素质教育之我见^[1]

素质教育发端于古希腊自由教育和中国孔子的“做人”“成人”教育。古希腊文明之所以能达到古代世界的巅峰，并非因为它强大富足，而是因为教育培养了使人自由的精神。它强调人在本质上和目的上是一个理性、道德和精神的存在体，人的教育应该是为知识而探讨知识，为真理而追求真理，并由此实现心灵的培养。这种教育就是为了人的，而不为人以外的其他任何目的。孔子教育追求的目标是使受教育者“成人”或成为“君子”，而“君子”的核心就是“仁”。两者的目标都是指向人的。不过自由教育重在人本心灵的培养，孔子教育则在提倡人本的同时更多地关注对人的伦理教化。因此，中国教育强调调和持中、反求诸己的群体伦理和社本主义，成为我们的一个传统。作为社会发展中的人，“成人”兼顾群体伦理应该说也无可厚非，问题的关键在于究竟把人本放在一个什么位置。中国教育的发展，一开始就没有真正突出人本，之后一直是社本主义或功利主义占上风，这是值得我们深刻反省的。

素质教育内容不仅要通过传统的显性课程形式来传授，而且应特别注意通过耳濡目染的隐性课程的形式实施，这几乎是古今中外所有学校的一致做法。知识是从彼到此教出来的和学出来的，不教不学当然就不会了解和掌握知识；人的素质却不能仅通过课堂教学得来，需要在生活中学、在实践中学。就古典渊源而言，早有教育来自生活的事例，诸如先民的生活与宗教密不可分，这样宗教也就成为学习礼仪的必要环节。汉以后，祭祀等礼仪还成为学校生活的重要活动。唐太宗以后，除中央国子监及地方州学以外，“庙学制”增及县学，直到晚清都没有改变。即便宋以后兴起的书院教育以及佛门的书院教学等，也都受到了“庙学制”的影响。香港中文大学当下通过学院和书院并行制推动素质教育，更是对显隐并重的课程形式的自觉运用。

二战以来，在发达国家首先表现出来的科学综合和行业综合的趋势已愈来愈突出。表现在高等教育方面，减少专业数量，提倡学科交叉，增强课程间的融合，关注学生终身学习能力培养已逐步成为我国大学发展的主旋律。在这种背景下，人的素质如何自然成为关注的焦点，它是人可持续发展的根本。在人的所有素质因素中，良好的思想道德品质是“做人”的灵魂，是蕴藏在国民心中推动国家和民族前进与发展的活力和动力。西方大学把加强学生的思想品德教育称为“德育投资”，认为其可以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因此，德育已成为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学校要开设的必修课程。譬如美国的公民课、日本的社会课、加拿大的道德价值教育课、新加坡和比利时的道德教育课、匈牙利的世界观基础课等。我国大学也专门开设有思想政治理论课，党和国家组织过多次专题研究，反复改进，这非常有必要。

要正确认识通识教育和素质教育之间相互借鉴融合的问题。通识教育是一种哲学观，素质教育是一种教育观，两者认识和分析问题的角度是不一样的。事实上，大学素质教育问题的提出相对较晚，通识教育的很多做法是可以直接用于素质教育的，譬如国外普遍采用的“2+2修读模式”等。甚至有著名学者指出，通识教育“实际上是全面素质的教育”。这里，将通识教育与素质教育完全等同虽然并不准确，但认为通识教育与素质教育之间有密切关系是对的，而且两者近年来确有互相接近的趋势。虽然素质教育不是一种模式，而是一种思想和观念，但素质教育并不排除通过一定的形式加以强化；虽然素质教育不重在开设多少门课程，它更多关注的是能力、思维形式或情志倾向等，但素质的种种表现又是以人的扎实的知识素质为基础的，基本的知识与技能仍需要通过传统的课程来讲授；虽然通识教育是相对于专业教育而言的，但据笔者外出考察，美国高校现在也注重把通识教育当作一种同样可适用于专业教育的理念与方法来加以认识和推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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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文曾以《素质教育是一种教育观》为题发表于《光明日报》2009年9月4日，收入本书时有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