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创始：应运而生

在近代以后中国社会的剧烈运动中，在中国人民反抗封建统治和外来侵略的激烈斗争中，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过程中，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从此，中国人民谋求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斗争就有了主心骨，中国人民就从精神上由被动转为主动。

——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中国共产党诞生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近代中国，是应中国人民谋求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斗争不断深入发展的要求而创建的。中国共产党的创立，适应了近代以来中国社会进步和发展的客观需要。正如习近平同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的：“1921年，五四运动之后，在中华民族内忧外患、社会危机空前深重的背景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进程中，中国共产党诞生了。”[1]习近平同志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进一步指出，“在近代以后中国社会的剧烈运动中，在中国人民反抗封建统治和外来侵略的激烈斗争中，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过程中，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总之，“历史在人民的探索和奋斗中造就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又造就了新的历史辉煌。”[2]

一、历史呼唤使命担当者

中国这个东方文明古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创造了辉煌灿烂的中华文明。中华民族以自己的勤劳和智慧，对人类文明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但是，世界迈入近代以来，中国却重重地栽了跟头，从一个文明强大的国家沦落到一个任人宰割的弱国。打开中国近代历史，任何一个中国人、任何一个中华儿女都有触目惊心、悲愤交加、痛彻心扉的真切感受。从鸦片战争开始，世界上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几乎都曾经欺凌过中国；而近代中国的反侵略战争，从1840年反对英国侵略的鸦片战争直到抗日战争以前，无不以中国失败、被迫接受丧权辱国的条约而告结束。一次次的侵略战争，帝国主义肆意屠杀中国人民、侵占中国领土、掠夺中国财富。一个个不平等条约，逼迫中国一步步割地赔款、开放口岸，进而使中国一步步领土沦丧、主权丧失、财富被掠，国家行进在泥泞坎坷之中，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中华民族命运堪忧，真可谓民穷国困、民族危厄。帝国主义列强将中国瓜分为各自的势力范围，在中国的土地上，到处都可以看到那些傲慢的、把中国人视为劣等民族的洋人，看到那些用刀枪、大炮杀戮中国人的外国军队，看到那些明抢暗夺中国财富的外国资本家。戊戌维新志士谭嗣同当时用血泪写下这样的诗句：“世间无物抵春愁，合向苍冥一哭休。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中国社会坠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黑暗深渊，中华民族在内忧外患中面临分崩离析，中国人民在侵略和压迫中饱受灾难和屈辱。

（一）跌入深渊的中国社会求光明谋前途

中国封建王朝的初期，总是“其兴也勃焉”，清王朝也不例外，在初期的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曾出现过一番兴旺的气象，史称“康乾盛世”。然而，所谓盛世，只是清王朝盲目自大的一个光鲜的表象。表象之下，其社会治理已落后于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大势，中国已经危机四伏。“盛世”过后，衰象之下，西方列强撬开了没落王朝紧闭的大门，从此中国社会逐步坠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

鸦片战争前，中国封建社会在各个方面已是外强中干、危机四伏。经济上，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在整个社会经济中依然占绝对统治地位。由于土地高度集中，兼并严重，加上高利贷盘剥，大批农民流离失所，饥寒交迫。1793年，英国马戛尔尼使团到达中国，使团成员约翰·巴罗在《我看乾隆盛世》中说：“不管是在舟山还是在溯白河而上去京城的三天里，没有看到任何人民丰衣足食、农村富饶繁荣的证明。除了村庄周围，难得有树，且形状丑陋。房屋通常都是泥墙平房，茅草盖顶。偶尔有一幢独立的小楼，但是绝无一幢像绅士的府第，或者称得上舒适的农舍。不管是房屋还是河道，都不能跟雷德里夫和瓦平（英国泰晤士河边的两个城镇）两岸的相提并论。事实上，触目所及无非是贫困落后的景象。”[3]由于封建王朝推行中国传统的“重农抑商”政策，把先进的工业技艺视为“奇技淫巧”，在苏杭等江南地区的丝织业中出现的资本主义萌芽，只是“汪洋大海”中几个若隐若现的“小岛”而已。政治上，吏治昏暗，朝廷腐败。“官以贿成，刑以钱免”盛行，奢靡享乐、贪污腐化、营私舞弊之风愈演愈烈，为官一任，祸害一方，可谓“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乾隆时的权臣和珅，用各种手段积累的不义之财竟达4亿两之巨，相当于当时清政府8年的财政总收入。地方官吏巧取豪夺，更是无孔不入。由于阶级矛盾尖锐，农民的反抗斗争连绵不绝，特别是1796年爆发的川楚教乱，不仅是绵延经年的白莲教的大爆发，更成为清王朝统治走向衰败的转折。军事上，过去八旗绿营那种骑马善射、彪悍骁勇的尚武之风，已荡然无存。清军在训练上规定有春操、秋操、冬季行围等制度，但往往敷衍应付，而且只偏重于演阵图、习架式，近于演戏，基本上没有脱离冷兵器时代的密集阵式，对于实战毫无裨益，竟至于驰马人坠地、射箭箭虚发。对于近代化武器装备以及战法战术，更是不甚了了。比如浙江清军“于炮位应装药弹数目，尚未能知，则其平日所称演放炮位，系属虚文塞责，已可概见。防堵海疆，首重大炮，而浙江水路各营镇将备弁，能知放炮之法者，惟黄岩镇标中营游击林亮光尚称谙练，余则绝少其人，各处海口，所安炮位，几同虚设”[4]。文化上，清政府为维护统治，实行文化专制主义，严厉控制思想。乾隆年间，大兴文字狱，文人士大夫被诛杀流放，以致知识分子不读秦汉以后之书、不考地球各国之事。朝廷则闭目塞听、妄自尊大。学术界、思想界长期处于“万马齐喑”的沉闷状态，严重禁锢了人们的思想，社会日趋僵化。

鸦片战争后，中国从独立的封建社会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中国封建社会盛极而衰的同时，西方列强却借助工业化的突破，开始大幅拉开与中国的国力差距。在资本主义制度确立之后，列强各国运用各种手段对外侵略，以不断扩大其商品倾销市场、廉价劳动力和廉价原料的供应基地。正如列宁所深刻揭示的：“资本主义如果不经常扩大其统治范围，如果不开发新的地方并把非资本主义的古老国家卷入世界经济的旋涡，它就不能存在与发展。”[5]掠夺是一切资本主义的生存原则。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却封建落后的中国，逐渐成为西方资本主义青睐并觊觎的一块“肥肉”。1840年开始，西方侵略者对中国发动了一次又一次的侵略战争。长期闭关锁国、与世隔绝的古老中国以中世纪的武器、中世纪的政治、中世纪的社会与业已完成工业革命、迅速走向近代化的西方列强较量，无疑是以卵击石。战争以严酷的事实暴露了这种巨大的落差，中国屡战屡败。因社会制度落后而政治腐败、科技落后，因政治腐败、科技落后而武器陈旧、指挥无方，因武器陈旧、指挥无方而溃不成军、一败涂地。然而，西方列强侵入中国的目的，绝不是要把封建的中国变成资本主义的中国，而是要使中国成为它们商品输出和资本输出的永久性市场，以掠夺更多的资源，攫取更大的利益。为此，他们竭力维护中国的封建剥削制度和君主专制统治，勾结封建势力压迫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从此，在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势力的压迫下，中国陷入苦难深重和内忧外患的屈辱深渊中。

在资本帝国主义的压迫下，近代中国主权沦丧。在近代中国长达109年的时间内，列强多次发动侵华战争，通过威胁讹诈逼迫中国政府签订了数以百计的不平等条约。通过这些不平等条约，列强割占中国近1/6的国土，并设立了25个专管租界和2个公共租界，形成“国中之国”，使中国的领土主权受到极大的损害。至20世纪初，凡是与中国签订过不平等条约的大小国家都获得了片面最惠国待遇这一特权。列强疯狂地使用这一侵略性特权，对中国进行轮番勒索，然后“利益均沾”。至1911年，中国被迫开放82个城市为通商口岸，使中国沦为列强的商品倾销地和掠夺原料的场所。中国海关的自主管理，逐步被资本帝国主义控制下的半殖民地海关管理制度所替代。英国人李泰国、赫德长期占据中国海关总税务司职务，不仅掌握了中国海关的行政、用人和财务大权，还干预中国的内政外交。列强取得的另一个特权是“领事裁判权”。凡属列强国家的居民在中国犯罪或成为民事诉讼的被告时，只受其本国驻中国领事“审查”，中国政府官员不能过问。这种为侵略者的罪恶活动提供法律保护的特权，是对中国司法主权的严重破坏和践踏。还有“协定关税”，大部分货物的税率被确定为时价的5%，使中国的进口税成为世界上最低的，便利外国商品在中国的倾销，阻碍了中国近代工业的发展。列强还多次以战争手段勒索中国赔款。至1901年，中国对外8次主要赔款和利息，总计约合19.53亿两白银，相当于清政府当年收入总额的16倍。列强还通过不平等条约，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向中国进行资本输出、文化侵略和掠卖华工。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势力不仅强大，而且根深蒂固。他们和中国的反动势力相互勾结，不但操纵了中国的财政和经济命脉，并且控制了中国的政治中枢和军事要地，日益成为中国支配性的力量。

在本国封建势力的统治下，封建剥削残酷依旧。鸦片战争以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虽然处于不断的解体之中，但是封建剥削制度的根基依旧保持，而且同买办资本和高利贷资本的剥削结合在一起，在中国的社会经济生活中占据着明显的优势。这是因为，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目的不是要把封建的中国变成资本主义的中国，它们与中国的反动阶级结盟，竭力保护封建主义的生产关系，阻碍和打击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封建主义是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同盟者及其统治的基础。因而，封建自然经济的基础虽然遭到了破坏，但封建土地剥削制度依然占据优势地位。地主剥削农民的主要手段仍然是收取地租，实物地租依然是占支配地位的地租形态。地租率通常占佃户收获的五成以上，有的高达八成，甚至九成。在不少地区，地主还通过收取押租、预租来加重对佃农的剥削。对于无力缴纳预租的农户，则每月加二至三分的高利贷利率。这导致了农民生活极端贫困，中国社会长期处于落后的农业国家形态，中国农业总产值的比重长期大大高于近代工业的总产值。据统计，农业总产值在经济中的比重，1920年仍高达89.2%。而在工业总产值中，还包括为数众多的旧式小作坊或小手工业的产值。封建统治势力还与帝国主义狼狈为奸，成为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社会基础，他们对外勾结帝国主义，对内残酷剥削人民，是近代中国最黑暗最反动的势力。

在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的统治下，中国暗无天日、前途黯淡，中国社会在呼唤光明与前途。要光明就要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这两座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大山，要前途就必须彻底改变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状况，黑暗的中国社会呼唤着自己的“普罗米修斯”来带领中国求光明谋前途。

（二）内忧外患的中华民族求独立谋复兴

鸦片战争以后，随着西方侵略势力的不断扩大，近代中国国势陵夷，民族危机日亟。中华民族这头“睡狮”在资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下，内忧外患接踵而至，亡国灭种就在旦夕。

外部侵略不断，中华民族饱受压迫欺凌。1840年，英国发动了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1856年10月，英、法联军在美、俄两国支持下，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1894年至1895年，日本发动侵略中国的甲午战争；1900年6月，俄、英、美、日、德、法、意、奥等国组成联军，发动对华战争。其间，中国边疆战乱危机不断。外国列强对中国每发动一次战争，中华民族的危机就加深一层。这危机是残酷的屠杀致民族种群存亡之危，是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对中华民族政治经济等利益的疯狂攫取，国将不国，中华民族危亡就在旦夕。领土完整遭破坏，民族团结统一与完整被严重侵害；海关行政权丧失，民族工商业得不到保护，成为列强欺凌的对象；外国资本入侵，设立工厂、开采矿产、修筑铁路、利用特权，与中国民族企业争夺市场，民族资本受尽挤压，发展步履维艰；欧风美雨东渐，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受到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空前的挑战和冲击；列强挑拨民族关系，导致汉族与各少数民族缺乏平等团结意识而内部矛盾重重；工业企业长期受外国资本与本国封建势力压榨致使一直没能形成自己的工业体系，更遑论国家现代化和民族强大；长期的文化渗透与征服滋生崇洋媚外、卖国求荣、民族自卑甚至民族虚无。一些人受西方人种论影响，将中华民族的危机归咎于中国人种的低劣，以为西方白色人种天然优于有色人种，“黄种已随红种、黑种而去势”。

内部分崩离析，中华民族濒临四分五裂。帝国主义的侵略构成了中国政局动荡的外部动因，而清王朝政权结构的脆弱性则构成了政治衰败的内部动因。鸦片战争之后，中华民族的内部危机日益加深。镇压太平天国之后，湘军兴起，成为以后“兵为将有”的起源。湘军、淮军等各派势力的将帅各私其军而出任封疆大吏，造成“外重内轻以致于分崩割据的局面”，地方督抚既擅兵柄，又握有地方上的财政、民政等政权，于是他们便上分中央权力，下专一方大政，造成了总督巡抚专政的局面。例如，北洋新军六镇收归陆军部管辖，但事实上陆军部并不能有效指挥。武昌起义爆发后，清廷派陆军大臣荫昌督师进剿，但荫昌无法指挥动前线军队，因为这些军队恰恰正是袁世凯的“北洋旧部”。在这种情况下，清廷才不得不召回荫昌，而被迫起用蛰伏多时的袁世凯，并授袁世凯为钦差大臣，谕令：“所有赴援之海陆各军，并长江水师，暨此次派出各项军队，均归该大臣节制调遣。此次湖北军务，军谘府、陆军部不为遥制，以一事权。”此所谓“军谘府、陆军部不为遥制”之说，正说明在武汉前线，军谘府、陆军部已经被迫自动放弃了军权，清廷中央集权之效力可想而知。近代民族对立情绪浓烈，中华民族的内部团结面临危机。以满汉关系为例，清王朝入主中原后，在政治上采取了保证满族特权的民族压迫和歧视政策。鸦片战争之后，随着清政府统治力的下降，满汉之间民族对立情绪愈演愈烈。戊戌变法时，满人刚毅将变法维新与满族的利益对立起来，说“改革者，汉人之利也，满人之害也”，康有为等人变法维新，是只保中国而不保大清朝，“汉人强，满洲亡；汉人疲，满人肥”，可见满汉成见仍深植于满族亲贵头脑之中。资产阶级革命派在早期则认为满族贵族对汉族采取了极其野蛮的民族压迫政策，甚至灭亡了汉民族的国家，宣传实行民族革命与政治革命，推翻满洲贵族的政治统治。少数人狭隘的民族观导致排满思想不断。例如，章士钊先生回忆说，当时《苏报》之所以要捏造一份有关清廷“严拿留学生密谕”，就是为了使众多国人“心为之动，足为之跃，血为之沸，气为之涨”，“凡可以挑拨满、汉感情”者，皆可“不择手段，无所不用其极”。辛亥革命失败后，中国逐渐形成军阀割据的局面。北洋军阀集团是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特殊现象，它以封建势力与帝国主义列强为其依靠，努力强化其带有浓厚封建色彩的军事力量，并求助于外国势力的支持。北洋军阀不但摧毁资产阶级民主制，推行专制独裁统治，还破坏了中国走现代化道路。各派军阀，以及派系内部不同势力都与英、美、日等国，或明或暗地进行不同形式和程度的勾结，而列强为了最大限度地攫取在华利益，维护其势力范围，也以经济援助和政治干预等不同手段与北洋军阀各派系进行交易。封建军阀顽固推行媚外政策，疯狂出卖国家权益，极大地阻碍了民族经济的发展，连年不息的军阀混战给国民经济带来了浩劫。军阀横征暴敛，吞没了大量社会财富，严重地破坏了工农业的再生产。凭借反动政权，军阀们竭力维护封建买办的生产关系，严重束缚了中华民族的经济复兴。

总之，随着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一步一步加深，中华民族面临着亡国灭种的空前危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成为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谁能义无反顾肩负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谁就能成为中华民族的主心骨。

（三）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求解放谋幸福

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下，中国的广大人民，尤其是农民，日益贫困化以至大批破产，过着饥寒交迫和毫无政治权利的生活。中国人民的贫困和不自由的程度，是世界上所少见的。《剑桥中华民国史》对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有这样的描述：“绝大多数中国人至多不过勉强维持生存而已，许多人的生活水平甚至还不到向来的那种水平”，“作为一种制度，中国经济甚至到了20世纪中叶仍停留在‘现代前’时期，只是到1949年以后才告结束”。可见，近代中国人民灾难深重，生存权、发展权被肆意剥夺、践踏。

帝国主义的侵略，给中国人民带来无穷的灾难。帝国主义在历次侵略战争中大规模地屠杀中国人民。甲午战争中，日本对旅顺进行了四天的大屠杀，最后仅剩下36人掩埋尸骨。1900年八国联军烧杀抢掠，恶行无数，侵略军把西四北太平仓胡同的庄亲王府放火烧光，德国侵略军奉命在作战中，只要碰着中国人，无论男、女、老、幼，一概格杀勿论。此外，中国人民在自己的土地上受尽了帝国主义的凌侮、歧视、迫害，被蔑称为“东亚病夫”。在帝国主义所办的某些“慈善医院里”，中国人被当作鼠、兔一样的动物，任他们宰杀，做试验。不仅如此，西方列强在侵华战争中还公开抢劫中国人民的财富，肆意破坏中国的文物和古迹。1860年10月，英法联军进入北京城前，首先抢劫和焚烧了清朝皇帝的夏宫圆明园。1900年8月，八国联军侵占北京后，皇宫以及北海、中南海、颐和园等无数的金银财宝、珍贵文物遭到它们的肆意劫掠。日本侵略军还从户部银库掠去300万两库银。时人报道说，各国洋兵“俱以捕拿义和团、搜查军械为名，三五成群，身跨洋枪，手持利刃，在各街巷挨户踹门而入。卧房密室，无处不至，翻箱倒柜，无处不搜。凡银钱钟表细软值钱之物，劫掳一空，谓之扰城。稍有拦阻，即被戕害”。瑞澄在家书中称：“各国洋兵已满九城，火光冲天者三日夜，地安门桥以南烧尽，西四至西单烧尽，朝阳门楼、前门楼均烧化为乌有。”瓦德西给德皇报告称：“所有中国此次所受毁损及抢劫之损失，其详数将永远不能查出，但为数必极重大无疑。”“又因抢劫时所发生之强奸妇女，残忍行为，随意杀人，无故放火等事，为数极属不少，亦为增加居民痛苦之原因。”除了战争，帝国主义还利用特权，掠夺、压迫中国人民，绞杀中国人民的反抗。在经济上，外国在华资本和依附于它的官僚买办资本垄断了国民经济的命脉，使中国在经济上日渐成为外国资本主义的附庸。民族资本主义虽然有了某些发展，但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买办资本的多重压迫下，它没有也不可能成为中国社会经济的主要形式，整个中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十分落后。在政治上，享有治外法权的在华外国人，可以恣意妄为而不受中国行政法律的管辖和制裁。各大国驻华公使馆事实上成为清政府的“太上皇”。帝国主义还勾结中国封建统治者，联合镇压中国人民的反抗。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列强公开站到清政府一边。英、法等国的军队在上海、浙江、宁波等地镇压太平军。中外联合组织的武装洋枪队人数由1000多人增至4500多人。在中外反动势力联合绞杀下，太平天国运动很快被镇压下去。帝国主义列强还强迫清政府做出永远禁止中国人民成立或加入任何反对它们的组织的承诺，1901年签订的《辛丑条约》中规定清政府各级官员如对人民反抗斗争“弹压惩办”不力，“即行革职，永不叙用”。

封建统治的压迫，进一步加剧了中国人民的灾难。随着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的加深，自然经济的解体，农民对市场的依赖程度提高，受剥削的程度也相应增加。地主、高利贷剥削者、奸商操纵农村市场，压低农副土特产品收购价，任意提高借贷利率和工业产品及生活必需品价格，层层盘剥农民。据华洋义赈会的调查结果，中国东部村庄有半数以上农家，中国北部村庄有五分之四的农家，每年的家庭收入都不及养活一家人口所必需的最低限度。各种自然灾害也造成中国农民流离失所，农村经济日趋破产。19世纪末，北方数省大旱灾，造成1300万人口死亡，数量仅次于欧洲中世纪黑死病等极少数世界性大灾害。在这次灾荒中，山西一省就死亡人口500万，几乎占该省总人口的三分之一。灾荒一方面造成人口的大量死亡，另一方面使更多的灾民挣扎在死亡线上，甚至卖儿卖女。这种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生活状况，使灾民无力在逃脱死亡厄运之后恢复、发展生产。天津万国救济委员会主席曾报告说，旱灾中“驼、牛、骡、驴在最野蛮的混乱中疾驰，山中绝望的人们为了吃它们的肉，而将它们大批大批地杀死”。“皖南近值水灾，百姓流离，贫难糊口每将耕牛售卖于人”，“播种需牛，又乏巨资购买，因而膏胶土地任其荒芜，半由于此”[6]。灾害发生后，封建统治集团并不尽力尽心设法挽救，各级官吏推诿敷衍，甚至坐视不问。同治末年，四川发生水灾，酆都知县徐溶镛“并未救护灾黎”，而是一走了之。除了天灾，还有人祸。对外战争所需军费、战争赔款、扩军等等的经费，又毫无例外地摊派到农民群众和一般工商业者身上。封建统治政府一方面大量举借外债，另一方面为了还债加重税收、加紧搜刮国民。甲午战争前清政府每年的财政收入大体在白银八千万两左右，而甲午战争失败后向日本的赔款就达两亿三千万两白银，加上分期缴付所需利息，相当于三年的全部财政收入。《辛丑条约》按照人均一两白银的标准，规定中国向各国赔款四亿五千万两。这些钱最终都逐级摊派，压在广大农民头上。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各地大小军阀连年混战，横征暴敛，人民的负担更加沉重。1914年全国陆军为45.7万人，1919年增至138万人，北京政府的军费支出占财政支出的三分之一以上。为了支付巨额的军费和行政费用，支付对外国的“赔款”和外债本息，北京政府和各地军阀任意加征各种苛捐杂税，并滥发公债，滥铸铜币，滥发纸币，对人民进行变相掠夺。军阀混战除了加重人民的负担，还导致许多人民家破人亡。据《湖南历史资料》统计，在1918年的南北交战中，醴陵“全县被杀人数达二万以上，房屋被毁达15000栋，财产损失达二千万”；宝庆县之“城厢内外，及各乡百里间，凡兵队经过驻扎之处，几使家无幸免，女无完节，户少炊烟，路断行人，伤心惨目，天日为暗”。除了经济掠夺，还有政治迫害。清政府和之后的军阀政府，先后颁布各种法令，剥夺人民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基本的自由权利。封建统治者们建立起严密的特务网，稽查、暗探遍布各地。不仅社会最下层的工人罢工、农民反抗要受到严厉“制裁”，就是上层人士对现实政治表示不满，也随时有被加上“乱党”“国贼”等罪名而受到迫害的危险。经济上的横征暴敛，政治上的黑暗统治，加上自然灾害和军阀战争造成的破坏，严重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给中国人民带来无穷的灾难，使广大人民陷于水深火热之中。

不堪忍受的中国人民只有起来求解放、寻出路、谋幸福，才能改变悲惨命运。历史在大声疾呼，呼唤使命担当者，带领中国社会走向光明，带领中华民族重新复兴，带领中国人民获得解放。

二、斗争呼唤英明领导者

风雨飘摇、山河破碎、国困民贫的近代中国，各个阶级和政治力量纷纷登上历史舞台，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奋不顾身，前赴后继，寻找救国救民的出路，提出了一个又一个救国方案，并付诸实践和斗争。结果却是屡屡碰壁，化为泡影。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强调的“为了民族复兴，无数仁人志士不屈不挠、前仆后继，进行了可歌可泣的斗争，进行了各式各样的尝试，但终究未能改变旧中国的社会性质和中国人民的悲惨命运”[7]。中国社会、中华民族、中国人民需要新的社会力量和领导者。

（一）地主阶级腐朽没落

地主阶级是中国两千多年封建社会的统治阶级。中国历代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国家，就是地主阶级的统治工具。地主阶级一方面通过赋税、徭役和地租从经济上剥削农民，通过严刑峻法从政治上压迫农民，导致与农民阶级的矛盾日益尖锐；另一方面，为维护统治秩序，他们有可能在经济上政治上采取某些缓解阶级矛盾或麻醉农民阶级的手段，例如垦荒、兴修水利、赈灾抚恤、内部改革等。鸦片战争后，作为统治阶级的地主阶级及其最高政治代表清政府，面临着“千古奇变”的危局，面对内外交困的现实，也曾努力探索尝试，但都以失败告终，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地主阶级的腐朽没落，已经不能继续统治下去了。

地主阶级的腐朽没落首先表现在其内部分化，无法形成坚强的领导集团。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作为统治阶级的地主阶级在要不要变革、怎么变革的问题上发生分歧，内部逐渐发生分化，在清朝统治集团内形成了洋务派和顽固派两个立场对立的政治派别。清朝政府中一些头脑比较清醒的掌权者，在镇压各地农民起义和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交涉的过程中，对洋枪洋炮的作用有了切身体会，真实感受到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强大，认为必须学习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长技”，才能有效地镇压人民的反抗斗争，应付列强侵略的新局面，维护清王朝的统治。19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为了实现自强、求富的目标，他们开始向外国购买大量枪炮船舰，兴办近代军用工业和民用企业，建立用新式武器装备的近代海陆军。此后又创办新式学堂，翻译西学书籍，派遣留学生。由于主要取法于外洋，所以历史上称之为洋务运动。而倡导和支持这些活动的地主官僚，则被称为洋务派。而激烈反对洋务派，百般阻挠学习西方，认为“祖宗之法不可变”的守旧人士，被称为顽固派。他们或以理学权威自命，或以孔孟之徒自居，或以“帝师”为尊，恪守“祖宗成法”“圣人古训”，拒绝和排斥新思想、新事物。在他们看来，中国的封建制度已经尽善尽美，不需要任何变革。从19世纪60年代后半期开始，洋务派和顽固派的争论日趋激化。1862年，奕訢奏请设京师同文馆，附属于总理衙门，主要培养翻译和外语人才，开设英、法、俄三个外语班。1866年末，奕訢等人认为西方国家的近代科学技术无一不从天文和算术中来，为适应洋务事业的发展，他奏请在同文馆内添设天文算学馆，招收翰林、进士、举人等科甲正途出身者。但奕訢的以上建议都遭到了以倭仁为首的顽固派的激烈反对。奕訢据理力争，对倭仁等人的论点进行了有力的驳斥。经过激烈的争论，倭仁最后被迫撤销原议，但由于顽固派在北京“聚堂私议，约法阻拦”，结果报考者寥寥无几。在此之后，洋务派每推行一项重大的洋务活动，都会遭到顽固派的激烈反对和掣肘。19世纪80年代，双方围绕铁路问题陷入长期的论争，难以决断，致使中国铁路建设步履维艰。洋务运动的种种波折，洋务派和顽固派的屡屡争执，都表明地主阶级已经内部分裂，无法形成坚强统一的领导集团，无法对国家实行有效变革。

地主阶级的腐朽没落还表现在其抱残守缺、故步自封。纵观世界各国发展的历程，任何一个现代化成功的国家，都是在先进的、有能力的中央政府的主导下勇于自我变革完成的。只有这样的政府，才能在改革的进程中排除各种障碍，全面进行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改革。换言之，只有对落后的政治制度进行改革，才能有效解决改革中出现的问题。而清王朝统治者却恰恰相反。洋务运动中，洋务派尽管思想新、举措新，但地主阶级性却不变。洋务派和顽固派，只是地主阶级中的不同派别，无论是主张“中体西用”，还是固守“祖宗成法”，其在政治、经济、文化等主张在根本上是一致的，他们的利益在根本上也是一致的，而且他们都固守封建制度、维护封建的纲常伦理。洋务派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就是要在不改变封建政治制度及其意识形态的前提下，把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作为工具和手段，来维护清王朝的封建统治。洋务企业本是新鲜事物，具有先进性。但是，其管理与经营却走不出封建的窠臼，沿袭着封建衙门的陋习。洋务派所办的军事工业完全由官方控制，经营不讲效益。官督商办的民用企业，其管理也是由政府“专派大员，用人理财悉听调度”，商人并无发言权，往往还要承担企业的亏损。企业内部极其腐败，充斥着徇私舞弊、贪污盗窃、挥霍浪费等官场恶习。大小官员既不懂生产技术，又不懂经营管理，还不屑学习，无法维持企业的正常运行。洋务派所办的企业、学堂、海陆军，在设备、技术、管理和训练等方面都甘于依赖西方列强，以至于面对西方列强的侵略和掠夺，洋务派大都主张妥协退让，对待外国资本主义列强的霸凌，洋务派官员一贯主张“和戎”，妄图与虎谋皮。到1898年，洋务派和顽固派联合起来共同阻挠资产阶级维新派的改良运动，镇压了试图改革封建政治的戊戌维新。抱残守缺、故步自封的地主阶级无法继续成为中国社会、中华民族、中国人民的领导者，在一次次的自救中逐渐走向沉沦和堕落，将统治变成了末世旅程，最终只能黯然退出历史舞台。

总之，近代中国封建地主阶级腐朽落伍，不愿割舍自己眼前的既得利益并协调社会各阶层的利益关系，面对时代发展变化和社会需求被动而为，失去了活力、动力特别是领导力。他们的努力既没有挽救封建地主阶级的历史命运，也没有使中国走上富强之路。历史表明，地主阶级不可能承担起国家社会变革的使命，也不可能真正使中国走向复兴。

（二）农民阶级难当大任

农民阶级历来是反帝反封建斗争的主力军，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下，中国农民具有强烈的斗争性。从早年反抗外国侵略的农民自发斗争，到历时14年席卷18个省的规模空前的太平天国农民运动，再到英勇反抗帝国主义瓜分狂潮的义和团运动，农民阶级为了改变祖国的境遇和自身的命运，与外国侵略势力和本国封建势力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斗争，给了封建统治势力以沉重打击，并且阻滞了帝国主义灭亡中国的步伐。但是，农民阶级并不代表先进的生产方式，没有科学理论的指导，看不清社会和革命的发展前途，提不出科学的斗争纲领，自身也在斗争中走向封建化，最终不可能战胜强大的敌人而取得反帝反封建斗争的胜利。历史证明，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农民虽是反帝反封建斗争的主力军，但却不是先进的领导阶级，难当反帝反封建、实现民族复兴的历史使命。

农民阶级无法形成坚强有力、持续发展、保持先进性的领导核心。由于农民阶级不是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代表，有着根深蒂固的落后性和保守性，他们无法克服小生产者所固有的阶级局限性。小生产者狭隘、闭塞和自私的特点，使得农民阶级无法制止腐败现象的发生，不能长期保持领导集团的团结。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后，农民阶级固有的弱点，就充分地暴露出来。领导层只求升官发财，没有远大的理想和目标，满足于现有政权，不愿再劳师远征，使得清王朝获得喘息之机，很快卷土重来。不仅如此，其领导人很快就抛弃了早期的艰苦奋斗作风，极力追求物质享受。建都不久，从洪秀全开始，诸王大兴土木，建设豪华官邸，迷恋繁华、养尊处优，沉浸在物质享受中。太平天国建立的政权也很快褪去平等的外衣，诸王与部将及广大士兵的关系逐渐疏远，日益封建化和腐败化，与清王朝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如太平天国制定了森严的封建等级制度，就连称呼、服饰、卫队、仪仗等都有严格的规定。太平天国的各个王爷出行，官兵都要回避，否则会受到严厉惩罚。1856年9月天京事变的发生，更是农民作为小生产者自私、狭隘本性的突出表现。因争权夺利，太平天国发生内讧，杨秀清、韦昌辉先后被杀，石达开被迫出走。太平天国的部分成员唱出了如下歌谣：“天父杀天兄，总是一场空；打打包裹回家去，还是做长工。”太平天国的领导人在生活上奢侈腐化，在政治上维护各自的利益，争权夺利，作为农民阶级领导集团，最终走向了自己愿望的反面，彻底封建化。

农民阶级无法提出一个切实可行的政治纲领和社会改革方案。《天朝田亩制度》是太平天国的纲领性文件，集中反映了当时广大贫苦农民强烈地反对地主阶级残酷剥削的要求，以及获得土地、追求平等平均的理想社会的渴望，是对以往农民战争中“均贫富”“等贵贱”和“均平”“均田”思想的发展和超越，具有进步意义。但是，《天朝田亩制度》并没有反对封建土地所有制，而是以一种新的封建土地所有制代替另一种封建土地所有制，它没有超出农民小生产者的狭隘眼界。《天朝田亩制度》所规定的分配土地和“通天下皆一式”的社会经济生活方案，是要在小生产的基础上废除私有制和平均一切社会财富，以求人人平等，是农民的绝对平均主义思想。这样的理想王国，只是闭塞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是小农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传统生活方式，是一个没有商品交换的绝对平均的社会。这种方案将使社会生产力停滞在分散的小农经济的水平上，把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理想化、固定化、永久化。因此，它又具有违反社会发展规律的落后性。这个文件还规定天王的高度集权、官员的世袭制等，又表现出了封建的等级关系。太平天国领袖们绘制的平分土地和社会经济生活的图案，实际上是不可能实现的。太平天国后期颁布的《资政新篇》，是近代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具有鲜明资本主义色彩的发展方案，主张学习西方，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提倡资本主义的雇佣劳动制度，主张兴办学校、医院和社会福利事业，同世界各国平等往来、自由通商。不难看出，这一方案反映太平天国领导人试图通过向西方学习来改造中国，探索国家出路。但它没有把发展资本主义与消灭封建剥削制度联系起来，没有同太平天国当时的现实斗争联系起来，只字未提农民最关心的土地问题，既非农民斗争实践的产物，也缺乏实践的社会、经济和阶级基础，因此得不到太平天国广大将士的拥护，对太平天国的现实斗争没有起到任何积极作用，而且战争环境也不具备实行的客观条件，所以它根本没有实行。从《天朝田亩制度》和《资政新篇》这两部性质不同、内容各异的文献可以看出，农民无法克服小生产者所固有的阶级局限性，无法从根本上提出完善的、正确的政治纲领和社会改革方案，无法回应时代的诉求、承担民族复兴的重任。

农民阶级提不出科学的理论指导阶级的斗争。由于农民是小生产者、小私有者，文化水平低，比较容易接受带有迷信色彩的宗教语言，因此，中国的历代农民起义大多都是通过宗教或封建迷信发动起来的，太平天国也不例外。太平天国是通过拜上帝教把农民动员和组织起来的，但是拜上帝教不是科学的理论。洪秀全的拜上帝教主要是对基督教的某些教义和教条进行改造而形成的。1843年洪秀全最后一次科举考试失败后，阅读了华人牧师梁发编写的《劝世良言》一书。这是洪秀全了解基督教内容的最初来源，为他利用和改造基督教提供了直接素材。洪秀全从不同的角度接受了《劝世良言》的思想。他认为唯一真神就是皇上帝，它是万能的世界最高主宰，当时社会存在的其他诸神都是妖魔。而在洪秀全的心中最大的妖魔就是清政府，于是他假借自己是上帝的次子来下凡救世。拜上帝教在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前期发挥了重要作用。一方面，拜上帝教成为团结广大农民群众的重要精神力量。拜上帝教主张建立一个人人平等、绝对平均主义的理想社会，给处在封建剥削和压迫中的农民带来了希望。另一方面，拜上帝教有严格的宗教纪律，不仅是教众的生活准则，而且在作战时也起到了加强军事纪律的作用，增强了太平军的战斗力和凝聚力。另外，拜上帝教提升了太平天国农民起义领袖的权威。例如洪秀全自称是上帝的儿子，杨秀清则取得了代天父下凡传旨的权力。尽管拜上帝教在太平天国农民战争前期起到了作用，但它的消极作用更加明显的。因为宗教本身具有神秘性，有麻醉人民精神的作用。因此洪秀全利用它作为推翻清王朝统治工具的同时，也把封建主义的三纲五常、皇权思想带入了拜上帝教。由于拜上帝教缺乏科学性，这使得他们不能正确地对待中国的传统文化，所以在当时没有能够获得士大夫的支持，士大夫们大都与清政府站在一起，主张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因为拜上帝教和基督教的微弱关系，还使得太平天国的领导者对西方侵略者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把帝国主义者当成信仰同教的“洋兄弟”，没有认清西方殖民侵略的本质。这样拜上帝教不仅没有正确地指导农民起义取得彻底胜利，而且也无法保持农民起义领袖内部的团结，最终导致了自相残杀的惨剧。天京事变打破了洪秀全、杨秀清等人制造的虚假神话，太平天国出现了信仰危机，拜上帝教也不再具有前期的凝聚作用，只有洪秀全自己还沉浸在这虚假的神话中。最终，丧失信仰和凝聚力的太平天国运动在封建统治者和西方侵略者的联合绞杀中彻底失败。

总之，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农民阶级以自身所能理解和达到的方式，充分地证明了他们是反对外国侵略，反对封建压迫最强有力的力量。然而，他们毕竟是小生产、小私有的代表者，他们不可能科学地分析和处理各种复杂的矛盾，提出正确的纲领，制定出切实可行的策略，不可能形成一个坚强有力的领导核心，始终如一地团结并率领群众取得最后的胜利，不可能真正认清帝国主义侵略的本质，完成对外反侵略的任务，不可能建立一个完全崭新的社会制度以彻底摧毁封建旧制度。太平天国农民运动的失败表明，没有先进阶级的领导，没有先进理论的指引，农民阶级单靠自身的力量，不能够完成反帝反封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革命任务，找不到民族和国家的出路。中华民族的复兴，需要新的先进阶级力量和政党的领导。

（三）民族资产阶级软弱无力

民族资产阶级队伍的壮大与奋斗。与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不同，中国资产阶级是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化过程中新产生的阶级。它不是像欧美国家那样，在原有手工业工场比较发达的基础上，由手工工场主和包买商等演变而成，而是在外国资本主义入侵的影响和刺激下，主要由一些买办、商人、地主、官僚等投资新式企业转化而来，因而分成了两部分：一部分是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依附于帝国主义；一部分是民族资产阶级，主要是由中等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组成。伴随着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民族资产阶级队伍不断壮大，逐步登上了历史舞台，为救亡图存，为民族振兴，他们不懈奋斗，以戊戌变法运动和辛亥革命最具代表性。痛心于甲午战争后中国民族危机的加剧，以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维新派掀起了一场维新变法运动。他们以救亡图存、变法求强为号召，提出不仅要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而且要学习西方先进的政治制度和思想文化，进行自上而下的社会政治改革，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但资产阶级变法维新运动最终在顽固势力的反扑下遭到失败。谭嗣同等戊戌六君子抱着“有心杀贼，无力回天”的遗恨，血洒京城菜市口。几乎在资产阶级维新运动发展的同时，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思想也开始萌芽。从1894年成立兴中会开始，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登上了领导中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政治舞台。孙中山参照欧美的经验，提出比较完整的以建立一个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为目标的政治纲领，并努力用革命手段来实现这个纲领。1911年，资产阶级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国主义势力所支持的清王朝，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建立了中华民国。这是近代中国比较完全意义上的一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但是辛亥革命没有使中国实现真正的民主政治和民族独立，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势力并没有削弱，在农村中也没有出现一次社会大变动。不久，北洋军阀就窃取了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实施封建独裁专制。“去一满洲之专制，转生出无数强盗之专制”[8]。袁世凯以及后来的各派军阀头目，他们假共和之名行军阀专制之实。从形式上看，中华民国有约法，有国会，有若干公开活动的政党。实际上，全部政权由封建军阀操纵，所谓“民国”不过是一块虚有其名的招牌而已。辛亥革命以后，资产阶级革命派为维护民主共和继续奋斗。先后发动、领导了“二次革命”、护国战争和两次护法运动，但均以失败而告终。各地军阀割据，战争不断，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困苦不堪，中国仍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依然处在极端贫穷落后的状态。民族资产阶级无论是改良还是革命，种种努力无一不是以失败而告结束。事实证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有其不可避免的弱点，难以担当完成中国反帝反封建革命的历史性任务，不能解决中国的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问题。

民族资产阶级先天具有软弱性和妥协性。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一出生就受到外国资本的排挤、封建生产关系的束缚、封建专制政府的压迫，生存于夹缝中。民族资产阶级同样处于夹缝之中。因而民族资产阶级又同资本帝国主义与本国封建主义都既有斗争又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经济上，由于买办资本、官僚资本的工业在资金、技术、设备、原材料供应等方面都具有极大的优势，民族资本主义经济资金少、规模小、设备简陋，很难与之抗衡。同时封建官僚政府的压榨，更使得经营民族工商业获利困难，而陷入危机。民族资本在机器、原料、技术、资金等方面常常离不开外国资本，请洋人充任经理、董事长甚至索性挂上外商招牌的事并不罕见，而外国资本主义为了使中国始终是它们庞大的商品倾销市场、廉价劳动力市场和廉价原料的供应地、理想的资本输出对象而千方百计地压制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相当一部分民族资本家的前身是官僚、地主，他们的资本是由地租转化而来的。由于经营工商业没有获利的切实保障，一些民族资本家还用经营工商业所获得的利润，到农村去购买土地，然后出租给农民，从而兼有资本家和地主两重身份。此外，民族资产阶级为了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必须依靠本国的封建主义，并借助封建国家机器镇压工人的反抗斗争。所以，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在中国的发展步履十分艰难，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长期处于微弱地位，没有成为社会经济的主要形式，导致作为其政治代表的民族资产阶级先天就力量软弱，遇到阻力易于妥协。因此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既不能坚决彻底地反对帝国主义，也不能彻底地反对封建势力，不敢触动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

民族资产阶级难以提出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政治纲领。戊戌变法时光绪帝发布的新政诏令中，并没有采纳维新派屡次提出的开国会、设议院和制定宪法等政治主张。其变法措施并未从本质上触及封建制度，所要推行的是一种十分温和的、不彻底的改良，甚至还幻想在帝国主义的援助下变法成功。资产阶级革命派同样对帝国主义的本质认识模糊，甚至对帝国主义抱有幻想，希望帝国主义支持中国革命或保持中立态度，以在不正面反对帝国主义的条件下获得国家的独立和民族的解放。从同盟会到革命党人从事武装起义成立军政府，再到南京临时政府，始终没有提出坚决的反帝口号，也无具体行动。资产阶级革命家虽然指出了帝国主义压迫的问题以此来号召人民争取国家独立，但反帝的意识很是朦胧。革命每前进一步，都无一例外地表示承认清政府与帝国主义所订一切不平等条约和历次赔、借款等，在与立宪派论争时也多回避此问题。这些都使帝国主义看出革命派是软弱可欺的，他们需要乞求帝国主义的支援，这样，主动权就掌握在帝国主义手中，使他们从容扶持袁世凯，破坏中国革命。辛亥革命的主要目标是反对封建专制统治，实现民主共和，发展资本主义，但却始终没有彻底的反封建纲领，不仅未从根本上触动封建土地制度，就连对封建的势力也妥协让步，“平均地权”的具体主张也只是理想主义的产物，而在革命高潮时，革命党人还曾幻想通过与封建势力妥协以达到共和目的。这个时候，他们对于封建势力的妥协，不仅暴露了他们的软弱，更将革命的理想降低到了名义上的共和民主，他们认为只要建立一个有权的议会，使行政机关向它负责，便是黎元洪、袁世凯当政也不要紧。在革命能够取得胜利时，他们敢于胜利，他们与本来主张君主立宪的绅士们合作，但却在这个合作中忘记保持革命果实了，这在各省都有表现。他们难以识破在这些立宪老爷的背后站着的是封建的地主势力，他们被封建统治势力利用来作为结束革命的工具。由于帝国主义势力没有铲除，封建军阀的根基还在，中国深层的社会结构和意识形态没有改变，民主共和制度很快就蜕变了。从戊戌维新到辛亥革命乃至北洋政府时期资产阶级发动的所有运动中，无论是资产阶级维新派还是资产阶级革命派，只强调维护“立宪”“民国”“约法”这些民主政体的形式，幻想以妥协退让来换取帝国主义对中国改良或革命的承认和支持；他们没有在理论上全面批判封建主义的理论基础，只强调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均没有明确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

民族资产阶级缺乏坚强的领导核心和可依靠的力量。无论是维新派、同盟会、国民党、中华革命党，还是中国国民党，都是组织松懈、派系林立、思想混乱的政治团体。辛亥革命时，同盟会组织涣散，没有成为全国革命运动的领导核心，就连孙中山后来总结辛亥革命时也说“革命事业并没有完成，就是因为党人本身不巩固的缘故”。在组织方面，各支部具有很大的独立性和地方性，与总部缺乏紧密的联系，不少会员在入会后仍沿袭自己原来所属的组织独立地进行活动，原光复会成员表现得尤为突出。在思想方面，大多数会员只接受同盟会纲领中的民族、民权“二民主义”，而对民生主义缺乏理解或不赞同，有些人甚至对民权主义都表示怀疑，成为只拥护民族革命的“一民主义”。同盟会成立时内部思想、理论、行动都不统一，由于是几个团体的联合，所以有时各行其是，并且地域性很强。其组织较松散，派系很多，对于武昌起义的胜利思想准备不足。起义胜利后，又出现了“革命军兴革命党消”的错误观点，章太炎在孙中山当总统后第三天就退出了同盟会。以后又有“共和国兴革命军消”的观点，更没了一点斗志。由于同盟会内部不统一，光复会的陶成章、章炳麟等不顾革命影响，散布题为《孙文罪行》的小册子攻击孙中山；宋教仁、陈其美等在上海成立中部同盟会，自成独立系统；张百祥等于武昌另组共进会，将“平均地权”改为“平均人权”，以致革命力量分散，同盟会不能真正承担起领导中国人民进行彻底反帝反封建斗争的革命任务。辛亥革命时的革命派没有建立一支自己掌握的革命武装，没有充分掌握有组织的革命武装，因而缺乏用以达到革命目的的工具。从同盟会成立到发动武装起义，一直到建立革命政府，革命党人一直借用新军、会党等现成的武装力量，没有自己的以资产阶级民主共和思想武装起来的革命军队。没有经过改造的新军和会党，往往为热情和幼稚所驱使，他们热情积极地反对清朝贵族的统治和贪暴残忍的官吏豪绅，但却不能辨认那些立宪派人士和附和反满的军阀官僚，又往往容易接受立宪派和旧官僚的领导，在旧势力煽动下变成破坏革命的力量。民族资产阶级认识不到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和革命的主力军，不能正视农民的斗争，不敢也不可能依靠农民群众甚至还压制之。在帝国主义支持的强大的封建势力面前，革命力量愈显单薄，导致失败。武昌起义后革命党人不仅遣散了几十万农军和保路同志军，甚至将南京临时政府的十几万军队也解散了，广东解散了农民武装“民军”九万人，却保留了清龙济光的旧军队。这就使革命党人在帝国主义干涉和北洋军阀的强大攻势面前显得软弱不堪。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国民革命需要一个大的农村变动。辛亥革命没有这个变动，所以失败了。”[9]轻视人民群众的作用，不敢“唤醒民众”，甚至害怕广大群众起来革命，这也是民族资产阶级软弱无力的重要原因和表现。孙中山先生发动了多次维护共和的斗争，却都是依靠军阀打军阀，致使广大民众误以为资产阶级革命派同北洋军阀的斗争无非是不同官僚政客集团之间争权夺利的斗争，失去了革命的群众根基。

历史充分证明，无论地主阶级保守派，还是地主阶级洋务派，他们都腐朽没落、抱残守缺；农民阶级解不开封建枷锁，民族资产阶级又软弱妥协。他们都难以找到先进的理论武器指导，都提不出符合中国实际的救国方案，都不能完成对外推翻帝国主义压迫、对内推翻封建地主压迫的民族民主革命的历史任务，也就都不能带领中国走向繁荣富强，带领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带领中国人民实现富裕幸福。中国人民救亡图存的斗争、民族复兴的事业呼唤英明领导者。

三、相结合中创建党

近代以来的历史事实说明，要解决中国发展进步问题，必须找到能够指导中国人民进行反帝反封建革命的先进理论，必须找到能够推动中华民族走向复兴的先进社会力量，还必须找到掌握先进理论的核心领导者，成为中华民族先进社会力量凝聚的核心，团结和带领广大中国人民英勇奋斗，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五四运动以后在中国广泛传播的马克思主义就是这种先进理论，五四运动中走上中国政治舞台的中国工人阶级就是这样的先进社会力量，五四运动后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创建的中国共产党就是这个核心领导者。正如习近平同志在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大会上指出的，“五四运动，以彻底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性、追求救国强国真理的进步性、各族各界群众积极参与的广泛性，推动了中国社会进步，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为中国共产党成立做了思想上干部上的准备，为新的革命力量、革命文化、革命斗争登上历史舞台创造了条件。”[10]

（一）马克思列宁主义传入中国

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并成为中国革命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是近代以来中国历史和人民的选择。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的实践中，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相结合，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

1.真理的魅力

马克思主义的魅力首先在于其理论的科学性。马克思主义产生于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分析批判。资本主义在其发展中为人类社会带来了理性的觉醒、科技的发达、物质的丰裕、社会的发展、文明的进步，它较封建社会成百上千倍地推动了人类文明的发展和进步。但同时，“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11]，它给人类社会带来了比以前各社会形态都更加严重的血腥、罪恶、战争、灾难、贫富悬殊及惨无人道的剥削、压迫与暴力。伴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出现了各种各样对于资本主义的分析批判特别是基于对人类社会未来美好愿望的期望性设计及其实践运动，如始于托马斯·莫尔、康帕内拉、闵采尔，中经温斯坦莱、摩莱里、马布里、巴贝夫等，再到三大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家的连绵不断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与运动。所有思想理论流派及其实践运动中，唯有马克思主义更为科学、准确、全面地揭示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和根本趋势，其所进行的社会实践也更加合理、正义，具有现实性。马克思主义创立了唯物史观，并以此科学地揭示了人类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找到了人类历史发展的基本动力，指明了人类历史发展的根本趋势和发展方向；科学解剖了资本主义社会，既充分肯定了现代资本主义取代封建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和巨大进步性，又无情地批判了其罪恶性和极大的负面效应，从而揭示了现代资本主义必然产生又必然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所取代的规律性，并最为理性、最为客观地提出了人类社会历史进步与发展的辩证路径。在此基础上，它亦建构了指导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革命实践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找到了革命的主体力量——现代无产阶级。

马克思主义的魅力还在于其真诚的人民性。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明确地指出：“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马克思主义的彻底的人民性这一特点使它比其他资产阶级理论更能满足中国广泛动员民众与强大的保守势力和严重的历史惰性作斗争的现实需要。马克思主义因其“为了人民”和“依靠人民”而产生的彻底的“人民性”，使它具有了比其他资产阶级理论更大的社会动员能力和革命彻底性。在马克思主义被中国先进分子接受以前，无论君主立宪思想还是资产阶级民主共和思想都不具备彻底的“人民性”。缺乏彻底的“人民性”，这是近代资产阶级维新派和革命派最终失败的根本原因之一。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从马克思主义的“绝大多数人”即“人民”的立场出发，在各个不同的历史时期，都争取建立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同主要的敌人做斗争，这正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能够取得胜利的根本原因之一。

马克思主义的魅力也在于其彻底的革命性。马克思主义对暴力革命给予充分的重视，它主张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在必要的情况下使用暴力革命的手段达到自己的斗争目的。《共产党宣言》明确地指出：“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作为一个半殖民地国家，中国的各种反动势力与西方列强有着各种盘根错节的复杂关系，他们互相勾结，共同镇压中国的进步改革与革命。这使中国革命不得不具有反帝反封建的双重性质，因而中国革命的对象格外强大，革命的任务格外艰巨。马克思主义的人民性和对暴力革命积极意义的充分肯定使它能够指导中国人民战胜强大的革命对象和完成艰巨的革命任务。中国的特殊国情有很多，最突出的是中国的封建历史特别长，中国的封建制度特别成熟缜密，存在着一种超稳定的系统，这就造成中国的保守势力和历史惰性特别强大和严重，任何温和的、局部的、不彻底的改良或革命都很容易被强大的保守势力所扼杀，这就是鸦片战争后一代又一代的仁人志士前仆后继，却屡战屡败，始终不能救国救民于水火的原因。在这种国情下，要比较快地比较彻底地改变中国的命运，就需要广泛的社会动员，需要比较激进的革命措施。中国的先进分子在辛亥革命后逐步悟出了这一点。而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内容及其特点决定了它恰好能治中国的保守势力和历史惰性特别强大和严重这个“毛病”。

2.历史的逻辑

第一次世界大战击碎了中国人西向从资本主义文明中寻找出路的梦想。1914年8月，帝国主义列强之间因重新划分势力范围、争夺原料市场而爆发了长达四年之久的世界性战争，即第一次世界大战。战争给全世界人民带来了“举世滔天之祸”，昭显着“死亡、破坏、恐怖、荒芜”[12]，也使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和丑恶、凶残、野蛮的面目暴露无遗，以至于出现了全球性的对资本主义的批判，这对把中国之前途寄希望于西方文明的中国人来说，不啻是当头一闷棍。它使中国人看到，“此次战争，使欧洲文明之权威大生疑念。欧人自己亦对于其文明之真价不得不加以反省”[13]。这令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开始对西方文明产生怀疑，进行批判。看到战后欧洲的满目疮痍和西方物质文明的堕落，科学的进步非但未能制止大战，反而加剧了战争的残酷性和危害性，许多中国人，特别是“放眼看世界”的知识分子，包括一些原本虔诚信奉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人，如梁启超等，转而对资本主义文明深感失望、惶惑和愤慨，引起中国人对西方信仰的全面危机，“资本主义文明破产了”的观念深入人心。加上在“巴黎和会”上列强背信弃义，相互勾结，掠夺中国合法权益，导致中国外交失败，更使国民对资本主义文明深感失望。一些激进的民主主义者如李大钊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开始探索新的救国救民的方案。他们从历史进化的观点出发，认为资本主义代议制取代封建专制固然是一个不可逆转的历史进步，但是它又有很多弊端和缺陷，将来必定被新的文明所代替。

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为中国强力推荐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理论。1917年俄历十月，圣彼得堡郊外，停在涅瓦河上的“阿芙乐尔号”巡洋舰突然开炮，而炮口的方向，正是俄国反动政权所在地——冬宫。随后，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武装占领冬宫，震惊世界的十月革命取得了胜利。这个消息传到中国，处于徘徊、彷徨、苦闷之际的中国，特别是包括李大钊、陈独秀在内的一批有识之士就去探索研究指导这个革命的思想理论纲领——马克思列宁主义，并自然地把它与自己曾经秉承的西方思想理论及其实践成果进行比较，如《法俄革命之比较观》。透过苏俄十月革命，中国人意识到，马克思列宁主义和社会主义是不可多得的救国利器。更重要的是，列宁站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立场上，把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看作是无产阶级的同盟军，进而提出了明确的策略：“现在我们苏维埃共和国将要把东方所有正在觉醒的各族人民团结在自己周围，以便与他们一起来进行反对国际帝国主义的斗争。”[14]1919年7月和1920年9月，苏俄政府先后两次发表对华宣言，宣布废弃帝俄时代同中国订立的不平等条约和特权，提出要和中国建立友好关系。这一举措受到中国各界的热烈欢迎。近百年来，中国人民目睹的是西方列强不断地把不平等条约强加给中国，而苏俄政府却破天荒地提出要废除历史遗留下来的在华特权，并真心诚意地支持中国人民的解放斗争。这是一个极为鲜明的对照。正是在这一情境下，形成了学习和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高潮，马克思列宁主义和社会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获得了真实的动力与接受基础，一大批先进知识分子从对西方的迷信中解放出来，抛弃了在中国已被证明是缘木求鱼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方案，转而如饥似渴地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大张旗鼓地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从以西方资本主义为师转变成以俄为师，“走俄国人的路”成为当时先进知识分子的口号和时代潮流。正如毛泽东所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之后，才找到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最好的真理，作为解放我们民族的最好的武器，而中国共产党则是拿起这个武器的倡导者、宣传者和组织者。”[15]

中国“特殊国情”决定的“特殊需要”促使中国选择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同志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来到中国之所以发生这样大的作用，是因为中国的社会条件有了这种需要，是因为同中国人民革命的实践发生了联系，是因为被中国人民所掌握了。任何思想，如果不和客观的实际的事物相联系，如果没有客观存在的需要，如果不为人民群众所掌握，即使是最好的东西，即使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也是不起作用的”[16]。20世纪初的中国社会，各种思潮纷呈于世，竞逐于中国思想界，马克思列宁主义之所以能够脱颖而出，并被中国人所接受所信奉，根本原因当然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性和建立在这一科学性基础之上的理论说服力，还有不可忽视的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特点恰恰满足了中国由其“特殊国情”决定的“特殊需要”。如果没有中国社会内部客观存在的需要，如果不能为中国先进分子所接受和掌握，即便“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不能产生任何实际作用，也就不会有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曾有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说成是“舶来品”，把中国共产党的成立说成是“早产儿”。其实，只要简单地考察一下当时中国的实际情况，就不难明白这种说法是毫无根据的，是很可笑的。

3.理性的选择

于纷然杂陈中比较鉴别而郑重选择。五四运动前后，中国的社会思想界可谓百花竞放、百家争鸣。经历了洋务运动、戊戌维新及辛亥革命，中国社会也经历了多次的思想解放运动，各种各样形形色色的理论学派及其思想涌入中国，包含了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到垄断阶段的几乎所有思想成果。有17、18世纪西方启蒙学者提出的自由、平等、博爱、天赋人权和人道主义等；有打着社会主义旗号的流派，如无政府主义、新村主义、合作主义、泛劳动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社会民主主义等；也有现代资产阶级的实验主义、新实证主义等。还有与之相呼应的社会实践及其制度与社会形态成果，如资本主义民主主义思想及英法美日等各具特色的民主制度与社会。这些思想理论影响中国社会甚至形成社会思潮，启发了中国民智，带来中国的思想解放。它们的观点主张在各种刊物上纷然杂陈，一时间，鱼龙混杂，良莠不齐。中国知识分子从改造中国、改造社会的愿望出发，发动了一场思想文化的运动，在新旧、中西间，充分认识、深入思考、对比研究，以其特有的无畏的探索精神、高度的责任心和敏锐的判断力，经过反复的学习、研究和慎重的思索、分析、比较及认真的鉴别，最终选定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中国革命的理论武器。先进知识分子认识到必须以科学社会主义代替空想社会主义，认为这才是改造中国的唯一切实可行的方案。由此可见，先进分子选择马克思列宁主义并不是一时的冲动，不是随心所欲，更不是出于某种特殊的偏好，而是经过深思熟虑，经过反复的研究、比较和实践检验后做出的郑重选择。

在思想论争中深入研究而理性选择。五四运动前后，先进知识分子、革命党人把注意力转向马克思主义，主要介绍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经济学说、阶级斗争理论。当时由国民党人主办的《建设》杂志、《星期评论》和《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便是他们研究、介绍马克思主义的主要阵地。1919年5月《新青年》出版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在这期专号上，李大钊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对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基本原理做了系统而简明的介绍。1919年8月至次年4月，《建设》杂志刊载关于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包括译文）20余篇。《星期评论》则是与《新青年》齐名的介绍马克思主义的刊物，在全国学生群众中很有影响。《觉悟》副刊自1919年6月以后的3年内，刊载马列主义原著及介绍苏俄政治制度的文章多达50余篇，其数量超过了《新青年》。这使马克思主义宣传研究渐成声势，传播迅速扩大，逐渐成为中国社会思想界的主流。陈望道应《星期评论》之约翻译《共产党宣言》，初版时印了1000册，即刻销售一空。一个月后，再版，又印了1000册，仍然售空。应广大读者的一再要求，到1926年5月止，陈望道中译本《共产党宣言》已重印达17版之多，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在这一过程中，马克思主义者围绕社会主义同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无政府主义者之间了发生三次论争。这三次论争中，发表的文章共计150多篇，参加论争者达90多人。针对各种诘难，马克思主义者从学理上一一做了回答，对阶级斗争、唯物史观、剩余价值、社会主义含义、社会主义目的、社会主义实施条件、社会主义所有制、社会主义分配制、社会主义人生观、社会主义家庭观以及无产阶级专政等理论，均做了比较系统的阐述。这些论争把马克思主义思潮一浪接一浪地推向高潮，极为强烈地震撼和影响着人们的思想。中国先进分子通过对马克思主义各个组成部分的观点及其相互之间联系的介绍，使人们对这一科学理论有了一个比较完整的认识。同时，他们又认真地把马克思主义和其他社会主义思潮进行比较，使人们认识到它们之间的联系与区别，帮助人们分辨真假社会主义，并唤起中国思想文化界特别是进步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浓厚兴趣。经过这三次论争，一批以救国救民为己任、立志改造中国社会的进步青年，已初步感受到马克思主义这一理论的科学性和真理性，认清了科学社会主义与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无政府主义之间的本质区别，认识到只有科学社会主义才能达到救国救民和从根本上改造中国社会的目标。经过深入研究，他们最终抛弃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无政府主义，确立了自己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并迅速投入到宣传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中，开始了创建中国共产党组织的实践。

（二）呼唤组织的工人运动

早期工人运动。中国最早的一批产业工人诞生于19世纪四五十年代外国资本在中国开办的企业当中。19世纪60年代的洋务企业和70年代的民族资本主义企业当中又诞生了一批产业工人。到1894年，中国产业工人人数约10万人，辛亥革命前增加到60万人左右，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发展到约100万人。到1919年五四运动前夕，全国产业工人达到200余万人，此外还有手工业工人和店员1000万人。中国工人阶级除了具有世界一般工人阶级的特点，还有其特殊之处。中国工人阶级遭到的剥削之残酷，在世界各国工人中是罕见的。中国工人阶级深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三重压迫，工时长达12小时甚至18小时，而工资却很微薄，只有英国工人的五分之一、十分之一，甚至二十五分之一，女工、童工的工资则更少。中国工人没有人身自由，在政治上也毫无权利，不仅罢工是非法的，而且资本家和工头还肆意侮辱、打骂工人。工人稍有不满和反抗，往往被开除出厂，或遭到军警的野蛮镇压。中国工人的劳动条件极为恶劣，既没有劳动保险，也缺乏劳动保护，安全、卫生条件极差，各种伤亡事故不断发生。抚顺煤矿在1913年发生的灾害性事故达2918次，死伤工人3184人。[17]1917年1月1日该矿的一次瓦斯爆炸，就炸死工人921人。中国工人因工致残或死亡时，中外资本家不给或给很少抚恤金。例如，英商开办的开滦煤矿，一名井下工人因工死亡，厂方仅给抚恤金40元，而死一匹马却赔偿60元，而当时买一匹马则需180元。北洋军阀明令规定工人集会和罢工是非法的。1914年的《治安警察法》第一章明确规定：“最高当局为维持社会秩序与安宁决定采用警察力量，制止一切工人之结合与行动。”残酷的剥削和压迫决定了中国工人阶级具有极强的反抗性和革命性，中国工人阶级从诞生之日起就为改善工资待遇和工作环境条件而斗争。据统计，从1870年至1911年，工人罢工约105次。但斗争内容大多数是自发性质的经济斗争，或反对人身迫害的孤立行动，没有明确的政治纲领。据统计，从1840年到1904年，中国工人发动了50次反对延长工时和克扣工资的斗争。1883年至1890年，上海江南制造局工人，先后两次因总办延长工时而罢工。1891年，开平煤矿的广东工人愤怒地拿起木棒和石头，反对外国技师对他们的侮辱。从1912年到1919年五四运动前，有记载的产业工人自发的经济罢工共150余次，超过了辛亥革命以前数十年的总和[18]。早期中国工人运动的组织形式，带有浓厚的封建色彩，主要是帮口、秘密结社等。如上海造船业的木工，航运业的海员，由于多是来自宁波和广东各地，于是他们团结起来结成了宁波帮和广东帮。帮派之间有时在官方和外帮人的挑动下，进行激烈的内部斗争。帮口组织具有很大的落后性和狭隘性，他们为了自己帮派的利益，排斥非帮口工人，因而不利于工人阶级的团结和统一，而且他们的头目也容易被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收买和利用。早期工人中的秘密结社活动也是工人联盟斗争的一种组织方式。鸦片战争以后比较著名的有洪帮、青帮（又称清帮、安清帮）、哥老会和三合会等。有些社团的首领肆意为非作歹，在“劫富济贫”“反对为富不仁”的口号下，到处奸淫掳掠、乱杀无辜，贩运私盐、鸦片，开设赌场、烟馆、妓院，从事偷盗抢劫等活动。有的甚至被地主豪绅、军阀官僚和帝国主义者收买利用，充当镇压革命、残害人民的鹰犬和帮凶，走向工人阶级的反面。

走上政治舞台。早期中国工人运动也偶有政治性斗争。1844年10月，香港工人和商贩反对英国当局颁布和实施的人头税法案，仅30日这一天，罢工、罢市回到广州的就有3000多人。1860年和1862年，香港的轿夫、水艇工人和码头搬运工人，先后举行了反对交纳“牌照”费和登记注册费的罢工斗争。特别是1882年因“林永成事件”围攻船政衙门，迫使凶手得以惩处，堪称近代福建产业工人首次大罢工。20世纪初，随着民主革命思想广泛传播，民主革命活动此起彼伏，工人阶级开始积极参与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如1904年，因愤慨于美国政府悍然拒绝废除已到期的限制在美华人华侨权利的不平等条约，蛮横无理地要求续约，广大工人积极响应“抵制美货”运动，抵制美货、拒用美货，刻字工人拒绝刻印美货商标，搬运工人坚决不抬美货。“收回利权”运动兴起后，广大工人积极参加了各种保路、保矿和保地的组织。他们强烈反对帝国主义国家抢夺中国经济主权，要求把铁路、矿山等权利收回国有。1911年，四川省保路“同志军”中，手工业工人、船工和苦力占了很大的比重。各地工人群众以积极的姿态，投入到了辛亥革命的大潮中。京汉铁路工人和川汉筑路工人，首先掀起了参军参战的热潮。上海的工人，组织了义勇军、敢死队，积极参加上海起义。汕头码头的水手得知革命的消息后，毅然剪掉发辫，与码头工人一起，拿着手榴弹，喊着打倒清朝皇帝的口号，举行了示威游行。但这时的中国工人阶级还没有意识到自己阶级的历史使命，还只是作为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重要追随者参加革命，还没有自己的政党和现代的工会，不可能提出远大的政治目标，以及组织工人进行自觉的斗争。五四运动中，中国工人阶级第一次以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了政治舞台，中国工人运动所蕴藏的伟大力量开始大爆发。当“巴黎和会”中国外交失败的消息传来后，群情激愤。在北洋军阀政府对爱国学生进行残酷镇压的情况下，中国工人阶级挺身而出，英勇地站到了这场政治运动的前列，积极投入反帝反封建的伟大斗争。6月5日，上海工人阶级为抗议北洋军阀政府大肆逮捕北京等地学生，开始举行声势浩大的罢工。工人阶级的参加，使五四运动的中心由北京转到上海，斗争的主力由学生转向工人，斗争也因此取得节节胜利。中国工人阶级在这场运动中表现了前所未有的政治觉悟和团结精神，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全国各地参与罢工、示威的工人众多，仅上海参加罢工的产业工人就达六七万人。可以说，五四运动最终取得胜利，工人阶级的运动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呼唤工人组织。辛亥革命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中的一些人，宣布成立所谓工人的政党和工会组织。其中较有影响的有中华国工党和中国社会党。这些政党和政治派别并非工人阶级利益的真正代表，也不能给工人运动以正确的理论指导。他们中有的甚至是以此作为谋取社会地位和政治资本的手段，因此无法真正成为中国工人阶级的领导核心。五四运动中，工人们在斗争中打破了普遍存在于工人队伍中的行会、帮口观念，行业、地区观念，纷纷联合起来，实行同盟性罢工，统一步调，统一行动，充分显示出工人阶级团结战斗的精神和力量。工人阶级在斗争中受到教育，认识到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是中国人民的敌人，看到了自己同资产阶级的矛盾，也初步体会到组织起来的力量。尽管此时工人阶级还不可能从理论上完全认识到自己阶级的伟大历史使命，但是他们在五四运动的亲身实践中已感到自己在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地位，不再认为自己是天生注定任人奴役的牛马，已懂得为改善自身的生活和保障自身的权利而联合进行斗争的必要性，并且把这种必要性与国家命运和社会政治生活联系起来。中国工人运动的蓬勃发展，中国工人阶级以独立的姿态登上中国政治舞台表明，在中国建立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阶级基础已经形成。或者说，中国工人阶级，作为一个阶级来行动，迫切需要本阶级政治代表、政治组织，来做工人阶级凝聚的核心，来做工人阶级的组织领导者，建立工人阶级自己的政党已经成为中国工人运动发展的客观需要。1920年1月，《劳动团体与政党》一文发表，呼吁“劳动团体应自己起来做一个大政党”。

（三）相结合中的自主创建

向工人阶级传播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是从知识界开始的。列宁指出，“社会主义者的学说不同工人斗争相结合，就只是一种空想，一种善良的愿望，对实际生活不会发生影响；而工人运动则只会陷入零散状态，不会有政治意义”[19]。通过“五四运动”，先进的知识分子看到了工人阶级巨大无穷的力量，认识到了工人阶级推动社会进步的伟大作用。他们深入到工人中去，了解工人生活与工作情况，深感工人阶级的斗争需要科学的理论指导。他们敏锐地意识到，这正是马克思主义需要的物质力量。马克思主义是工人阶级的战斗学说，工人阶级则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实践主体。如果马克思列宁主义不同工人运动相结合，只能是书本上的理论，不会变成伟大的物质力量。而工人运动如果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只能是自发零散的、限于经济的斗争，不会有任何政治意义。一旦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结合起来，“工人的阶级斗争就成了无产阶级争取从有产阶级剥削下解放出来的自觉斗争，而社会主义工人运动的高级形式——独立的社会民主主义工人政党也就产生了”。[20]于是，先进的知识分子义不容辞地自觉地充当了将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中介角色。他们深入到工厂、农村进行社会调查，了解民众的疾苦，并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工人宣传马克思主义，帮助工人阶级正确认识社会发展的规律，认识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认识工人阶级在改造中国社会的历史运动中的历史使命。他们特别重视传播阶级斗争和社会发展的学说，并把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看作是联系马克思主义其他原理的一条主线。在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过程中，他们也特别重视联系实际斗争。毛泽东就经常到基层的各行各业的人们中去，和他们深入交谈，以和工人交朋友的方式向工人灌输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还关心工人阶级自己的节日“五一”国际劳动节。通过一系列的庆祝纪念活动，来加强对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提高工人的思想觉悟。1920年的“五一”劳动节，北京大学召开纪念会，会上喊出了“劳工神圣”的口号，工读互助团还散发了“五月一日北京劳工宣言”的传单。《觉悟》开辟出《劳动节纪念特刊》，《新青年》出版“劳动节纪念”专号。李大钊为专刊撰文《五一运动史》歌颂了那些为解放事业而牺牲的英雄，号召把“今年‘五一’作为一个觉醒的日期”[21]。陈独秀也指导了上海的“世界劳动纪念大会”，全国各地区都举行了纪念“五一”的活动。知识分子还为工人创办了通俗易懂的刊物，在工人比较集中的地区开办了工人补习学校。1920年8月，在上海创办了被工人称为自己“喉舌”的刊物《劳动界》，广州的《劳动者》、北京的《劳动音》、山东的《济南劳动周刊》紧跟其后，这些刊物都受到广大工人的喜爱。与创刊相比，办工人补习学校可以更有效地通过面对面教导，将马克思主义以及基本的文化知识系统传授给工人，使工人在文化和思想上都有所收获，提高他们的综合素养。“从为什么下雨，为什么打雷，一直讲到政治上，讲到什么是政党，先讲资产阶级政党，后讲工人阶级的政党，讲到工人阶级为什么要有政党。讲到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内容——阶级斗争理论，讲到为什么要承认苏联，讲到工人阶级的组织——工会”，“这些简单的革命道理，像一阵风，渐渐把工人们心中的乌云吹散了”[22]。其中北京长辛店和上海沪西的“劳动补习学校”、广州的“机器工人夜校”、武汉“工人识字班”办得最好。他们帮助工人阶级改变了过去工人运动“只有行会，只有帮口，只有秘密结社”[23]的情况，开始建立工会组织，教育工人群众，维护工人群众的利益，组织工人游行示威，领导工人罢工。先进知识分子把社会主义思想和政治自觉灌输到无产阶级群众中去，工人的思想觉悟不断提高，工人阶级由原本的自在阶级变为自为阶级。

积极行动主动作为创建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广泛传播及其同中国工人运动的日渐结合，促进了知识分子自身的进步，他们的思想感情进一步转变到工人阶级方面来。他们不再是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他们在与工农群众的结合中逐渐成长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成长为工人阶级的先锋战士，用自己的不懈努力推动着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工人由于受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而提高了阶级觉悟，也涌现出一批先进分子。这些无产阶级先进分子会合起来，形成了建党的骨干队伍，为中国共产党建立做好了干部准备，正式成立全国性的集中统一的中国工人阶级政党的条件日臻成熟。1920年秋天到1921年上半年，上海、北京、武汉、长沙、济南、广州等地陆续成立了共产主义小组，在日本和法国的中国留学生和侨民中也建立了这样的组织，这些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早期组织。各地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后所开展的各项工作，为建立统一的无产阶级政党在思想上、组织上做了必要准备。上海早期党组织成立后，函约各地社会主义分子组织支部，创办了《共产党》（月刊），第一次在中国树立起共产党和共产主义的旗帜，并实际承担了中国共产党的发起组和各地共产主义者进行建党活动联络中心的重任。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不久，就定名为中国共产党北京支部。除研究马克思主义外，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成员同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流派进行了斗争，以扩大马克思主义的思想阵地，并在用马克思主义教育工人群众的过程中，帮助工人成立自己的组织，如上海机器工会、长辛店工人俱乐部等。党的早期组织还展开建党问题的讨论并开展实际的组织工作，不仅把创建党的工作提上了日程且卓有成效地推进了建党工作。1920年11月，党的发起组制定了《中国共产党宣言》，阐述共产主义者的理想、共产主义者的目的和阶级斗争的最近状态。这个宣言没有向外发表，不过以此作为收纳党员的标准。蔡和森给毛泽东写信谈建党问题，“我以为先要组织党——共产党。因为她是革命运动的发动者、宣传者、先锋队、作战部。”党必须“注重‘无产阶级专政’与‘国际色彩’两点”；必须坚持“以唯物史观为人生哲学社会哲学的出发点”；必须严密党的组织和纪律，“严格的物色确实党员”等。这些意见得到毛泽东的赞同。各地党的早期组织还领导成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引导青年学习马克思主义，参加实际斗争，为党造就了一批后备力量。1921年7月23日至31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和浙江嘉兴南湖召开，宣告中国共产党成立。大会确定了党的实际工作是集中精力领导工人运动，组织工会和教育工人。从此，中国诞生了完全新式的、以共产主义为目的、以马列主义为行动指南的、统一的工人阶级的政党。尽管当时“在社会上并没有引起多大注意，好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但是，就在这时，一个新的革命火种已在沉沉黑夜的中国大地上点燃起来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近代中国革命历史上划时代的里程碑。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有了可以信赖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中国革命有了坚强的领导力量。”[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