妇女与健康研究综述（2011～2015年）

姜秀花 郭月青^[1]

2011～2015年，中国政府仍然把发展妇幼卫生事业作为改善民生的重要内容，把健康问题作为妇女发展优先领域在法律政策方面提供强力保障。这五年，国家医疗卫生改革中持续推进实施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和妇幼重大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实施健康中国2020战略，关注人口精神健康，开展“两癌筛查”等不同类型的妇女健康项目，支持社会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妇女健康促进活动，这些努力不仅进一步提高了妇女健康服务均等化程度，而且开阔了妇女健康研究的视野，为多元视角的妇女健康研究提供了丰富议题。

一 研究概述

妇女健康问题是一个跨学科特征极为明显的研究领域，为了更为集中地讨论新的健康理念向传统生物医学以外的社会科学领域不断拓展的理论和实践，本综述主要对非传统医学领域的妇女健康问题研究成果进行综述。

鉴于妇女健康问题研究涉及面宽，用词极其多样化，为了更集中地进行讨论，本文仅以“女+健康”“性别+健康”（少量与“女+健康”重叠）两组词汇，对2011～2015年中国知网“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中的“哲学与人文科学”“社会科学Ⅰ辑”“社会科学Ⅱ辑”“经济与管理科学”四个子库的研究题目进行搜索，结果显示，以“女+健康”组合共检出文章430篇，比2006～2010年多67篇。其中期刊论文335篇，发表在核心期刊（含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以下同）的为42篇；硕博士学位论文31篇（其中1篇是博士学位论文）；以“性别+健康”组合共检出文章89篇，比2006～2010年多9篇。其中期刊论文61篇，发表在核心期刊的为40篇；硕士学位论文8篇。从图书出版来看，通过对国家图书馆（数字图书馆）进行检索，共有健康类图书245册，大多为妇幼卫生保健、生殖健康、疾病预防等科普类图书，非医学类妇女健康研究图书数量极少，如杨国才的《社会性别视野下少数民族妇女的健康与生态环境保护》（2011）、宋月萍的《中国农村儿童健康的性别差异：历史、现状及对策》（2011）、刘春燕的《性别与健康：城镇非正规就业女性健康需要和政策回应》（2012）等。从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立项情况看，2011～2015年共有4个项目以女性健康或男性健康为主题，涉及女性流动人口生育健康公共服务、未婚男性的性健康、男同性恋人群精神健康以及农村中老年女性人口生殖健康需求与服务等研究。

综合来看，这五年中国妇女健康研究主要表现出以下特点。一是研究对象虽然涵盖广泛，但较多聚焦于高校女性，特别是女大学生群体。二是研究议题虽然涉及妇女全生命周期的心理、生理、社会适应等多维度的健康问题，但女性心理健康得到更多关注研究，反映了21世纪妇女健康问题新情况新动态。三是研究方法虽然丰富多样，但健康干预性研究表现突出，尤其偏重运动干预（健康行为）对健康的影响研究，体现了研究方法的实践性特征。

二 主要研究内容

（一）对妇女健康状况和健康地位的综合评价

一类是对中国妇女健康状况和健康地位进行综合评估。如基于2010年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数据，通过构建妇女健康地位分析框架，从社会性别视角和生命周期的视角对中国妇女健康水平、营养和保健服务、求医行为、健康风险等进行综合分析和描述，全面呈现中国妇女健康地位状况，认为社会阶层和社会性别是影响健康公平的两个重要社会结构性因素，提出增加妇女健康能力、促进健康领域阶层公平与性别公平的相关建议（姜秀花，2012，2013，2014；张凤荣等，2014）。有的研究尝试建立涵盖健康水平和健康服务的健康领域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综合评估指标体系并进行综合评估排名，认为改善妇女健康的关键往往存在于传统的健康领域之外，要进一步推进健康领域的性别主流化进程（姜秀花，2013）。

一类是对特定女性人群健康的研究。如就人口流动对城乡居民健康差异的影响研究（牛建林，2013），对贫困地区农村人口包括流动人口健康投资行为性别差异的研究（梁海兵，2014；孔繁荣等，2015）。对农村妇女健康不利地位的研究，提示农村尤其是农村老年妇女应成为健康促进行动最重要的目标人群（王金玲等，2013）。在对妇女全生命周期健康的研究中，女性老人健康特殊状况、健康生活方式也得到关注。如从生命历程劣势积累视角对老年妇女群体健康及影响因素的研究（贾云竹，2013，2014；徐洁等，2014；梁家盈，2012；霍红梅，2015），社会性别视角下对中国老年人口不健康预期寿命及代际支持的研究（郭未等，2013），对高龄失能老人照顾者精神健康状况的研究（唐咏，2013），针对老年日常健康照料成本的研究（薛伟玲等，2012）等。有研究者根据人口普查等相关数据，详细分析了中国女性老年人口健康特征，发现女性整体健康状况呈现明显的性别、城乡与区域差异。因此，在提供养老照料与服务等方面，需充分考虑性别特征及差异问题（晏月平等，2015）。

在不同议题的研究中，有的综合分析妇女健康状况和健康地位的影响因素，有的专题论述妇女健康的特殊影响因素，如社会经济地位与老年人群健康公平性的关系（吴燕，2012）、生活方式对健康的影响（高兴民，2015）、多重角色对女性健康的影响（郑丹丹等，2014）等。

（二）女性心理健康研究

鉴于21世纪初精神和神经疾病已在中国疾病总负担中排名首位，妇女心理健康问题越来越多地得到学者关注。2011～2015年，一半以上的妇女健康研究侧重于心理健康研究，包括对妇女心理健康问题成因特别是社会支持系统的考察，对妇女心理健康服务需求的调查和心理健康教育、运动干预等诸多方面研究。研究对象群体广泛，但对高校女生和女教师两个群体最为关注。以下侧重介绍这方面研究涉及的一些重点议题。

1.贫困女大学生心理健康

有研究者对贫困女大学生的家庭经济状况与消费状况、学习、职业规划、自我意识、人际交往和恋爱观等方面进行调查，了解其心理健康状况（仇小梅，2012），分析其存在的心理健康问题——心理压力大、人际关系差、自我满意度低、不良情绪严重、处于经济和心理双重贫困之中（谢秀美，2011）。也有学者关注女硕士生心理健康问题，包括学业压力造成的焦虑感、就业压力造成的忧郁感、人际交往不和谐造成的孤独感、婚恋压力造成的困扰感（郭秀兰、吴东藩，2011）。贫困大学生的学业和社会适应问题目前受到了全社会的关注，因贫困而产生的大学生辍学、犯罪和心理异常的比例有增无减，给予贫困大学生更多的社会支持不仅可以减少或杜绝以上问题，而且反映了一个国家或一个社会的教育公平程度。关于贫困女大学生心理健康与社会支持的关系，研究者也进行了多方面探讨，有学者认为贫困女大学生的社会支持与心理健康水平呈正相关，而女大学生比男大学生更善于利用社会支持，且获得的社会支持更多（成云，2011）。有学者提出构建贫困女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正向支持系统，并确保心理健康教育真正落实在对贫困女性大学生群体的保障和支持系统中，提高对这个特殊群体进行心理健康教育的整体性、系统性和实效性（邱勇强，2011）。

2.少数民族女大学生心理健康

对少数民族女大学生心理健康研究的回顾发现，研究总量较少，研究方法单一，缺乏系统全面的研究，缺乏大范围大样本研究，多数研究只是对心理健康状况的一般测评，而没有深入揭示少数民族大学生的特点，没有深入少数民族的社会和文化中（李志英等，2015）。少数民族女大学生心理健康问题产生的原因，主要有地理环境、民族文化经济、就业形势、语言学习压力等；应对的措施主要有注意将心理健康与少数民族文化相结合、建立心理档案、调适学生主体的价值文化冲突、加强价值观选择教学、接受社会主流文化等。值得注意的是，研究方法中主要使用的心理健康测量量表译自国外，且使用汉语，这导致一些对汉语不熟练的少数民族学生理解量表困难，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效度。除此之外，有专门对单一少数民族女大学生群体的关注，比如探讨朝鲜族、彝族女大学生心理健康问题（滕奎祥等，2011；耿德英等，2012）。同一般水平相比，彝族女大学生心理健康水平明显低于全国大学生平均水平、心理问题检出率较高。通过测量其在人际关系、情绪、躯体化、抑郁和精神症等方面的表现发现，其存在人际交往敏感、情绪方面的障碍，但借由多种心理训练活动，配合体育训练增强体质，能够改善其身心健康（耿德英等，2012）。

3.女研究生心理健康

有学者对女硕士生的就业压力、学习压力、社交压力、生活压力、恋爱婚姻的压力等进行系统研究，利用结构化理论分析压力成因，并对其社会支持进行结构化分析，为这一议题提供了建构主义的新视角（赵瑛，2012）。杨娟（2015）探讨了女博士研究生在不同精神支持来源、内容对其群体心理健康水平影响，发现同辈群体对女博士研究生个体情感支持作用较大，不同社会支持来源对女博士研究生精神健康影响存在显著相关性，但该群体缺乏全面社会支持系统，且正式组织支持程度比非正式组织支持程度更低。

4.女教师心理健康

学者既关注高校女教师也关注中小学女教师心理健康。有研究发现，一方面，高校女教师心理健康状况和其他女性群体有共有的特征，如焦虑、人际关系敏感、躯体化，主要源于工作负荷、学历提高、职称评定、合同期聘任、末位淘汰、绩效工资等方面（崔鹏，2012）；另一方面，这一群体内部同样存在差异：不同科目、职称和工资水平的高校女教师心理健康水平不同（董鹏等，2012）。有学者提出缓解高校女教师心理健康的对策，如社会要提供全方位支持，学校要进行立体式引导，家庭要给予更多人文关怀，女教师要不断提升自己的心理素质等（刘伍梅，2015）。有学者分析了中小学女教师的职业压力和心理健康关系，提出促进女教师心理健康维护和心理素质发展的教育管理措施和预防方案（赵雪、谢华，2014）。

5.女大学生的压力源破解

李楠（2012）从女大学生生活事件出发，调查分析压力事件及其产生的主观压力感程度，掌握包括生源地、年级、专业、是否独生子女在内的不同因素影响下的高校女大学生的压力情况，结果发现只有性别的作用是显著的。王艳峰（2012）比较了入学两年后和刚入学的护理专业女学生在人格特征上的差异，希望借此了解人格发展规律，探索解决心理危机、疏导心理问题的新方法。还有学者将女大学生心理问题的类型、表现、解决方式与女性这一社会性别相联系，认为将性别平等理念内化入心理健康教育中才能更好地促进女大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应该针对女大学生的群体特点开展普及性的女性教育；正视女大学生的性别因素，不回避性别因素给女大学生带来的问题和困扰；尊重女大学生作为个体的个性特点，尊重女大学生作为群体的性别特色（孟彩，2013）。

6.高校女生心理健康教育

为提高高校女大学生的心理健康水平，改善高校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学者们试图借助积极心理学理论，创新开展心理健康教育工作，构建积极的心理健康教育系统，从传统的问题导向转为健康关注，注重积极人格特质培养、强调积极情绪体验（翟媛媛，2011）。有学者认为，现阶段女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问题主要表现在心理健康教育内容不够系统、相关管理不够规范、内容缺乏实用性、重矫正轻防治等，从高校、学生自身和家长三个角度提出对策，比如学校需要完善保障机制、建立健全心理咨询制度，女大学生应当学会正确认识评价自我、用“四自精神”要求自我，家长应当注重与孩子进行心理沟通等（高辉，2015）。

7.心理健康水平测量

一些研究者综合评估女性心理及其影响因素（姜秀花等，2014；周丽苹等，2014），有的根据心理学理论用量表来测量心理健康水平，有的对自我分化与心理健康、自尊的关系进行探究（姚玉红等，2011）。有的从性别差异的角度，分析低年级大学生的自我分化和心理健康之间的关系，并检验自尊水平对二者关系的调节作用，发现与女大学生相比，男大学生的心理健康状况交互、自我分化程度和自尊水平更高；女生的自尊水平越低，越容易因不成熟的自我分化而体验到更多的情绪和心理健康困扰。有学者对人格特点、应对方式和个体心理健康之间的关系进行探究，结果发现这三者关系显著，成熟型应对方式和外向型人格对心理健康有积极促进作用，不成熟型、混合型应对方式和情绪不稳定人格对心理健康有消极影响（张海芳等，2013）。此外，还有研究对农村地区女性自杀死亡危险因素进行了分析，结合心理分析方法构建农村女性自杀高危人群的评分模型（王东芳，2011）。

8.女大学生心理健康研究综述

有学者在梳理女大学生心理健康状况的已有研究成果、综合分析女大学生存在的心理问题及产生原因的基础上，深入探讨了女大学生心理问题的应对策略，认为国内研究文献多为描述女大学生存在的心理问题，并没有解释心理问题的产生和作用机制，因而没有能够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提出应从积极心理学的视角，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从幸福快乐希望乐观勇气等积极方面帮助女大学生，帮助其更好地适应自身环境和阶段（曹晖，2011）。

（三）女性生殖健康需求与服务研究

本部分主要聚焦于全妇女生命周期的生殖健康需求与服务研究，以反映妇女未满足的生殖健康服务需求状况以及推进妇幼卫生服务未来趋向。

1.未婚女青年的性与生殖健康问题

有学者基于中国青少年生殖健康可及性调查数据，对中国未婚女青年的流产状况进行调查分析后发现，未婚女青年的怀孕流产率日渐升高，东部地区、城镇居住的流产率较大，其原因主要是缺乏自我保护知识和能力，学校、家庭和社会的性教育和生殖保健服务缺位缺失，制度保障不力，建议在加强基本生殖健康知识和技能教育、改善服务、促进青少年多渠道利用服务的同时，进一步完善性健康信息、教育和服务方面制度化建设（陈华、郑晓瑛，2011；胡玉坤，2015）。有学者在对未婚女青年人工流产现状进行调查的基础上得出结论：重复人工流产者性生活开始较早，在校学生和外来务工人员比例较高，学历偏低，多性伴比例较高，因此建议开展流产后避孕咨询服务，促进未婚女青年的生殖健康（杨聪莉等，2013）。一些研究者分析研究了女大学生群体性行为与生殖健康对心理健康的影响，发现发生婚前性行为的女大学生存在明显的心理压力，并因初次性行为不同的动机而呈现不同的特点——负面的性行为体验、担忧负面社会评价、担忧生理方面的伤害、担忧损害婚姻关系（张凤云等，2013；武慧多、杨健，2013；张艳，2015）。

2.生殖健康教育及服务需求

有的研究关注青少年女生对性教育的态度、接受性相关知识的途径、学习相关知识的意愿、希望了解到的知识、学校性教育情况及评价、性知识、性行为状况（王宏等，2011；赵小红等，2013）、经期保健、妇科检查、艾滋病传播途径认知、避孕知识掌握（蔡慧玲等，2013）、乳房保健及知识态度行为（刘巧云等，2013）等。有的研究通过调查发现，大学生对生殖健康教育存在需求，而不同性别大学生对生殖健康知识的需求存在差异，所以高校在实施生殖健康教育时既要考虑大学生的需求也要兼顾性别差异（张爽等，2011）。有的关注外来务工人员生殖健康知识状况及获取途径、知识需求内容、生殖健康保健服务需求内容、性行为相关特征、卫生习惯等，提出针对外来务工女青年生殖健康水平低的情况，需要探索外来务工青年生殖健康友好服务模式，完善外来务工人群医疗保障制度，开展生殖健康教育与保健服务（伍丽群等，2013）。有学者通过对比健康教育前后对生殖健康知识的知晓情况认为，健康教育有助于改善生殖健康知识、态度、行为（薛志林等，2014；李茹莉等，2012；王敏，2014）。学校教师相关理论和知识水平相对欠缺，家庭教育中存在教育盲点，阻碍了生殖健康教育的推广，要加强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大众传播教育、自助小组同伴教育，建立女生保健中心及相关医疗机构的专业服务体系（赵小红，2013；蔡慧玲等，2013）。

3.职业女性生殖健康研究

研究者对机关和企事业单位女职工、女军人等不同群体的生殖健康进行了广泛研究，如高校女教工妇科病高发情况及预防机制研究（丁继侠等，2014；）、高校女教职工体质量指数腰臀比与糖尿病的关系研究（孙亚娟等，2011）、女性职业病研究（苗美荣等，2012）、铁路女职工妇科疾病相关因素分析（刘莉莎，2012；陶明锐等，2012）、武警护士和通信女兵心理健康状况及相关因素研究（周玉来，2014）等，为加强职业女性疾病预防教育、加强女职工自我健康保护能力、提高女职工健康服务水平提供了研究依据。有专著对职业女性健康与职场环境、工作压力等相关问题进行了研究，指导现代职场女性保持身心健康与科学生活（王生等，2015）。有的研究基于非正规就业女性对疾病预防和健康保健的需要及其满足、对安全和健康环境的需要及其满足、对康复和健康照顾的需要及其满足等进行系统调查研究，探讨政策改进机制（刘春燕，2012）。

4.生殖健康服务及其影响因素

有的研究分析了农村老年妇女生殖健康的相关影响因素，提出应采取老年妇女容易接受的方式开展健康教育，提高其生活质量（辜钦娅等，2014）。还有研究关注了妇女医疗卫生服务利用状况与改进机制，提出应强化医疗卫生服务宣传、降低医疗卫生服务费用，建立以“患者为中心”的医疗卫生服务运行机制（张琪等，2014；张栋等，2015）。也有的研究关注了中国女性艾滋病感染者/病人就医歧视现状，发现女性比男性自我感知受到来自医务人员的歧视更多，从而影响就医行为和生殖健康，因此应加强艾滋病知识宣传，改变对艾滋病的刻板印象，完善风险保护机制（张丽坪，2011）。其他还有对“两癌”免费检查试点项目的关注（崔郁，2013）。有的学者对流动妇女避孕节育服务满意度影响因素、流动人口孕产妇住院分娩现状及影响因素、社区卫生服务利用的影响因素等进行研究，为改善流动已婚妇女的生殖健康质量提供依据（王欣等，2014；刘冬梅等，2014；张翠玲等，2014）。有的研究对中国联合使用社会、文化、教育等多方面的综合配套措施降低孕产妇死亡经验进行总结，为其他国家提供借鉴（王晖等，2014），也有对畸高的中国剖宫产率问题进行研究并提出对策（杨菊华等，2012）。

（四）运动干预与女性健康研究

运动对改善女性身心健康的作用得到高度关注，研究成果极为丰富。综合来看，在方法上主要通过实验法，分析比较实验组和参照组的数据判断干预效果，涉及的运动形式多种多样，关注的人群涵盖各种群体，特别是女大学生和中老年女性，如瑜伽对女大学生健康的影响研究（邓茗丹，2013；周永莉，2015），健身操对女大学生健康的影响研究（孟杨，2014；王赟，2011；付小红，2013；王枢，2011；汲彤阳，2012；赵春娟，2012），女子防身术、核心稳定训练、有氧运动对女大学生健康的影响（沈琳，2013；王艳霞，2013；李鑫，2012；张春燕，2011），运动项目对存在亚健康状态的女大学生的干预效果（赵春琪，2013），印象管理与锻炼行为和心理健康之间的关系（邱芬等，2014），传统舞蹈和体育舞蹈对心理健康的影响（陆竞文，2013；杜艳伟，2013），预防中年女性代谢综合征的运动干预研究（李宁，2014；倪虹莺等，2013），等等。有的还在理论层面分析体育生活化对女大学生健康体育意识与行为的建构，为培养女大学生终身体育行为提供理论依据（薛利利，2015）。

（五）妇女健康政策保障研究

有的研究结合《北京行动纲领》《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等有关规定，对’95世妇会以来20年中国政府为促进妇女健康采取的一系列政策与行动进行系统回顾和评价，肯定中国政府现有妇女健康政策和行动的积极进展和影响，针对不足提出对策建议（姜秀花，2012）。有的研究从制度供给的角度分析城市女性在提高生活质量中存在的身心健康问题，提出需要通过政府管理、制度改造与创新来完善制度供给主体，建立健全女性制度需求诉求表达渠道和机制，实现差异化的制度供给（黄璐，2011）。针对女性心理健康问题，有研究者选择EAP（员工援助计划）这一系统性支持模式，分析其在具体实际中的运用，以缓冲来自学业、职业和生活的压力，提高女性的身心健康水平（黄萍，2013；刘慧媛、赵明慧，2014）。有的研究以《工会女职工委员会工作条例》落实情况为例，对相关女性疾病健康保险工作情况进行调查和思考并提出建议（胡慧玲等，2013）。有学者对企业女职工特殊劳动保护实施效果进行调查研究，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应普及相关法律知识、完善相关立法，强化政府、企业、工会等主体责任的建议（蒋月，2014；魏鑫，2013）。有学者采用计量经济学的方法，基于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的实证分析比较，结合健康人力资本理论，探讨了“一胎化”政策对独生子女生理健康、心理健康、健康行为的影响机制及对健康人力资本、经济增长、社会发展的层级影响，提出以人为本，逐步放开“一胎化”政策等建议（樊敏杰，2014）。有研究者基于对工作场所的流行病学社区优质服务干预效果评价，探讨流动人口避孕节育/生殖健康特征及流动人口计划生育服务现况，进而思考适宜流动人口的优质服务模式（赵洪鑫，2011）。有的研究调查分析了家庭结构变迁下农村新农保对老人身心健康等生存质量的重要调节作用及性别差异，提出应根据两性养老保障需求强度的差异，结合不同的家庭结构实施更加灵活的养老账户配置策略（刘慧君等，2014）。有的学者运用理论分析与个案研究的方法考察了当前城市非正规就业女性的健康需要以及健康政策对其满足之间的关系，发现缺乏社会性别意识的健康政策对城镇非正规就业女性的健康需要回应不足，现有的健康政策维持和强化了不平等的性别结构，损害了女性利益，因此亟须完善（刘春燕，2012）。有的聚焦性别失衡问题，从多元视角分析健康、权利与政策，构建治理工作的政策创新体系和制定社区干预策略（李树茁等，2014），探讨性别失衡下的人口健康与公共安全，提出应对中国性别失衡背景下健康风险的政策建议（刘慧君等，2011）。

（六）历史、文化等学科视野中的妇女健康研究

历史视野中的女性健康研究主要运用文本分析方法来开展，如《抗战动员与性别实践——以战时国统区妇女医疗救护为中心》（赵婧，2015）分析动员女性从事医疗救护的话语建构，梳理妇女医疗救护的基本构想和实践及与抗战的复杂关系。其他如《清末民初中国女西医研究（1879～1919）》（赵俐，2013）、《特罗图拉的女性医学研究》（韦欣欣，2013），主要从社会医疗史的角度集中呈现了历史上的女医形象、女性医学特点及其处境等。

文化文学视角下的女性健康研究，如《我国近代女性之健康促进与形象塑造——以〈玲珑〉杂志女子体育报道为例》从《玲珑》杂志中筛选出关于近代女子体育的相关内容，分析发现通过“新女性”思想的传播，关于“健康美”有了全新的定义；女性借助媒介发声，要求身体解放和精神权利男女平等，女运动员成为其中的意见领袖；女性的健康形象塑造提升到保家卫国新高度（卢姗，2015）。有的研究关注小说中的女性疾病书写，如《谈〈雪莉〉中的女性疾病书写》试图提供运用焦虑理论这一新的阅读角度解读女性疾病（张莹，2011）。《论新时期以来女性小说中的乳房疾病书写》对女作家笔下所塑造的乳腺癌患者形象进行总结和归类，通过对乳房疾病的分析来探讨女性真实生存状况，探讨女性在长期以来在男权文化规范下如何从“无意识”到逐渐觉醒并最终获得自我认同、建构起女性主体意识（袁明，2012）。有学者从文化的角度分析女性减肥塑身的社会原因及对身心健康的影响（姜秀花，2013；左华，2013）。有的研究者则在社会性别视野下探讨了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中妇女与健康、生态环境、传统文化有关的观念和行为，批判了忽视少数民族妇女在医疗保健和生态环境保护中作用和经验的现象（杨国才，2011）。有的研究从家庭和社区两个层面分析男孩偏好对中国农村儿童健康性别平等的影响，力图为促进农村儿童健康的性别平等、促进人口与社会可持续发展提供参考依据（宋月萍，2011）。有学者分析文化适应对两群体心理健康的影响方式的不同（程菲等，2015）。

有学者从身体社会学、医疗人类学等不同学科视野探讨性/别框架下的“性与生殖健康”，关注性权利及性别主体的声音，展现身体在日常生活中的多重性与政治性（黄盈盈等，2013；鲍雨等，2014）。有学者分析青年女性打工者的疾病叙事，揭示病痛的意义、个人生活世界、地方医疗系统以及外出务工这一社会过程之间的关联，主张对青年女工病痛的关怀要关注结构性的不平等如何塑造个体生命历程与道德体验，不应只是将关注点放在户籍制度，而应将农村青年女工与城市之间的联结视为一种生命的互惠，转向构建更加以人为本的医疗保障体系（何潇等，2011）。

三 不足与展望

（一）研究不足

综观2011～2015年中国妇女健康研究，妇女健康研究成果丰厚，现实性和实践性都明显提升，但也存在一定不足，主要表现如下。

第一，妇女健康理论创建依然不足，特别是多学科的妇女健康本土化理论。大多数实证研究也因为缺乏深入的理论思考而陷于简单的现状描述或低水平的重复。

第二，跨学科研究依然有待加强。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妇女健康研究中，心理学、社会学、人口学等领域参与较多，经济、历史、文学、人类学等领域也不同程度参与，但零散不系统，难以形成学科群体互动效应。

第三，研究议题有待拓展。这五年大学生心理健康、老年妇女健康、流动妇女健康、健康公平、健康政策等诸多议题得到关注，但妇女健康依然存在诸多研究弱项或空白，如对环境健康、职业健康、留守女性的健康、家庭健康资源分配、社区卫生服务利用、新医改的政策效应等健康议题涉猎不多，全生命周期视角的分析不充分，对不同责任主体在健康促进中的作用重视不够，等等。

第四，国际视野有待进一步拓展。妇女健康研究依然缺乏国际视野的比较研究，对国外关于妇女健康的理论进展、学科发展、政策推进等情况基本缺乏关注，导致妇女健康研究的前沿性受到一定制约。

第五，健康指标体系和实证研究质量有待提升。这五年尽管有指标构建和评估的尝试，但基本限于个别单位和研究者，缺乏群体的努力和系统研究，难以形成较大的社会影响，缺少和国际测量指标体系的对话交流。定量研究方法、健康水平测量、数据生产多样性和数据质量可靠性等方面的不足，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妇女健康研究成果的质量和影响力。

（二）研究展望

第一，进一步加强妇女健康理论创新。既要注意借鉴国际妇女健康研究的最新理论进展，又要充分吸收本土妇女健康促进和干预行动的实践经验，进一步建构本土的妇女健康理论，并提高理论研究的系统性、前沿性。

第二，进一步加强学科合作。建立稳定的妇女健康学术交流与合作平台，吸引更多不同学科领域的学者加入妇女健康研究队伍，挖掘妇女健康的文化内涵和社会价值，为促进妇女健康贡献智慧。

第三，拓展研究议题。要从妇女全生命周期、全球化和市场化的、人类可持续发展以及从多元文化、历史变化、现实政策和问题关照等视角出发，关注妇女不同角色的健康问题、健康需求及满足，并探讨社会性别在其中的独特作用。

第四，进一步提升科学研究能力。要进一步加强妇女健康测量指标体系研究，推进定量研究方法的系统训练。在高校推进相关课程设置，争取更多学术带头人关注妇女健康问题，培养各学科领域研究生对妇女健康研究的兴趣。加强数据开发，充分利用大数据时代的信息优势，加强国内外合作与交流，掌握最新妇女健康知识增长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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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作者简介：姜秀花，女，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研究员；郭月青，女，中国移动政企分公司职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