争取统治，从事政治、宗教和哲学等等，——这一很明显的事实在历史上的应有之义此时终于获得了承认。”[79]
马克思的这一思想，萌芽于《莱茵报》时期。这一时期，马克思从革命的民主主义立场出发，为下层群众的物质利益大声疾呼。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批判了鲍威尔等人提出的自我意识推动历史前进的观点，认为这不过是“在天上的云雾”中寻找历史的发源地。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历史的真正发源地应该在“尘世的粗糙的物质生产中”，因而，“市民社会是全部历史的真正发源地和舞台”。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这种历史观就在于：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阐述现实的生产过程，把同这种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它所产生的交往形式即各个不同阶段上的市民社会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80]在这封书信中马克思指出：“人们不能自由选择自己的生产力——这是他们的全部历史的基础。”[81]这是因为：首先，物质生产活动是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物质生产活动解决和满足人类的基本生存需要，否则，人类无法存在和发展。马克思指出：“任何一个民族，如果停止劳动，不用说一年，就是几个星期，也要灭亡，这是每一个小孩子都知道的。”[82]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而且，这是人们从几千年前直到今天单是为了维持生活就必须每日每时从事的历史活动，是一切历史的基本条件。”[83]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同时，也正是人们生产物质资料的实践，使人与动物区别开来。“一当人开始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即迈出由他们的肉体组织所决定的这一步的时候，人本身就开始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人们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同时间接地生产着自己的物质生活本身。”[84]就是说，当人类开始了生产力发展的历史的时候，同时也开始了人类自己的历史。这是人们研究历史时必须首先承认的最基本的事实。其次，生产力是一种客观的既得力量。每一代人都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开展社会生活，进行创造历史的活动。“生产力是人们应用能力的结果，但是这种能力本身决定于人们所处的条件，决定于先前已经获得的生产力，决定于在他们以前已经存在、不是由他们创立而是由前一代人创立的社会形式。后来的每一代人都得到前一代人已经取得的生产力并当做原料来为自己新的生产服务，由于这一简单的事实，就形成人们的历史中的联系，就形成人类的历史。”[85]
这里应该说明的是，马克思强调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动力，是人类全部历史的基础，并不是把经济因素看成历史发展的唯一决定性因素，否定现实人的作用。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现实的人不仅是生产力中首要的决定性因素，而且他们的生产活动是人类一切活动最基本的形式。生产力是人的生产力，是为人服务的生产力。因此，生产力原理本身就内在地包含了现实人的作用。
2.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每一种生产关系，或者称之为“交往形式”“交往方式”“交往关系”等，都是适应一定的生产力状况建立起来的，都是与生产力发展的一定水平相适应的。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中，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
（1）分工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互作用的中介
分工是社会生产体系中各种劳动形式的划分，它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互作用的中介。马克思指出：“不论生产的社会的形式如何，劳动者和生产资料始终是生产的因素。但是，二者在彼此分离的情况下只在可能性上是生产因素。凡要进行生产，它们就必须结合起来。”[86]分工在生产力中就表现为人和物的要素的结合方式。人类历史上，曾经出现了三次社会大分工：农业和畜牧业的分离，形成了专门从事农业和畜牧业的劳动者；手工业和农业的分离，又出现了专门的工匠和独立的手工业者；商业的出现，产生了商人。在第三次社会大分工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物质生产劳动和精神生产劳动。三次大分工的发展都是由社会生产力发展状况决定的。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发展的水平，最明显地表现于该民族分工的发展程度。任何新的生产力，只要它不是迄今已知的生产力单纯的量的扩大（例如，开垦土地），都会引起分工的进一步发展。”[87]
分工的发展导致生产关系的发展变化。“分工的各个不同发展阶段，同时也就是所有制的各种不同形式。”[88]“分工包含着所有这些矛盾，而且又是以家庭中自然形成的分工和以社会分裂为单个的、互相对立的家庭这一点为基础的。与这种分工同时出现的还有分配，而且是劳动及其产品的不平等的分配（无论在数量上或质量上）；因而产生了所有制……其实，分工和所有制是相等的表达方式，对同一件事情，一个是就活动而言，一个是就活动的产品而言。”[89]
分工使得社会活动固定化。“我们本身的产物聚合为一种统治我们、不受我们控制、使我们的愿望不能实现并使我们的打算落空的物质力量，这是迄今为止历史发展中的主要因素之一。受分工制约的不同个人的共同活动产生了一种社会力量，即成倍增长的生产力。”[90]在自然形成的社会中，分工还不是出于自愿，这时人本身的活动对人来说还是一种异己的、同他相对立的力量，这种力量压迫着人，而不是人驾驭着这种力量。只有到了共产主义社会，旧式的分工才会消失。“而在共产主义社会里，任何人都没有特殊的活动范围，而是都可以在任何部门内发展，社会调节着整个生产，因而使我有可能随自己的兴趣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91]当然，这里所说的消灭分工，不是从生产力维度，而是从社会关系维度讲的；是消灭自发的分工形式，而不是消灭分工本身。
（2）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发展变化
社会生产力发展状况决定着生产关系的产生、性质和发展变化。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是辩证统一的，它们互相依存、互相制约。在它们的矛盾运动中，起最终决定作用的是生产力。这是因为，生产力不仅制约生产关系的产生，而且制约生产关系的发展变化。也就是说，无论是变革旧的生产关系，还是建立新的生产关系，都是由生产力的发展所引起的；反之，无论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制约力有多大，最终必然以生产力的发展为转移。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当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起初本是自主活动的条件，后来却变成它的桎梏。新的生产力要求新的生产关系与之相适应。这样，“已成为桎梏的旧交往形式被适应于比较发达的生产力，因而也适应于进步的个人自主活动方式的新交往形式所代替；新的交往形式又会成为桎梏，然后又为另一种交往形式所代替。由于这些条件在历史发展的每一阶段都是与同一时期的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的，所以它们的历史同时也是发展着的、由每一个新的一代承受下来的生产力的历史”。[92]在致安年科夫的这封书信中，马克思指出：“人们借以进行生产、消费和交换的经济形式是暂时的和历史性的形式。随着新的生产力的获得，人们便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而随着生产方式的改变，他们便改变所有不过是这一特定生产方式的必然关系的经济关系。”[93]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进一步阐明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必然以生产力的发展变化而不断发展变化的客观规律。[94]在《雇佣劳动与资本》中，马克思指出：“各个人借以进行生产的社会关系，即社会生产关系，是随着物质生产资料、生产力的变化和发展而变化和改变的。生产关系总合起来就构成所谓社会关系，构成所谓社会，并且是构成一个处于一定历史发展阶段上的社会，具有独特特征的社会。”[95]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对历史唯物主义这一原理进行了基本的概括：“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96]同时，生产关系对生产力也存在反作用。离开社会的生产关系，就不能形成生产力。“人们在生产中不仅仅影响自然界，而且也互相影响。他们只有以一定的方式共同活动和互相交换其活动，才能进行生产。为了进行生产，人们相互之间便发生一定的联系和关系；只有在这些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的范围内，才会有他们对自然界的影响，才会有生产。”[97]
为了进一步论证生产力决定社会形式的原理，在这封书信中，马克思举了历史上两个著名的例子。一个是4～5世纪欧洲日耳曼人进入罗马帝国后，很快就学会了被压迫民族的语言，接受了他们的教育和风俗。再一个就是英国1640年和1688年资产阶级革命的经验教训。这两个例子都说明了社会制度形式“应当按照生产力而发生变化”的原理。
（3）生产力的发展导致阶级和阶级斗争
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问题，在马克思以前，法国的梯叶里、基佐、米涅等资产阶级历史学家，英国的亚当·斯密和李嘉图等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傅立叶、欧文、圣西门等空想社会主义学家，都做过一定的研究。但是，对于阶级斗争本身又是由什么决定的，其产生的根源何在，上述思想家无法解答。也正是因为这样，他们就无法找到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马克思、恩格斯认为，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而阶级之间的对立和斗争，乃是生产力起作用的结果。
第一，阶级的产生是由生产力决定的。阶级和阶级斗争并不是从来就有的，它们只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斗争的表现形式。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明确指出：“居民第一次划分为两大阶级，这种划分直接以分工和生产工具为基础。”[98]马克思在1852年致约瑟夫·魏德迈的书信中指出：“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99]恩格斯指出：“新的事实迫使人们对以往的全部历史作一番新的研究，结果发现：以往的全部历史，除原始状态外，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这些互相斗争的社会阶级在任何时候都是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产物，一句话，都是自己时代的经济关系的产物。”[100]阶级是生产力有了一定发展但是又相对不足的产物，是剩余产品和私有制产生的结果。社会被划分为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是生产力不断发展的必然结果。只要社会总劳动所提供的产品除了满足社会全体成员最起码的生活需要以外只有少量剩余，或者说，只要劳动还占去社会大多数成员几乎全部的时间，这个社会就必然划分阶级。
第二，阶级斗争的结果受生产力制约。生产力发展和生产关系之间矛盾的尖锐化，必然导致爆发社会革命。“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这种矛盾——正如我们所见到的，它在迄今为止的历史中曾多次发生过，然而并没有威胁交往形式的基础——，每一次都不免要爆发为革命，同时也采取各种附带形式，如冲突的总和，不同阶级之间的冲突，意识的矛盾，思想斗争，政治斗争，等等。”[101]归根到底，只有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代表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那个先进阶级才能最终在阶级斗争中取得胜利，从而建立本阶级的政治统治。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指出：“历史上周期性地重演的革命动荡是否强大到足以摧毁现存一切的基础；如果还没有具备这些实行全面变革的物质因素，就是说，一方面还没有一定的生产力，另一方面还没有形成不仅反抗旧社会的个别条件，而且反抗旧的‘生活生产’本身、反抗旧社会所依据的‘总和活动’的革命群众，那么，正如共产主义的历史所证明的，尽管这种变革的观念已经表述过千百次，但这对于实际发展没有任何意义。”[102]
3.生产方式的矛盾运动是社会革命的深刻根源
马克思指出：“人们永远不会放弃他们已经获得的东西，然而这并不是说，他们永远不会放弃他们在其中获得一定生产力的那种社会形式。恰恰相反。为了不致丧失已经取得的成果，为了不致失掉文明的果实，人们在他们的交往［commerce］方式不再适合于既得的生产力时，就不得不改变他们继承下来的一切社会形式。——我在这里使用‘commerce’一词是就它的最广泛的意义而言，就像在德文中使用‘Verkehr’一词那样。例如：各种特权、行会和公会的制度、中世纪的全部规则，曾是唯一适应于既得的生产力和产生这些制度的先前存在的社会状况的社会关系。在行会制度及各种规则的保护下积累了资本，发展了海上贸易，建立了殖民地，而人们如果想把这些果实赖以成熟起来的那些形式保存下去，他们就会失去这一切果实。于是就爆发了两次霹雳般的震动，即1640年和1688年的革命。一切旧的经济形式、一切和这些形式相适应的社会关系、曾经是旧市民社会的正式表现的政治国家，当时在英国都被破坏了。”[103]马克思说明了生产方式内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推动了社会形态的变革，因而引起社会革命。在这里，马克思指出“人们永远不会放弃他们已经获得的东西”。这一方面是指他们不会放弃已经获得的生产力，即“已经取得的成果”“文明的果实”；另一方面是指不会放弃使生产力得以进行的生产关系。但这并不是说人们不会去变革旧的过时的生产关系。当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过去适应于它的生产关系就成为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桎梏，这时，就必须变革旧的生产关系，变革旧的经济和政治制度，否则就会失去已经取得的果实。马克思以封建社会被资本主义社会代替的历史事实，说明社会革命的根源问题。马克思在这里所说的“各种特权”，是指封建社会中不同封建等级在不同范围内各自享受的不同的经济和政治特权，如税收、纳贡、司法特权等。“行会”是指封建社会里手工业者的行业联合组织。“公会”是指封建社会中城市商人的联盟。不可否认，享有诸如税收、纳贡等各种经济和政治特权的封建主，由城市手工业者组成的行会，为了保障贸易独占权和其他权利而结成的公会，以及封建社会的全部规章制度等这些社会关系，在封建社会的初期和中期，都对生产力发展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但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特别是资本的积累，海外贸易的发展，殖民地的建立和扩张，原来适应于生产力发展的各种社会关系变成生产力发展的障碍，在这样的条件下，如果继续保留封建的社会关系，特别是生产关系，他们就会失去一切果实。也正是因为如此，才爆发了“两次霹雳般的震动，即1640年和1688年的革命”。1640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把国王查理一世送上了断头台，翻开了世界革命的新篇章。1688年英国的“光荣革命”，确立了君主立宪制，建立了资本主义制度。两次发生在英国的革命，使政治的、思想的、文化的、宗教的、家庭的等各方面建立在封建经济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都被破坏了。
4.生产力及其特点
马克思关于生产力问题的研究，有一个逐步展开的过程。他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中，从多个维度对生产力问题进行阐释。而在这封书信中，马克思提出了生产力是全部历史的基础的论断，并分析了生产力的基本特点。
（1）生产力的客观性
生产力的客观性可以从以下三个维度加以阐释。
第一，生产力的客观性首先表现在它的构成上。生产力是人们利用自然和改造自然，从自然界获得物质资料的客观的现实的物质力量。它是一个由多种要素构成的复杂系统。“劳动生产力是由多种情况决定的，其中包括：工人的平均熟练程度，科学的发展水平和它在工艺上应用的程度，生产过程的社会结合，生产资料的规模和效能，以及自然条件。”[104]“劳动过程的简单要素是：有目的的活动或劳动本身，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105]“如果整个过程从其结果的角度，从产品的角度加以考察，那么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二者表现为生产资料，劳动本身则表现为生产劳动。”[106]从构成生产力的独立的实体性要素看，它是由劳动者、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三部分构成。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作为物的要素，其客观性是显而易见的，而具有一定生产经验和劳动技能的劳动者，在马克思看来，也是一种“自然力”。为了在对自身生活有用的形式上占有自然物质，人就使他身上的自然力——臂和腿、头和手运动起来。当他通过这种运动作用于身外的自然并改变自然时，也就同时改变他自身的自然。诚然，人的劳动是一种有目的、有意识的活动，我们应该看到，人的劳动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体力和智力支出的统一，而且，随着社会的发展，随着科学技术被应用于生产过程，人的智力支出会占越来越大的比重。但是，一方面，劳动者的劳动能力在本质上是一种物质的要素或者以物质为基础的活动；另一方面，人的生产能力的发展和提高也要受到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的制约，这些条件包括一定的地理环境、人口因素以及各种社会关系等。
第二，生产力自身的运动过程是一个客观的物质过程。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一定的生产方式或一定的工业阶段始终是与一定的共同活动方式或一定的社会阶段联系着的，而这种共同活动方式本身就是生产力”。[107]生产力既是人们劳动的结果，同时，它也是一个活动着的过程，在制约这一过程的条件、活动过程中，人的体力的支出、活动的结果等都是客观的。
第三，任何生产力都是一种既得的力量，是以往活动的产物。“生产力是人们应用能力的结果，但是这种能力本身决定于人们所处的条件，决定于先前已经获得的生产力，决定于在他们以前已经存在、不是由他们创立而是由前一代人创立的社会形式。后来的每一代人都得到前一代人已经取得的生产力并当做原料来为自己新的生产服务”。[108]就是说，一代人在社会上开始生活的时候，他们一开始所遇到的就是现存的生产力。这种生产力是前人实践的结果，是人们不能自主选择的。人们不能任意地创造历史，而只能在已经积累起来的物质条件下开始自己的生活。任何人只能把从前一代继承和积累下来的生产力作为当前活动的物质基础，作为继续发展生产力的出发点。
（2）生产力发展的连续性
与生产力的客观性相联系的是生产力发展的连续性。
生产力的连续性表现在它的继承性。如前所述，人的现实的生产活动是在前人基础上进行的。历史的每一阶段都会遇到一定的物质结果，一定的生产力总和，人对自然以及个人之间历史地形成的关系。前一代人传给后一代人大量生产力和资金以及环境，尽管一方面这些生产力、资金和环境为新一代人所改变，但另一方面它们也预先规定了新一代人起步的生活条件。在这封书信中，马克思指出：“后来的每一代人都得到前一代人已经取得的生产力并当做原料来为自己新的生产服务，由于这一简单的事实，就形成人们的历史中的联系，就形成人类的历史，这个历史随着人们的生产力以及人们的社会关系的愈益发展而愈益成为人类的历史。”[109]可见，人类的历史就是物质生产发展的历史。
生产力的连续性体现为生产力本身的创新性。一代人在社会上开始生活时，都会自觉或不自觉地继承已有的生产力发展的成果，在此基础上，通过自身的劳动来满足自身的需要，同时，又有所发展。生产力的每一次发展，都不是对原有生产力的根本否定，而是对现存生产力诸要素从而对整个生产力系统中合理成分的继承和创新，只有这样才能维持人类本身的永续存在和发展。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对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发展高度赞扬，认为：“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110]资产阶级之所以会取得这样的成就，其主要原因就是先进机器的发明和广泛使用，这是资产阶级对社会关系创造性变革的结果。
生产力发展的连续性还体现在生产力诸要素的积累和发展上。在生产过程中，为了改善劳动条件和取得更多劳动成果，劳动者总是不断积累生产经验，提高劳动技能，从而不断提高自己的劳动能力；通过吸收新的科学技术成果，不断改进生产工具，或者发明创造新的生产工具，这无疑会促进生产力的进步甚至是飞跃性发展；还可以不断拓展劳动对象的广度和深度，从而创造多样的劳动产品。由于这种变动性，生产力成为社会生产方式中最活跃、最革命的因素。
生产力发展的这种连续性，成为历史发展的内在根据，也使得历史表现为“人类的历史”。首先，生产力发展的继承性和连续性，推动历史世代相传，即形成纵向时间上的联系，这样，历史就表现为“各个世代的依次交替。每一代都利用以前各代遗留下来的材料、资金和生产力；由于这个缘故，每一代一方面在完全改变了的环境下继续从事所继承的活动，另一方面又通过完全改变了的活动来变更旧的环境”。[111]其次，生产力的持续发展，使得不同地区、不同国家、不同种族的人们的普遍交往逐渐建立，从而形成在空间上的横向联系，世界历史也得以形成。“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越是扩大，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112]
5.生产关系及其特点
（1）马克思和恩格斯生产关系概念的形成
生产关系概念的最初提出，是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当然，这里“生产关系”的含义与后来作为成熟范畴的生产关系有很大差别。而且，在这封书信中他还多次使用“交往形式”“交往方法”“交往关系”“所有制”“私有财产”“市民社会”等概念来表达与生产关系相同或相近的内涵。这说明此时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究竟用哪一个术语来表述生产关系的内涵，还没有最终确定。但无论如何，他们已经自觉地把这一范畴作为自己新历史观的核心范畴，并且深入地阐述了它在新的理论框架中的地位和作用。他们指出：“而生产本身又是以个人彼此之间的交往［Verkehr］为前提的。这种交往的形式又是由生产决定的。”[113]“受到迄今为止一切历史阶段的生产力制约同时又反过来制约生产力的交往形式，就是市民社会。”[114]这里的“交往形式”和“市民社会”实际上就是指生产关系。马克思和恩格斯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互作用和分工的角度，说明了生产关系的主要内容——所有制。由此，他们进一步阐述了唯物史观关于社会结构内部的各要素及其相互关系，社会基本矛盾的辩证运动。他们指出：“这种历史观就在于：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阐述现实的生产过程，把同这种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它所产生的交往形式即各个不同阶段上的市民社会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从市民社会作为国家的活动描述市民社会，同时从市民社会出发阐明意识的所有各种不同的理论产物和形式，如宗教、哲学、道德等等，而且追溯它们产生的过程。”[115]生产关系范畴的正式确立，是在1847年马克思写作的《哲学的贫困》一书中。此后，生产关系成为历史唯物主义中一个确定的、基本的科学范畴，它表示所有制和分配关系以及由它们所制约的人们之间相互关系的总和，是决定其他一切社会关系的关系。
（2）生产关系的客观性
生产关系的客观性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生产关系本身就是一种物质力量。人在生产过程中必须结成一定的社会关系。“他们的物质关系形成他们的一切关系的基础。这种物质关系不过是他们的物质的和个体的活动所借以实现的必然形式罢了。”[116]人类社会的生产活动，必须在一定的社会形式下进行。马克思指出：“为了进行生产，人们相互之间便发生一定的联系和关系；只有在这些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的范围内，才会有他们对自然界的影响，才会有生产。”[117]从生产关系的基本构成看，所有制、人在生产中的相互地位和交换关系、产品的分配和消费关系本身都是物质的力量。
第二，生产关系是一种既得力量。对于社会中的一代人来讲，遇到什么样的生产关系是不以他们自己的意志为转移的，生产关系既不能自主地选择，同时也不能随心所欲地改变。虽然生产关系是人在生产过程中结成的社会关系，而人是有意识、能思维的人，但是，任何生产关系的建立、发展和灭亡，都不是由人的主观意志决定的。在一般情况下，某一种生产关系是否应当改变和如何进行变革，主要取决于生产力发展的要求。
第三，我们需要注意的是，生产关系的客观性并不是说它是永恒不变的，也不是说人们不能改变旧的生产关系从而推动生产力的发展；而是指人们按照自己的目的和需要来改变原有的生产关系的历史活动，一方面要受到生产力发展状况以及其他社会因素的制约，另一方面这种活动会引起什么样的结果，他们自己是意识不到的，或者说，与他们的期望并不会完全一致，甚至可能相反。
（3）生产关系的历史性
马克思指出：“可见，人们借以进行生产、消费和交换的经济形式是暂时的和历史性的形式。随着新的生产力的获得，人们便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而随着生产方式的改变，他们便改变所有不过是这一特定生产方式的必然关系的经济关系。”[118]
生产关系的历史性表现为某一种生产关系是与特定的生产力相适应的。生产力状况决定了生产关系的产生、性质和发展变化。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分析了在不同生产力状况下产生的所有制的三种不同形式：部落所有制、古典古代的公社所有制和国家所有制、封建的或等级的所有制。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指出：“社会关系和生产力密切相联。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人们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随着生产方式即谋生的方式的改变，人们也就会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119]社会历史发展最深刻的根源在于生产方式的矛盾运动，而生产方式之所以能够发展，重要原因之一则在于生产关系的暂时性和历史性。
生产关系的历史性表明，人们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变更旧的生产关系。生产关系的客观性并不代表人们不能改变旧的生产关系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为了不致丧失已经取得的成果，为了不致失掉文明的果实，人们在他们的交往［commerce］方式不再适合于既得的生产力时，就不得不改变他们继承下来的一切社会形式。”[120]生产力状况决定着生产关系的产生、性质和发展变化。当一种生产关系不再适合已经发展了的生产力时，就或迟或早要发生变革。不仅如此，每一种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反作用都是不断变化的，它与生产力的关系往往经历由基本适合到基本不适合再到基本适合的过程。
生产关系的历史性并不排斥和否认生产关系的相对稳定性。
任何生产关系的建立、变革和消亡，都不依赖于人的主观意志，而是取决于其是否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状况。在一定历史时期，当一种生产关系能够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时，就会保持其稳定性，而此时，任何个人或社会集团想要人为消灭这种生产关系，都是一种幻想。当一种生产关系严重阻碍生产力发展，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桎梏时，变革这种旧的生产关系就成为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关键环节，任何个人或社会集团想要阻止这种变革，都会被历史所抛弃。“私有财产是生产力发展一定阶段上必然的交往形式，这种交往形式在私有财产成为新出现的生产力的桎梏以前是不会消灭的，并且是直接的物质生活的生产必不可少的条件。”[121]
以上我们主要介绍和分析了马克思致安年科夫这封书信的背景，马克思对蒲鲁东哲学、经济学理论的批判，以及对唯物史观基本原理的阐述。在这封书信快到结尾部分，马克思说：“我的信已经太长了，所以我不能再谈蒲鲁东先生对共产主义的可笑的责难。现在您会承认：一个不了解社会现状的人，更不会了解力求推翻这种社会现状的运动和这个革命运动在文献上的表现。”[122]科学共产主义理论，是对以往文献的继承和发展，它在实践中为共产主义运动提供理论基础。马克思的这一论断，既表明唯物史观所包含的共产主义是共产党人的信仰，又说明这种信仰是在唯物史观理论基础上得出的。
在这封书信的最后，马克思还谈到他和恩格斯共同撰写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一直未能公开出版的原因：“在德国出版这种书要碰到怎样的困难，这些困难一方面来自警察，一方面来自与我所抨击的一切流派利益攸关的出版商。”[123]可见《德意志意识形态》当时没有公开出版的原因有两个：一个是当时普鲁士政府的书报检查制度，一个是出版商。1846年初，马克思和恩格斯委托赫斯，后由魏特林联系该书的出版事宜。魏特林以及最初答应资助出版的企业主尤利乌斯·迈耶尔和鲁道夫·雷姆佩尔后来之所以变卦，主要的原因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书中批判的“真正的”社会主义思想已经在威斯特伐利亚流行开来。而迈耶尔、雷姆佩尔在政治立场上选择了“真正的”社会主义，所以，彻底放弃对该书的出版。此后，马克思和恩格斯多次尝试出版这部著作的努力均告失败。直至1932年，苏联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研究院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1版中首次用原文完整出版了《德意志意识形态》，这部著作终于与世人见面。
（三）确立生产力决定作用原理的意义
1.马克思强调生产力决定作用的原因
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力量原理的提出，是唯物史观形成的重要标志。这一观点萌芽于《莱茵报》时期马克思对物质利益的关注。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通过异化劳动理论，进一步说明人类的生产劳动不仅仅是创造生活资料的问题，其实质是人类物质生活本身的创造。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应该在“尘世的粗糙的物质生产中”寻找历史的真相，并首次提出了“物质生产是历史的发源地”的观点。对这一思想较为系统的阐发是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他们指出：“因此我们首先应当确定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而且，这是人们从几千年前直到今天单是为了维持生活就必须每日每时从事的历史活动，是一切历史的基本条件。”[124]这一思想被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后来不同时期的不同著作中几乎原封不动地一再申明和强调。那么，马克思和恩格斯为什么要强调物质生产力的决定作用呢？
首先，是工人运动健康发展的需要。19世纪40年代，各种错误思潮在工人运动中都有自己的影响力，这其中以蒲鲁东的无政府主义、改良主义影响最大。为了在工人群众中传播马克思主义，传播唯物史观，批判蒲鲁东的错误思想，就必须粉碎蒲鲁东理论的哲学基础，即唯心史观，这样才能为科学社会主义发展扫清道路。
其次，为了阐明唯物史观和唯心史观的对立。一种新的理论之所以“新”，是因为它是对以前理论的批判性反思，它必须划清与旧理论的界限。在马克思和恩格斯思想发展过程中，他们最先受到黑格尔哲学启发，其后又受到费尔巴哈哲学的深刻影响。从《神圣家族》开始，到《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再到《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和恩格斯实现了与旧哲学的彻底决裂。而包括以费尔巴哈为代表的旧唯物主义在内，旧哲学在历史观上都是唯心主义的，它们在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前在历史观上占据统治地位。为了在历史观上反对和批判唯心主义，划清唯物史观和唯心史观的界限，就必须强调被唯心主义忽视或故意歪曲的基本原则，这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6年前后反复强调物质生产力在历史中的决定作用的原因。
最后，应当看到，这一历史时期，马克思和恩格斯对生产力决定作用的反复强调，也使得一部分人对唯物史观的理解出现了偏差。恩格斯在1890年9月给布洛赫的书信中写道：“青年们有时过分看重经济方面，这有一部分是马克思和我应当负责的。我们在反驳我们的论敌时，常常不得不强调被他们否认的主要原则，并且不是始终都有时间、地点和机会来给其他参与相互作用的因素以应有的重视。”[125]
2.强调生产力决定作用的意义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谈到自己和恩格斯的思想发展历程时说：“我们见解中有决定意义的论点，在我的1847年出版的为反对蒲鲁东而写的著作《哲学的贫困》中第一次作了科学的、虽然只是论战性的概述。”[126]而写于1846年12月28日的这封书信，在时间上介于《德意志意识形态》和《哲学的贫困》之间，是马克思运用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刚刚创立的历史观，即唯物史观分析社会经济现象的一次尝试。同时，这封书信也可以看成《哲学的贫困》的写作指南。其中阐述的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的观点，对唯物史观的发展意义重大。
第一，它科学地回答了社会历史观的基本问题。恩格斯在《卡尔·马克思》一文中指出：“以前所有的历史观，都以下述观念为基础：一切历史变动的最终原因，应当到人们变动着的思想中去寻求，并且在一切历史变动中，最重要的、决定全部历史的又是政治变动。可是，人的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政治变动的动因是什么——关于这一点，没有人发问过。”[127]就是说，马克思主义产生之前的社会历史理论，把自我意识、绝对精神这些精神性因素以及政治变迁等，当作历史前进的动力。这就从根本上颠倒了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之间的关系。恩格斯认为，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创立在“整个世界史观上实现了变革”。它使得物质生产活动是历史的基础“这一很明显的事实在历史上的应有之义此时终于获得了承认”。[128]
第二，它为唯物史观理论体系的建立提供了前提。唯物史观是由一系列存在内在联系的基本原理所构成的严密理论体系，包括：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状况的规律，上层建筑适应经济基础状况的规律，阶级和阶级斗争理论，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理论，等等。而这些规律和理论，都应该也能够在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这一理论中找到根源和得以说明。恩格斯指出：“每一历史时期的观念和思想也可以极其简单地由这一时期的经济的生活条件以及由这些条件决定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来说明。”[129]就是说，一切历史现象的产生和发展都可以在根源上归结为生产力的发展。例如，恩格斯在谈到阶级产生问题时指出：“这些阶级又是由于什么而产生和存在的呢？是由于当时存在的基本的物质条件，即各个时代社会借以生产和交换必要生活资料的那些条件。”[130]在谈到阶级的消灭问题时，恩格斯指出，“由于现时生产力如此巨大的发展，就连把人分成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剥削者和被剥削者的最后一个借口，至少在最先进的国家里也已经消失了”。[131]
[1] 杨洪源：《重新研究〈哲学的贫困〉：意旨、思路与结构》，《哲学动态》2015年第11期。
[2]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18页。
[3]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18页。
[4]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16～17页。
[5]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32页。
[6]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32页。
[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61，第669页。
[8]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19页。
[9]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593页。
[10] 冯瑞芳、李士坤：《马克思恩格斯八封历史唯物主义通信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第6页。
[11] 黄楠森、庄福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第1卷，北京出版社，1991，第519页。
[12] 孙伯鍨：《探索者道路的探索》，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第335页。
[13]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41～42页。
[14]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42页。
[15]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42页。
[16]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42页。
[17]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599页。
[18]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42页。
[19]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42页。
[20]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492页。
[2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5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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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47～48页。
[24]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49～50页。
[25]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524页。
[26]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5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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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598页。
[30]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50页。
[3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44页。
[32]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50页。
[33] 卢森贝：《政治经济学说史》第3卷，郭从周译，三联书店，1960，第219页。
[34]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5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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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51页。
[37]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51～52页。
[38]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51页。
[39]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597页。
[40]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51页。
[4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52～53页。
[42]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56～57页。
[43]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52页。
[44]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53页。
[45]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61页。
[46]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57页。
[47]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50页。
[48]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43页。
[49]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19页。
[50] 蒲鲁东：《贫困的哲学》，余叔通、雷华译，商务印书馆，2010，第128页。
[5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520页。
[52]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45页。
[53]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45页。
[54]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520页。
[55]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521页。
[56]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536页。
[57]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45页。
[58]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45页。
[59]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45页。
[60]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46页。
[6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46页。
[62]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46页。
[63]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48页。
[64]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48页。
[65]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46～47页。
[66]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47页。
[67]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42页。
[68]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519页。
[69]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524页。
[70]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43页。
[7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592页。
[72]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592页。
[73]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42～43页。
[74]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591页。
[75]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582～583页。
[76]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592页。
[77]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43页。
[78]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544页。
[79]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459页。
[80]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544页。
[8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43页。
[82]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289页。
[83]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531页。
[84]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519页。
[85]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43页。
[86]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44页。
[87]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520页。
[88]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521页。
[89]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535～536页。
[90]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537～538页。
[9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537页。
[92]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575～576页。
[93]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44页。
[94]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576页。
[95]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724页。
[96]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591～592页。
[97]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724页。
[98]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556页。
[99]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106页。
[100]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544页。
[10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567页。
[102]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545页。
[103]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43～44页。
[104]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53页。
[105]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208页。
[106]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211页。
[107]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532～533页。
[108]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43页。
[109]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43页。
[110]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36页。
[11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540页。
[112]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540～541页。
[113]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520页。
[114]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540页。
[115]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544页。
[116]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43页。
[117]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724页。
[118]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44页。
[119]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602页。
[120]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43～44页。
[12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第410～411页。
[122]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52页。
[123]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53页。
[124]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531页。
[125]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593页。
[126]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593页。
[127]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457～458页。
[128]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459页。
[129]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459页。
[130]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458页。
[13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45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