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作为：伟大历史贡献

在95年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共产党紧紧依靠人民，跨过一道又一道沟坎，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为中华民族做出了伟大历史贡献。

这个伟大历史贡献，就是我们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28年浴血奋战，打败日本帝国主义，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这个伟大历史贡献，就是我们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完成社会主义革命，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消灭一切剥削制度，推进了社会主义建设。

这个伟大历史贡献，就是我们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改革开放新的伟大革命，极大激发广大人民群众的创造性，极大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极大增强社会发展活力，人民生活显著改善，综合国力显著增强，国际地位显著提高。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近代以来，中国历史发展的进程就是中华民族解决面临的历史任务的进程，任何理论、任何道路、任何政治力量都是由能否回答和完成中华民族面临的两大历史任务而被历史判断着、选择着。这两大历史任务：一个是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一个是实现国家富强和人民富裕。这两大历史任务也是中国历史的两大课题。哪种理论能够对这两个历史课题做出正确回答，它就会成为中国人民的信仰；哪条道路能够引导中国人民完成这两大任务，它就能够成为中国人民的历史选择；哪种政治力量能够带领人民实现这两大任务，它就能够成为掌握中国历史发展前进方向的领导力量。中国近现代史上，政治力量、理论、道路不一而足，只有由先进的政治力量秉持科学理论，探索适合的道路，组织领导好社会力量，经过长期艰苦而不懈的奋斗，完成历史任务，这样的政治力量才能被历史和人民所选择。中国共产党是近代中国在内忧外患下呼唤而生的政治组织，是中国人民在屡仆屡起的顽强奋斗中呼唤而生的领导力量，是马克思主义科学真理与中国最先进的工人阶级的革命斗争相结合呼唤而生的革命政党，是先进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使命自觉呼唤而生的政治领导力量。她是为实现民族伟大复兴而诞生的，是应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需要而诞生的，一诞生，就身处激烈的政治斗争、革命运动中，必须成为中国人民救亡图存奋斗新的领导核心，担负起组织领导的任务，担负起民族复兴的使命，这是她的宿命，更是她的责任。在近百年的奋斗中，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英勇奋斗、艰苦探索，完成了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任务，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结束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实现了中国从几千年封建专制政治向人民民主的伟大飞跃；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消灭一切剥削制度，推进了社会主义建设，实现了中华民族由不断衰落到根本扭转命运、持续走向繁荣富强的伟大飞跃；持续推进改革开放新的伟大革命，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使具有悠久历史而又在近代遭受了前所未有的苦难的中国发生了划时代的历史巨变，实现了中国人民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中国共产党为中华民族做出了伟大历史贡献，真可谓功在千秋。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作为表明，这是一个为国家求富强谋发展的党，为人民求解放谋幸福的党，为民族求独立谋复兴的党，中国共产党就是因完成中国历史任务的伟大作为而被历史和人民选择、肯定并坚定地支持的。

一、创建了一个崭新的中国

自鸦片战争开始，古老的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封建势力的压迫，使中国积贫积弱，濒临灭亡的边缘，中华民族陷入受人宰割凌辱的灾难深渊。为了挽救国家和民族的危亡，近代中国的各个社会阶级、社会力量和无数仁人志士为了民族的独立和振兴，抛头颅、洒热血，历尽千辛万苦，前仆后继，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和道路。尤其是农民阶级和资产阶级，从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农民革命运动，到康有为、梁启超等资产阶级改良派发动的戊戌变法，再到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领导的辛亥革命，所进行的历史活动可谓轰轰烈烈，所表现的精神可谓惊天地、泣鬼神，为推动中国社会进步作出了贡献，但最终无一例外地都归于失败，未能求得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国家富强、人民富裕更是无从谈起。中国共产党诞生以后，中国革命的面貌就焕然一新。中国共产党“深刻认识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推翻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国家统一、社会稳定。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找到了一条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革命道路，进行了二十八年浴血奋战，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一九四九年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了中国从几千年封建专制政治向人民民主的伟大飞跃。”[25]即，中国共产党团结和带领中国人民经过不懈奋斗，终于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完成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任务，彻底结束了鸦片战争以后中国被西方列强欺凌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历史，取得了中国革命的最后胜利，建立了一个崭新的中国。中国不仅成为独立自主的国家，而且是中国人民当家作主的新国家，揭开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为实现国家繁荣、人民富裕创造了前提，奠定了基础，开辟了道路。这个过程用了28年时间，许许多多的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为此流血牺牲，过程之复杂、环境之艰苦、代价之高昂，世所罕见。这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作为，也是中国共产党对中国、对中国人民、对中华民族的伟大历史贡献。

（一）掀起国民革命新高潮

唤起工农千百万。中国共产党成立前，中国革命“只有觉悟的革命者而缺少觉醒的人民大众”[26]。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在上海成立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把发动和开展中国工人运动作为自己的中心工作，集中力量从事工人运动。在党的领导下，以1922年1月香港海员罢工为起点，掀起了中国工人运动的第一次高潮，这是中国革命历史上不曾有过的。在持续13个月的时间里，全国发生大小罢工100余次，参加人数在30万以上。其中，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开滦煤矿工人大罢工最具代表性。1923年2月4日爆发的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使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达到顶点。2月7日，在帝国主义势力的支持下，军阀吴佩孚调集军警，血腥镇压工人罢工。“二七”惨案发生后，全国工人运动暂时转入低潮。由共产党人领导的中国农民运动，最早发生于浙江省萧山县。1921年9月，共产党员沈玄庐等人在萧山县衙前村成立农民协会，开展减租斗争。1922年5月，共产党员彭湃在家乡海丰县发动农民成立农会。到1923年5月，海丰、陆丰、归善3县农会会员达到20万人。农会组织的发展，打击了封建地主的势力，为以后广东革命根据地的统一和巩固提供了重要条件，为中国革命再掀高潮打下良好的基础。在湖南、湖北、江西，共产党也较早地开展了农民运动。这些农民运动的规模尽管不大，但为以后农民运动的发展创造了条件，更为农村斗争奠定了群众基础。从工农斗争特别是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失败，中国共产党总结了重要的经验教训：第一，中国革命的敌人异常强大凶残，仅仅靠工人阶级孤军奋战，不可能夺取革命胜利，必须争取一切可能的同盟者，壮大革命力量；第二，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工人没有起码的民主权利，因此，没有革命的武装斗争，仅仅以罢工进行合法斗争是不行的。此后，中国共产党致力于建立强大的革命统一战线，采取积极措施联合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国民党，实现了第一次国共合作，形成壮大的革命阵营，唤起广大的人民力量，促进了革命形势的迅速发展，迎来了轰轰烈烈的国民革命，极大地动摇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在中国的统治，中国革命呈现出崭新的局面。

投身推动革命运动。20世纪20年代初，中国政治格局发生新的变化。一是各帝国主义国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重新共同支配中国，加紧了对中国的争夺与侵略，民族危机更加深重；二是各派军阀的纷争、混战加剧，中国政治更加混乱、黑暗；三是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重新奋起又再度失败。在列强的操纵下，军阀割据和混战成为国内政治生活的突出现象。国家四分五裂，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一场变革现状的大革命，已成为中国广大民众强烈的共同需要。但是，当时的各种社会力量，以其各自为政的力量，远不如统治着中国的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强大。在共产国际的指导帮助下，中国共产党切实而正确地估计了孙中山和国民党的革命立场，及时调整政策，决定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以党内合作的形式实现国共合作，形成革命力量的联合。这样既可以帮助孙中山先生实现改造成分复杂、组织松散的国民党的政治心愿，使国民党获得新生，形成革命的强有力领导，又有利于中国共产党从工人运动的低潮中走出来，开拓革命新局面。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1924年1月，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由孙中山主持在广州成功举行，宣告了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国共合作实现后，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促进下，全国革命力量以广州为中心汇集起来，以国民党为核心凝聚起来，很快开创出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新局面，这就是1924年至1927年在中国大地上爆发的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的国民革命运动，席卷全国，轰轰烈烈，规模之宏大，发动群众之广泛，影响之深远，是中国革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中国共产党积极投身全国范围的革命洪流，把工作重心放在城市工人运动和民众运动方面，领导五卅运动、发动工农群众支援北伐胜利进军、组织领导收回汉口和九江英租界的斗争、组织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组织领导省港大罢工、掀起农民运动高潮等，使这场革命运动真正成为国民革命。革命高潮时，有组织的工人达280万，有组织的农民达915万，特别是在“打倒列强除军阀”的北伐战争中，中国共产党发动和组织广大群众大力支持北伐军，北伐军中共产党员、青年团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影响带动北伐军将士英勇作战，为北伐战争的胜利发展、为掀起全国范围的革命高潮作出了重大贡献。然而，由于蒋介石、汪精卫先后叛变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内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最后失败了。

（二）肩负起领导革命的重任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国内政治局势急剧逆转，全国范围的革命转入低潮。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政策并没有吓倒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为挽救和复兴中国革命，共产党人从血泊中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顽强地继续战斗，开始了中国共产党独立地领导革命斗争、创建人民军队和武装夺取政权的艰难奋斗。

从武装反抗到武装革命。昔日的盟友变身革命的敌人，蜕变为军阀，并投靠帝国主义，成为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代表，对内以一党专政、反动军队、法西斯特务实行军阀独裁统治，还疯狂地封锁解散工农组织、取缔镇压工农斗争、破坏党与工农的联系，“从此以后，内战代替了团结，独裁代替了民主，黑暗的中国代替了光明的中国。”[27]在这极为严峻的形势下，要不要继续革命，如何继续革命，这是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两个带根本性的问题。中国共产党以南昌起义的实际行动做出了明确而有力的回答，这就是：反抗！武装反抗！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在革命与反革命面前，中国共产党人态度明确坚决，行动果敢坚毅，用自己对反革命的武装反击进行反抗。中国共产党也清醒明白，打响反抗的第一枪并不能成就革命，未来的路还很长很艰难，必须做长期的艰苦奋斗，革命的路到底如何走也必须做出回答。为了审查和纠正党在过去工作中的严重错误，确定新的方针，中共中央于1927年8月7日在汉口秘密召开紧急会议，即著名的八七会议。会议彻底纠正了大革命后期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错误，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这个方针把土地革命与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相结合，给处在危急中的中国共产党指明了继续革命的方向，事实上形成了武装革命的指导思想，也开始了独自领导革命的历程。按照中共中央发动湘鄂赣粤四省农民举行秋收起义的部署和八七会议确定的方针，党派出优秀干部分赴各地，发动群众暴动，向国民党反动派展开斗争继续革命。毛泽东作为中央特派员到湖南领导湘赣边界秋收起义。起义攻占长沙的计划失败，毛泽东同志当机立断，为保存革命力量，带领起义部队进军到敌人统治比较薄弱的罗霄山脉，经三湾改编，开始了把工农革命军建设成为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的伟大历程。1927年10月，部队到达井冈山，开始了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斗争。继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后，中国共产党又发动了广州起义。虽然起义失败，但这是对国民党反动势力进行的又一次英勇反击，也是共产党在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一次尝试。1927年大革命失败到1928年底，全国各地群众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先后发动了100余次武装起义，打击了敌人，扩大了革命影响，为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创造了有利条件。

在农村坚持革命斗争。毛泽东领导创建的井冈山根据地，是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从井冈山根据地燃起的革命星星之火，燎原于中国大地。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革命根据地不断巩固和扩大。到1930年初，红军已扩大到十几个军约10万余人，建立了中央根据地、鄂豫皖根据地、广西左右江根据地、洪湖和湘鄂西根据地等十几块革命根据地。在土地革命、武装斗争、根据地建设的实践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开创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这是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存在和发展，农村土地革命的深入，使国民党统治集团感到震惊。从1930年10月起，蒋介石集中重兵，向南方各根据地的红军发动大规模的“围剿”。到1931年7月，红一方面军在毛泽东、朱德等指挥下，贯彻积极防御的方针，实行“诱敌深入”等一整套行之有效的战术原则，先后粉碎国民党军队的三次“围剿”。红色区域的革命在第三次反“围剿”胜利后迅速发展，各根据地普遍建立了工农民主政权。1931年11月7日至20日，在江西瑞金召开了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宣布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1932年底，蒋介石调集重兵，向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大规模的第四次“围剿”。在朱德、周恩来等领导下，中央红军采取声东击西、大兵团伏击和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战法，取得第四次反“围剿”胜利。中央红军发展到10万人左右，中央苏区进入全盛时期。到1933年下半年，全国红军发展到30万人，在300余县建立了红色政权。中国革命继续了，坚持下来了，并且向前发展取得了成果。由于王明“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利，被迫于1934年10月撤离历经浴血奋战建立的根据地，实施战略转移，这也是中国革命的战略转移。1935年1月，遵义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纠正了王明“左”倾机会主义错误，在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理论上和政治上走向成熟，由此也带来中国革命的新转折。从红军的转移看，这是一次伟大的长征；从中国革命的转移看，这是一次革命中心的北移。1936年10月，红一、二、四方面军在陕甘地区会师，红军和中国革命完成了伟大转移，革命的中心从中国的南方转移到了北方。长征胜利表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具有战胜任何困难的无比坚强的生命力；长征胜利还表明，中国革命力量实现了战略转移，中国革命重心相应实现了由南方到西北和抗日前线的转移，为推动抗日救亡运动，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奠定了坚实基础。

（三）全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

当日本发动灭亡中国的全面侵华战争，在中华民族亡国灭种的危难之际，中国共产党秉持民族大义，肩负历史重任，以自己的政治主张、钢铁意志和模范行动，一直战斗在抗日战争最前列，在全民族抗战中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领导全国军民打败日本帝国主义，为民族解放战争作出了重大贡献。

中国共产党率先高举全民族抗战旗帜，最早组织东北抗日游击战争，以局部抗战揭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九一八事变后，中共中央连续发表宣言，揭露日军侵略罪行，号召全国民众以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1932年4月发布《对日战争宣言》，正式对日宣战。在东北，中国共产党组织东北人民群众，建立游击队，开展游击战争，支援和联合各抗日组织和军队共同抗日。到1933年底，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地游击队发展成为东北抗日游击战争的主要力量，开辟了东南满、吉东、北满三大游击区，同日伪军进行大小几千次战斗，有力地打击了日本在中国东北的侵略，支援和鼓舞了全国抗日救亡运动。同时，中国共产党还与国民党爱国军队和各抗日武装初步合作，给予日本侵略者以有力打击。如，通过上海党组织发动群众，积极支援十九路军抗日；与冯玉祥的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合作抗日，以张家口为中心，掀起轰轰烈烈的抗日热潮；与李济深的福建人民政府签订《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联合抗日。1934年7月，中国共产党组建北上抗日先遣队，积极准备北上抗日。中国共产党关于全民族团结抗战的宣言和抗日行动，唤醒了全国民众的爱国热情，激励更多中华儿女奋起抗战。

中国共产党积极倡导、诚心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凝聚和组织起中华民族最广泛的抗日力量。在日本制造华北事变、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关头，中国共产党毅然放下遭受血腥屠杀、围追堵截的阶级仇恨，1935年8月，发表《八一宣言》，呼吁停止内战，集中一切国力为抗日而奋斗；12月瓦窑堡会议确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领导了大规模抗日爱国运动——“一二·九”运动，掀起全国抗日救亡新高潮，唤起了中华民族的新觉醒。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与东北军、第十七路军等实现西北联合抗日，到1936年12月，与晋、绥、察、冀、滇、桂、川、新、甘、陕等地方实力派初步建立联系，又以自己卓有成效的工作推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为形成广泛的抗日统一战线和全民族团结抗战局面创造了条件。七七事变后，中国共产党更积极努力，推动形成了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中国各族人民、各民主党派、各爱国军队、各阶层爱国人士以及海外华侨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全国抗战中，中国共产党以民族大义为重，始终不渝地坚持抗战、反对妥协，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成为引导全民族抗战走向胜利的旗帜。

中国共产党提出全面抗战路线、持久战战略总方针、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为全民族抗战指引了胜利方向，并以自己坚强的意志和模范行动鼓舞带动了广大民众，领导了抗战。1937年7月，毛泽东发表《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8月，中共洛川会议提出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党的全面抗战路线把实行全民族抗战与争取人民民主、改善人民生活结合起来，把反对外敌入侵与推进社会进步统一起来，正确处理了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的关系，成为引领全民族发展与进步的指南。中共洛川会议通过了在敌人后方放手发动群众，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配合正面战场，开辟敌后战场，建立抗日根据地的行动方针。毛泽东则集中全党智慧，撰写《论持久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等，指出中国必须、也能够经过持久抗战取得胜利，持久战必须经过战略防御、战略相持和战略反攻三个阶段，强调持久战的基础是广大民众，并从战略高度全面论述了游击战争问题。实践证明，中国共产党指明了争取抗战胜利的正确道路，从思想上武装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广大抗日军民，进而坚定了全国军民争取抗战胜利的信心和决心，指引全民族抗战一步步走向胜利。

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军民在敌后战场与日本侵略者浴血奋战，为抗战胜利作出巨大牺牲和贡献。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战争普遍展开，抗日民主根据地不断巩固和扩大，在战略上造成对日本重点占领的城市和交通线的反包围态势，构成了与正面战场相呼应，在战略上互相支持、互相配合、互相策应的、独立的广大的敌后战场，抗击着约60%的侵华日军和95%的伪军，逐渐成为主战场，为赢得全国抗日战争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面对相持阶段极端严重的困难局面，中国共产党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充分发挥人民战争威力，在抗日根据地聚集起一支困不死、打不散、压不垮的中华民族的中坚力量。由于日军占领的大部分城镇、交通要道和沿海地区已处在解放区包围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民实际承担起对日全面反攻的主要任务。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军民对抗日战争胜利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写下了壮丽的历史篇章。

（四）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

中华民族赢得抗日战争胜利后，又面临着建什么国的斗争。蒋介石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决心发动大规模内战，妄图独吞抗战胜利果实，把中国重新拉回到抗战前旧中国的老路上去。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进行争取和平民主的斗争，继而以正确的政治方针和军事原则，指导人民解放战争凯歌行进，推翻了国民党反动统治，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争取和平民主团结，进行自卫战争。抗战胜利后，为使中国获得进行和平建设的有利时机，中共中央派毛泽东偕周恩来、王若飞前往重庆同国民党当局进行谈判。经过复杂而艰苦的斗争，国共双方于10月10日签订了《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国民党政府接受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同意结束国民党的“训政”，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共商和平建国大计。又经中共代表团多次呼吁和多方奔走，政治协商会议通过了基本上符合全国人民和平民主愿望的协议。但不久蒋介石就撕毁了协议，并从1946年6月起，倚仗其军事力量的优势和美国的援助，发动了对解放区的军事进攻，全面内战爆发。中国共产党以“武装自卫”为口号，提出了争取自卫战争胜利的各项方针政策，粉碎了国民党的围歼计划，胜利实现了战略转移，各战场也取得了自卫战争的胜利。

领导解放战争凯歌行进。由于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统治集团决心把内战进行到底，通向国内和平的道路被完全堵塞。中国共产党逐步作出以革命战争方式最后解决国内问题的战略抉择，决心以“人民解放战争”去争取中国新的前途。在党的正确战略方针和战略战术原则指导下，人民解放军粉碎了国民党军队的全面进攻，打退了国民党军队的重点进攻。在战争形势发生了有利于人民革命力量的变化时，中共中央果断做出主力打到外线去的决定，将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域，调动敌人回援后方，迫使敌人转入战略防御，将中国革命推向新高潮。从1947年6月30日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陈谢和陈粟所部分别在豫陕鄂边和豫皖苏平原完成战略展开开始，内线的人民解放军逐渐转入反攻。各战场的攻势作战，构成了人民解放军全国规模的战略进攻的总态势。自1948年秋济南战役胜利，人民解放战争进入夺取全国胜利的战略决战阶段。中央军委因势利导，及时发起歼灭国民党军队大兵团的战略决战，先后组织了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这些战役一环扣一环，一个胜利接一个胜利地向前发展，构成中国革命战争史上一幅气势磅礴、波澜壮阔的画卷，可谓凯歌行进。

与民主党派合作建立新中国。民主党派是中国政治生活中的一支重要力量，大多数成立于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在抗日战争时期，因抗战努力而与中国共产党建立了良好的关系。抗战胜利后，随着革命形势发展，在中国共产党的团结和争取下，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在国共两党的对立中，逐渐选择、靠拢中国共产党，最后接受共产党领导、参加人民革命，走上与共产党合作建立新中国的道路，成为与中国共产党长期合作、共同奋斗的亲密友党，肝胆相照、荣辱与共、政治协商的合作者。从1946年初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上经常与中国共产党磋商，并在一系列问题上采取联合行动，到1946年11月与中国共产党共同反对国民党一党包办的“国民大会”，再到放弃第三条道路，一直到1948年热烈响应中国共产党的“五一”号召，积极响应中国共产党关于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

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1949年元旦蒋介石发表“求和”声明，却顽固坚持实行独裁统治的伪宪法、伪法统以及反动军队等。中国共产党用“将革命进行到底”做出了回答，也向全党和全国人民发出了夺取革命彻底胜利的伟大号召。当南京国民党政府拒绝在《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上签字后，根据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的命令，人民解放军以雷霆万钧之势，发起了气吞山河的全国大进军。4月23日，解放军占领了国民党政府的统治中心——南京，摧毁了国民党反动政权，基本上完成了中国反帝反封建民主革命的最主要任务。根据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绘制的建国蓝图，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等建国文件，选举产生了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率领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全体委员登上天安门城楼，向全国各族人民，同时也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已经取得了基本的胜利；标志着中国人民受奴役受压迫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时代已经过去，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标志着中国已经成为一个新民主主义的国家，中华民族的发展从此开始了新的历史纪元。

中国民主革命的胜利是中国共产党的不朽历史功勋，是中国共产党对中华民族的巨大历史贡献。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建立的一个崭新的中国。在长期革命烈火的千锤百炼中，中国共产党成长为中国革命历史上最先进和最强大的领导力量。“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是中国人民依据近代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得出的科学结论。

二、确立了一种崭新的制度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的伟大里程碑，揭开了中国历史的新篇章，具有极其深远的意义。它标志着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在全国人民的拥护下已掌握了新中国的领导权；标志着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统治的结束，由此“彻底结束了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彻底结束了旧中国一盘散沙的局面，彻底废除了列强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和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一切特权，实现了中国从几千年封建专制政治向人民民主的伟大飞跃。”[28]同时，中国人民彻底摆脱了受掠夺受奴役的地位，站起来了，中国彻底摆脱了任人宰割、四分五裂的状况，实现了国家的独立、统一和人民的解放，开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新国家、新社会，为国家的全面发展和现代化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开辟了光明的前景。担负着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建设新国家、新社会重任的中国共产党“深刻认识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建立符合我国实际的先进社会制度。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完成社会主义革命，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推进社会主义建设，完成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实现了中华民族由近代不断衰落到根本扭转命运、持续走向繁荣富强的伟大飞跃”[29]。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49至1956年，党带领全国人民迅速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国民经济，发展新民主主义经济，进行各项社会改革，进而不失时机地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取得社会主义改造的决定性胜利，创造性地完成了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全面确立了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使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东方大国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这是中国五千年历史上第一次建立起人人平等、没有人剥削人的制度，极大地激发了中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新国家的劳动热情和干劲；这是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成为新中国一切进步和发展的基础。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事业开辟了广阔的发展道路。

（一）创建社会主义政治制度

新中国成立之初，建设环境极其复杂，刚刚执掌全国政权的中国共产党面临着执政的严峻考验，刚刚建立的新政权面临着能否巩固的严峻考验。中国共产党冷静果断，贯彻实施《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提出的各项任务，带领全国人民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斗争。

完成民主革命遗留任务。一是扫除反革命残余势力。人民解放战争继续推进，到1950年6月底，解放了除西藏、台湾和沿海一些岛屿外的全部领土。1951年5月，实现西藏的和平解放，全国大陆解放。同时剿除了100多万武装土匪。从1950年12月开始，党还领导全国人民开展了镇压反革命运动，基本上扫除了国民党反动派遗留在大陆的反革命残余势力，长期危害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200多万土匪，仅在两年多的时间内就被肃清，我国社会出现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安定局面。二是开展土地改革。1950年冬到1953年春，为巩固新生政权，稳定社会局势，真正使广大农民得到实惠，我国开展了土地改革运动。土地改革的胜利，使3亿多无地或少地的农民获得了7亿亩土地和大量的生产资料，彻底消灭了在我国延续了几千年的封建土地制度，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解放了农业生产力，进一步巩固了工农联盟。三是抗美援朝。在1950—1953年的抗美援朝战争中，中朝军民不屈不挠、联合作战，取得了具有世界意义的反侵略战争的胜利。这一胜利，沉重地打击了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势力，保卫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独立和新中国的安全，捍卫了远东和世界和平，极大地提高了我国的国际地位。它雄辩地证明：西方侵略者几百年来只要在东方一个海岸上架起几尊大炮就可霸占一个国家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四是社会民主改革全面展开。本着“迅速地荡涤反动政府留下来的污泥浊水”的要求，在工矿企业和交通运输业中，废除封建把头制度；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废除封建婚姻制度，实行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的婚姻制度，男女权利平等，推进了妇女解放；取缔妓院、清除鸦片烟毒和聚众赌博等各种丑恶现象；打击流氓和黑社会势力。五是巩固民族独立，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废除了帝国主义国家依据不平等条约在中国享有的一切特权；收回了外国列强在华驻军权及其在中国的兵营，驻扎在中国领土上的一切外国军队被迫撤走；收回了海关治权，中国人民重新掌握了国门的钥匙；收回了外国列强在中国内河的航运权。这些都从根本上改变了旧中国“跪倒在地上办外交”的局面。针对美国等国封锁、遏制新中国等情况，党中央、毛泽东主席制定了“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和“一边倒”的外交方针，缔结《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提高中国国际地位，争取国际援助。六是改革教科文卫事业。在教育方面，废除了旧教育制度和教育内容，加强了党和国家对学校的领导，设置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课程，各级各类学校面向工农，大力发展高等教育，进行院系调整，为新中国培养建设人才；在科学工作方面，改变了过去那种脱离实际和无政府状态，建立了中国科学院，并逐渐形成科学研究工作的合理体系；在文艺工作方面，坚持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为人民服务的方向，按照“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方针发展新中国的文艺事业。

确立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在追剿残余敌人、基本完成祖国大陆统一任务的基础上，党领导人民摧毁旧政权，普遍召开地方各级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建立各级人民政权。1954年9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大会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国家。”这一规定表明，新中国实行的是具有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性质的民主制度。宪法还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宪法还明确规定：“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实行区域自治。各民族自治地方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离的部分。”继内蒙古自治区成立（1947年5月）之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1955年8月）、广西壮族自治区（1958年3月）、宁夏回族自治区（1958年10月）和西藏自治区（1965年9月）先后成立。中华民族实现了空前的团结和统一，新中国形成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1954年12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全国委员会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推举毛泽东为全国政协名誉主席，选举周恩来为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主席。大会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明确规定，政协“作为团结全国各民族、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国外华侨和其他爱国民主人士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组织，仍然需要存在”。从此，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既是中国人民爱国统一战线的组织，又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重要机构，是我国政治生活中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形式。至此，新中国政治制度的框架形成，这就是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及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是中国人民一百多年来历史奋斗的经验的总结，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新的历史经验的总结。一届人大的召开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制定和颁布施行，为各族人民参与国家政治生活提供了条件和保证，为逐步建立和完善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为逐步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提供了条件和保证，创造了有利于社会发展的良好的社会政治环境。

加强党的建设和党的团结。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作风，使人们耳目一新。为保持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1950年，进行了着重整顿党的干部的整风学习，批判居功自傲等错误思想，进行“共产党员标准的八项条件”等教育。1951年，对全党基层组织进行整顿，认真审查和登记党员，发展了一批新党员。1951年12月，党中央做出《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决定在党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中以群众运动的方式，以典型重大案件为突破口，大张旗鼓、雷厉风行地开展“三反”运动。运动中处决了在革命时期作出过重大贡献、在执政条件下禁不起考验而犯有严重贪污罪行的高级干部刘青山、张子善，使全党受到震动，教育了干部，对于保持共产党人的革命精神、纯洁党的队伍、促进党和国家机关的廉政建设起到了巨大作用，对于形成健康的社会风气也有很大的作用。一个坚强团结的党，是我们各项工作顺利进展的重要保证。

确立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地位。新中国成立初期，党较早地进行了思想文化方面的社会改造工作。思想文化改造工作的主要方针，一是肃清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及洋奴买办思想等旧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敌对意识形态，尤其深入地批判肃清了国民党统治时期在思想文化领域长期进行的封建法西斯主义的反共宣传，在配合彻底消灭三大敌人残余势力，完成民主革命遗留任务的同时，为确立新民主主义及其以后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奠定了基础。二是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为基础，高举爱国主义旗帜，慎重对待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农民阶级的非无产阶级思想，用“爱国主义的思想、共同纲领的思想”教育人民，教育改造资本家，鼓励他们在社会实践中逐步认识社会发展的规律，掌握自己的命运。三是突出以社会主义的思想教育广大人民群众，把学习宣传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看作是掌握思想教育，团结全党和全国人民建设新中国这一伟大事业的中心环节。毛泽东多次号召广大干部群众都来学习马克思主义，特别是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学习历史唯物论和社会发展史，认为只有懂得马克思主义，才能有共同语言、共同方法，才能有凝聚力，才能为国家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提供一个共同的政治思想基础。当时虽然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个体经济的存在及反映这种经济基础的思想具有合法性，但党和政府的社会文化建设，仍然突出强调建设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文化，而马克思主义居于指导思想地位正是新民主主义文化中的社会主义因素。

（二）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制度

没收官僚垄断资本。新中国成立前夕，官僚资本总体约占全国工业资本的2/3左右，控制着全国金融机构，占有全部铁路、公路、航空运输及44%的轮船吨位，另外还有十几个垄断性的贸易公司。中国共产党明确指示已解放的地区，要没收蒋、宋、孔、陈为首的垄断资本归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所有。从东北到华北、华中，1948年至1949年初，人民解放军基本上接管了长江以北的官僚资本企业。1949年上半年，中共中央先后发出了《关于接收官僚资本企业的指示》《关于接收江南城市给华东局的指示》《关于接收平津企业经验介绍》等文件，到1950年初，人民政府共接管官僚资本的工矿企业2800余家，金融企业2400余家，这些企业成为新中国成立初期国营经济的主要组成部分。1951年1月5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又针对某些私营企业中还隐藏着一些官僚资本股产的情况，制定了《关于企业中公股公产清理办法》，2月4日，政务院发布了《关于没收战犯、汉奸、官僚资本家及反革命分子财产的指示》，将原国民政府及其国家经济机关、国民党战犯、汉奸、官僚资本家在私营企业或公营企业中的股份及财产，均收归人民政府所有。没收的全部财产，据有关方面事后按资产原值估算，约合人民币150亿元。至此，没收官僚资本的任务已胜利完成，基本上没有发生生产停顿或设备破坏的现象。

转变外资企业为国有企业。在没收官僚资本的同时，人民政府还废除了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经济特权，收回长期被帝国主义盘踞的中国海关，实行对外贸易的管制和对外汇的管理，维护了国家的独立、主权和经济等方面的利益。对于资本主义国家在华的一千多家企业，则由我国政府加以监督和管制。这些企业，由于失去了特权，大部处于瘫痪状态。它们或申请歇业，或放弃经营，或要求转让给我国政府以抵偿其在中国的债务，或由我国政府作价收购。1950年12月16日，美国政府宣布管制中国在美国辖区内的公私财产，英国也追随其后，几次劫夺中国在海外的船只、飞机等财产。中国政府采取了相应的对策，12月28日、29日，政务院相继颁布了《关于管制美国财产冻结美国存款的命令》《关于处理接受美国津贴的文化教育救济机关及宗教团体的方针的决定》及其登记办法。1951年4月征用了英国在华的亚细亚火油公司的财产及其在上海的英联船厂和马勒机器制造厂，征用了美国在上海的三个石油公司的部分财产并征购其全部油料，接管了上海法商电车、电灯公司并代管其全部财产。到1952年底，基本上肃清了帝国主义在我国的经济侵略势力。这些企业被接管后，也变成了社会主义国营经济。

稳定物价和统一财经。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财政经济相当困难，而旧社会留下来的畸形发展的投机资本在新解放的城市中继续兴风作浪，物价继续飞速上涨，市场紧张混乱。党和政府依靠国营经济的力量和老区农民的支持，采取有力的经济措施和必要的行政手段，相继组织了同投机资本作斗争的“银圆之战”和“米棉之战”，大获全胜，社会主义的国营经济初步取得了稳定市场的主动权。要进一步从根本上稳定物价，必须做到国家财政收支平衡和市场物资供求平衡。1950年3月，政务院颁布《关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统一全国财政收入，统一全国物资调度，统一全国现金管理。大大增强了国家对整个经济过程的宏观调控能力。同时，政府还采取紧缩编制、清理仓库、加强税收、发行公债、节约开支等措施，都收到明显的效果。自3月以后，财政收支接近平衡、通货膨胀停止、物价日趋稳定。从此结束了国民党统治时代自抗战以来连续十二年使人民深受其苦的通货膨胀和物价高涨的局面，也结束了旧中国几十年财政收支不平衡的局面，为安定人民生活、恢复和发展工农业生产，创造了有利条件。

合理调整工商业。没收官僚资本后，在企业内部进行了民主改革和生产改革，建立了工厂管理委员会和职工代表会议，实行民主管理，工人成为企业的主人，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主体部分被改造为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根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党和政府是保护私营工商业的合法经营和适当发展的，在打击投机倒把活动之后，为帮助一部分资本主义企业渡过困难，我们实行了加工订货、统购包销、代购代销直至公私合营。至1952年，私营工业产值的56%已属于加工、订货、收购、包销部分。私营经济中不利于国计民生的部分被削弱以至淘汰。资本主义金融业则在此时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随着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各种形式的不断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领导和控制力量日益增强，资本主义经济体系逐步受到控制和削弱。私营经济在数量上虽然上升了，但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却下降了。工业方面，1949年国营占33.4%，私营占62.7%；1952年，国营已占50%，私营降为42%。

反少数资本家“五毒”行为。在“三反”运动中，发现许多贪污分子的腐败行为与不法资本家的违法活动密切相关，于是，针对城市私营工商业者行贿、偷税漏税、盗骗国家财产、偷工减料、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等“五毒”行为，中共中央1952年1月发出指示，要求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守法的资产阶级及其他市民，向着违法的资产阶级开展大规模的“五反”斗争。运动中揭露出的“五毒”行为在资本家中相当普遍，少数资本家“五毒”严重，情况惊人，甚至有用废棉烂棉制造急救包卖给志愿军，使受伤战士致残致死的激起全民公愤的事件。这次运动除了要不法资本家补交漏税和退回违法所得外，对情节恶劣者进行了严惩。全国范围的“五反”运动历时半年结束，它及时打击了不法资本家的“五毒”行为，在工商业者中普遍进行了一次守法经营的教育，推动了在私营企业中建立工人监督和实行民主改革，使我们党在对资产阶级的限制和反限制斗争中取得了又一个回合的胜利，使民族资产阶级的大多数靠拢我们党，并创造了利用、限制资产阶级的新经验，进一步巩固了国营经济的领导地位。

引导个体经济走上集体合作经济的广阔发展道路。新中国成立初，我国形成了庞大的个体农业和个体手工业。土地改革后，党采取积极领导的方针，教育、推动和帮助农民走互助合作的道路，从老解放区开始，在生产资料私有与个体经营基础上实行某种变工互助或几户农民集体劳动的互助小组很快在农村中普遍地建立起来。随着土地改革工作的推进，到1951年，全国已有互助组477万个，参加的农户达2100万户，约占全国农户的19%。1951年12月，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在党的正确引导下，到1952年底，已有40%的农户迈上了互助合作的道路，全国共组织了830余万个互助组，1092个生产合作社。1953年，国家对粮食、棉花、油料作物实行统购统销，即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基本取消主要农产品的自由市场，限制农村的商业投机；大力发展供销合作，削弱城市资本主义与农村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的联系；发展信用合作，缩小农村中高利贷活动的地盘。这样，就限制了农村的阶级分化和富农经济的发展，减少了农业合作化的阻力，为全面推进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创造了有利的条件。1953年10月到11月，召开了第三次农业互助合作会议，1953年12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党不失时机地引导农民走互助合作道路，受到农民的拥护和支持。到1954年底，互助组增加到近1000万个，初级社增加到48万个，参加互助合作的农户增加到7000万户，占全国农户总数的60.3%。据统计，80%以上的合作社都做到了增产增收。在初级社大发展的过程中，部分地区出现了过多过快过猛的倾向。到1955年春，全国初级社已发展到67万个。中共中央决定进行整顿，方针是：区别不同地区的情况，或暂停发展，转向巩固；或在巩固中发展；或适当收缩。经过整顿，全国收缩了2万多个社，初步巩固了65万个社，使农村合作化运动稳步发展。1955年夏，在中共中央先后召开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和七届六中全会后，农业合作化运动形成了高潮，到1956年底，加入合作社的农户达到全国农户总数的96.3%。农业合作化，使广大农民群众彻底摆脱了小块土地私有制的束缚，走上了合作经济的广阔发展道路，开创了建设社会主义农村的新时代。中国农村在稳定的气氛中完成了从几千年的分散个体所有和劳动向集体所有、集体经营的历史性转变。这是中国历史上一次伟大的社会变革、社会进步。对个体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采取了类似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办法，方针是积极领导、稳步前进；步骤是从供销入手，由小到大，由低到高，创造了从手工业生产小组、手工业供销合作社到手工业生产合作社的过渡形式，逐步实行所有制改造和生产改造。到1955年上半年，手工业合作组织已发展到近5万个，人数近150万。1955年下半年，农业合作化的猛烈发展，也影响了正在稳步进行的手工业合作化速度。原先采用按行业分期、分批、分片改造的办法，改为手工业全行业一起合作化的办法，到1956年底，全国手工业合作组织已达9.91万个，参加合作社的手工业人员已占全部手工业从业人员近92%。手工业也完成了从分散个体所有和个体劳动向集体所有、集体经营的历史性转变。

引导资本主义工商业通过公私合营走上社会主义发展道路。通过合理调整工商业，建立了私营企业和国营企业的外部联系，在一定程度上把私营生产纳入国家计划；“三反”“五反”以后，又普遍在私营企业中建立了工人监督制度，使私营企业成了与国营经济相联系、又受工人监督的资本主义经济。国营经济的领导地位得到加强。1954年1月，中央人民政府财政经济委员会提出《关于有步骤地将有十个工人以上的资本主义工业基本上改造成为公私合营企业的意见》，公私合营企业在规模较大的私营企业中出现。在这种合营企业中，公方代表已经居于领导地位。企业利润采取“四马分肥”的办法，即分为国家所得税、企业公积金、工人福利费、股金红利四个部分。企业收益大部分归国家和工人，资本家所得不足1/4。这种企业已经具有不同程度的社会主义性质。由于其生产经营较好，引起小企业要求合营。1954年12月，国务院提出以大带小，以先进带落后，进行并厂改组，使组合工作和合营工作结合起来。1955年冬，在农业合作化运动高潮的巨大推动下，资本主义工商业全行业公私合营的浪潮也席卷全国。1955年11月，中央召开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工作会议，决定进行全行业公私合营。合营后的企业，资本家的定息已不与企业经营好坏挂钩，资方代理人实际上已成为企业职员，放手将企业交给国家管理，使之成为实际上的国营企业。1955年，合营工业的产值占到全部私营工业产值（包括已合营的在内）的49.6%。1956年1月10日，北京市首先宣布全部实现全行业公私合营。到1月底，全国50多个资本主义工商业比较集中的大中城市，都相继宣布实现全市的全行业的公私合营，年底，全国私营工业户数的99%、私营商业户数的82%都通过公私合营走上了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标志着我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生产资料转为全民所有。

以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为标志，继建立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之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在中国确立起来，这表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在中国全面确立，这是20世纪中国又一个划时代的历史巨变。

（三）初步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1956年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任务摆在了党和全国人民面前。中共八大前后，中国共产党艰辛探索，取得了积极成果，创造了一个社会主义建设的良好开局。

社会主义探索任务的提出。1956年2月，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对斯大林个人崇拜错误进行了揭露和批评，为中国共产党人提供了有益的借鉴，极大地推动了中国共产党人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毛泽东同志提出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进行第二次结合，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任务。在1956年4月25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作了《论十大关系》的著名讲话，就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中央和地方；汉族和少数民族；党和非党；革命和反革命；是与非；中国和外国等关系，提出了正确处理的指导原则。

初步探索的积极成果。1956年9月15日至27日在北京召开的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围绕社会主义建设的主题，做出了全面的战略部署，这是党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取得的初步突破。这些突破是：指出我国国内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明确党和国家的主要任务是保护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党和国家工作的重点必须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并在这个基础上逐步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制定社会主义建设的战略目标和战略步骤，决定在三个五年计划或者再多一点时间内，建成一个基本上完整的工业体系；确定了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同时，积极地发展轻工业和农业的政策；提出改革经济体制的任务和设想，指出我国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基本格局应该是“三个主体、三个补充”，这是对社会主义的所有制、生产、流通的体制问题在理论上的一个重大突破；提出发扬人民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问题，巩固社会主义建设的秩序；提出了加强执政党建设的问题，强调各级党组织加强集体领导，反对个人决定重大问题，反对个人崇拜。1956年底到1957年初，党中央和毛泽东又进一步提出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战略思想。1957年2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指出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敌我之间和人民内部两类性质不同的矛盾，要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并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八大前后党对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取得了积极的成果。尽管由于“左”倾思想的发展，八大路线没有能够在实践中坚持下去，但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它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经济、政治体制改革，提供了有益的经验。

继续探索的重要认识。20世纪60年代，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思想，以创造性的内容为马克思主义宝库增添了新的财富。这包括：指明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将带有中国的特点；提出必须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我国的具体实际进行“第二次结合”；阐明关于建设社会主义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原则，如：提出四个现代化建设的奋斗目标和两步走的发展战略，提出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学说和进行社会主义改革的理论根据，提出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发展阶段的理论，提出关于两类矛盾的学说和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方针，提出在政治生活中判断是非的六条标准，等等；制定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等方面建设的重要指导方针；论述在执政条件下加强共产党自身建设的思想；等等。毛泽东带领中国共产党在长期探索中形成的理论成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思想来源，具有长远的指导意义。

（四）取得建设社会主义巨大成就

1956—1966年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在领导人民恢复国民经济过程中，党就着手编制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进行国家工业化建设。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编制实施及其完成，奠定了国家工业化的坚实基础。社会主义制度全面确立后，党领导人民展开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历程。这十年，我们虽有许多失误，但国家经济建设仍成绩不凡。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从数量看，10年共建成530多个大中型项目；从质量看，新兴工业部门迅速成长，新产品、新品种不断涌现，特别是电子、石化、原子能、导弹等新兴工业部门成长起来；从布局看，除原有沿海工业基地外，广大内地和边疆地区、少数民族地区，许多从来没有工业的地方，办起不同规模的现代工业，建成一批新的工业基地。工农业生产接近或超过历史最高水平。1966年与1956年相比，全国工业固定资产按原价格计算，增长了3倍。棉纱、原煤、发电量、原油、钢和机械设备等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都有巨大的增长。农业的建设和技术改造开始大规模地展开，并逐渐收到成效。全国农业用拖拉机和化肥施用量都增长6倍以上，农村用电量增长70倍。高等学校的毕业生为前7年的4.9倍。科学技术特别是国防尖端科学技术成果显著。新中国成立以后，把发展科学技术事业当作一项重要任务，先后制定了两个科学技术长远发展规划。1956年制定的十二年科学技术远景规划于1962年提前实现。1963年又制定了十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在此期间，加强了基础科学，发展了原子弹、电子学、半导体、自动化、计算技术、喷气和火箭技术等新兴科学技术。1961年，研制成功了第一台红宝石激光器，使中国成为世界上研究激光较早的国家之一。1964年10月16日，成功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在资源勘探、矿藏开采、工农业生产、医疗技术以及基础科学理论的研究方面都取得了显著成就。在李四光创立的地质力学理论和方法指导下，发现了大庆等油田及其他矿产资源，开发了大庆、大港、胜利等大油田，从而推翻了“中国贫油论”，从1965年起实现了石油全部自给。冶金方面创造了高钛型钒钛磁铁冶炼技术。化学方面弄清了单个核糖核酸的结构，为人工合成核酸的研究奠定了基础，特别是1965年在世界上首次人工合成牛胰岛素，这一生命科学中突出的成就得到国际科学界的高度评价。数学上的哥德巴赫猜想研究成就得到世界的公认，为科学的进一步发展和未来应用提供了条件。原子弹的成功发射和导弹核武器的试验成功，集中体现了科学技术方面的重大成就。可以说，我们现在赖以进行现代化建设的物质基础，很大一部分是这个时期建设起来的；全国经济文化建设等方面的骨干力量和他们的工作经验，大部分也是在此期间培养和积累起来的。党在这十年积累了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经验。这短短10年中，取得的成就虽是初步的，却是宝贵的，为之后的经济建设奠定了必要的物质基础。

1966—1976年社会主义建设在曲折中发展。尽管发生了“文化大革命”这一全局性的、长时间的“左”倾严重错误，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遭受巨大挫折，但在全党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共同努力下，我国国民经济仍然取得了进展。粮食生产保持了比较稳定的增长，籼型杂交水稻育成并得到推广；工业交通、基本建设和科学技术方面取得了一批重要成就，其中包括一些新铁路和南京长江大桥的建成，一些技术先进的大型企业投入生产。1967年6月，成功爆炸第一颗氢弹；1970年1月，第一枚中远程导弹发射成功，同年4月，第一颗人造卫星发射成功；1975年，返回式人造卫星试验成功，等等，这些集中地代表了中国科学技术当时达到的新水平。随着三线地区大范围、大规模的长期建设，有力地促进了内地省区的经济繁荣和科技文化进步，国家经济布局愈加完整，基本形成了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铁路、公路交通运输等基础设施建设发展迅速，初步形成了全国四通八达的交通网。这不仅使中国在赢得政治上的独立之后赢得了经济上的独立，为增强国防力量和维护国家安全提供了条件，而且为中国以后的发展奠定了牢固的物质技术基础，为中国与外国包括发达国家在平等的原则下发展经济往来创造了前提。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全国人民进行的不懈努力和艰辛探索，使政治、经济、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体育事业都有很大发展，为改革开放奠定了重要的制度保障和必要的物质基础。教育事业得到长足发展，从1949年到1976年，小学校从34.7万所增长到104.4万所，在校生从2439万人增长到1.5亿人；中学校从4045所增长到19.2万所，在校生从103.9万人增长到5836.5万人；高等学校从205所增长到434所，在校生从11.7万人增长到67.4万人。文学艺术工作在“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文艺方针的指导下，戏剧、音乐、舞蹈、小说、诗歌、散文等都涌现出大批优秀作品。在“发展体育事业，增强人民体质”的指导方针下，新中国体育事业迅速崛起，摆脱了“东亚病夫”的称号。从1956年到1976年，中国运动员先后打破世界纪录123人次。在“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方针指导下，医疗卫生事业也得到蓬勃发展。1949年全国拥有医院2600家，到1976年发展到6.3万家。全国人口的死亡率从1949年的20‰下降到1976年的7.25‰，全国人口从1949年的5.4167亿增长到1976年的9.3717亿，全国居民平均预期寿命从1949年的35岁提高到1975年的63.8岁。在毛泽东同志提出的“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指导下，在党中央领导下，新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于1971年10月得到恢复，开创了中美关系和中日关系的新阶段，1972年出现了西方国家对华建交热潮，中国外交格局发生重大变化。中国同英国、荷兰、希腊、联邦德国等国先后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同西方国家的关系从此出现重大转机。到1976年，同中国建交的国家已经从1965年的49个增加到111个，这包括了当时世界上的绝大多数国家。西方对中国封锁禁运的局面开始被突破，营造了建设社会主义的和平国际环境。

三、开辟了一条崭新的道路

经过1956到1978年的社会主义建设，经历了“大跃进”到“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和严重挫折，中国共产党“深刻认识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合乎时代潮流、顺应人民意愿，勇于改革开放，让党和人民事业始终充满奋勇前进的强大动力。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进行改革开放新的伟大革命，破除阻碍国家和民族发展的一切思想和体制障碍，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使中国大踏步赶上时代。”[30]1978年底，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全会系统总结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经验和教训，并就把全党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做出了一系列重大决策，由此开启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新纪元。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我国进入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党总结历史经验和教训，探索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道路，开创、坚持、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是一个伟大的创举。2012年年底，习近平总书记赴深圳、珠海、佛山和广州调研。途中，他反复强调，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也是决定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招。在世界社会主义发生严重曲折的情况下，社会主义在我国“风景这边独好”，展现出蓬勃的生机和活力。历史证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几代中国共产党人的接续奋斗，特别是几代党的领导集体的不懈探索创新，最伟大的历史成就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仅解决了中国人民富起来的美好期待，而且以中国的崛起改变了全球政治经济格局。

（一）改革开放从战略决策到全面展开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开创

改革开放决策与起步。改革开放，绝非历史的偶然，而是时代潮流使然，是世界发展的压力逼迫，是中国社会发展的急迫呼唤。1976年10月胜利粉碎“四人帮”，1977年8月党的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告“文化大革命”结束，但长期积聚下来的严重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依旧，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与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的初衷相去甚远，人民群众难以摆脱物质匮乏、文化生活落后的局面。而放眼世界，经济快速发展、科技进步日新月异，我们被世界发达国家远远地甩在了后面，中国必须急起直追赶上世界和时代发展步伐，否则甚至有被开除球籍的危险。很显然，我们既不能再走老路，也不能盲目模仿移植，必须闯出一条新路。1978年3月，邓小平指出：“独立自主不是闭关自守，自力更生不是盲目排外。”[31]同年12月13日，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作了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严肃地指出：“我们过去没有及时提出改革。但是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32]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和实行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全会公报指出：“实现四个现代化，要求大幅度地提高生产力，也就必然要求多方面地改变同生产力发展不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改变一切不适应的管理方式、活动方式和思想方式，因而是一场广泛、深刻的革命。”提出要“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平等互利的经济合作，努力采用世界先进技术和先进设备，并大力加强实现现代化所必需的科学和教育工作”[33]。这是根据新的历史条件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战略，揭开了改革开放的序幕。此后到党的十二大，是改革开放的起步阶段。按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对内搞活、对外开放”的思想，在农村，推行了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并取得惊人的成功；在城市，逐步扩大国有企业经营自主权，把部分中央和省属企业下放给城市管理，开始实行政企分开，进行城市经济体制综合改革试点等。与这些改革相适应，在就业方面，制定了“解放思想，放宽政策，发展生产，广开就业门路”的方针，调整所有制结构和产业结构，扶持集体经济，允许个体经营，创办劳动服务公司，拓宽就业渠道，为进一步改善所有制结构、形成新的就业制度奠定了良好基础。在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政治体制改革和其他方面体制的改革也在向前推进：逐步废除干部领导职务实际上存在的终身制，实行干部队伍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加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工作，省、县两级人代会增设常设机构，县级和县级以下人民代表普遍实行由选民直接选举的制度；恢复、制定和实施了一系列重要的法律法规，加强了司法、检察和公安机关的工作。随着改革的推进，对外开放开始有重大突破，迈出了较大步伐。首先是我国外交事业发展，1978年8月12日，中日两国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日本国和平友好条约》。同年10月，邓小平访问日本，中日睦邻友好关系发展到一个新起点。1979年1月1日，中美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同年1月，邓小平访问美国，实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导人对美国的首次国事访问。这些外交成就，为中国进行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提供了有利的外部条件。1979年4月中央工作会议决定，在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划出一定的地区单独进行管理。两个多月后，中央和国务院决定在深圳、珠海划出部分地区试办出口特区。1980年，将“出口特区”改名为“经济特区”，1980年5月，中共中央决定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设立经济特区，采取多种形式吸引和利用外资，学习国外的先进技术和经营管理方法。在来自全国各地的建设大军的艰苦努力下，深圳、珠海这样往日落后的边陲小镇、荒滩渔村，不过几年工夫，就变成了高楼矗立、初具规模的现代化城市，成为引进外资和先进技术的前沿地区。

改革开放全面展开。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以后，经济体制改革全面展开。在家庭联产承包制普遍实行的基础上，1983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通知，废除人民公社，实行政社分开，建立乡（镇）政府作为基层政权，同时成立村民委员会作为群众性自治组织。到1985年春，各地农村这项工作全部结束。随着农村经济开始朝专业化、商品化、社会化方向发展，大批剩余劳动力逐渐从土地上转移出来，从事工业和加工业，使乡镇企业异军突起，一批新型中小城镇随之出现。到1987年，全国乡镇企业发展到1750多万个，乡镇企业从业人数达到8805万人，产值达到4764亿元，占当年农村社会总产值的50.4%，第一次超过农业总产值，成为农村经济的龙头，给农村经济的发展注入了新的生机和活力。这是农村经济的一个历史性变化。1984年10月，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提出：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改革的基本任务是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这是一个进行经济体制全面改革的纲领性文件。此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以城市为重点全面展开，取得重要进展：所有制结构突破单一公有制结构，形成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开始发展的局面；国有企业的经营自主权逐步扩大，所有权和经营权适当分离；改革高度集中的计划管理体制，经济杠杆在国家宏观调控中的作用明显增强。1987年同改革前的1978年相比，在工业总产值中全民所有制企业的比重由77.6%下降到59.7%，集体经济的比重由22.4%上升到34.6%，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和“三资”企业等非公有制成分则由几乎为零上升到5.6%。80%的国有企业实行了各种形式的承包经营责任制。列入指令性计划的工业产品从120种减少到60种，统一调配物资由259种减少到26种。其他领域的体制改革也加快了步伐。1985年3月和5月，中共中央先后做出了《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和《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了改革任务和方向，开始推进科技和教育体制的改革。在全面推进城乡改革的同时，对外开放逐步形成由沿海地区向内地滚动的格局。1983年4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决定对海南岛实行经济特区的某些政策，给予较多的自主权，以加速海南岛的开发。1984年5月，党中央和国务院决定，再开放14个沿海港口城市，逐步兴办经济技术开发区，加快利用外资、引进先进技术的步伐。从1985年起，又相继在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闽东南地区和环渤海地区开辟经济开放区，批准海南建省并成为经济特区。这样，沿海地区形成了包括约二亿人口的对外开放前沿地带，并进而形成了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沿海经济开放区—内地这样一个多层次、有重点、点面结合的对外开放格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开创。1978年12月13日，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可以说是开辟新时期新道路、开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理论的宣言书。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不仅开启了改革开放的伟大征程，也使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入了历史新时期。此后，邓小平亲自主持起草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充满自信地指出：“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已经逐步确立了一条适合我国情况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正确道路。”这条道路，实际上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关于这条道路十个方面内容的总结，实际上就是邓小平理论的雏形，亦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雏形。党的十二大，邓小平在开幕词中提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34]从此，“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成为新时期指引全党和全国人民前进的基本口号。随着改革的全面展开，迫切需要从顶层设计上明确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历史新时期的指导思想和发展战略，党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思考也由政策、实践层面进入了理论阐发的新阶段。在全党积极探索的基础上，1987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三大系统地阐明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提出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并完整制定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三步走的发展战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是关于我国社会所处历史阶段的重要论断，它指出，我国社会已经是社会主义社会，我们必须坚持而不能离开社会主义；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还处在初级阶段，我们必须从这个实际出发，而不能超越这个阶段；它不是泛指任何国家进入社会主义都会经历的起始阶段，而是特指我国在生产力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必然要经历的特定阶段；我国从20世纪50年代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基本实现，至少需要上百年时间，都属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在现阶段所面临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为了解决现阶段的主要矛盾，就必须大力发展商品经济，提高劳动生产率，逐步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并且为此而改革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中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部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是：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社会生产力所要解决的历史课题，是实现工业化和生产的商品化、社会化、现代化。我国的经济建设，肩负着既要着重推进传统产业革命，又要迎头赶上世界新技术革命的双重任务。完成这个任务，必须经过长期的有步骤分阶段的努力奋斗。

（二）改革开放历史性突破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跨世纪发展

以邓小平南方谈话和中共十四大为标志，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进入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新阶段，由此打开了中国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崭新局面。

改革开放实践的历史性突破。主要表现为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并不断推动向前。1992年10月召开的党的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在一起的，就是要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1993年11月召开的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将中共十四大提出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和基本原则具体化，进一步勾画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明确了国有企业改革的基本方向，成为20世纪90年代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行动纲领。从1994年起，按照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总体思路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并选择2700多家国有企业进行公司制、股份制改革的试点。同时，大力推进财政、税收、金融、外贸、外汇、计划、投资、价格、流通、住房和社会保障等方面的体制改革，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明显增强，市场经济体制中的国家宏观调控体系框架初步建立，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20世纪90年代，面对经济高速发展中暴露出的经济过热等问题，中共中央采取果断措施，大力加强宏观调控。1993年6月制定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当前经济情况和加强宏观调控的意见》，提出了以紧缩银根、整顿金融秩序为重点的16条重要措施。经过努力，逐步使过度投资得到控制，金融秩序迅速好转，物价涨幅明显回落，通货膨胀得到抑制，同时又保持了较高的经济发展速度，从而实现了从发展过快到“高增长、低通胀”的“软着陆”，避免了经济发展的大起大落。这一时期，对外开放也迈出了重大步伐。建立起一批经济技术开发区和保税区，开放了哈尔滨等4个边境、沿海省会城市和太原等11个内陆省会城市及一大批内陆市县。到1997年，中国对外开放的一类口岸达到235个，二类口岸达到350个，逐步形成了从沿海到沿江、从沿边到内陆，多层次、多渠道、多种形式的全方位对外开放的新格局。1995年，“八五”计划胜利完成，提前实现了“三步走”战略的第二步目标。同年9月，中共十四届五中全会通过《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建议》，阐述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九条重要方针，提出要实现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粗放型增长方式向集约型增长方式的两个根本转变。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跨世纪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跨世纪发展首先得益于思想认识上的大突破。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邓小平先后视察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发表重要谈话，在重大历史关头科学地总结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基本实践和基本经验，明确回答了长期困扰和束缚人们思想的许多重大认识问题，为中国下一轮改革开放指明了方向，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在理论和实践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邓小平的南方谈话，突破了关于社会主义的传统观念的长期束缚，提出了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的著名论断，并对社会主义本质做了经典性的阐发。邓小平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35]这一论断，极大地打开了人们的思想和视野。而“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36]。所以判断改革开放成败得失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37]。党的十五大确立了邓小平理论在全党的指导地位，概括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主要内容，指出这个理论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中国这样的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根本性问题，明确了中国跨世纪发展的战略部署，并就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所有制结构和公有制实现形式，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等问题提出了新的论断。例如，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公有制的实现形式可以而且应当多样化；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可以说，党的十五大承前启后、继往开来，明确回答了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继续向前发展的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跨世纪发展提供了根本保证。1997年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产生了严重冲击。1998年，长江、嫩江和松花江等流域发生了历史上罕见的洪涝灾害。1999年，又接连发生以美国为首的北约袭击中国驻南联盟使馆，李登辉抛出“两国论”，“法轮功”邪教组织策划非法聚众闹事等事件。面对这些风险和考验，中共中央、国务院冷静分析，正确把握，果断决策，采取一系列措施，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保证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航船沿着正确的方向破浪前进。1998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五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进一步推动解决“三农”（农业、农村、农民）问题。1999年9月召开的中共十五届四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了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发展的一系列政策措施，强调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布局，推进国有企业战略性改组，建立和完善现代企业制度。这期间，还出台了推进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医疗保险制度改革和财政税收改革的措施。同年下半年，根据邓小平关于现代化建设的战略思想，中央做出了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部署，多次召开会议，研究推动加快西部发展的基本思路和措施。2001年12月11日，经过长达15年的艰苦谈判，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标志着中国的对外开放进入一个新阶段。2000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五届五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为新世纪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明确了指导方针和奋斗目标。在这个过程中，江泽民总书记提出并系统阐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科学内涵和基本内容，有力地推动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跨世纪发展。

（三）改革开放巨大进展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新阶段

2002年11月，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指出，本世纪头二十年，是实现现代化建设第三步战略目标必经的承上启下的发展阶段，也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扩大对外开放的关键阶段，这也是大有可为的战略机遇期，必须紧紧抓住这一重要战略机遇期，集中力量，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使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在中国共产党带领下，我们的改革开放取得重大进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迎来发展新阶段。

改革开放的巨大进展。从改革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并日益完善，更具活力、更加开放的经济体系正在形成。我们确立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这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实行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基本分配制度。财税、金融、流通、住房、医疗、教育等改革不断深化。农村改革发展有序推进，国有企业改革稳步推进。总之是各项改革事业取得重大进展。从开放看，全方位对外开放取得新突破，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到2012年，中国外贸进出口总额从206亿美元提高到38668亿美元，跃居世界第二，其中出口额跃居世界第一位，进出口结构优化，贸易大国地位进一步巩固。外汇储备跃居世界第一，对外投资大幅增长，实际使用外资额累计超过1万亿美元。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不断提升。在“引进来”的同时，加快实施“走出去”战略。中国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从2007年的248亿美元上升到2012年的772亿美元，年均增长25.5%，跻身对外投资大国行列。

现代化建设的巨大成就。改革开放进展反映在国民经济等方面，取得巨大成就。自2002年到2012年的十年间，我国经济总量从世界第六位跃升到第二位，社会生产力、经济实力、科技实力迈上一个大台阶，人民生活水平、居民收入水平、社会保障水平迈上一个大台阶，综合国力、国际竞争力、国际影响力迈上一个大台阶，国家面貌发生新的历史性变化。特别是2008年至2012年，中国经济发展经受住了国际金融危机的严峻考验，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速显著高于同期全球和新兴经济体的增速。中国依靠自己的力量解决了13亿人口的吃饭问题。国家先后启动了东部地区率先发展战略、西部大开发战略、东北等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和中部地区崛起战略，激发了各大经济区域的发展活力。通过积极推进城镇化，2007年至2012年共转移农村人口8463万人，城镇化率由45.9%提高到52.6%。国家创新体系、科技基础设施和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得到加强。正负电子对撞机、籼型杂交水稻、亿次“银河”巨型计算机、低温核反应堆、纳米技术、载人航天飞船成功返回和绕月探测卫星成功发射、神舟八号飞船与天宫一号目标飞行器实现首次交会对接、载人深潜、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第一艘航母“辽宁舰”入列等，标志着中国在科技研究的一些“高、精、尖”领域，取得重大进展。人民生活总体上实现了由温饱到小康的历史性跨越。从1978年到2012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343元增加到24565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由134元增加到7917元。社会建设全面发展。到2012年年底，全国共有2142.5万城市居民、5340.9万农村居民得到政府提供的最低生活保障，545.9万人纳入农村五保供养。人民的总体健康水平已超过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处于发展中国家前列。2010年，中国人口平均预期寿命达到74.83岁。总之，国民经济保持持续快速健康发展，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现代化建设事业稳步推进，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显著提高。此外，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取得重要进展，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成效显著，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得到全面贯彻，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全面推进，祖国统一大业取得重大进展，全方位外交有效展开，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全面推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新阶段。面对新世纪新阶段世情国情的发展变化，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新世纪面临的新课题，在经受了一场抗击“非典”疫情的严峻考验，经过对加强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深入思考和深刻认识，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中共中央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总结我国发展实践，借鉴国外发展经验，适应新的发展要求，提出了科学发展观。胡锦涛指出并强调，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这就深刻回答了新形势下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问题，成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为贯彻落实这一重大战略思想，2004年9月，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任务，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布局由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三位一体”发展为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位一体”，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理论。2006年10月，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首次将“和谐”列入现代化建设的奋斗目标，号召全国各族人民“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涵，同时也深化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属性的认识。中国共产党还加强和改进执政条件下自身建设，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进步提供了坚强政治保证。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战略任务引领下，党团结带领广大人民推动经济又好又快发展、促进社会全面进步，着力转变不适应不符合科学发展要求的思想观念，着力解决影响和制约科学发展的突出问题，着力构建有利于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把党和国家各项事业胜利向前推进。我们取得了抗震救灾斗争重大胜利，成功举办了第29届奥林匹克运动会和第13届残疾人奥林匹克运动会，顺利完成神舟七号载人飞船航天任务，积极有效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等等，充分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优越性。2010年10月，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还为我国国家发展、社会进步提出了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的“十二五”规划，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发展，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打下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基础。

（四）改革开放全面深化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改革开放全面深化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从党的十八大开始，党的十八大确定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大会强调，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必须不失时机深化重要领域改革，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这就揭示出中国已经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定性阶段，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开启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

全面深化改革开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2012年12月8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深圳，在调研中，他指出，“党中央做出的改革开放的决定是正确的，我们今后仍然要走这条正确的道路。富国之路、富民之路，要坚定不移地走下去，而且要有新开拓，要上新水平。”[38]2012年12月31日，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二次集体学习的主题，就聚焦“改革”。习近平总书记在这次学习中明确指出，改革开放是一项长期的、艰巨的、繁重的事业，必须一代又一代人接力干下去，“改革开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我们的改革，是不断推进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而不是对社会主义制度改弦更张。在中国“往哪儿改”的问题上，不能有丝毫含糊。这就表明，中国共产党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和前途的信念是坚定不移的，坚持改革开放正确道路的信心是坚强有力的，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决心是不可动摇的。早在河北正定工作期间，习近平就曾提出，要“做改革的拥护者，做改革的实践者，做改革的清醒者，做改革的保护者”。多年的基层和地方工作经历和改革开放实践，让习近平感悟到，“改革开放走过的道路，就是一条在不断克服困难中前进的改革创新之路，就是一段‘发展出题目，改革做文章’的历程。”[39]就任总书记后，习近平清醒认识到，中国改革经过30多年，已进入深水区，容易的、皆大欢喜的改革已经完成了，好吃的肉都吃掉了，剩下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这就要求我们胆子要大、步子要稳。面对硬骨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展现了锐意改革、带领国家走向伟大复兴的坚定信念与奋斗情怀，用运筹帷幄、精心布局，谋定而动、蹄疾步稳，踏石留印、抓铁有痕做出了回答。他们奔波调研，体察世情民意、触问基层所需，决心全面深化改革。2013年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确立“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既规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方向和道路，又明确了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鲜明指向。这是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首次围绕改革设立的宏大目标。这一次全会作出的决定，共启动了60条、300多项改革举措，涉及的范围之广、力度之大，均前所未有。而全会做出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的经济体制改革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更是中国共产党改革理论的又一重大突破。可以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是中国改革“再出发”的一次总宣示、总部署、总动员；全面深化改革，是一场具有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实践，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又一次伟大觉醒。2013年12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成立由总书记习近平任组长，政治局常委李克强、刘云山、张高丽任副组长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中国共产党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心意志凸显，中国全面深化改革的壮丽画卷恢宏开启。至2017年7月，习近平同志已亲自主持召开了36次中央深改领导小组会议，共审议、通过重点改革文件340多个。习近平总书记明确，全面深化改革从集中解决制度性问题、社会矛盾比较尖锐问题和群众反映比较强烈问题入手，解决好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胆子要大和步子要稳、改革发展稳定等五大关系。党的十八大以后的五年中，从最为艰难也最具意义的夯基垒台、选材备料、立柱架梁开始，党中央直接指挥、带领人民，用奋斗建造全面深化改革这个大厦。“党中央召开七次全会，分别就政府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制定‘十三五’规划、全面从严治党等重大问题作出决定和部署。”“改革全面发力、多点突破、纵深推进，着力增强改革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压茬拓展改革广度和深度，推出一千五百多项改革举措，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取得突破性进展，主要领域改革主体框架基本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明显提高，全社会发展活力和创新活力明显增强。”[40]可以说，全面深化改革取得重大突破，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这些成就是全方位的、开创性的，变革是深层次的、根本性的，党和国家事业发生了历史性变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的主题。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深化改革，本身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理论的丰富和发展。它透过一个个重大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和制度创新，回应了全面深化改革“为什么改”“往哪儿改”“为谁改”“怎么改”“如何改到位”等时代关切，也深刻作答着新的历史时期如何走好中国道路，如何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如何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等一系列重大课题，也是从理论和实践结合上系统回答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时代课题。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进行艰辛理论探索，取得重大理论创新成果，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个思想是在作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新变化的重大政治论断基础上阐述的。其核心要义就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其最重要最核心的内容就是“八个明确”。这是一个系统完备、逻辑严密、内在统一的科学体系。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党的十九大提出了“十四个坚持”的基本方略，这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路线图”和“方法论”，既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实践要求。党的十九大还做出了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再到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战略安排，从政治、经济、文化、生态文明、国防和军队建设、台港澳工作、外交工作等方面具体部署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