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华文教育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大背景下，作为历史最久、根植最深、覆盖最广、体系最完备的海外中华语言文化基础教育体系，华文教育在促进民心相通方面大有可为，将面临难得的发展机遇，同时也必然会遇到新的挑战。

从机遇方面看，集中体现为中外交流合作日益深化过程中不断拓展和形成的巨大发展空间。以中国和东盟为例，中国与东盟国家山水相连、血脉相亲，无论是从地缘、文缘、人缘，还是政治、经贸和安全等角度来考量，都互为对方重要的合作伙伴，甚至可以说是荣辱与共的利益共同体与命运共同体。据介绍，2015年，中国与东盟的贸易额达到4721亿美元，双向投资累计超过1564亿美元，人员往来突破2300万人次，互派留学生超过18万人次。中国已连续7年是东盟的第一大贸易伙伴，东盟连续4年是中国第三大贸易伙伴。每周有千余架次航班穿行于中国与东盟国家之间。^[2]2013年，习近平主席在印尼提出共同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时表示，愿与东盟国家共同努力，争取使2020年双方贸易额达到1万亿美元。^[3]

随着“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积极推进，中国与东盟将迎来合作共赢的新时代。在此形势下，语言文化的交流将变得更加急迫和重要，势必也会得到双方官方层面及社会各界的进一步重视和支持。因此，对华文教育而言，这是难得的发展机遇。比如说，东南亚各国青年学习汉语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兴趣进一步提高，华文学校的主要生源会从传统的华裔子弟群体大幅拓展至非华裔群体；东南亚各国对待本国华校的政策有望进一步放宽，从而不断为自己培养更多同中国交往合作所需要的语言文化专业人才；中国的企业加速走进各国，当地汉语教育潜在的巨大市场，也势必会吸引一部分资金的投入；等等。有记者通过实地走访发现华侨华人创办的三语学校在印尼不断兴起，且颇受非华裔群体的青睐。印尼规模最大的三语学校——八华学校，从幼儿园到高中，学生达4000多名，非华裔孩子占了12%。即使是山城马吉朗的培德三语学校，友族孩子也占到了15%。甚至有的学校华裔学生和原住民各占一半，如日惹崇德三语学校，这个比例是52：48。巴厘省文桥三语学校生源中也有30%是友族孩子。^[4]

就挑战而言，则集中反映在新形势与新要求下提出的转型升级压力上。“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在给广大华文学校带来发展机遇的同时，也对其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在东南亚地区，尽管华文教育历史悠久，华文学校较成规模和体系，但仍面临不少“结构性”缺陷，成为融入“一带一路”倡议、助力民心相通工程的制约性因素。比如，发展模式的问题，即如何形成既符合所在国政策要求，又有利于保持华文教育特性的发展模式。与二战后的限制环境相比，20世纪90年代后，特别是近年来，东南亚各国对华文教育的政策日趋宽松，大多持开放包容的态度。于是，各国华社积极行动起来，努力探索适合本国的华文教育发展模式。在印尼，逐渐从家庭补习班、课后补习班向三语学校、国际学校转换，就是其中一种比较成功的探索。不过，从总体上看，东南亚各国对华文教育发展模式的探索还在继续，距离走向成熟和稳定还有较长的路要走。例如，在马来西亚，面对不断强化的教育同化方针和持续推进的单元主义教育政策，华文教育难以维系现有的教育教学模式；在缅甸，华文学校尚未得到政府的正式承认，因此如何抓住缅甸当前正在推进的改革，为华文学校赢得应有的认可，将很大程度上决定缅甸华文教育的未来；在菲律宾、老挝、柬埔寨、文莱、泰国等这些华文教育已经融入当地国民教育体系或者获得许可的国家，如何真正办出华校的特色和水平，将直接影响着华文教育的未来。

当然，除了发展模式问题之外，东南亚各国还普遍存在一些“老问题”，主要包括办学资金拮据、专业教师匮乏、教材针对性不强等。同时，如何更好地适应学生群体多元化以及如何加快推进华文教育的信息化等“新烦恼”也陆续显现。总之，无论是探索适合自己的发展模式，还是有效解决新老问题，都迫切需要各国华文教育界实施创新驱动战略，加快走转型升级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