妇女与教育研究综述（2011～2015年）

史凯亮 王俊^[1]

一 研究概述

2011～2015年，妇女与教育研究领域进展明显，研究主题不断拓展，以问题为导向的高质量研究成果稳步增长，研究方法融合性增强，多学科、多角度的研究更加丰富。采用“女性”“教育”“课程”“女大学生”等检索词，在中国知网“哲学与人文科学”“社会科学Ⅰ辑”“社会科学Ⅱ辑”“经济与管理科学”四个数据库以及“信息科技”数据库中的“新闻与传媒”“出版”“图书情报与数字图书馆”“档案及博物馆”子数据库中，对2011年1月1日至2015年12月31日公开发表的研究成果进行组合检索（结果见表1），通过与上个五年检索结果简单对比可以发现，这五年论文数量整体上增长幅度不大，但硕博士学位论文数量增长较为明显。如“女性”+“教育”的检索结果为479篇论文，仅比上个五年多30篇，增长主要体现在硕博士学位论文数量上。关于女大学生的研究论文多达2899篇，与上个五年相比，增长幅度也不大，但在增加的256篇文献中，107篇为硕士学位论文，充分反映了这五年中以学位论文为代表的原创性、规范性研究成果稳步增长的趋势。从这五年学位论文的授予学科来看，涉及教育学、社会学、心理学、经济学、法学、历史学、新闻传播等十余个学科，多学科、跨学科交叉研究趋势更加明显。

在中国国家图书馆数据库中同样通过以上检索词进行组合检索，逐一筛选后发现，这五年间中国大陆出版妇女与教育相关著作达到33部，与上个五年出版的51部论著相比有所下降，但从专著质量上看，学术性和原创性有较大提升。

表1 中国知网妇女与教育领域各检索词组合检索结果

如王俊的《遮蔽与再现：学术职业中的性别政治》（2011）、徐宁的《江南女校与江南社会（1850～1937年）》（2015）等专著，无论从研究视角、研究方法还是研究结论都对相关问题的推进有重要启示。这个阶段值得注意的是，妇女与教育领域的大型工具书相继出版，对女子教育知识的普及和女子教育研究做出了积极贡献，如澳大利亚的G.拉可姆斯基主编的《教育大百科全书：女性与教育》中文版由张莉莉翻译后于2011年出版，主要是从国际视角来说明、记录并解释女童和妇女在教育方面为什么会成功，又为什么会失败，词条涵盖妇女教育史、教育领域中的性别平等妇女研究的理论视角等多方面内容。郭明蓉、杜学元编著的《女子教育大辞典》（2014），收录了与女性教育有关的各类条目3000多个，是一部女性教育百科全书式的专业辞典。

这五年间，国内外学者在学术会议和论坛上的观点交流与碰撞，促进了中国妇女与教育领域的研究不断走向深入。其中，中国妇女研究会妇女教育专业委员会主办的会议主题鲜明，直接围绕妇女与教育领域的热点问题展开。如2014年10月召开的第七届年会暨教育公平与妇女发展研讨会，主要围绕“高等教育公平与妇女发展”“继续教育公平与妇女发展”“家庭教育与妇女发展”三个重大议题展开。2015年12月召开的“纪念北京世妇会20周年学术研讨会暨全国妇干校校长论坛”，主要围绕女性的教育培训、女性权益保障、性别文化与女性发展等主题展开深入研讨。关于女性人才开发，主要有“2011年中国（重庆）女性论坛”、2012年的中国社会学年会“中国女性人才发展规律与政策研究”论坛、2013年的第二届中国女性人才资源开发与利用国际研讨会、2013年的“优秀女性人才在科学发展进程中的战斗力”主题论坛、2015年的“女性人才与时代发展”主题论坛等。此外，其他专业学会会议也设立了妇女与教育研究专题或吸纳妇女/性别研究学者参加，如2011年、2012年、2013年、2015年中国妇女研究会年会都设立妇女与教育专题讨论，2011年以来历次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研讨会都对教育议题有所讨论，2012年以来的历届中国教育学会教育史分会也都有女性教育史论文入选。

2011～2015年，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共有4个项目属于妇女与教育领域的研究，包括1个一般项目和3个青年项目。除秦方主持的“晚清女子教育与女性形象建构研究”属于“中国历史”学科外，其他3个项目是关于女大学生就业和创业问题研究，分属于“人口学”和“社会学”。全国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项目中，涉及妇女与教育领域的研究有10个项目，涵盖高等教育、基础教育、道德教育、职业教育、民族教育等各领域的热点问题（见表2）。从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和全国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项目的立项来看，项目的现实性和针对性较强，有利于科研成果转化，对国家教育政策制定能起到重要的参考和推进作用。

表2 妇女与教育领域全国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项目

二 主要研究内容

（一）对教育公平的社会性别审视

从社会性别视角来看，在教育起点、教育过程和教育结果上仍然存在较明显的性别差异、性别盲视和性别歧视。张李玺主编的《教育公平与妇女发展》（2015）是中国妇女研究会妇女教育专业委员会第七届年会论文集，该书围绕教育公平与妇女发展诸多领域和问题而展开的探索与思考，展现了中国妇女教育发展所取得的经验以及在教育公平方面存在的问题。教育过程中的性别差异具体表现在：女性特别是农村女性获得高等教育的机会仍然偏少，在学科和专业上存在着性别隔离和性别分流现象，在教学资源分配和享有上存在性别差异，在教材和教学活动中存在性别歧视，在学生组织和活动中不断复制着传统性别角色的定型，校园文化中隐含着对女性的规诫和限制。在教育结果上，存在女性发展空间受限、就业机会不公平及就业歧视等问题。因此，推进教育领域的性别公平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刘伯红、李亚妮，2011；李桂燕，2011；奚晓露，2012）。

1.教育获得的性别差异

学者们普遍认同，从总体上看，近几十年来中国的教育公平程度在不断提高，尤其在受教育机会上性别差距缩小明显，但教育的性别差异仍然是一个重要的现实问题，在更高层次教育的入学机会、专业选择、学业成就以及劳动力市场回报等更深层次的教育公平方面，男女差距依然明显（郑磊、张鼎权，2013；陈新叶，2014；陈新叶、赵雪，2014）。

从教育机会均等角度来看，诸多研究利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从不同角度展开研究。基于这一数据，有研究发现，城镇居民教育获得的性别不平等程度较低，并且呈现逐渐降低的趋势，近年来已经基本消失，甚至男生是基础教育中的“新弱者”（胡振京，2014），但总体而言，农村居民的教育获得性别不平等程度仍然较高，虽然也显示出逐渐降低的趋势，但降低的幅度有限（吴愈晓、黄超，2015）。同样基于这一数据，还有一些研究注意到了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的教育规模扩张对教育均衡的影响。有学者认为，教育扩张从整体上对教育性别平等化有正面影响，缩小了与男性之间的机会差距。扩招之后高等教育机会的性别平等化正在从家庭文化程度较高的群体向家庭文化程度较低的群体推进，从非农村地区向农村地区延伸（张兆曙、陈奇，2013）。有学者系统研究1978～2008年中国各教育阶段教育机会获得性别差异以及变化趋势后做了更为具体的分析：在基础教育和中等教育阶段，教育扩张所导致的教育机会获得性别平等化趋势更为明显，而女性高等教育入学率提高的原因并不是高等教育扩张，而是女性接受中等教育的机会提高，从而导致更多的女性获得高考的机会（邵岑，2015）。

对于教育获得的影响因素，有学者认为主要包括城乡差异、父母职业和教育水平、家庭内部资源分配模式、本人所处的教育层次等方面。农村户口居民的性别不平等程度高于非农户口居民；父亲的职业地位指数或父母的受教育水平越低，教育获得的性别不平等越严重；兄弟姐妹人数越多的群体，教育获得的性别不平等越严重；教育层次越低，升学机会的性别不平等越严重，而这种性别差异主要来自不同的社会群体对父权制观念或传统性别角色观念认同感的差异（吴愈晓，2012）。针对家庭内部资源分配模式，有研究指出，母亲的受教育程度以及是否工作两个因素对于子女教育获得的影响都是正向显著的（顾诗颖，2015），但也有研究指出，母亲在家庭中相对地位的提高对家庭内部资源分配的影响并不显著。从同胞性别结构分析，拥有兄弟不利于个人的教育获得，而同胞中女孩比例越高越有利于个人的教育获得。有利的同胞性别结构同时影响男性和女性，不利的同胞性别结构只影响女性（郑磊，2013）。

2.教育过程中的性别平等

教育过程中的性别盲视和性别歧视与教学、课程有直接关系，而根本原因在于当前教育存在“性别中立教育”和“性别化教育”两个传统。两种教育传统只有实现向性别敏感教育的转变，才能引领当代中国教育走出性别困境。性别敏感教育的核心理念即教育应培养有性别的“完整的人”。为了使男女两性成长为“完整的人”，教育应当是社会性别意义上平等、完整和有德行的教育（周小李，2011）。

在上个五年，虽有研究开始关注女性主义课程理论，但译介性文章较多，研究性文献较少，而这个五年中，女性主义课程理论研究明显增多，且日益受到主流教育学研究的瞩目，硕博士学位论文也开始关注这一议题。这些研究在基于女性主义视角对当前课程领域的批判与建构上达成相当程度的共识，如大部分学者认为，在女性主义视角审视下，当前课程领域存在不同程度的性别教育缺乏、课程评价不公平、课程设置性别歧视等问题，女性主义对课程结构中的父权制、课程文化中的男性霸权、男性话语与性别歧视进行批判，有利于重建课程文化理念（姚文峰，2011；靳璐，2011；刘志华，2013）。借鉴女性主义课程研究经验，可关照两性话语，创设关怀空间，共享个体声音，重拾实践视野，在课程实践中实现性别化教育模式（柳士彬、何爱霞，2012；李晓玉、杨道宇，2015）。还有学者从女性主义视角对女性思想政治教育原则、内容、途径等方面进行探索，试图构建系统完整的女性思想政治教育体系，以应对和解决中国当代社会日益凸显的女性思想道德问题，推动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创新（周天枢，2012；陈蕾，2013）。也有学者对女性主义伦理观及其基础上形成的女性主义道德教育模式进行剖析，认为女性主义道德教育从道德心理模式、道德发展方式、道德核心主题、道德思维方式、道德教育策略等方面对传统道德教育模式是一种超越（李芳，2015）。

与上个五年相比，这五年中研究教材中女性形象的学位论文从数量上有所减少，但依然是学位论文最受欢迎的选题之一。在笔者检索到的13篇论文中，有12篇是学位论文，且绝大多数为师范类院校的教育硕士学位论文。这反映出，以未来中小学骨干教师为培养目标的教育硕士既要接受具体的学科训练，也要完成教学论、课程论等教育学理论的学习，在学位论文选题中，自然地将学科视角和教育学视角融合起来对中小学课程进行分析。从选题内容来看，同上个五年基本一致，还是以语文教材和英语教材为主，这也是学科特点决定的；从研究结论看，大多数研究者认同中小学语文教材中的形象存在性别比例失衡、性别角色单一等问题（杨雪芳，2011；贾利波，2011；吴荷荣，2012；张一帆，2012；江芳，2015；杨莉，2014；龙艳，2014；龙娟，2012），针对不同版本英语教材的分析，也能得出类似结论，性别歧视普遍存在于英语教材中（朱彤，2012；王海霞，2011）。而通过不同年代中学语文教材的比较可以发现，新版教材相比旧版教材在女性角色的定位上有进步，角色更加丰富多元（杜晓娜，2011）。值得一提的是，研究者开始注意到幼儿园课程建设中的性别问题，如李书娟（2011）指出，幼儿园教材中女童角色总体出现次数偏少，缺乏多元化的成人女性角色。安洪涛（2015）、吴卫东（2011）则反思了女性在幼儿园课程建设中的作用，认为女性既是幼儿园课程的理念主导又是行动主体，其在显性的规范、制度层面和隐性的思想、观念层面发挥着长久却又不易觉察的作用，直接反映出社会文化对两性角色的定型，在幼儿园进行双性化教育对儿童的社会性别角色形成十分必要。

3.教育回报的性别差距

这五年对于教育回报的研究集中于教育经济学领域的分析，并取得了一些明显进展。学者们认为，女性的高等教育回报率普遍高于男性，但其工资收入仍低于男性（彭竞，2011；杨钚，2012），而随着女性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工资的性别差距会逐步缩小。从政策含义上看，政府在设计和实施公平的就业制度和工资制度的同时，通过发展教育提升女性人力资本水平，将有助于缓解工资性别歧视和缩小工资性别差异（刘泽云、赵佳音，2014；郭凤鸣、张世伟，2012；王晓焘，2011）。但有些研究也指出，女性受教育程度提高，并不一定能缩小工资的性别差距，性别歧视仍是工资性别差距的主要原因。杨钚（2012）基于对2009年北京大学的高校毕业生就业调查及2008年麦可思公司的全国大学毕业生就业调查数据的分析得出：所有行业中都存在性别收入差距，且差距随着个体受教育程度的提高而增大。张兴祥、林迪珊（2014）对外来务工人员的研究显示，教育回报率不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收入性别差异主要是由婚姻状况、务工所在地和产业类型不同引起。对于性别收入差距的原因，学者们大多认同性别收入差距主要是由行业内而非行业间的收入差异导致，性别歧视是行业内性别工资差距的主要原因（彭竞，2011；杨钚，2012）。此外，还有学者用社会性别角色理论对教育回报进行了研究，认为受教育程度显著影响人们的社会性别角色态度，但对社会性别角色行为意向无显著影响。不过，受教育程度可以调节社会性别角色态度和行为之间的关系，受教育程度越高，社会性别角色态度与行为意向之间的关系越强（余秀兰，2013）。

4.教育政策的性别评估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制定了一系列促进教育性别平等的法律、法规和政策，但从性别平等角度对这些政策的研究很少，这五年中，相关研究开始出现。有学者基于政策文本的比较研究发现，中国的教育性别平等政策仍然存在政策之间缺乏衔接、对宏观行动方向表述较多但对微观行动策略制定较少、教育系统内部以及其他行政部门的配套措施不完善等不足。研究者从转变教育性别平等的行动主体、行动方向、行动内容三个方面提出相应的政策改进建议：行动主体从单纯依赖政府转变到鼓励社会参与，从教育行政部门主导转向教育、劳动、社保、妇联、计生等多个行政部门协调配合；行动方向从之前以扩大教育供给为主的政策转向以刺激教育需求为主的政策；在行动内容上，以往的教育性别平等政策主要关注的是保障女性的受教育机会均等，今后应进一步强调关注教育结果和教育发展收益上的性别平等（郑磊、李静，2012）。

（二）典型女性群体的受教育状况研究

1.对农村女性教育的研究

在受到传统文化影响较大的农村地区，女童教育状况一直不容乐观，而流动和留守女童更是由于弱势叠加而面临着更为不利的教育处境。陈怡、季斌（2011）在阐释主体性教育的哲学基础上，根据对甘肃省天水市留守女童的走访调查资料与数据，总结了女童在主体性意识方面存在的问题，研究了主体性意识缺失对女童教育的不利影响，提出了完善和提升西部女童主体性意识的现实路径。于凤（2013）认为，流动女童在学校适应中存在障碍、不适以及自我边缘化的问题。苏雪萍（2014）通过对流动男童和非流动女童的比较指出，在校流动女童享有公平教育机会和教育资源，学业成绩也不亚于两个参照群体，甚至在某些方面表现得更好。这既得益于政府大力推进教育公平的政策，也源于流动女童因更不易获取进城学习的机会从而更加珍惜和努力。张婷（2014）对楚雄彝族自治州某小学留守女童进行实地调研，通过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分析影响留守女童教育的各种因素，进而提出有针对性、切实可行的对策建议。

在少数民族农村地区，女童教育同样受到诸多制约。雷湘竹（2014）指出，瑶族女童辍学现象较严重，女童缺乏学习兴趣，面临的不安全因素较多。究其原因，传统性别文化依然在瑶族社会占据主导地位。因此，让性别平等意识深入每一个角落，是教育者优先要做的工作。丁月牙（2014）对四川凉山彝族的教育人类学田野调查发现，彝族家长的女童教育观是教育观和女性观的结合，具有实用与发展、传统与现代等双重特征。女性观和教育观的多元差异以及二者的交织融合，构成了家长女童教育观的复杂性。同时，家长的女童教育观及其对女童教育实践的影响，既受制于村寨环境，又有个体性特征，呈现为动态的发展和变迁。杨蕾、段炳昌（2015）通过对滇中地区3个苗寨的社会调查表明，法治的缺失是制约滇中苗族女童教育发展的一个关键性因素。

对农村女童教育的研究中，一些紧追社会热点的议题得到了关注，如女童性教育问题。易双林（2012）结合基层支教观察指出，在小学高年级实施性教育是迫切和必要的。何晓莉的硕士学位论文（2015）从社工角度对女童反性侵教育的小组工作介入活动进行了探索。此外，对以往研究的反思性研究开始涌现。如王舟（2011）指出，女童教育专项研究走过了近20年的历程，在解决贫困地区女童教育方面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同时在研究方法、运作模式等方面暴露出一些难以克服的问题。潘莉的硕士学位论文（2013）也对女童教育研究进行了“元研究”。女童研究中国际视野的介入也越来越多，如王丹（2014）对印度女童教育现状研究、夏诗敏（2013）关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对尼日利亚女童教育援助的研究、周林莎（2011）对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在保护女童的受教育权利方面作用的研究等。

这个五年中，对农村妇女成人教育的研究主要围绕农村妇女成人教育参与的意义、现状、问题和对策等方面内容展开。学者们指出，在农业呈现女性化趋势的当下，加强农村妇女成人教育对于提高农村劳动力素质、优化农村妇女就业结构、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李倩，2011；刘华，2013），但农村妇女成人教育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农村妇女的成人教育参与水平普遍不高，农村女性职业技能提升空间有限并且缺乏可持续性，结构性原因主要包括不公平的公共政策和环境、传统社会性别文化的影响、教育内容脱离农村妇女实际需求等（李倩，2011；程琳，2011；臧娜，2011；陈腾、冯韶华，2011）。从家庭层面看，父母的文化程度、父母的职业、家庭收入情况以及职业学校的学费都对农村女性接受职业教育有较大影响（刘华，2013）。基于社会性别理论、成人教育参与理论，研究者也对当前成人教育课程存在的“性别屏蔽”、性别角色刻板等诸多问题进行了反思，建议以女性主义课程论的有关思想为指导开发成人女性课程（柳士彬、何爱霞，2012），应改变基于传统性别文化的女性职业教育模式，构建基于性别平等的女性职业教育模式（许艳丽，2011），建立多层次、多渠道适应农村妇女需要的教育体系，构建农村“三位一体”宣传平台，保障教育信息畅通，努力克服农村妇女教育参与人际障碍（张丽萍，2011）。

对于受流动影响的农村妇女群体而言，文化素质普遍较差，就业能力普遍偏低，更应着力发挥成人教育的作用，加强多样化的职业技能培训，促进流动妇女尤其是女性农民工的就业能力和城市适应能力，帮助她们更好更快地适应并真正融入城市（邵艾群，2011；翁远霞，2014）。随迁子女难以进入幼儿园，对流动女性就业带来显著的负面影响（宋月萍、李龙，2012）。对留守妇女来说，当前针对农村留守妇女的培训存在培训内容实效性不强、接受培训的途径单一、培训师资匮乏、培训比例低、培训经费不足、培训对象积极性不高等问题（刘冰，2012；刘华，2013）。农村留守妇女教育的改善，需要政府引导、社会参与，应发挥妇联的积极作用，加强相关部门间的合作，发挥社会团体的集体力量，多种渠道筹集培训经费，加强激励措施（刘冰，2012；徐瑞，2013；程琳，2011）。

对少数民族农村妇女的教育研究显示，虽然少数民族农村女性教育有较大的发展，但仍然存在很多问题。强俄巴·次仁央宗主编的专著《西藏妇女教育发展及其对策研究》（2015）对西藏妇女教育进行了全景式扫描，认为西藏妇女教育主要旨在帮助藏区妇女提高各方面的素质，从而实现妇女解放与男女的真正平等。张兴的《哈萨克族女性教育变迁研究》（2011）以女性角色为观察点，从“社会背景”和“教育变迁”的角度解读社会变迁影响下的哈萨克族女性教育。杜学元主编的《当代教育热点问题专题研究——女性教育问题研究卷》（2014）聚焦羌族女童教育、多元民族文化对女童义务教育的影响、女中学生受教育权等少数民族女童教育中的热点问题。对撒拉族农村女性的教育研究指出，撒拉族农村妇女受教育权益的实现程度很低，严重制约了其自我发展能力，可从识字教育、项目参与、技术培训三个层面进行加强（闫丽娟、李强，2011）。宁夏农村回族女性教育的发展滞后主要表现为农村回族女性受教育的程度偏低，回族女生入学率偏低、辍学率偏高，农村回族女性早婚多育现象严重；这主要与家庭经济窘迫、宗教及传统观念的影响、教育资源匮乏等因素有关，因此应从加强性别公平教育、建立多层次多目标的示范学校、培养女性自身能力等方面入手来改善回族女性的受教育现状（江晓红，2011）。

此外，这五年对于农村女教师的研究值得关注。农村女教师的专业发展意愿强烈，但专业发展水平不高，角色冲突、性别隔离、人际交往和身心健康等因素对农村女教师的专业发展存在不同程度的影响（徐今雅、赵思，2011）。此外，传统性别文化、心理压力、培训机会、农村学校环境对女教师专业发展影响更为明显，家长对子女教育不够重视也影响女教师的工作积极性（杨燕萍，2011；谢春丽，2012）。伴随国家对西部农村地区教育扶持政策而出现的特岗教师群体中女性居多，这一现象未得到应有的关注。罗英卓（2012）的硕士学位论文以社会性别、人际关系、社会资源分配、社会流动四个维度为切入点分析特岗女教师的自我认同和社会认同，解析特岗女教师职业身份认同的现状，为我们提供了宝贵资料。

2.对女大学生和女研究生群体的研究

女大学生研究是成果最为丰硕、学科跨度最为广阔、研究议题最为丰富的领域。从研究议题看，这五年中，除了对女大学生就业、婚恋、学业成就等传统热点问题的大量研究外，女大学生的媒体形象、消费行为、宿舍关系、安全教育等新兴议题也得到较多关注。

对女大学生就业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女大学生就业难的现状、原因和对策等方面。对2009年全国女大学生就业创业状况专项调查、2010年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女大学生专卷等调查数据的分析显示，女大学生就业质量普遍低于男生，主要表现在就业机会不平等、竞争过程不公正、就业结果不公平等方面（全国妇联妇女发展部、华坤女性生活调查中心，2011）。就业性别歧视对“80后”女大学生的就业造成了不利影响，“80后”女大学生的就业率、工作稳定性、正式编制比例以及工作满意度都不同程度地低于男生。政府及社会各界需要通过加强劳动力市场监管消除就业性别歧视，为女大学生公平就业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杨慧，2014）。

这五年中，一些学者对女大学生就业难的原因进行了多层次多角度的深入分析，如有学者从社会性别理论出发，认为女大学生对传统社会性别角色的认同，导致她们对就业市场上的性别歧视视而不见、认同与容忍，这种态度强化了性别歧视现象。而女大学生之所以有这种态度，是“男性中心”的性别文化意识建构的结果（余秀兰，2011）。还有研究认为，女大学生就业难有深层次的经济和社会结构原因，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效益与社会公平之间的矛盾的反映（全国妇联妇女发展部、华坤女性生活调查中心，2011）。有学者从布尔迪厄资本理论审视这一问题，得出类似的结论。女大学生就业难根源在于女大学生的文化资本和符号资本弱势，文化资本弱势源于女大学生在专业区隔与文凭等级中的不利处境，符号资本弱势则是社会文化建构的有关男女两性的符号系统发挥权力作用的结果，女大学生资本弱势是社会结构合谋的产物，因此，女大学生就业难问题的根本性解决需要结构性的调整与变革（周小李，2011）。还有研究对各种因素进行了综合分析和比较，认为个人素质和意愿是影响女大学生就业质量的首要因素，包括工作能力、人际关系、技能掌握、实习经历和所学专业等方面。学校尤其是学校知名度在女大学生就业中起着重要作用。性别、技能掌握、求职技巧和长相对女大学生就业质量的影响大于对男大学生就业质量的影响；社会传统观念对女大学生就业质量有负面作用；家庭因素同样影响女大学生就业质量，但影响系数较个人素质和意愿、学校、市场等因素要小（张抗私、盈帅，2012；段磊，2014）。

改善女大学生就业状况的对策建议主要包括：将性别平等纳入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的总体规划和政策体系，优化产业结构，完善促进男女平等就业的法律法规，政府采用经济手段合理消化女性用工成本，发挥各级妇联的作用（全国妇联妇女发展部、华坤女性生活调查中心，2011），提升女大学生综合素质，帮助女大学生确立正确的就业观（韩新路，2011）等。此外，还应积极引导女大学生创业，给女大学生创业营造良好的创业环境（罗建河，2011）。为解决女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这五年，国内学者还编著了大量教材和辅导读本，如林建军、唐芳主编的《女大学生就业创业调研与指导》（2014），董晓红、李娜主编的《女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2014），赵继忠主编的《女大学生职业指导》（2011）和《女大学生职业生涯发展与规划》（2014），王丽娟、宫玲琳编著的《女大学生就业权益法律保护》（2013），盖春瑞、韩建伟主编的《女大学生创业教育》（2015），等等。

学者们通过一系列高质量的定量研究对女大学生的学业成就进行了分析，一致认为传统社会性别观念对女大学生和女研究生的学业成就有负面影响，这提示我们，高校应该在相关的政策中增强性别敏感性，提升女大学生的社会性别意识。周小李的著作《科学教育背后的性别政治》（2013）论证了数学焦虑、物理恐惧、逃离理科等女生科学学习危机之所以存在，并非因为女性先天的禀赋、能力或品质有欠缺，而是性别政治操纵下的家庭和学校教育以及文化与制度对女性不断规训的结果。有研究通过对本科生学科专业选择的实证调查发现，本科生在选择院校、选择专业、对所选专业的满意度方面存在性别差异，反映了本科阶段普遍存在学科性别刻板印象和职业性别隔离（田菊，2014）。而针对三本院校农村女大学生的定性研究同样指出，农村女性具有阶层和性别双重先赋性劣势，这直接影响了她们在对院校和专业的选择以及就读过程中的行为（周菲、余秀兰，2013）。针对理工科女大学生的研究显示，她们对所学专业的兴趣呈现下降的趋势，成绩上的优势未能给她们带来应有的自信，社会性别偏见压抑了理工科女大学生的自我意识（张莉莉、甄红慧，2011）。

问卷调查数据显示，当代女大学生恋爱现象较为普遍（李承鑫，2015），恋爱价值观念多元，择偶观念表现出不同程度的功利性，婚姻观也有片面性与矛盾性，性知识贫乏与性观念开放并存（张金玲，2011；诸云、刘佳，2011；万美容、曾兰，2014；李承鑫，2015）。对于当代女大学生婚恋观出现的问题，应根据她们自身的特点采取科学的对策进行正面教育和引导（张金玲，2011）。

这五年中关于女大学生的研究还涉及一些新的议题，如有研究基于内容分析对一定时段网络媒体中的女大学生形象进行了解读，认为网络媒体新闻报道中女大学生负面形象较多，正面形象较少，报道内容呈现出片面化、刻板化、夸张化的特点（梁微，2012）。媒体在塑造女大学生形象方面通过选择性的议题设置和报道立场形成了较为固定的报道框架，对女大学生的正面性解读只集中在工作议题上，对女大学生真实形象虽然有部分还原，但这种还原是短暂的并且具有针对性（董天策、罗小玲，2011）。此外，还有3篇硕士学位论文从不同角度对女大学生宿舍人进行了研究（李会，2012；牛腾雀，2014；刘相娜，2013），1篇硕士学位论文对女大学生群体的化妆品消费行为做了分析（王克妮，2014）。

近年来女大学生安全问题引起学界重视。有学者指出，女大学生频频失联被害说明当前大学安全教育存在缺失，女大学生的安全意识和防范能力严重欠缺，缺乏良好的安全行为习惯，很多女大学生独立生活能力较差，缺乏系统的安全保障知识，缺乏有效的危机处理技巧（李佳、陈娜，2011；胡华荣，2011；喻娜，2014）。而高校的安全教育应进行制度化建构，从宏观安全向微观安全、从校园安全向学生安全、从传统安全向非传统安全拓展（马振超，2015）。

与女大学生研究议题的丰富性和多样性相比，这五年对女研究生的研究议题相对集中。在对女研究生进行研究的36篇硕士学位论文中，有13篇是围绕女研究生婚恋观的研究，有10篇是对女研究生就业和创业问题的研究，其余的研究议题分散于女研究生的媒体形象、消费行为、心理健康等方面。对女研究生群体的学业成就进行分析的论文很少却较有代表性，如李洁、王颖等（2013）的研究指出，女研究生存在学业成就优势下滑、实践创新能力不足、事业发展成就动机滑落、社会性别观念随学历增高趋于保守等特点。结构方程模型表明，女研究生的社会性别观念通过影响其实践创新能力和事业发展成就动机，间接影响其学业成就。而对于女博士的研究中，议题更为集中。检索到的172篇文献中，研究性文献极少，几乎全部是新闻报道和介绍性文章。在研究女博士的7篇硕士学位论文中，有4篇是对女博士媒体形象的研究，其余3篇分别是对女博士的婚恋难问题、性别认同和成长经历的研究。

3.对女教师的研究

这五年对于女教师的研究无论从深度还是广度都有所拓展，既有对高校女教师的大量深度研究，也有对农村小学教师、特岗教师等群体的关注。基于社会性别视角的定量研究有增加趋势，主要集中于工作满意度、自我效能感等便于测量的心理指标等方面，且得出了较为一致的结论。多项对高校女教师的定量研究表明，高校女教师遭遇职业生涯阻隔是较为普遍的现象（程芳，2011；周亮梅，2011；陈丽琴，2012；万玉群，2012），而对研究型大学专任女教师的工作满意度的问卷调查结果显示，教师的工作满意度存在一定性别差异，女教师对校园学术环境、国际化、人际关系等方面比男教师满意度高，但在课题经费的获得、课题的获批、接触学术前沿等研究资源获得方面的满意度远不如男性教师（赵叶珠，2011；李文，2012）。针对高校青年女教师的研究显示，影响她们工作满意度的因素包括工作环境、工作内容、工作回报、成长与发展、工作压力以及人际关系，其中，工作内容、人际关系以及工作环境是影响高校青年女教师工作满意度的关键因素（樊洁琼，2013）。而更为具体的研究显示，大学英语青年女教师的自我效能感在职业压力与职业倦怠之间存在调节作用，自我效能感可以缓解职业压力对职业倦怠造成的影响（韩敏，2013）。邓子鹃（2013）则对高校女教师的工作-家庭冲突进行了调查研究，结果表明高校女教师工作-家庭冲突包括家庭干扰工作和工作干扰家庭两个维度。女教师的年龄、学位、职称以及孩子的年龄对工作干扰家庭和家庭干扰工作的影响不同。工作-家庭冲突不仅直接对工作生活质量产生负向影响，还抑制了工作效能感对工作生活质量的积极影响。汤婧（2011）对城市高中女教师的研究显示，工作时间、福利待遇、工作压力等学校因素，配偶特征、家庭构成、家庭支持程度等家庭因素，个体特征、心理特征等个人因素都是影响其工作家庭平衡的主要因素。

在定量研究大量增长的同时，越来越多的研究开始采用定性方法，注重吸收日常生活研究视角，呈现女性自身的经验，并对以往研究方法和研究取向展开反思。王俊的专著《遮蔽与再现：学术职业中的性别政治》（2011）通过对一所研究型大学的女教师日常生活深入细致的描绘，使用“情景分析”和“结构分析”的方式探讨大学知识制度、学术制度和组织制度中大学女教师学术职业发展路径，以及蕴含其间的社会性别不平等的产生机制，指出学术共同体表面上平等、中立、客观与公正的背后隐含着性别化的逻辑以及制度与结构上的不平等。丁瑜（2014）基于高校女教师的研究，反思了现行女性研究的理论取向：“现在国内学者普遍运用性别平等的视角去解读女教师的家庭生活与教师生涯之间的关系，他们的分析通常认为女性对于家庭的投入减低了她们追求行政晋升的动力，在这蕴含阶梯性、持续性的生涯定义下，女教师在学者的研究中呈现的多是一种负面形象，她们被认为缺乏进取心，对行政工作缺乏兴趣，经常为了家庭而中断教职以及欠缺生涯承诺等，成了‘无生涯’（careerless）的人。这实质上也是在‘男造’校园里发展出来的一种男流（malestream）意识形态。”蒋玉梅（2011）的博士学位论文用定性研究方法对大学英语女教师的职业生涯发展进行了深入分析。谢春丽（2012）的硕士学位论文也通过对农村一位小学青年女教师的访谈，获得了对其职业价值观深入、细致的了解。武宇林主编的《宁夏回族女教师口述实录》（2013）由“女教师来稿”“口述实录”“采访稿件”三部分组成，反映了宁夏回族女教师的独特成长经历。李艳红的专著《东乡族女教师职业生涯发展研究》（2012）在考察东乡族文化习俗的基础上对5位女教师的生涯历程进行回顾性探讨，解析不同年龄、不同教龄、不同受教育程度、不同职务以及不同学校类型东乡族女教师生涯发展的异同。

（三）对女子高校的研究

这五年中，一系列专著都对女子高校进行了深入研究。张李玺主编的《中国妇女教育发展报告No.2：女子院校发展研究》（2012）以中国女子院校为主要研究对象，分别对独立设置女子本科学校、独立设置高等职业学院、主流大学内设女子学院、女子中学、女子中等职业学校、妇女干部学校、港澳台地区的女子学校进行了专题研究。周廷勇、张兰的《中国女子高等教育》（2014）一书对近代女子高等教育中的金陵女子大学与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进行了比较研究。杜学元主编的《当代教育热点问题专题研究——女性教育问题研究卷》（2014）包含当代中国女子高校发展问题研究、女大学生科学素养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等内容。吴宏岳、王世豪等编著的《为什么要办女校：女校存在与发展的价值》（2014）也对女子院校的办学目标和理念进行了较为系统的阐释。

学者对女子高校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女子学院特有的学科建设方面，而女性学课程是女子院校学科建设的特色所在。这五年对于女性学课程建设的研究特点鲜明，一方面，研究者试图在通识课程的层面对女性学课程进行研究，并对其推广到普通高校的意义、路径进行论证；另一方面，对国外女性学课程的经验进行总结分析，以资借鉴。学者们认为，在普通高校开设女性学专门课程，有利于女大学生价值观的培育（王新婷，2015）。女性学的课程理念体现在学生观、知识观、课程观和生活观等方面，课程目标体现在民主平等、人性关怀等方面（任一明、张家军，2012）。高职院校女性学课程的建设和发展应以女生教育为基点，以社会性别意识培养为平台（倪丽珊，2012；黄三平，2013），而且要与城市化进程相结合，关注城市职业（郭彩琴，2012）。同时，研究者非常注重从国际女子高校的发展中汲取经验。郭冬生（2014）对美国5所女子学院妇女学或性别研究专业课程设置分析后发现，除开设美国妇女史、妇女学或性别导论、妇女/性别研究方法等专业基础课程外，这些学校开设了丰富的跨院系妇女或性别研究选修课程，而且分种族、分地区研究妇女的课程占有一定比重。陈梦娴（2012）认为，日本女子大学的女性课程也多是交叉课程，但明确的培养目标致使其课程设置十分贴近市场。经过对比，研究者指出，中国女子高校女性教育课程资源不足，跨院系开设的女性教育课程十分稀缺（郭冬生，2014），今后要加强跨学科培养，从框架、内容和结构等多个方面研究女性教育特色课程体系的特点（张洁清、张福堂，2013）。

（四）对女子教育史的研究

1.近代女子教育史

从这五年文献来看，研究者对近代女子教育的多样形态关注较多，不再局限于从教育学视角进行研究，而是在时代脉络中，自觉运用包括社会性别理论在内的多种研究视角，从国族解放、文化背景、社会变迁、舆论场域以及女性主体意识等角度对女子教育进行全面立体的解读。王晓慧的专著《近代中国女子教育论争史研究》（2015）就是其中典型。该著通过对女子教育议题论争的考察表明，由于近代中国的特殊性，女子教育并非单纯的教育问题而是更多地呈现出政治特色。杨洁的《民国时期上海女子教育口述研究》（2014）以教育现代化理论为指导，以中国社会现代化为背景，从教育文化学角度考察上海女子学校教育。杜学元的《社会女性观与中国女子高等教育》（2011）一书依照女性主体意识的压抑时期（先秦至两汉）、复苏时期（魏晋至五代）、初步沦落时期（宋元）、彻底沦落时期（明至前清）、复兴时期（晚清），分别讨论了各个时期的社会女性观与女子高等教育，提出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是变革传统女子高等教育的重要前提。徐宁的专著《江南女校与江南社会（1850～1937年）》（2015）以近代江南女校生存拓展的历史脉络为基本线索，深入分析江南女校如何在时代契机下获得自身发展，如何通过各类手段来规范和引导以女学生为主的相关人群的思想行为。唐冬眉、王艳霞（2015）的著作同样基于复杂历史观对虔贞女校做了全方位分析。

还有诸多研究关注到《妇女杂志》作为近代发行量和影响力最大的女性教育类杂志对中国早期女子教育产生的巨大影响。有学者认为，《妇女杂志》开设的众多专栏为女性提供了职业基础知识，在女性职业教育的理论方面进行了卓有成效而富有争鸣的讨论，为中国早期女子职业教育与世界女子职业教育的交流做出了积极探索（杜若松、薛媛，2011）。有学者通过对《妇女杂志》发起的“我之理想的配偶”征文活动的研究发现，在选择配偶这一现实问题时，青年们十分注重女性的学校教育经历，并在女子教育与近代家庭的组建之间建立起了简单的因果关系。青年们的选择使女子教育逐渐成为一种权威和意识形态，发挥着特殊的文化功能，而且影响深远（何玮，2012）。

2.古代女子教育史

古代女子教育史研究成果数量与上个五年相比没有明显的增加，研究方法和研究视角也没有大的突破，虽然也有博士学位论文从文化视角对传统女性教育进行再审视，但总体上超越既往研究范式的研究不多。关景媛的博士学位论文从“淑女教育”的价值诉求、文化根基、审美取向以及时代使命几个维度论证了“淑女教育”在当代的价值，提出应予以扬弃地继承（关景媛，2014）。徐芳的博士学位论文以“文化女性主义”的视角探讨中国女性教育在女性审美中的作用。她认为文化女性主义是中国女性审美未来发展的方向，它指向“自由个性”这种最高的社会形态，代表着中国女性能够通过自由教育和自我教育达到自我实现和自由审美（徐芳，2014）。有学者对清代苏南女性在家族教育中的作用进行了分析，认为这种作用通过苏南独有的“家教之族”婚嫁机制得到保障，从而成为苏南社会重文兴教风气长盛不衰的重要内因（蒋明宏，2011）。还有研究对唐代女性教育的变迁进行了梳理，认为唐代前期到中后期的女性教育在对象、内容和价值取向等方面均发生了明显变化。教育对象的变化主要表现为受教育者由社会上层逐渐向中下层普及；教育内容前期涉及传统教育各个方面，显现出对女子文化素质的重视，中后期则窄化为以纲常礼教为主要特征的妇德教育；教育价值取向则体现为从“孝敬父家”到“贞顺夫家”的变化（孙玉荣，2015）。

3.国外女子教育史

这五年，国外女子教育史研究的突破主要体现在基于本土问题意识对国外女性教育的借鉴以及对国外女性教育史学本身的批判性思考等方面。石彤、李洁（2012）关注到英美发达国家高等教育过程中的性别差异和不平等。这种差异既体现在校园课堂上，也体现在校园以外；既发生在教师和学生的互动之中，也发生在同龄群体内部的交往过程中；既在某些专业领域中表现明显，也有跨专业存在的普遍性。诸园等人的研究则对美国女性教育史学的研究视野、研究范式的嬗变进行了系统阐释，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西方历史学的转向以及美国女权主义运动的发展，美国女性主义教育史学研究模式发生了嬗变，从妇女史到妇女教育史的简单添加，到妇女-社会性别教育史的社会建构，而后随着科学的发展，后现代女性主义教育史学开始对传统教育史学的诸多问题进行反思和讨论，将性别维度与相关因素如政治、经济、种族、阶级、性向等结合起来研究（诸园、周采，2012）。而从更长的历史阶段看，美国女性教育史学可以划分为传统、现代、后现代三重视野。这三重视野是女性主义哲学在不同阶段对美国女性教育史学的规律总结。传统视野中的美国女性教育史学源于早期自由主义女性主义对美国教育史学的批判，具有她史的特点；现代视野中的美国女性教育史学在福柯的现代性哲学的指导下，更加强调理性和主体性，呈现出鲜明的性别史特点；后现代视野中的美国女性教育史学具有普遍史的特点，其在后现代主义女性主义的影响下，尤其强调女性在历史变迁中的双重角色以及女性群体内部的差异性和文化多元性。（鲍硕来、诸园，2015）。

从文献来源看，在对国外女子教育史的研究中，硕博士学位论文占相当一部分比例，但与上个五年相比，大部分学位论文在研究议题和研究方法上没有明显的进展，且主要聚焦西方发达国家的女性教育史，对发展中国家关注较少，研究方法和视角也比较单一。在英国女子教育的研究方面，姚琳的博士学位论文（2013）、庞莹莹的硕士学位论文（2013）对19世纪英国女子教育进行了整体研究，认为工业革命的兴起与蓬勃发展、政治改革的深入、中产阶级的崛起、启蒙思想的传播共同推动了女子教育的发展。女子初等教育逐渐走向普及，中等教育也进一步完善，女子成人教育不断壮大和发展，尤其是女子高等教育开始兴起，女性得以进入原来由男性垄断的高等学府。女子教育的发展极大拓展了社会人才的来源，壮大了社会的人力资源，为英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但19世纪中后期英国女子教育自然并没有彻底地与“传统”相决裂，传统的性别分工模式在女子教育目标和教育内容上依然有着一定的体现，女子教育的对象也没有辐射到所有的女性，女性受教育水平依然与男性有着巨大的差距，致使这一时期的女子教育变革不可避免地带有温和性、渐进性、不均衡性、不彻底性的特点。此外，杨阳（2011）对1848～1948年英国女性高等教育的起源与发展进行了综合分析，李伟（2014）对18～19世纪英国女性教育进行了系统梳理，尹秀芳（2011）对英国女性哲学家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的女性教育思想进行了阐发。以美国女子高等教育为选题的研究也大同小异，认为女性主义运动与女子高等教育的发展是相互推动、相互影响的关系，美国女子高等教育史就是美国女性主动争取和维护自身权益的历史（丁坤，2011；李娟，2012）。郭华（2013）对中世纪女子教育的研究指出，中世纪晚期与近代早期西欧社会各阶层女性受教育状况普遍得到改善，贵族女性以修女院教育和家庭文化教育为主，中产阶级女性以家庭技能教育和学校文化教育为主，而社会底层女性则以学徒教育和职业教育为主。

三 研究不足与展望

2011～2015年，妇女与教育领域在议题拓展、研究方法融合、研究成果转化等方面取得了不少进展，但存在的一些不足和问题也值得关注。

首先，研究议题的冷热不均现象值得反思。对女大学生、女教师等热点议题的研究热度从上个五年一直持续到这个五年，而女性教育的基本理论、学科体系、女留学生等方面的研究，只能检索到非常有限的文献。此类研究议题的“断档”固然与研究议题本身的难度以及研究者自身的学术视野、知识储备、理论功底等有关，但更多是由于当前急功近利的学术评价体系、人才培养、学术认知等方面出了问题，一些年轻学者在当前刚性的学术评价体制下，职业压力过大，更愿意去追逐能较快带来回报的热点议题，而不愿意在冷门研究、基础性研究上花费心力，这在今后学术评价、人才培养和学科建设中应引起重视。

其次，研究理论、方法、结论缺乏新的突破。某些研究议题的探讨表面看起来十分热闹，但对研究前沿没有实质性的推动。如对教材中的性别歧视、少数民族女性教育等方面的研究，普遍呈现出千篇一律、创新乏力的特征，尤其是对这些议题进行研究的硕博士学位论文，选题过于集中甚至高度雷同，研究方法和研究结论乏善可陈，严重降低了其学术价值。教育研究与女性研究都是跨学科、多学科的研究领域，有价值的研究需要学者有敏锐的学术洞察力、深厚的学养以及持久的投入，一旦浅尝辄止或仅仅局限于某一个学科狭隘的研究思路，就可能一叶障目。多学科相互渗透、相互借鉴的研究领域，如中国近代女子教育史“整合思想史、社会史与妇女史”^[2]较为成功，因此研究广度和研究深度都得到了极大拓展，呈现出欣欣向荣的局面。这也启发我们，在今后的研究中，只有开阔视野，注重吸收借鉴各个学科研究方法和研究视野，才能真正将妇女与教育领域的研究向纵深推进。

最后，学科建设的自觉性和能动性需进一步加强。从这五年的研究来看，研究者对女性教育的研究涉及基础教育、高等教育、成人教育、职业教育、教育史、课程论、教育政策等各个方面，但除了极少数研究从学科发展的角度对女性教育史进行反思外，女性教育学基本理论和学科建设并未得到应有的关注。以“女性教育学”作为检索词，在这五年中只能检索到7篇论文，且文章题目包含的全部是“女性主义教育学”而非“女性教育学”。从研究内容来看，这7篇论文都是以“女性主义教育学”的视角对价值观教育、性别平等课程、英语教学等具体教育实践展开的分析，而非对“女性主义教育学”或女性教育学本身的学科建设进行探讨。这说明，“女性主义教育学”作为一种研究视角和研究理论已经得到承认并被研究者自觉运用，但女性教育学作为一门学科的合法性似乎并未得到学术界足够的关注和思考。从这点来看，与女性人口学、女性社会学、女性心理学等学科相比，女性教育学研究的学科化之路仍然道阻且长，今后如何在问题意识、知识体系、研究范式、资源整合、学科建制等议题上进一步推进，还有相当多的工作要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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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作者简介：史凯亮，男，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妇女研究论丛》编辑部编辑；王俊，女，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

[2]这是杜芳琴教授对万琼华的《近代女子教育思潮与女性主体身份建构》（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一书的评价，参见杜芳琴《民族主义与女权主义语境下的女性主体身份建构——读〈近代女子教育思潮与女性主体身份建构〉一书》，《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