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拆迁事件与社会冲突

1.“城中村”研究

大约从20世纪末开始，“城中村”日益被学者们所关注。早期相关研究主要侧重于对城中村概念的界定、特征的描述和形成机制的考察，后来逐渐转向对其存在意义和改造方式的探讨。一般认为，在我国城市化过程中，原处城郊的自然村落被城市环境包围或者半包围起来，形成了城市中的乡村，即“城中村”（敬东，1999/9；李钊，2001/3；李俊夫、孟昊，2004/10等）。这些村落一方面基本保留了原有的农村体制，如土地仍为集体所有，村委会组织依然存在；另一方面，它们却具有很多城市社会的特征，例如居民基本不再拥有耕地，多从事非农业工作，村内有数量可观的外来人口，且部分村民实际上已是城市户口（张建明、许学强，1999/3；代堂平，2002/5）。李培林依据城市对村落的包围程度，将村落分为三类：一是包围程度较深，已经没有农业用地的村落；第二种位于城市周边，尚有少量农业用地的村落；三是位于远郊，存留较多农业用地的村落（李培林，2002/1）。本文考察的L庄属于第一类，在政府多次征地之后，村落已经完全被城市所包围，大量外来人口进入，村民不再从事农业活动。

对于城中村的存在，学界有两种迥然不同的观点。很多学者对城中村的设施和生态基本持否定态度。他们或从城市规划的角度出发，认为城中村的设计标准低，浪费大量建设用地，影响了城市的整体开发和拓展（田莉，1998/5；吴晓，2004/5）；或强调城中村行政管理难度大，道路交通无系统，配套设施不完善（敬东1999/9；郑静，2002/2）；或从治安和环境的角度出发，认为城中村违法建筑多、卫生情况恶劣，且人员混杂，社会治安问题突出（韩潮峰，2004/1）；或从经济关系着眼，批评城中村出租房的普遍，导致出现很多游手好闲、不劳而获的村民（刘伟文，2003/3）。然而，也有一些学者试图阐释城中村存在的积极意义。如蓝宇蕴对城中村的社会关系进行了分析，并提出“都市村社共同体”的概念，认为城中村在农民城市化过程中起到了桥梁的作用（蓝宇蕴，2005）；还有学者指出城中村为流动人口降低了进城打工的成本，是城市低收入者的住房来源，对经济的高速发展有重要意义（李津逵，2005/3；魏立华、闫小培，2005/7）。基于这些认识，学者们提出了多种关于城中村改造的建议。如有学者主张加强规划，尽早制定相关改造政策并贯彻落实（田莉，1998/5）；有的认为应改善城中村的设施，创造更适宜的居住环境（敬东，1999/9）。还有学者认为城中村的发展应走城市化的道路，完成村民向市民的转变、从农村管理向城市管理的转变。这不仅包括物质形态的改造，也包括经济形态、组织结构以及社会关系的转型（陈鹏，2004/5；李立勋，2005/3）。

上述研究反映出当代中国城中村的许多面相。但整体而言，现有关于城中村的研究存在明显的不足。首先，多数研究停留在对城中村物质环境和社会问题的描述层面，缺乏对居住者的日常生活和内心世界的深入观察与解析；其次，研究者大多缺乏历史的视角，只是静态地讨论城中村的现状，未能将其与村落的历史演变结合考察，导致对很多问题的认识不够系统全面；此外，虽然学界对城中村的各种弊病及其改造工作已有一些论析，但鲜有学者对相关话语、政策和措施中隐含的权力关系进行反思，且学界有关城中村拆迁—安置问题的深入实证研究仍然较为缺乏。有鉴于此，笔者以L庄为个案，进行了长期的实地调研，以历史的眼光理解村落现状和村民行为，并对城中村改造过程中深层权力关系进行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