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星火——共产党人的伟大历史自觉】
共产党人是苍穹之上的星光，是大地深处的岩浆，势可燎原，照彻未来。越曲折，越奔流；越苦难，越辉煌。从失败走向胜利，以智勇缔造奇迹。
一个1921年成立的政党，一支1927年创建的军队，二十多年的时间里，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从失败到胜利，最终夺取全国政权。而对手掌握全国资源，掌握国外援助，掌握一切执政者所能掌握的优势，竟然在二十多年里全盘崩溃，灰飞烟灭。这个党和军队的力量的真谛在哪里？
中国共产党人今天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其历史也让外国人和对手好奇。
2001年以前，来国防大学学习的基本都是发展中国家军队的军官。2001年以后，我们开始招收发达国家——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澳大利亚、日本、韩国等——的军官来学习。我们发现，发达国家的军官和发展中国家的军官大不一样：发展中国家的军官完全按照我们安排的日程进行，发达国家的军官则不是。
有一次，我们外出参观山东、上海。在去上海的路上，发达国家的军官在火车上提出，到了上海，他们能不能不去参观我们安排的项目，能不能自己想看什么就看什么。
我们同意了他们的意见。到上海后，队伍分成几个小组，当时我与法国军官路易和德国军官汉斯组成一个小组。首次到中国的汉斯提出想看看孙中山故居。
我当时很惊讶，问他：“你第一次来中国，你怎么知道上海有孙中山故居？”汉斯说：“孙中山领导中国革命最先聘请了德国顾问，我们德国人对你们的革命可是做出了贡献的啊。”我这才明白，看来他在来中国以前已经做足了功课。
参观完孙中山故居，该由法国军官路易提建议了。路易的建议更让我大吃一惊：他提出要看中共一大会址。今天我们一些共产党员到了上海都想不起要看中共一大会址，第一次到中国的法国军官提出了这样的要求！路易对我说：“我知道当时你们很危险，到处抓你们，所以你们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次会议选择在法租界召开。你们现在搞成了这么大的局面，可不要忘记法国人的贡献啊。”
这些事例令人印象特别深刻。他们都在翻找历史、追溯历史，都在力图发现自己对今天这个举世瞩目的成功者曾经做出的贡献。
2015年8月，台北市市长柯文哲访问大陆，他是无党派人士，但是追求“台独”。台北和上海是友好城市，上海市一位副市长负责接待了他。柯文哲到上海就提出要看中共一大会址，并留下参观感言：“在这些刻着历史痕迹的伟大建筑之前，人类显得如此渺小。”柯文哲说自己18次到大陆，陈水扁当“总统”时就来过7次了，除新疆和东北，其他省几乎都去过。他到大陆来不是看大熊猫，也不看兵马俑、万里长城，而是去井冈山、西柏坡、遵义、延安。他说，去延安是因为那里是共产党走向成功的地方，可以从头、从根源来学习共产党的经历，学习共产党成功的经验。他说中共一大会址给他最深的印象就是毛泽东讲的八个字——“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他们这些人，都是来寻找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够成功的答案。
我经常讲，中华民族总在关键时刻有一批人成为民族的脊梁。在大家万念俱灰的时候，总有一些人会挺身而出、横刀立马，成为中华民族的脊梁和精神的图腾。
中国共产党成立当年，就是有一批这样的人走上中国政治舞台，年纪轻轻就干大事，年纪轻轻就丢性命。他们不是为了自己的名誉、地位而拼搏，而是为了民族救亡而拼搏。
当年这批年轻人走上历史舞台的时候，谁看好他们了？谁觉得他们将来会如何了？他们有资源吗？有名望吗？什么也没有，他们救国救民，凭什么救？
所以，当1921年中国共产党在上海这个石库门房子建立的时候，没有人能想到中共建立的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当年中国社会有200多个政治团体和党派，中共成立了还是200多个，如果解散了也是200多个，显不出它来，所以没有谁看得起它。甚至连当年中国共产党的发起者“南陈北李”——南面的陈独秀、北面的李大钊，是他们发起成立的中国共产党——中共一大在上海召开了，他们俩都没有去开会。
陈独秀当时在南方政府出任教育厅厅长，正在筹款，如果他离开，款子就不好办了，不能去。李大钊呢？因为当时北京的北洋军阀政府财政困难，停发了北京八所高校的教职员工的薪金，这八所高校成立了“联合索薪委员会”，李大钊是索薪委员会的重要负责人，整天开会忙于追讨工资，也没时间到上海。
中共一大13个代表，最年轻的是北京小组成员刘仁静，当年仅19岁，也就是今天应届高中毕业生的岁数。1983年，80多岁的刘仁静已是中共一大最后一位在世的代表。接受采访时，他实实在在就说了这么一句话：“根本没想到是这么重要的一次会。”不就是到上海开一个会吗？谁想到是这么重要的一个会议了？
刘仁静说：“李大钊不去，北京小组空出一个名额，空出名额轮不着我，北京小组还有多位资深同志。首先问邓中夏，邓中夏回答不去，他要到南京参加中国少年学会的会议，没有时间。然后问罗章龙，罗章龙也回答不去，他要到长辛店开工人座谈会，也没时间。”刘仁静在回忆录里面写道：“这个莫大的光荣，就这样历史地落在了我的头上。”虽然他后来被党开除，却仍然以中共一大代表身份闻名于世。
中国共产党这13位一大代表，拥有何等重要的历史地位，但当年有谁在意？中共刚刚成立，便走的走，散的散，各奔东西。
1922年陈公博脱党，1923年李达脱党，1924年李汉俊脱党，1924年周佛海脱党，1927年包惠僧脱党，1929年刘仁静被党开除，1938年张国焘被党开除。中共一大13个代表中，出问题的有7个，半数以上出问题了。其中，陈公博、周佛海当了大汉奸，抗战胜利后被国民政府判处死刑。张国焘因“南陈北李”都未与会，当选中共一大执行主席。宣布大会开幕、宣布中国共产党成立、宣布大会闭幕的，都是张国焘，何等重要的历史地位，最后他却在国民党军统戴笠手下当特务——军统特务。中共一大执行主席与国民党军统特务联系起来，又是一种什么样的历史命运？
关于他们7个人，我在《苦难辉煌》这本书里就做了假设。如果历史是可知的，如果他们都知道，由他们成立的这个党在28年以后要夺取全国政权——1921年建党，1949年建立新中国——他们还会不会这么做？还会不会脱党的脱党，当汉奸的当汉奸，当叛徒的当叛徒？
除了出问题的，还有多名牺牲的：王尽美1925年牺牲，邓恩铭1931年牺牲，何叔衡1935年牺牲，陈潭秋1943年牺牲。
13个人里从头走到尾的只有两个：毛泽东和董必武。
对中共的艰难，我们不需要用什么形容词、什么副词去形容，不需要什么妙笔生花、添油加醋、无中生有，仅仅看中共一大13个代表各自的走向，就知道这个党何其艰难。
自己人不看好自己的党，那么共产国际是否看好中国共产党呢？
同样不看好。当时共产国际支持中国共产党成立，主要是想在中国培植对北洋军阀政府的牵制力量，好让北洋军阀不能毫无顾忌地反苏。苏联共产国际这个指导者一直都不看好中国革命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搞成，甚至不相信中国能存在社会主义。
再具体地说，斯大林在中国革命中首先看好的人物是蒋介石，而非毛泽东。他认为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仅是一些“土地革命者”，而非真正的共产党人。
斯大林说：“中国革命的全部进程，它的性质、它的前途都毫无疑问地说明中国共产党应当留在国民党内，并且在那里加强自己的工作。”
苏联支持国民党，仅1925年一次运到广州的军火就价值56.4万卢布；1926年又将各种军火分四批运到广州……同样，他们对冯玉祥也大加援助，据冯玉祥回忆，苏联提供的不光有3,000余万巨款，还有步、骑、炮、工各项专门军事顾问。
相形之下，苏俄及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的援助就十分有限了。据陈独秀1922年6月30日致共产国际的报告，从1921年10月起至1922年6月，共收入国际协款16,655元，因党员人数不多，全党保持人均年支出40至50元的比例。随着1925年以后党员人数大幅度增长，国际所提供的费用远远跟不上人员增长速度，全党人均年支出下降到1927年的4元。
那么，定下“联俄、联共、扶助农工”政策的孙中山是怎么看待共产党的呢？
从实质上看，国民党的联共政策是联俄政策不得已的产物。孙中山希望，随着时间的推移，把为数不多的共产党员逐渐消化在国民党内。
“若共产党而有纷乱我党之阴谋，则只有断然绝其提携，而一扫之于民国以外而已。”不注明言者姓名，你敢相信这是孙中山先生说的吗？
国民党的这些底数，当时连共产党人的领袖陈独秀都一无所知。
中国共产党不被看好，其领袖也是如此。
毛泽东长期处于中共中央的边缘。中国共产党从1921年建党，到1935年遵义会议选择毛泽东，从陈独秀、瞿秋白、向忠发到李立三、王明、博古，经历了多少领导人？
当年毛泽东把队伍拉到井冈山，探索中国革命胜利道路，党表彰他了吗？没有，相反，党处分了他——秋收起义让他打长沙，他却带兵跑到了远离长沙的井冈山，这是严重的右倾逃跑主义错误，因此撤销了他的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的职务。消息传到根据地，变成了“开除党籍”，毛泽东很长时间连组织生活都不能参加。毛泽东曾多次被撤职、降职，遭受其他各种处分。
还有朱德。他入党之前当过滇军的旅长，后从四川跑到上海，跟陈独秀总书记提出要入党的申请，把陈独秀吓了一跳。陈独秀把朱德劝走了，跟身边人交代，我们党可不能让军阀参加……
共产党人并非不喜欢城市。打响武装反抗国民党第一枪的八一南昌起义，原定目标是南下广东，二次北伐。
开辟工农武装割据道路的秋收起义，原定目标是会攻长沙。
最先打出苏维埃旗帜的广州起义，则几乎一步不改地走十月革命城市武装暴动之路。
可南昌起义队伍转战到广东，还未立足就被打散了。秋收起义队伍则连个浏阳县城也守不住就被迫后退。广州起义只搞了三天，范围没有超出广州城。
还有惊天地、泣鬼神的二万五千里长征，连“战略转移”也是后来的说法，最初讲的是“突围”，其实当时只是夹缝中求生存。李德也留下一段评论：“就当时来说，其实没有一个人哪怕只是在梦中想到过，要北上抗日。虽然抗日是主要的政治口号，但绝不是党和军队领导者的军事计划。”当时又有多少人能够知道，长征成了史诗般的存在？
南昌起义22,500人，两个月后剩800人。三河坝分兵，主力部队南下作战时，汤坑一战全军覆没，领导人分兵突围，周恩来、聂荣臻去了香港，贺龙回了湖南，刘伯承去了上海。朱德则率部分兵力留守当地阻敌。1927年10月底，行至江西安元天心圩，二十五师师长、党代表、七十三团、七十四团、七十五团，一个师长、三个团长、尽数党代表全部走光，师长、团长均逃走，各营连长也都离开，师以上军事干部只剩朱德一人，团级政工干部只剩陈毅，团级军事干部只剩王尔琢。面临部队顷刻瓦解、一哄而散之势，朱德发表了铿锵有力、掷地有声的演讲，表现出了坚强的领导能力，力挽狂澜，把胸中的信心与激情像火焰般传播给了剩下的官兵，在部队中树立起了高山一样的信仰。
195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授衔，排列十大元帅之首的朱德，十大元帅之三的林彪、之六的陈毅，十大将之首的粟裕，在1927年10月，都站在只剩800人的队伍里面。解放战争期间，国共决战，三大战役中，东北和华北战场，主将林彪指挥了辽沈、平津两大战役；华东战场，陈毅、粟裕指挥了淮海战役。当年南昌起义最后剩下的被认为是“残兵败将”的这800人中又有多少人知道自己是埋葬蒋家王朝的底班人马？
这种对人的考验和检验是空前严酷的。
1928年9月，红五军取消团、连番号，编为五个大队和一个特务队。在三个多月的转战中，部队减员一千余人，张荣生、李力英等骨干牺牲，意志薄弱者或投机者也相继离队或叛变。四团团长陈鹏飞忍受不了艰苦，告辞还家。四大队队长李玉华以打民团为由，拉着全队逃之夭夭。一大队队长雷振辉在彭德怀集合部队讲话时，突然夺过警卫员薛洪全的手枪，瞄准彭德怀就要开枪。千钧一发之际，新党员黄云桥一手扳倒雷振辉，一手拔枪，将雷击毙。彭德怀面不改色，继续讲话。他说，我们起义是为了革命，干革命就不能怕苦、怕流血牺牲，今天谁还想走，可以走。又说，就是剩他彭德怀一个人，爬山越岭也要走到底！
那个时候，彭德怀知道自己要成为新中国的元帅吗？
毛泽东领导秋收起义，20天就剩下1,000人，别说打长沙，连浏阳县城都守不住，于是拉队伍上井冈山。还没上井冈山，毛泽东就把部队编成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其实兵力就一个团，军、师都是空架子。就剩这么点人，毛泽东还办教导队，还说“你们要好好学习，你们将来都要干大事”。这就是共产党的抱负。
哪一个农民起义队伍办学校？陈胜、吴广办学校吗？黄巢办学校吗？李自成、太平天国运动，谁办学校？都不办的，农民起义是走到哪儿打到哪儿杀到哪儿。唯有共产党，起义队伍就剩1,000人了，毛泽东还要办学校，要培养人才。
在井冈山龙江书院，毛泽东创办了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教导队，史称井冈山军官教导队，这支教导队就成了今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的前身。我们国防大学前身可追溯到抗日军政大学，再往前延伸到红军大学，再往前延伸，就是1927年11月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教导队。
从教导队到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当年谁能想到？
从可知到未知的距离，没有红地毯，没有人剪彩喝彩，有的是不尽的流血牺牲和叛卖，有的是万水千山的阻隔和枪林弹雨的屏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