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工厂和一座城市的渊源

六十年前，当大武口还仅仅是个地名的时候，大武口洗煤厂的建设者们就来到这片戈壁荒漠，他们筚路蓝缕，以艰苦奋斗作为开山斧，成为这座城市的先驱者。时光荏苒，斗转星移。无论岁月如何变迁，创业者的奋斗精神始终未变；无论社会如何发展，在这座城市为之奉献的几代大洗人的不凡业绩将荣光永存。

让我们翻开历史相册，追寻那些“前尘往事”。

城市因国家战略布局而生，工厂因煤炭资源而建

大武口洗煤厂位于大武口区的最北端，包兰铁路平汝支线从厂区横穿而过，红火的时候，每天一列列火车满载着洗精煤呼啸着驶向祖国的四面八方。

在大武口的历史进程中，总有那么一些特殊的年代，镌刻在人们的记忆里。

1960年7月18日，大武口洗煤厂举行隆重的开工典礼，轰鸣的鞭炮、欢庆的锣鼓震醒了戈壁荒原，开启了大武口洗煤厂的建设元年，也成为大武口这座城市开发建设的奠基礼。

一座工厂，一座城市，因煤而生，因煤而兴，因煤而结缘。当年厂子从国外引进先进工艺设备，年入洗原煤150万吨，足以说明这座城市和这座工厂的重要。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全国掀起了社会主义建设高潮。搞建设最重要的战略物资是钢铁，被称为“工业的粮食”。钢铁是工业的粮食，煤炭是钢铁的粮食，国家战略在全国东西南北中布局建设钢厂，甘肃酒泉钢铁厂就是其中之一。

建设酒钢，矿山先行。社会主义建设“全国一盘棋”，国家为酒泉钢铁厂配套石炭井煤田，设立了石炭井矿务局，下辖一、二、三、四矿和乌兰矿，以开采主焦煤为主，主焦煤是钢铁冶炼标配的“细粮”，大武口洗煤厂的任务是对主焦煤原煤进行加工洗选。

大武口，在国家战略布局中诞生；大武口洗煤厂，因煤炭资源而建设。

大武口洗煤厂的建设速度堪称惊艳。到1960年年底，完成投资147.72万元，建设完成主厂房的基础工程，建成民用建筑2300平方米。

创业与困难、发展与挫折总是相伴而生。

1961年年初，国家处于困难时期，由于建设资金匮乏、粮食短缺，酒钢被迫“下马”，大武口洗煤厂的建设也随之戛然而止。

热火朝天的建设场面变得寂寞而冷清，基础工程孤零零地摆在茫茫戈壁滩上。它整整5年的守望，终于迎来了第二春。

1964年，国民经济逐步恢复，曾经“下马”的项目又渐次“上马”，酒钢恢复了建设，建设规模比原来扩大了近一倍，需要的精煤量也随之大幅度增加。1965年年底，大武口洗煤厂恢复建设。设计单位是原西安煤矿设计研究院，承建单位是原81工程处（后归宁煤基建公司）。原设计150万吨入洗规模已不能满足酒钢的生产需要，产能扩大到300万吨。

一个热火朝天的年代，聚起一群激情燃烧的建设者

那是一个“大三线”建设的火热年代，更是一个激情澎湃的时代，在“备战备荒为人民”“好人好马上三线”的时代号召下，大批建设者满怀激情，跋山涉水来到大武口，在荒野戈壁上建起了工矿企业。

王佐民和他的伙伴们，就在这群人之中。

1965年9月，从北京矿业学院毕业的王佐民等8名同学被分配到大武口洗煤厂工作。放下铺盖卷，回首四望，无际的茫茫戈壁，几株难得葳蕤的骆驼刺，在干燥的大风中摇摆，风沙吹得人睁不开眼，一切都还是亘古的模样。

“那时，大武口根本不能称作城市，没有一条街道，没有一条马路，我们住的是几栋土坯窑洞，吃饭要到一里外的81工程处食堂，蹚着漫过脚背的沙子。风刮得老邪乎了，人走一步退半步，饭还没捞着吃，先吃了满嘴沙尘。”王佐民这样介绍当时的情景。

王佐民他们蹚过的那片荒沙，正是现在的贺兰山路。他们迈出了石嘴山市建设的第一步，拉开了大武口煤炭工业发展的序幕。

“那个年代，最响亮的口号是‘好男儿志在四方’。我们将满腔热血投入到创业之中，生活再艰苦都不在话下，而是乐在其中。”谈起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王佐民不胜感慨地摇摇头，摇乱了满头白发。

王佐民这些新分来的大学生们和建筑工人一起筛沙子、拉石头、浇筑混凝土、抬夯打夹板墙建“干打垒”住房……夏日骄阳似火，无遮无挡，晒得脱几层皮；冬日寒风凛冽，手脚冻得裂开深深的血口子。

1966年3月1日是主厂房混凝土浇筑的日子，大武口的冬天去得晚，春天来得迟，初春依然寒气逼人，冰不消雪不化，建设者们搭起暖棚，通上锅炉暖气，保证了混凝土浇筑质量，保证工程进度不受气候影响。

主厂房建到二层时，终于有了春的气息，王佐民和建筑工人一起修路。从外面拉来石子，平整了大武口有史以来第一条简易石子路，这条无名石子路就是后来贺兰山路的雏形。

茫茫戈壁滩上，没有一棵树，狂风肆虐，沙飞石走。无论是参建单位人员还是分来的大学生，全部沿公路两侧植树，他们拉着线绳当标尺，树坑里挖出来的全是鹅卵石和砂砾，他们跑到大武口区、平罗县拉黄土填树坑。经过一个春天的苦干，道路两边竖立起了笔直的白杨树，这时才有了春天的绿意、夏天的绿荫，让这块不毛之地变得生动起来。

1967年3月，从黑龙江鸡西矿务局地道选煤厂成建制搬迁过来200多人。领导岗位配备了党委书记、厂长、副厂长、车间主任；生产岗位配备了浮选工、跳汰工、离心机工、皮带运输工；辅助岗位配备了煤质检验员、机械维修工；后勤岗位配备了医务人员等。各个层次、各个岗位、各个门类配置齐全。

刚从鸡西煤校毕业的于汝本就是其中的一员，他当时23岁，正是“少年不知愁滋味”的年纪。他在支援大西北动员会上听说，石嘴山是个新兴煤城，他对未来美好的人生充满无限的向往。但下车的那一刻，于汝本惊呆了，这是“新兴煤城”吗？这就是一片荒蛮之地啊！看着才建到三层的主厂房，于汝本迷茫地问同来的师傅：“没弄错吧？这地界儿咋这么荒凉？”师傅说：“小子，没错啦，就是这地儿！”“这哪是个城市呀？咋啥也没有呢？连个小屯子都算不上。”

条件再艰苦，也得有个窝吧！现实再一次让于汝本惊掉下巴，居然连个职工宿舍也没有，他和同来的工友全都住进了武当庙。白天，在工厂上班；夜里，与泥菩萨做伴，与僧人一起吃斋饭。“现在回想起来，伴着青灯古佛安然入眠，听着晨钟叫醒上班，倒也蛮有情趣的。”回忆起刚到大武口的那段日子，于汝本感慨良多。

那时，现实和想象简直是天壤之别，于汝本心理落差极大。但是，既然来了，就要在这里扎下根来，还要干得漂亮，活得潇洒。随着时间的流逝，于汝本活成了一个真正的西北汉子，成长为厂里的副总工程师。他的名字与“语录本”近音，工友们称他“语录本”，他也不在意，一来二去，就给叫正式了。他的姓名在职工花名册里、工资单上都是于录本。直到2004年退休，退休证上才还原了他的本名“于汝本”。

跟于汝本同一列车来的工友们，在大武口这块创业的热土上，一待就是一辈子。他们是真正献了青春献终生、献了终生献子孙的那一代人。

1969年国庆节前，大武口洗煤厂已基本完工，但是洗煤重介系统尚未完善，不完全具备投产条件。为了向国庆20周年献礼，已是洗煤车间技术员的王佐民精心设计了一套方案，提出来用主洗跳汰洗选的方式洗精煤，然后用皮带运输机运到成品煤仓装车。

“试投产开始！”随着总调度一声令下，锣鼓声、鞭炮声响彻云霄，国庆节这天，在自治区、石嘴山市、石炭井矿务局领导们的目光下，火车汽笛一声长鸣，一台机车牵引三节车皮，吞云吐雾驶了过来，停在高高的成品仓下。“哗啦啦”，宁夏有史以来第一批洗选的“乌金”倾泻而下，装进火车车厢里。顿时，欢呼声响成一片，现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自此，大武口洗煤厂进入试生产阶段；自此，宁夏结束了没有洗煤厂的历史。

十多层楼高的主厂房、原煤仓、成品仓及一栋单身职工楼，这些建筑设施的落成，成为大武口的标志性建筑。继而，厂里又组织人力物力将厂门口这条南北向的石子路修成了柏油路，一直修到原煤炭职工大学附近。后来，石嘴山市又将这条路继续向南延伸，并命名为贺兰山路，构成了这座城市最初的脉络和骨架。毫不夸张地说，没有大武口洗煤厂，就没有这座城市最初的身影。

一个人与一座城市、一座工厂来说，几十年过去，很难说清自己留下过什么，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都为之出过力流过汗，无论何时，他们都把参与开发建设的经历视为人生最大的精神财富，尽情享受着心中那些美好的回忆。

为国家上缴利税，为城市贡献真金白银

大武口洗煤厂投产后，厂里组织自己的检修队伍逐年对机械设备进行检修、改造。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对主要洗选设备进行了脱胎换骨的技术改造。每一次技术突破，都凝结着大洗人的智慧和心血。工厂通过多次技改，终于甩掉了长期亏损的帽子，绽放出了它的光彩。

1982年，大武口洗煤厂扭亏为盈，当年实现利税104.5万元。1983年又迈出了一大步，实现利税174.5万元。1984年，利税翻了一番还要多，达到392.78万元。

大武口洗煤厂入洗的精煤品质在我国仅次于世界焦煤王山西柳林的焦煤，产品销往八一钢铁公司、酒泉钢铁公司、包头钢铁公司、首都钢铁公司等大型钢铁企业，还有呼和浩特焦化厂、西安焦化厂、宝鸡焦化厂、天水焦化厂、汉中焦化厂等炼焦企业。

1999年至2010年这十多年，是大武口洗煤厂历史最辉煌的时期。

从持续亏损到突破困局，从突破困局到扭亏为盈，再从扭亏为盈到利润大幅度攀升，大武口洗煤厂是靠什么实现数次华丽转身的？

大洗人的答案铿锵有力：靠的是党和国家的政策春风，靠的是大洗人不服输的那股劲儿，靠的是深化内部改革，靠的是内练苦功、外强素质，靠的是不间断的技术改造，靠的是精心打造“朔焦”精煤和主焦煤品牌，靠的是牢牢抓住市场机遇。

再难走的路也要一往无前，再难攀的高峰也要锲而不舍，再难啃的骨头也要把它啃下来，这就是大武口洗煤厂的“硬核”，这就是大洗人的精神！

说起这段辉煌历史，时任厂党委书记、现已退休的郭义兴奋得满面红光，如数家珍。

那些年，国家实施宏观调控政策，钢材价格大幅度涨价，在钢材价格的强劲带动下，煤炭价格也一路飙升，最高年份吨煤达到1460元，其他年份吨煤也在1000多元。就这都抢不上，各大钢厂的采购人员上门求购。最抢眼的还是每年10月份以后在烟台、太原、西安等城市召开的全国煤炭订货会，一年一度的煤炭订货会的规模绝不亚于广交会、深交会，各大钢铁企业纷纷登台亮相，彼此之间展开了激烈的洗精煤争夺战，那种热闹火爆的场面，想起来就让人热血沸腾。一个煤炭供货商后面跟着一群客户“围追堵截”，让“煤黑子”们过上了扬眉吐气的日子。

郭义自豪地说，那些年，不到千人的大武口洗煤厂，年利润都在3亿多元，累计上缴税金达7亿多元，这可是真金白银啊！

治“山”治“湖”，让城市靓起来

鲜见有哪个企业和一座城市竟有如此紧密的牵连。

大武口洗煤厂为这座城市贡献“真金白银”的同时，还“贡献”了“一山一湖”，山是矸石山，湖是煤泥湖。这“一山一湖”，给城市环境造成累累伤痕，给大武口老百姓的生活带来严重影响，成为大武口城市之殇。

大武口洗煤厂建厂时没有设计闭路循环系统，煤炭入洗，入水泥流，泥水沉淀后留下“煤泥”，那时有句顺口溜“大洗厂机器一响，煤泥顺着平罗淌”。在资源匮乏的年代，煤泥可以作为做饭和取暖的燃料，且不用花钱，它成了老百姓眼中的“香饽饽”“抢手货”，拉煤泥的人络绎不绝，家家户户门前堆起一座座黑色的“山包”。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煤泥不吃香了，变成了废弃物，煤泥顺着排水管排放到低洼地带，原大平路今山水大道有个石板桥，煤泥水漫过石板桥污染了大半个星海湖，造成星海湖宾馆后面那一片变成一个泛着黑色泥浆的煤泥坑。

洗煤工艺分拣出的矸石直接堆放在露天空地，年深日久，矸石越堆越高，横亘起一座矸石山。煤矸石发热量大、含硫量大、灰分高，时间一长发生自燃，像座巨大的烟熏炉，整日“烟雾缭绕”，直冲云天，刺鼻的硫黄味令人窒息。如果说，煤泥曾经给大武口居民带来“福利”的话，矸石山带来的只有污染。曾经担任过大武口洗煤厂一分厂厂长的刘祥军对这段历史记忆犹新。

那些年，每到夏季，煤泥湖黑水横流，蚊蝇肆虐，臭气熏天。矸石山风化的矸石在大风的裹挟下，粉尘飞扬，四处弥漫，遮天蔽日，灰黄色的烟雾笼罩在大武口的上空，人们的鼻腔里总有一股臭鸡蛋的味道。“黑”和“灰”，曾是大武口的主色调，居民的院内经常是一层煤灰，居民们不敢穿白衬衣，刮风天衣服也不敢在外边晾晒。大武口洗煤厂多次被市上亮红灯警告。

“一山一湖”的治理，是“黑水”与碧水的博弈，“火山”与净土的抗争，烟尘与蓝天的较量。

1991年10月1日，石炭井矿务局投资2400万元对大武口洗煤厂进行技术改造，生产工艺中去掉了跳汰中煤重介旋流器系统，实行三级闭路循环，实现了煤泥厂内回收，彻底杜绝了煤泥水外排影响环境的问题，煤矸石也达到了综合利用。

这座城市和这座工厂血脉相连。随着石嘴山市城市发展战略的转移，石嘴山市打好“蓝天碧水净土”的保卫战开始了。

矸石山实施了削坡覆土、植被绿化，铺设了上山通道，山顶建起了古色古香的凉亭。煤泥湖早已不见了踪影，变成了明镜般的盈盈碧水。草木青翠欲滴，花朵娇艳盛开，生机盎然，韵味绵长，像一幅浓淡相宜的山水画。昔日臭气熏天的煤泥湖，烟雾遮天的矸石山，如今成了人们茶余饭后休闲娱乐的好去处，居民们在这里运动、健身、散步，一片朝气蓬勃的景象。

刘祥军和他的父亲刘兴堂都是大武口洗煤厂的职工，尽管后来刘祥军调往宁东煤田工作，可是他的父母，他的家依然在大武口。有时节假日，一家人便兴高采烈地来到星海湖游玩。

刘兴堂今年78岁了，依然精神矍铄。他远眺着烟波浩渺的星海湖，指着欧洲巴洛克建筑风格的星海湖宾馆和星湖小镇一排排别墅区、住宅楼，对两个孙女说：“你瞅瞅那些漂亮的建筑物，是不是老美气了？以前，那地界儿是咱大武口洗煤厂的矸石山，山上总有冒不完的黄烟。你瞅瞅这星海湖，漂亮不？以前大半拉都被咱厂的煤泥给填满了，黑乎乎的，哎呀，老埋汰了。那个臭呀，能让人憋过气去！这是咱们石嘴山市花了好几个亿才给整治好了，如今你再瞅瞅，是不是老稀罕了，成风景旅游区了！”

刘祥军抢过父亲的话茬对两个女儿说：“你们再看看路对面，那里以前曾是大武口电厂的灰渣场，堆得跟小山似的，一刮风尘土弥漫在城市上空，乌烟瘴气。市上动员各方面力量参与整治，覆盖上黄土，种上花草，你们瞧瞧，现在变成奇石山公园了。”

每当扯到这个话题，刘祥军和老父亲总是感慨万千，唠扯个没完。

2015年2月，大武口洗煤厂因石炭井煤田资源枯竭而停产关闭。它走过创业初期的艰难，经历过青春的芳华，战胜过无数次挫折。如今，它像饱经岁月风雨的老人，选择了默默退出。它退出了，但是记忆还在。每个太阳升起的早晨，它都在静静谛听这座城市的血管脉动声和心脏跳动声。那座依然矗立在贺兰山路北起点上的大武口洗煤厂，无声地向这座城市年轻一代诉说着曾经的过往：当年，你的爷爷奶奶们响应国家建设“大三线”的号召，从祖国的四面八方、五湖四海聚集到这儿搞建设，才有了这座城市……

光前裕后，在这里的年轻人就像老辈们艰苦创业一样，怀揣着梦想，向着石嘴山市城市转型升级的目标阔步前行。

（供稿：陈凤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