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早期及工业化初期的贫困问题

从历史的角度看，由于经济社会发展阶段不同，香港的贫困问题也相应经历了一个历史演变过程，并且在不同阶段呈现不同的特点。从开埠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一百多年时间里，香港是一个贸易转口港，主要以从事转口贸易维持生存，尚未经历工业化，经济结构简单且发展水平不高。当时种族隔离和种族歧视现象严重，社会被分割成两个泾渭分明的群体——欧人社会和华人社会，在香港的欧洲人和华人彼此很少相互往来。整个社会贫富悬殊，少数官僚和富商阶层垄断了社会大部分的财富，工人、苦工、仆役、船民和佃农等其他劳动生产者处于社会底层。食不果腹、寝不安身、居无定所，是香港社会底层人民生活贫困的集中表现，也是困扰华人下层社会的突出问题（余绳武、刘存宽，1994：353～407）。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由于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新变化，香港的转口贸易地位江河日下。为寻求新的发展契机，从20世纪50年代初起，香港开始了迅速的工业化步伐，迎来了第一个经济高速发展的“黄金期”。这一时期是香港的第一次经济转型期。1950～1970年，香港年均经济增长率达到10%（保罗·惠廷、侯雅文等，2001b：2），制造业飞速发展，经济结构发生巨变，到1970年，香港的工业出口占总出口的81%。在这短短的20余年时间里，凭借出口导向型的工业发展战略，香港迅速完成了第一次经济转型即“工业化”，从单纯的贸易转口港转变为新兴工业化城市，迈入“新兴工业化经济”（newly industrialized economy）之列。

然而，工业化并未缓解香港的贫困问题。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香港的贫富差距迅速扩大，贫困人口急剧增加。在二战后的10余年时间里，中国内地涌入香港的难民超过200万人。大规模移民潮的涌入导致贫困移民和难民的数量暴增，形成了一个人数众多的赤贫移民群体（destitute immigrants）。这些难民背井离乡来到香港，流离失所，一贫如洗，沦为赤贫阶层。“他们只得到最基本的供应，每一个人都有饭吃有水喝，有些人还分到了临时住所，除此之外，他们就只有自谋生路了。”（弗兰克·韦尔什，2009：456）当时的港英政府主要指望本港和国际慈善组织向难民提供紧急救助，在贫困救助方面持消极态度。由于住房紧缺，大量难民就在山坡和空地上搭建简易房屋，这些房屋也被称为寮屋，寮屋区居住环境恶劣，容易发生火灾。1953年12月25日香港深水埗发生石硖尾寮屋区大火，令5.3万名灾民无家可归。虽然在石硖尾大火发生后港英政府开始改革房屋政策，为灾民提供徙置大厦和容身之所，但并未着手建立现代社会保障制度。

20世纪五六十年代，香港工业化迅速改变了传统的家庭和人口结构，传统的大家庭保障功能濒于崩溃，新的社会保障制度又尚未建立起来，许多老人、儿童、残疾人和失业人士由于缺乏必要保障而陷入贫困和匮乏状态（Jones，1990：173）。在工业化初期，劳资关系紧张、劳资纠纷不断，由于工作环境恶劣、工资水平低下和缺乏必要的生活保障，许多工人沦为贫困群体（Turner et al.，1980：12），他们对社会的不满情绪增长，这直接引发了1966年、1967年的两次暴动（李霭雯，2001：158）。进入70年代中期，受石油危机和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香港经济一度衰退，失业率急剧上升。在这段经济低谷期，贫困问题明显恶化，低收入、失业等贫困人士饱受失业和通货膨胀的双重打击，许多人陷入困境。1971年香港的基尼系数是0.44，1981年上升至0.48，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冯可立，2004：251～2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