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问题的提出

“丰裕社会”（affluent society）的概念最早由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思于20世纪50年代提出，是指经济发展程度和国民收入水平较高的富裕社会。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20世纪60年代，美国经济发展进入“黄金时期”，在经济快速发展、社会空前繁荣的同时，也面临贫富差距急剧扩大、社会矛盾不断激化的问题。当时处于经济发展“黄金时期”的美国正面临丰裕社会的贫困问题，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在促进空前的经济繁荣和“私人富足”的同时，也导致“少数人极端贫困”、财富分配严重不平等问题（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2009）。对此，加尔布雷思在其经典之作《丰裕社会》中进行了生动而深刻的揭示并开出了“药方”。他认为，解决问题的关键是发挥政府这只“有形之手”的积极作用，扭转公平与效率失衡的局面，加大收入再分配和社会政策的调节力度，增加政府在教育、医疗、住房、公共交通、社会福利等方面的公共开支，通过建立公正合理的收入分配结构来遏制贫富悬殊。加尔布雷思的观点对后来美国乃至西方国家的经济社会政策改革和扶贫战略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美国在步入丰裕社会后所遭遇的上述困扰，后来成为新兴国家和地区在现代化过程中面临的“成长的烦恼”：在经济高速发展、社会不断进步的同时，却遭受贫富差距扩大、社会矛盾恶化的“阵痛”；“先富者”恣情享受丰裕社会所带来的繁荣和富庶，贫弱者却在贫困的陷阱中苦苦挣扎。时至今日，一些新兴国家和地区也同样面临当年美国社会的困扰：一方面是经济高速发展、民众整体生活水准不断提高；另一方面却是贫富差距扩大、贫困问题恶化。改革开放以降，中国内地保持了经济高速发展，民众整体生活水准不断提高，但与此同时，内地也迅速从一个“平均主义”的社会变为一个贫富差距较大的社会，贫困问题并未得到有效解决。目前中国经济总量稳居全球第二，人均国民收入已达到中等偏上收入国家的水平，整体而言正在迈入丰裕社会的行列。当我们在享受丰裕社会带来的繁荣与富庶时，也遭遇收入悬殊和贫富两极化的阵痛；当我们在成功地复制先发国家和地区的发展经验时，也正在重蹈覆辙，面临它们曾经的困扰。

中国提出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同时消除绝对贫困，实现7000万贫困人口全部脱贫。目前我们正处于精准扶贫、脱贫攻坚的关键阶段。精准扶贫的一个重要前提是扶贫政策要精准适应经济社会发展与贫困问题的演变。就经济社会发展而言，中国正在迈入丰裕社会，按照世界银行的统计，2016年中国GDP近11.20万亿美元，占全球经济总量的14.84%，稳居世界第二；人均GDP超过8100美元，达到中等偏上收入国家的水平。就贫困问题的演变而言，伴随丰裕社会的来临，中国的绝对性、分散性、发展性贫困问题得到有效解决，相对性、集中性、结构性贫困却逐渐凸显，对于前者我们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但对于后者我们在理论研究和政策应用上的经验尚不多，为此做些抛砖引玉的工作正是本书的初衷。因此，新时期精准扶贫的一个重要课题就是要适应经济社会发展与贫困问题的演变，更加深入地研究丰裕社会贫困问题的性质与特点，探究其贫困成因及治理方案，为新时期中国精准扶贫政策创新提供理论与政策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