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社会文化史的理论与实践三编
- 梁景和主编
- 9303字
- 2021-04-23 18:37:46
炽盛在持续——中国社会文化史研究的四年历程（2015～2018）[1]（代序）
梁景和
中国本土萌生的社会文化史从1988年起至今已经走过30年的历程，并经历了萌生阶段（1988年至1998年）、发展阶段（1998年至2010年）和繁荣阶段（2010年以来）。2010年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了《中国社会文化史的理论与实践》一书，这本书对中国社会文化史萌生阶段和发展阶段22年（1988～2010）中国社会文化史的发展历程进行了梳理，主要对22年以来的研究成果、理论探索、研究基地、基本特征等问题进行了总结与分析（参见该书“代序”），全书共分理论与方法、书序与书评、纪要与综述三部分。2015年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了《中国社会文化史的理论与实践续编》一书，这本书对中国社会文化史繁荣阶段五年（2010～2014）间中国社会文化史的发展历程进行了梳理，主要对5年以来的学术活动、研究成果、理论探索等问题进行了总结与分析（参见该书“代序”），全书同样共分理论与方法、书序与书评、纪要与综述三部分。自2015年至2018年的四年间，中国社会文化史研究的繁荣状态一直持续着，本书就是对这四年中国社会文化史的发展历程进行再梳理，并依然从学术活动、研究成果、理论探索三个方面进行分析和总结。
一 四年的主要学术活动
这里的学术活动以学术会议为主要形式，具体而言有如下会议。
（1）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与河北大学共同主办的“‘华北城乡与近代区域社会’暨第六届中国近代社会史国际学术研讨会”2015年9月19日至20日在保定召开。会议提交的论文包括社会文化史的内容，肖红松等撰写的会议综述的第四部分专门介绍了社会文化史研究论文的主要内容。[2]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社会史学会主办，杭州师范大学民国浙江史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社会史研究中心承办，浙江省“之江社科青年”协办的“地方文献、区域社会与国家治理暨第七届中国近代社会史国际学术研讨会”2017年8月21日至22日在杭州召开，会议提交了部分社会文化史方面的论文。
（2）由华东师范大学主办的“中国革命中的性别与女性解放国际学术会议”2015年9月4日至7日在上海召开，会议就女性与性伦等有关社会文化史方面的议题进行了讨论。
（3）由中国社会文化研究会、首都师范大学社会文化史研究中心主办的“第五届中国二十世纪婚姻·家庭·性别·性伦文化学术研讨会”2015年3月14日至15日在北京召开，会议围绕婚姻、家庭、性别、性伦等专题，进行了深入的研讨。由中国社会文化研究会、首都师范大学社会文化史研究中心主办的“第六届中国二十世纪婚姻·家庭·性别·性伦文化学术研讨会”2017年4月14日至15日在北京召开，会议就社会生活的反思与探索、社会文化的断裂与延续、性别秩序的松动与紧张、社会生活的新史料与新问题等进行了讨论。
（4）由中国社会文化研究会、首都师范大学社会文化史研究中心主办的“第二届中国社会文化史研究的回顾与走向座谈会”2015年6月6日在北京召开，会议就学派意识、本土化概念、二元互动的方法论、研究领域的扩展、发展脉络及走向与展望等问题进行了讨论。由中国社会文化研究会、首都师范大学社会文化史研究中心主办的“当代中国与社会学术研讨会”2016年4月8日至9日在北京召开，会议就相关研究领域的延续与探索、争鸣与共识以及史料与阐释等问题进行了讨论。
（5）由中国社会文化研究会、首都师范大学社会文化史研究中心主办的“第二届西方新文化史与中国社会文化史的理论与实践学术研讨会”2015年9月25日至26日在北京召开，会议就社会生活的发掘、社会文化史的热点与前沿、社会文化史的扩展与反思等问题展开了讨论。由中国社会文化研究会、首都师范大学社会文化史研究中心主办的“第二届全国青年学者社会文化史理论与方法学术研讨会”2017年9月22日至23日在北京召开，会议就社会文化史研究的范式与史料以及社会文化史视野中的政治、社会文化史领域的日常生活、妇女性别史等问题进行了研讨。
（6）由中国社会文化研究会、首都师范大学社会文化史研究中心主办的“第四届中国近现代社会文化史国际学术研讨会”2016年9月23日至24日在北京召开，会议就中国社会文化史的理论与方法以及中国近现代的社会生活、思想观念、婚姻、家庭、女性等议题展开了热烈而深入的讨论。由中国社会文化研究会、首都师范大学社会文化史研究中心主办的“第五届中国近现代社会文化史国际学术研讨会”2018年9月21日至22日在北京召开，会议就婚姻家庭、性别伦理、宗族族谱、社会治理、社会生活，抗日战争时期的教育、文化名人，以及新中国成立后的三线建设和知青等问题展开了讨论。
以上会议只是举其要者，相关的学术会议还有很多，此不赘述。
二 四年的主要研究成果
四年来社会文化史的研究成果很多，这里仅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社会史研究室与首都师范大学社会文化史研究中心出版的著作为中心，介绍有关研究成果。
（1）由首都师范大学社会文化史研究中心主办、梁景和主编的“中国近现代社会文化史论丛”第一辑十册全部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第一辑的前四册是2011年至2014年出版的，曾在《中国社会文化史的理论与实践续编》的“代序”中介绍过，这里从略。第五册是李秉奎的《狂澜与潜流——中国青年的性恋与婚姻（1966～1976）》（2015），本书选取1966～1976年中国青年的性恋与婚姻为研究对象，探察他们的私密生活同政治运动的迎拒向背，试图勾勒“‘文革’之子”这代人政治生活、社会生活的历史轨迹；第六册是黄巍的《自我与他我——中国的女性形象（1966～1976）》（2016），本书选取1966～1976年中国女性与形象为研究对象，对女性形象政治化做了梳理，以新颖独特的视角和细致严谨的笔触刻画了“文革”中的女性形象；第七册是王栋亮的《自由的维度：近代中国婚姻文化的嬗变（1860～1930）》（2016），本书梳理了1860～1930年中国婚姻文化的变迁历程，清晰地把握两性伦理和婚姻功能的变化脉络，得出该段时间中国两性的解放和个体自由度的提高，使人的个性得以彰显的结论；第八册是董怀良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婚姻“私事化”研究（1978～2000）》（2016），本书试图分析1978～2000年中国婚姻逐渐走向私事的过程中，国家、单位、家庭与个人关系的变化，得出国家对婚姻干预逐渐弱化的趋势，婚姻由国家包办逐渐转向尊重个人自主，这无疑有利于形成既能保障个人自由的权利，又能维护国家、社会、家庭的和谐秩序的结论；第九册是刘荣臻的《故都济困：北平社会救助研究（1928～1937）》（2016），本书探索了1928～1937年北平社会救助事业的基本发展态势，通过检视社会救助活动来梳理其救助实践的多重面相，以期为探寻社会救助事业的制度化、法制化建设及其良性发展提供镜鉴；第十册是李俊领的《天变与日常：近代社会转型中的华北泰山信仰》（2017），本书从区域社会与日常生活的角度，探讨了近代华北泰山信仰的演进及其境遇，从一个侧面揭示近代华北社会变迁的路径与机制。泰山信仰在近代内外交困中仍然滋润着华北民众的日常生活，并呈现更为丰富的文化面相。“中国近现代社会文化史论丛”第二辑在2018年也已出版了两册，第一册是姜虹的《北京市民家庭生活研究（1949～1966）》，本书从北京市民的户籍人口、家庭收入、妇女就业、居住出行、家庭关系、家庭娱乐等方面关注新中国十七年（1949～1966）北京市民的日常生活状态；第二册是王胜的《河北农村医疗卫生与合作医疗制度研究（1949～1984）》，本书以河北省为个案，充分挖掘利用相关原始档案，结合报刊、地方志和老赤脚医生、社员等群体的口述史料，考察1949年至1984年河北农村医疗卫生与合作医疗制度建设和实践的历史，其利弊得失也是今天的借鉴。[3]
（2）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李长莉等学者于近几年出版的几本著作值得关注。其一，由李长莉、闵杰、罗检秋、左玉河、马勇等学者著述的《中国近代社会生活史》一书2015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社会生活既是社会制度变革的基础和土壤，又与社会制度变革互相促进，同时社会生活变动还成为人们思想观念变革的社会基础。社会生活既与我们每个人的日常生活相关，也与国家社会的变革与进步相连。本书是第一部中国近代社会生活的通史性著作，从社会文化史视角，全面系统地描述了1840年至1949年中国社会生活变迁的历史过程及全景画面。其二，由李长莉、唐仕春主编的《社会文化史30年》一书2017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本书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以“中国近代社会文化史”为研究方向的研究团队历时20多年的学术研究结晶，由刘志琴、李长莉、闵杰、左玉河、罗检秋、赵晓阳、吕文浩、唐仕春、毕苑、李俊领等学者合作撰写。主要内容包括中国近代社会文化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晚清士人与近代知识分子，近代社会风尚与民间伦理的演进，近代生活方式与民众观念的变迁，近代公共空间与公共时间，近代的祀典与仪式，近代修身教科书与公民教育，社会文化史视野中的民初京剧，废除旧历运动与二元社会，以及近代社会秩序与民间社会治理等。其三，由李长莉、唐仕春、李俊领、吕文浩等学者著述的《当代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一书2017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本书系统梳理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2015年大陆学者在中国近代社会史领域的研究成果，并对此前相关的学术源流稍作追述。本书回顾了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范式与视角、学术流派与风格等基本问题，分析了该学科不同发展阶段的特点与趋势；对近代中国的人口与家庭、性别与婚姻、社会群体与团体、城乡与区域社会、社会问题与社会治理、社会生活、大众休闲娱乐、中国宗教与民间信仰等专题的研究状况，述其脉络，析其得失，还特别对中国近代社会文化史研究的历程与特色进行了专门介绍。本书比较全面地反映了过去30年间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的基本状况，从理论方法到具体研究领域皆有所展示，评述简明扼要，是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与教学的基础性参考书。[4]
（3）由郭莹、唐仕春主编的《社会文化与近代中国社会转型》一书2016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本书是2013年8月24日至26日在湖北襄阳召开的“第五届中国近代社会史国际学术研讨会”的学术论文集。本次会议的主题为“社会文化与近代中国社会转型”，所以本书主要是围绕社会文化史的内容展开的。本书主要由八部分内容组成，即社会文化史理论反思、文人与商人、社群与社团、秩序与治理、城市空间与社会生活、乡村政治与社会生活、女性与婚姻、宗教与民间信仰。
（4）由梁景和主编的《新时期婚姻伦理与生活质量研究（1980—2014）》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于2018年出版。本书是第一本从社会文化史的视阈来研究生活质量问题的学术著作。本书把婚姻、婚姻伦理、婚姻生活质量这些以往只作为单独研究的个体融为一体进行学理探索，这是从更为复杂的视阈来讨论问题，本书是为研究生活质量问题进行摸索和探路，只是希望能够积累一些粗浅的研究经验和研究方法。
（5）由首都师范大学社会文化史研究中心出版的几本书籍，在此只做简略介绍。其一，由梁景和主编的《社会生活探索》第六辑由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于2015年出版，本书分为理论卷、婚恋卷、性别卷、性伦卷、综合卷等；由梁景和主编的《社会生活探索》第七辑由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于2016年出版，本书分为理论卷、婚姻卷、性别卷、性伦卷、综合卷等。其二，由梁景和主编的《中国现当代社会文化访谈录》第五辑由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于2016年出版，本辑是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近现代史专业社会文化史研究方向的董怀良、黄巍、姜虹三位博士研究生在撰写学位论文时，所做的访谈记录的集结，内容涉及20世纪下半叶50年间中国社会的婚姻、家庭、女性等问题。其三，由梁景和主编的《婚姻·家庭·性别研究》第五辑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于2016年出版，本辑涉及汉代“子报母恩”问题、太平天国等级婚姻问题、晚清在京西方女性活动问题、清末民初女子家事教育问题、20世纪90年代性伦理嬗变问题等。其四，由梁景和主编的《社会·文化与历史的思想交汇》第三辑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于2015年出版，本辑是历史学、文学、社会学、艺术学等学科的20余名学者学术讲演的汇编。学者们的演讲中蕴藏着新奇而深刻的思想，并通过现场对话讨论，不但能碰撞出新的思想火花，而且有助于体味学术、理解人文、品尝一种探索性的文化生活。其五，由梁景和主编的《第三届中国近现代社会文化史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于2015年出版，本文集的论文就中国近现代社会文化史研究的新理念和新方法以及婚姻、性别、性伦、医疗、卫生、教育、司法等多个领域的学术问题进行了交流和研讨，展示了中国近现代社会文化史的最新研究成果；由余华林主编的《第四届中国近现代社会文化史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于2017年出版，本文集的论文就中国近现代社会文化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婚姻、家庭、女性、儿童等问题展开了讨论，彰显了社会文化史学术研究的前沿动态。
三 四年的主要理论探索
四年来在社会文化史的理论方法方面也有新的探索，下面仅做扼要介绍。
刘志琴在《历史教学》2017年第3期发表了《重建百姓日用之学》一文，文章认为，儒家自古就有重视“百姓日用”的传统，这是古人对器物和生活态度的理论与表述。各种流派无不从日常生活中阐扬哲理，并将其提升为中国思想史一系列的思想观念。百姓日用之学是一把双刃剑，既有压抑个性的层面，又在发展中滋生出异己的因素，甚至成为张扬个性的先导，在明末引发早期启蒙思潮。日用之学这个内在的矛盾使它具有重新建构的可能性。百姓日用之学的实践是传统文化结构性的特征，从古代向现代社会的转型中，中国文化结构已经一变再变。文章指出，作为传统的思想命题，在新的文化结构中可以生发全新的作用。百姓日用之学与21世纪高扬人文精神的主题天然合拍，重建现代百姓日用之学是传统文化现代化研究的重要路向。
梁景和在《史学理论研究》2016年第2期发表了《生活质量：社会文化史研究的新领域》一文。[5]文章认为，生活质量作为社会文化史研究的一个新领域，重点要探讨生活质量概念、研究价值与研究方法，并要探讨从社会文化史的视角如何研究生活质量以及研究它的可行性等问题。若从现在做起，再过十几年，几十年或更长时间，生活质量的研究成果、研究价值和研究功效将会不断地显现出来。文章指出，以生活质量为切入点研究历史问题，将成为社会文化史研究的新方法、新角度、新视阈和新亮点。
李长莉在《安徽史学》2015年第1期发表了《中国社会文化史研究：25年反省与进路》一文。文章认为，我国史学界社会文化史学科兴起25年来，经过了前十年“兴起奠基期”、继十年“发展兴盛期”、近五年“深化扩散期”三个阶段。学术贡献有：理论方法创新、开辟史学新生长点、推动中国近代史研究超越“革命史范式”及“现代化范式”而走向“本土现代性”、关注民间社会、挖掘内在社会文化资源等。但存在的问题与瓶颈是学科意识模糊、研究“碎片化”、平面描述性、意义稀薄及理论缺失等。该文章指出，当今社会转型呼唤社会文化史的理论创新成果，未来将会引起关注的关键论题有：民间社会、社会治理、生活方式、价值系统等。这些“关键论题”，可能会成为社会文化史学者为中国社会发展理论创新做出贡献的几个生长点。
常建华在《南京社会科学》2017年第2期发表了《开放与多元：新世纪中国社会史理论探讨与学科建设》一文。文章认为，近十年的中国社会史研究日益呈现出开放与多元的趋势，其中历史人类学与区域社会史结伴而行，根植于深厚的社会经济史，特色突出。社会生活的研究也悄然变化，向日常生活史转变，并呈现出社会文化史的特色。该文章指出，探讨中国历史上的生命、生计与生态，融合生命史学、环境史学、日常生活史学于一体，构成“三生”的问题意识，将推动社会史的向前发展。
左玉河在《河北学刊》2017年第2期发表了《寻求意义：深度解释与社会文化史研究的深化》一文。文章认为，21世纪以来，中国文化史发展新趋势是社会文化史的勃兴。但目前的中国社会文化史研究大多停留在历史描述的层面上，属于表层的社会现象描述和浅层的表象研究。社会文化史研究必须将研究水平从“生活”层面提升到“文化”层面，关注这些生活现象背后所蕴含的“文化”含义，探究社会生活背后隐藏的历史意义。该篇文章指出，寻求意义是社会文化史研究的根本目标，而对社会生活进行“深度解释”是寻求意义的可行途径。社会文化史研究为什么要探究生活现象背后的历史意义？历史描述、历史解释与历史意义之间究竟有着怎样的关联？如何通过深度解释来探究历史意义？这些问题无疑都是需要做深入探究的。
梁景和在《河北学刊》2017年第2期发表了《社会文化史行进的四重维度》一文。文章认为，西方新文化史与中国社会文化史有相似之处，有一定的交叉性，也有明显的差异。国内学术界对西方新文化史有一定程度的了解、认识和研讨。但进一步探讨西方新文化史、西方新文化史对中国史学的影响以及两者的关系等问题，是中国史学研究的一项重要工作，需做专门细致的研讨。该篇文章指出，中国社会文化史是一个在行进中的研究主题，既要回首研究历程，也要探究未来走向，而重点的问题主要是团队重镇、理论方法、领域维度、史料文风等。
陈廷湘在《四川大学学报》2018年第5期发表了《从“革命史观”到“社会文化史观”——中国近代史解释体系的演变与趋向》一文。文章认为，中国近代史学经过了百年发展的历程，走出了与西方史学不同的特殊道路。百年中国近代史学在唯物史观统率下，形成了众多解释体系。其中最具代表性的“革命史观”和“现代化史观”解释体系因所处时代特征相对同一，很快形成了近代史学的主潮，产生了各自对应的时代史学。文章指出，中国特色现代化建设的“新时代”，使中国近代史学进一步多元化，其中以社会生活与社会文化为研究对象的“社会文化史观”展现出最具时代“兴趣”的本色，有希望成为中国近代史解释的主流而产生又一个时代的史学。
李宏图在《史学集刊》2018年第1期发表了《观念史研究的回归——观念史研究范式演进的考察》一文。文章考察了20世纪初至今观念史研究范式的演进，梳理出了在这一演变过程中所发生的种种变化。文章认为，如果说过去诺夫乔伊所开创的观念史只是研究的基本“观念单元”，那么现在的新观念史则表现为，在以语言哲学为理论基础后走向了以语境、修辞与行动等为核心的研究路径，同样，“新社会文化史”在以社会建构为导向的指引下，强调考察观念与社会建构之间的关系。无论哪一种维度的研究，都并未导致观念史研究的衰落，反而丰富了其研究的范式，扩展了其研究的视角。文章指出，观念史在经历了这些转换之后正迎来新的繁荣，或者说观念史研究正在复兴与回归。
吕文浩在《南京社会科学》2015年第5期发表了《本土崛起与借镜域外——社会文化史在中国的若干发展》一文。文章认为，中国社会文化史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经过20余年的发展，在生活方式、社会伦理、知识人社会、生活质量、礼俗互动等方面的研究取得比较突出的成绩。这些研究结合了历史文化和现实社会的情况，具有浓厚的时代气息和理论创新意识。对于世纪之交传入中国的西方新文化史，国内学者除一部分青年学者热情接受以外，绝大多数学者对其采取了选择性吸收的态度，即排斥其后现代意识而接受其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的多元化。文章指出，本土社会文化史学者吸收新文化史的理论和方法，用于完善自己的研究实践和理论表述，促进了社会文化史在中国的进一步发展。
张立程在《河北学刊》2017年第2期发表了《从微观史、日常生活史到社会文化史》一文。文章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史学界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变革，其中，年鉴史学致力于建构全球总体史，强调经济、社会、地理等因素在历史中的作用，形成宏观史学的范式。微观史学、日常生活史学则以细微、具体的人或事，阐幽发微，深描重叙，力图纠年鉴史学之偏。新文化史深受后现代思潮影响，力图解构现代性的权威，由此带来史学研究的“碎片化”现象。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因社会重心的转向，社会史、文化史相继复兴，由此产生社会文化史这门史学新兴分支，与西方史学研究对象日趋细微，研究视角下移的趋向渐趋一致，史学在微观层面取得了显著进步。文章指出，“碎片化”现象反映的是目前史学研究渐入精深的现实，未来必然会在具体、细微的研究之上，走向更高层次的宏观的整体研究。[6]
四 余论
从上文挂一漏万的叙述中，我们基本能够认同2015年至2018年中国社会文化史仍然在繁荣阶段中行进，在学术活动、研究成果、理论探讨等诸多方面都有一些可圈可点之处。
社会文化史作为后发的史学领地，有人把它视为文化史的一支，有人把它视为社会史的一支，有人把它视为一个新兴学科，有人把它视为一个新视角和新方法，还有人把它视为一种史观或范式。在我看来，可以把它进行初步的定性，主要是为了加深对社会文化史的认识和理解。但定性还不是非常重要的事情，重要的工作是对它进行深入的理论探索以及在特定理论的框架内进行科学的历史研究，能把更为丰富多彩的研究成果呈现在读者面前，能够让更多的读者和同行受益于社会文化史。回顾30年来，社会文化史领域的学者们孜孜不倦地工作，为其添砖加瓦，使其增色不少，故今天仍能彰显其旺盛的生命力。
根据以往学者对社会文化史理论、方法的研究和探索，我觉得中外社会文化史已经有了一系列的关键词和命题，诸如生活观念、人类心智、文化心理、心理感受、价值系统、文化转向、路标转换、社会生活、日常生活、百姓日用、民间社会、生活方式、社会风尚、精英文化、大众文化、风俗习惯、社会伦理、世俗理性、礼俗互动、意义寻求、生活质量、社会治理、访谈口述、多元史料、常态动态、微观深描、碎片整合、生动形象、真实建构、雅俗共赏、封闭开放、一元多元、学科交叉、“三生”史学、生活第一主题、精神进化理论、社会文化史观，等等。把其中的一部分重要概念进行梳理、分类、提炼、分析，可以看清近30年来中国社会文化史理论、方法的探索历程及其学术观照。
毋庸讳言，中国的社会文化史研究还有很多瓶颈与短板。主要表现在如下方面。其一，根据上文的阐述，我们对本土萌生的社会文化史的研究历程和研究状态缺乏精细、透彻和全面性的学理总结。事实上，通过这样的总结，汲取我们以往研究的经验和教训是进一步推动社会文化史研究向前发展的重要动力，很有必要。其二，在既有自身理论框架内的标志性研究成果不够凸显，这些年来我们进行的社会文化史的理论探索有了一定的收获，也有按自身理论进行探索的研究所得，但这类研究还缺乏高质量标志性的研究成果。其三，根据社会的发展需要，中国当代社会文化史研究的内容要有新的突破，以往学者有过探索，但探索的领域非常广阔，还要进一步思考有益于社会文明发展进步的研究领域；那么还需要在哪些地方突破，怎么突破，这是需要社会文化史研究者深入思考的一个重要问题。
[1] 作者与武婵曾共同发表《炽盛与深化——中国社会文化史研究的五年历程（2010—2014）》（《山西师大学报》2015年第3期）一文，本文是该文的接续，故仍然使用了“炽盛”这一关键词。
[2] 肖红松、杨豪：《“华北城乡与近代区域社会”暨第六届中国近代社会史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历史教学》2016年第5期。
[3] 以上均参照了每册书的封底语。
[4] 以上主要参照了这三本书的内容简介。
[5] 本文可与《生活质量：社会文化史研究的新维度》（《近代史研究》2014年第4期）参照阅读，两文的关键词基本相同，但两文的视角和侧重点则有差异。
[6] 以上均参照了各篇论文发表时的相关提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