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卡奇论历史唯物主义：作为新型对象化的“总体”^[1]

张秀琴^[2]

摘要：重建历史唯物主义一直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们致力于完成的一项重要工程。卢卡奇基于被物化的对象性形式这一层面，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结构特征，指出被物化的阶级意识是资本主义社会结构得以维持的决定性因素。卢卡奇通过引入总体辩证法，指出“恢复”无产阶级的对象性形式即总体是对物化结构的扬弃。因此，无产阶级只有坚持总体辩证法的历史唯物主义（也即马克思主义）才可以真正破除物化，走出物象化。

关键词：卢卡奇；历史唯物主义；对象性形式；总体辩证法

我们知道，20世纪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一个传统工程，就是力图重建历史唯物主义。为此，众多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著书立说。其中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更是被视为开创性著述。正是在这部著作中，卢卡奇借助于“物化”概念（基于对马克思的拜物教或异化概念和黑格尔的外化概念的解读），试图达到对对象性活动（特别是劳动及其商品化形式）的具体的历史的即辩证的把握（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物象化概念所达到的那样）。沿用他的总体概念，卢卡奇把这一具体的历史辩证法称为总体原则。在卢卡奇眼里，这种具体的历史的总体辩证法的理论，就是历史唯物主义（或真正的、没有被歪曲的马克思主义）；在实践上，则体现为争取新的对象性形式而从事的、代表着人类未来方向和趋势的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即共产主义事业）。而历史唯物主义正是无产阶级斗争活动的实践表征。换言之，理论与实践，在总体辩证法这里，是统一的，而且是具体的和历史的统一。这种具体的历史的总体（也即统一）辩证法，并非纯粹思辨式的设定，而是由人类经验活动对象的复杂性、多变性和多元性决定的，而且也唯有总体可以准确呈现这一复杂的、相互作用的对象性形式结构特征。

一 “总体”决定着不同层次的对象及其相互关系

在《物化与无产阶级意识》一文中，卢卡奇对对象的层析性和多样性进行了区分与确认，并指出了不同时代的不同对象性形式组合、特征及其理论表现。即对象（Geganstand）本身可以区分成不同的层次，比如思维的（Denken）对象、理念（作为思维的理论成果）世界（Ideenwelt）的对象、经验存在的（empirischen Daseins）对象等，^[3]每一种对象之间往往都会纠缠和叠加在一起，^[4]并在不同的时代呈现不同的对象性形式（比如，劳动力商品化这种对象性形式就只有在资本主义社会才会出现；而无产阶级意识也只有在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才会出现——前者在理论上的对象性形式是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哲学、史学、美学等，其思维对象是存在的物化结构，其经验对象是物化的直接性；后者在理论上的表现是马克思主义具体的历史的辩证法或历史唯物主义，^[5]其思维对象是存在的物化扬弃结构，其经验对象是对物化的直接性的超越）。而与这些不同的对象性形式分别相对应的就是不同的现实观。

按照这样的理论路径，我们大约可以把与不同的对象组合相对应的对象性形式做如下区分，即对象性形式（Geganstandlichkeitforme）可分为（Ⅰ）经验的对象性形式和（Ⅱ）思维的对象性形式；它们各自分为一般和具体两种基本类型，即经验的对象性形式一般（a）、经验的对象形式具体（b）、思维的对象性形式一般（α）和思维的对象性形式具体（β）（见图1）。

图1 对象性形式基本类型

根据这一对象性基本类型图，物化意识的来源就是这样的。

物化意识：（b=α）→a→β

这是把经验的对象性形式中的具体（b）当作思维的对象性形式中的一般（α），然后用它来推导经验的对象性形式一般（a），并由此再推导出思维的对象性形式具体（β）。物化意识的产生反映的正是物化逻辑。因此，这也是物化逻辑结构图。其基础是客体化原则。

客体化：a/b/α/β

它们（指四个要素）之间是非此即彼的关系，无法跨越和沟通（纯粹康德的世界）。而曾经被赋予打破这种客体化原则的对象性活动，其理想图式应该是：

对象化：a+b+α+β

所以同样生活在资产阶级社会的无产阶级，要想“从实践上打破存在的物化结构”，就必须首先培养自己的完全不同于资产阶级的现实观。在卢卡奇看来，为此无产阶级必须做到如下几点：第一，“这种打破只有作为对过程固有矛盾本身的认识才有可能”，即无产阶级必须意识到自己就是“历史的同一的主体—客体”；^[6]第二，无产阶级的行动必须是具体的辩证的总体过程，即“与总体的关系不必表现为总体的全部丰富内容全都被有意识地包括在行动的动机和目的之内”；^[7]第三，无产者要组建成阶级，并通过阶级行动将阶级意识在实践上变成现实，这是无产阶级主客体同一身份的具体形式；第四，无产阶级要将“事物的经验既定的现实溶化为过程和倾向”，相信“认识过程并不是揭去掩盖这一过程的面纱的一次性行动，而是僵化、矛盾和运动的不断更替”，因而认识自身“代表真正的现实，即正在被意识到的发展倾向”。^[8]其中第一条涉及理论对象的改造（从物化的直接性结构转向主客体同一的总体结构）；第二条涉及经验对象的改变（总体不再是另一个先验结构的重复，而是具体的和历史的^[9]）；第三条涉及思维对象的形式化要件（作为对象性形式的阶级）；第四条涉及理论对象、思维对象和经验对象的综合，即借助于新的现实观（现实不是既定的物化直接性结构，而是无产阶级借助于自身的阶级行动，努力基于过去、面向未来的正在带来的趋势和可能^[10]——所以现实是过去、当下和未来的统一，而不仅仅停留在僵化的当下^[11]），以不断革命的过程历史地推动社会（人和人的诸对象性形式）的日益改变和发展。^[12]

这就需要引入总体辩证法，或者说一种全新的理解对象及其相关关系的不同视角，即一种新的对象性形式结构（见图2）。

图2 总体的对象性形式结构

卢卡奇指出，“无产阶级唯一的武器，它的唯一有效的优势就是：它有能力把整个社会看作具体的、历史的总体；^[13]有能力把物化形式把握为人与人之间的过程；有能力积极地意识到发展的内在意义，并将其付诸实践，而在抽象的存在形式的矛盾之中，这种意义只是以消极的面目出现的”。^[14]在卢卡奇看来，这里的“有能力”并不是空想或虚幻，而是正在到来的现实，但需要上述四个条件。（不难发现，总体来看，卢卡奇还是把阶级意识的养成视为最重要的条件之一，所以他说，“行动功能的正确与否最终要由无产阶级阶级意识^[15]的发展来决定”。^[16]但他同时又指出，“但是，我们决不可忘记：只有变成了实践的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才具有这种变化事物的功能”。^[17]所以“思维正确性的标准就是现实性但这个现实并不是现成的，而是生成的——并不是没有思维的参与”^[18]。换言之，思维和存在、意识和物质、理论^[19]和实践，就像主体和客体一样，在卢卡奇这里，都是同一的，“它们的同一在于它们都是同一个现实的和历史的辩证过程的环节”^[20]。）

总之，这样的总体决定着主体，也决定着客体，并决定着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对象性形式。而且卢卡奇还指出，“我们不能停留在相互作用这个范畴上”，必须认识到总体中的主体和客体都是变化着的，但这些变化又都可以以一个整体的视角来予以把握。这种相互作用的变化及其与整体的关系“决定着一切认识客体的对象性形式”，“与认识有关的而一切实质变化都表现为与整体的关系的变化，从而表现为对象性形式本身的变化”。所以，“一切社会现象的对象性形式在它们不断的辩证的相互作用的过程中始终在变”。^[21]资本主义的对象性形式就是拜物教（物化），这样的对象性形式掩盖了“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以“物以及物与物之间的关系”的形式）；^[22]无产阶级的对象性形式是总体，它是对被资本主义对象性形式予以遮蔽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恢复”，但这种恢复并非回到史诗时代，而是对物化结构的扬弃——按照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的说法，卢卡奇赞成马克思将“感性”（Sinnlichkeit）、“对象”（Geganstand）和“现实”（Wirklichkeit）都理解为人的感性活动（sinnlichen Tatigkeit）。所以，“人应当意识到自己是社会的存在物，同时是社会历史过程的主体和客体”，^[23]这个过程不能是回到过去，而是将未来拉入当下。

二 物化逻辑在1920年代的呈现：历史唯物主义的出场

可以说，直到《历史与阶级意识》，对象化原则对于卢卡奇来说，都是主导逻辑，他以它来反对客体化原则（在后者作为一种绝对化的客体主义的意义上）。而在他看来，这种客体化原则自近代以来主要表现为市民社会中的物化（即马克思的拜物教概念和异化概念）。在卢卡奇看来，对象性形式，即人们的交往形式。^[24]人类社会的发展史，就是对象性形式的发展史。不同社会形态的质的不同恰恰在于其对象性形式结构^[25]之差异（以此来观察社会发展史的逻辑，本文称之为对象化原则）。

如果我们从主客体二分^[26]的视域来看，对象性形式是一种形式，即介于主体与客体（卢卡奇文艺青年时代更喜欢将之表述为心灵与生活）之间的中介。所以对象性形式的本质是对象性活动，是二元对立双方以及由此形成的多方之间的互动和沟通即交往（从卢卡奇本人的思想发展线索来看，这就是他1920年代前的“心灵—形式—生活”的逻辑，向《历史与阶级意识》中的“主体—中介（对象性活动）—客体”逻辑的转换^[27]）。说到对象化或对象性形式概念，我们就不得不提对象概念以及它与客体概念的区别——实际上，这与物（Ding）和物象（Sache）这两个概念相关。物，被视为与人分离的、人的知识和经验无法进入的世界，也即无法被自我意识化的世界，也即物自体；物象，则相反，是可以被自我意识化的世界，而且更重要的是，它作为人的活动的产物却反过来开始支配人的生活——按照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的说法，即物象本身（Sacheselbst）成为人与世界关系的支配性结构。

这样，康德的物自体和现象界之别，就被卢卡奇（借用黑格尔）改造为从物自体到物象自体的世界。换言之，物象也成为类物自体式的存在，或者说现象界也物自体化了。也可以说经验世界也被先验化了。卢卡奇早期曾将这一倾向斥为客体化原则，如今，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他则用物化概念来对这一市民社会的最大特征进行批判。因此，很显然，对象（Gegenstand）是已被拉入物象世界的客体（Objektiv）。或者换句话说，客体是先验的世界、物自体的世界，对主体来说，它是彼岸，它与（主体所在的）此岸之间存在永远无法跨越的鸿沟（或按照卢卡奇早期的话来说，深渊）。这就是卢卡奇总是在与主体相对的意义上使用（先验存在意义上的）客体概念的原因。而对象则是已经从物自体世界进入物象世界的经验的存在——其途径就是通过对象性活动（如马克思所说的劳动）。然而，就是这个本来可以被我们认知（即自我意识化）的世界，在市民社会中，（以商品、货币和资本等对象性形式的名义）却也成了一种类物自体式的存在，也即物象世界物自体化、或客体化。换个角度来看，也即作为中介的对象性形式（本是流动的、具体的和历史的过程，但如今）被视为一种新的绝对的存在即先验的（无历史的）客体了，^[28]因此，它也还是卢卡奇早期批判的形式主义^[29]的一种。

如此看来，如果我们从马克思的物象化概念出发，就可以将其划分为三个基本层次：第一个层次就是客体化，即把人与世界之间的关系进行二元切分（分离），并将无法被认知的世界都纳入与人相对立（离散）的某种纯粹的物性（Dingelichkeit）^[30]（如果说笛卡尔是这种离散哲学的肇事者，那么康德哲学是这种客体化离散的最典型的理论表达——近代哲学的所有形而上学乡愁都源自对这种永远无法弥合的离散的焦虑）；第二个层次则是物化（Verdinglichung），即把人与世界及其关系的对象性形式（即“物象”或卢卡奇说的“第二自然”）也纳入物自体的世界，即Verdinglichkeit；最后，这种被物化的物象性（Sachelichkeit）成了新的支配人的绝对客体，这就是物象化（Versachlichung）。也可以认为，物象化是经过物化过程的更高级别的客体化，一种新的客体化，在这里，不仅是与人对立的先验世界，而且人自身（人与他自己、与他的类本质以及与其他人）以及（作为先验与经验世界之中介的）人类活动的产物（诸对象性形式），统统都被客体化了。换句话说，只有当与主体相对立的客体被先验化时，我们叫它客体化原则；而当主体、客体和对象性活动（中介）都被客体化时，我们就叫它物象化原则了。^[31]所有的客体化原则（无论低级阶段还是高级阶段），都会以支配人的（或者是不依人的意识为转移的）方式呈现其自身，或者说，它是一种对人起支配作用的、奴役人的权力系统。^[32]

如果说客体化原则代表的是市民社会发展的初级阶段，那么，物象化原则则是其发展后期的典型特征，也即结构性特征。当然，在具体的历史环境中，物象化原则也会表现出不同的具体形态，比如马克思就曾经用异化、意识形态和拜物教等概念来表现这种物象化（本文拟称之为马克思的异化逻辑，以区别于黑格尔的外化逻辑^[33]）；卢卡奇则主要停留在第二个层级，也即被物化的（作为中介的）对象性形式这一层面（按照他早期的说法，就是被客体化的形式）来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结构特征，^[34]因此他得出结论说被物化的阶级意识是这个资本主义结构得以维持的最终决定性因素。而要改变它，就首先必须变革阶级意识，或者说培养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

因为在卢卡奇看来，革命就是从根本上变革一定社会占支配地位的对象性结构形式（他有时也承认这指的就是在正确的意义上理解的一定社会的经济基础结构）。然而，他又指出，一定社会的对象性结构形式的最终决定性因素又是阶级意识。于是，革命似乎就被落实到了阶级意识的变革上来。由此，（拥有阶级意识的无产）阶级、政党（作为无产阶级代表的共产党）、国家（作为阶级斗争的工具）及其组织和策略问题（也即政治问题）在这个意义上被卢卡奇纳入自己的探索范围（这一方面与俄国十月革命和列宁思想的影响有关，另一方面则也是因为匈牙利国内革命斗争的实际需要——卢卡奇1918年已加入匈牙利共产党）：他在这个时期撰写的《列宁》（1924年）和《布鲁姆纲领》（1928年）都是很好的例子。（当然，在1967年序言中，他对自己的这一唯心主义倾向做出了自我批评。）

实际上，卢卡奇一直坚持认为，阶级意识是对象性结构形式的决定性因素。因此，要革命，即从资本主义社会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就必须改变前者的基本对象性结构形式，也即物化结构。在这样的物化结构中，在卢卡奇看来，只有身处其中的无产阶级可以认清其过去、现在和未来——特别是未来也即趋势。所以无产阶级首先要以其行动破除物化意识的迷雾，走出物象化。至于如何行动，则涉及组织和策略问题（如政党与群众等问题——在这一点上，卢卡奇一直处于卢森堡的自发主义与列宁的灌输论之间）。而为了正确的行动，除了组织和策略问题之外，还需要有科学理论的指导，因为这个科学理论，也即马克思主义或历史唯物主义才是阶级意识的理论代表和灵魂。这样的历史唯物主义（或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在卢卡奇看来，就是坚持具体的历史的辩证法的总体理论。

所以，只有坚持总体辩证法的历史唯物主义（也即马克思主义）才可以真正有望破除物化，走出物象化。因为该理论的形成，就是建立在对后者的反思基础之上的——而且这种反思还不是纯粹的思辨，而是有无产阶级的实际斗争经验的。也因此，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实践才是未来无产阶级（在社会主义社会）要建立的对象性结构形式（它不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简单承袭抑或全然拒斥，更不是向原始的前资本主义社会的思乡病般的简单回归）。

总之，在卢卡奇的对象性形式结构中，一方面，各个要素之间会组合成复杂的关系系统，他称此为历史的具体；另一方面，其决定性要素则是阶级意识。这就与马克思所说的以劳动作为对象性形式的主导要素之间的旨趣相差很大。因此，他在这里虽然大量引述马克思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的相关言论，特别是关于物象化的和拜物教的内容，但马克思的劳动概念（作为一种非常重要的对象性形式，特别是劳动力的商品化）并未真正进入卢卡奇物化（=对象化）逻辑的视野。从这个意义上说，1920年代的卢卡奇的确如他自己所承认的，是一个黑格尔主义者（至少阶级意识概念在这里很大程度上扮演的是黑格尔绝对精神概念的角色）。所以，虽然他后来在1967年序言中说自己的思路是要从美学到哲学，然后从哲学到经济学，并试图在经济学和哲学之间建立某种辩证法，且他对卢森堡等第二国际理论家的分析也旨在于此；然而，他过于抽象的对象性形式概念，其实一直并未深入经验的对象性形式本身，特别是深入对经济领域中的对象性形式（无论是商品、货币还是资本）的哲学分析，^[35]这不仅使他的物化概念没有达到马克思拜物教概念（乃至早期的异化概念）的深度与广度，而且还像他自己批评赫斯时所指出的那样，有退回到前马克思的黑格尔式的或者说唯心论辩证法的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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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文系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研究基金（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基础研究品牌（持续）支持计划“阅读卢卡奇：西方马克思主义形成史探究”（项目号：15XNI008）的阶段性成果。

[2]张秀琴，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3]〔匈〕卢卡奇：《物化与无产阶级意识》，载《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等译，商务印书馆，1992，第295页。

[4]也因此会被错误地互相等同，如理念论所做的那样。

[5]卢卡奇指出，历史唯物主义就是“按其真正的本质理解过去事件的一种科学方法”，同时它“也使我们有能力从历史的角度（科学地）考察当代，不仅看到当代的表面现象，而且也看到实际推动事件的那些比较深层次的历史动力”，所以它不仅是无产阶级的战斗口号，也是最强大的武器（“历史唯物主义通过揭示了历史事件的真正动力而成为一种武器”），“历史唯物主义的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对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作出准去地判断，揭露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本质”。参见卢卡奇《历史唯物主义的功能变化》，载《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等译，商务印书馆，1992，第306、307页。

[6]〔匈〕卢卡奇：《物化与无产阶级意识》，载《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等译，商务印书馆，1992，第290页。

[7]〔匈〕卢卡奇：《物化与无产阶级意识》，载《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等译，商务印书馆，1992，第291页。为此卢卡奇再次批评的社会民主党人的“材料丰富”“始终是以放弃社会行动为目的的”，因为总体在卢卡奇看来，其不仅是一个范畴问题，也是“一个革命行动的问题”（参见上书同页注释1）。因为无产阶级“不可能一下子就消除所有形式的物化”（参见上书，第301页）。

[8]〔匈〕卢卡奇：《物化与无产阶级意识》，载《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等译，商务印书馆，1992，第292页。

[9]卢卡奇说：“当具体的‘这里’和‘现在’溶化为过程时，它就不再是连续不断的、不可捉摸的环节，不再是无声地逝去的直接性，而是最深刻、最广泛的中介的环节，是决定的环节，是新事物诞生的环节。”（卢卡奇：《物化与无产阶级意识》，载《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等译，商务印书馆，1992，第298页）所以，只有具体的总体才是“真正的现实范畴”（〔匈〕卢卡奇：《什么是正统马克思主义？》，载《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等译，商务印书馆，1992，第58页）。

[10]“只有当人能把现在把握为生成，在现在中看出了那些他能用其辩证的对立创造出将来的倾向时，现在，作为生成的现在，才能成为他的现在。”参见卢卡奇《物化与无产阶级意识》，载《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等译，商务印书馆，1992，第298页。

[11]卢卡奇认为，在这方面，我们既不能犯经验主义的错误，也不能犯空想主义的错误，更不能犯兼具二者特征的综合病（如社会民主党那样）。参见卢卡奇《物化与无产阶级意识》，载《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等译，商务印书馆，1992，第288页。

[12]卢卡奇认为，“只有当思维是作为现实的形式，是作为整个过程的环节时，它才能辩证地克服自己的僵化不变，才能取得一种生成的特性”，而“生成同时就是处于过去和将来之间的中介，但是是处于具体的，也就是历史的过去和同样是具体的，也就是同样是历史的将来之间的中介”。参见卢卡奇《物化与无产阶级意识》，载《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等译，商务印书馆，1992，第298页。

[13]在卢卡奇看来，作为马克思主义与资产阶级科学有“决定性区别”的总体范畴，“不仅规定对象，而且也规定认识的主体”，而且“只有当进行设定的主体本身是一个总体时，对象的总体才能加以设定；所以，为了进行自我思考，只有不得不把对象作为总体来思考时，才能设定对象的总体”（参见〔匈〕卢卡奇《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的罗莎·卢森堡》，载《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等译，商务印书馆，1992，第276、77、78页）。卢卡奇也承认“最先真正发现具体的总体的意义”的人是黑格尔，但黑格尔没有贯彻到底，而构建了一个概念的神话（黑格尔也以另一种方式走向了绝对客体化之路），在卢卡奇看来，这种“对对象本身的不理解，在思想上就表现为超验的力量以神话的形式构造现实，构造对象之间的关系、人同对象之间的关系以及它们在历史进程中的变化”（参见〔匈〕卢卡奇《什么是正统马克思主义？》，载《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等译，商务印书馆，1992，第68页）。

[14]〔匈〕卢卡奇：《物化与无产阶级意识》，载《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等译，商务印书馆，1992，第289页。

[15]而所谓阶级意识，“不是个别无产者的心理意识”，也不是“他们全体的群体心理意识”，而是无产阶级对自己阶级的“历史地位”的意识。其真正的优势和力量在于，“它能把隐藏在经济过程中的相分离的征兆后面的自身的统一性看作社会的总的发展趋势”（卢卡奇：《阶级意识》，载《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等译，商务印书馆，1992，第133～134页），也即对自身是主体—客体辩证同一的身份意识——这一意识不仅在形式上是辩证的，而且在内容上也是辩证的。所以卢卡奇说：“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作为‘主体’的过程的真理本身，远不是稳定不变的，也不是按机械‘规律’向前运动的。它是辩证过程本身的意识；它也同样是一个辩证的概念。”（参见〔匈〕卢卡奇《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的罗莎·卢森堡》，载《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等译，商务印书馆，1992，第93页）

[16]〔匈〕卢卡奇：《物化与无产阶级意识》，载《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等译，商务印书馆，1992，第292页。

[17]〔匈〕卢卡奇：《物化与无产阶级意识》，载《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等译，商务印书馆，1992，第299～300页。

[18]〔匈〕卢卡奇：《物化与无产阶级意识》，载《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等译，商务印书馆，1992，第299页。

[19]而且理论也分为“关于实践的理论”（Theorie der Praxis）和改造现实的“实践的理论”（praktische Theorie）。参见〔匈〕卢卡奇《物化与无产阶级意识》，载《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等译，商务印书馆，1992，第300页。

[20]〔匈〕卢卡奇：《物化与无产阶级意识》，载《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等译，商务印书馆，1992，第299页。

[21]〔匈〕卢卡奇：《什么是正统马克思主义？》，载《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等译，商务印书馆，1992，第62页。

[22]〔匈〕卢卡奇：《什么是正统马克思主义？》，载《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等译，商务印书馆，1992，第63页。

[23]〔匈〕卢卡奇：《什么是正统马克思主义？》，载《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等译，商务印书馆，1992，第69页。

[24]一般认为，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是，这样的交往形式即劳动和生产实践；但卢卡奇在这里更愿意将之归结为阶级意识，即认为阶级意识是最终的决定性因素。在1967年的序言中，他对此做了自我批评。

[25]所谓对象性形式结构，即由一定社会的各种对象性形式（a、b、α、β及相互链接和效用）所构成的系统总体，对于其中占支配地位的因素的不同认定，是区别不同社会性质的主要依据。

[26]1920年代之前（也即文艺青年时期）的卢卡奇就认为，这是希腊哲学以来的世界观（以区别于心灵与生活或主客体直接同一的荷马史诗时代），其典型表现就是对（人的生活本质或）物自体的不断追问和解答——注意，心灵与生活、人的生活本质等概念，都是卢卡奇在前1920年代的文艺青年时代的美学术语，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他已越来越多地使用主客体和物自体等哲学概念。

[27]对于卢卡奇来说，实现这一转换不仅是由于美学和哲学专业术语使用的规范问题，而且更是思想的不断演化的结果。即在前《历史与阶级意识》时期，卢卡奇已开始日益关注经验和社会的维度，为此（特别是在《心灵与形式》中）他曾将生活划分为本真的生活和经验的生活，并认为心灵应是这二者的结合，而不是某种单纯的先验的存在。从这个意义上说，形式作为心灵与生活之间的中介，不过就是《历史与阶级意识》中的对象性活动作为主体与客体之间的中介的一个先行版（不过，需要提醒的是，我们这里这样说，并非意指可以直接将其早期的心灵概念直接替换成这里的主体概念、生活替换成客体等）——只不过，早期探讨的形式，主要是现代戏剧、论说文和小说等具体文艺样式，而在这里，卢卡奇主要探讨的对象性形式则主要包括国家、政党、阶级意识等具体中介形式。

[28]也可以认为，作为主客体之间溶化剂的对象性活动（作为中介），如今本身也被凝固为绝对客体了。所以，资本主义，先是（像马克思所说的）使一切（前资本主义的）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然后把自己的历史的存在再固化为某种先验的、永恒的、无时间性的存在（如以“理性”的名义），以便为自己提供统治的合法性。这也正是日后受卢卡奇影响的整个人本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所力主的社会批判（文化批判）旗帜（参见拙著《西方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人民出版社，2017）。

[29]就像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一样，卢卡奇更喜欢在这里用“意识形态”来指代这种资产阶级的形式主义。卢卡奇也是在这个意义上对第二国际一些理论家，比如卢森堡、考茨基、伯恩施坦、布哈林等人做出了批判分析（甚至对马克思的同时代人赫斯也提出了类似的批判）——这些批判难免会使我们想起他早期对德国浪漫派的批判。

[30]卢卡奇在早期著述中指出，纯粹的分离但不离散，不属于客体化原则，因为在那里，客体和主体只是形散神不散，互相都可以找到对方（如希腊哲学时代），所以统一是有希望的。但到了近代，这样的希望就成了奢望了，所以后者才是离散，也即客体化原则。其实就是康德的二元论原则。

[31]如此看来，卢卡奇在《现代戏剧发展史》中将客体化和物象化几乎混同起来使用（或者说在使用客体化时，脑子中想的却是物象化概念）也就可以理解了——虽然那时的物象化概念还是以快闪的方式呈现的（参见本书第一章第一节相关论述）。

[32]萨特、福柯等法国学者正是从这里找到了卢卡奇思想的权力论维度；而把这样的权力系统归结为一种工具理性对人的统治的，则正是日后法兰克福学派所力推的主旨。

[33]其区别详见本书关于卢卡奇《青年黑格尔》和《青年马克思》部分的研究。

[34]按照他自己的自我分析，这时他将物化等同于对象化，如果说（如后来学界大多同意的）他的物化概念与马克思的异化概念更相似的话（当然正如他自己所指出的，这期间也有差异），那么，这就等于把异化等同于对象化。这就等于错把具体（特殊、个别）当作抽象（普遍、一般）。

[35]或者换句话说，虽然他一直以来就非常强调社会维度（其实他所说的社会维度，不过就是把物的世界扩充为物象的世界，也即从人与纯粹自然的关系，转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问题上来——他就是在这个意义上批判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的，和在这个意义上主张总体辩证法是主体辩证法的），但一直就停留在对象性形式Ⅱ（即思维的对象性形式）之中，而没有试图深入扎进对象性形式Ⅰ（即经验的对象性形式）之中——无论是以美学的方式，还是以哲学的方式；无论是在《现代戏剧发展史》中对齐美尔《货币哲学》的引述，还是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对马克思《资本论》的引述。如此，他的批判也就是停留在对对象性形式Ⅱ的诸形态的批判——无论是早期对德国浪漫派的抒情诗派和田园诗派的批判，还是现在对第二国际、第三国际理论家和德国“真正社会主义”者的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