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经坎坷 无怨无悔

1951年4月，“镇压反革命运动”来了，我被打成“反革命分子”。

其实我还算幸运，领导看到我的档案，知道我读过浙江大学土木系。由此，上级派我到省劳改局技术队做设计工作。

我吃的苦头不多，虽是劳改犯，做的工作却是设计房屋。那时国家的建筑政策是反浪费，房屋设计的目的是要“解决有无的问题，而不是好坏的问题”。因此，在设计中我采取了一些新技术、新方法，将造价尽量降低。

记得建设银行在惠民街造一幢宿舍，原来每平方米要100元的费用，我设法将它降到了30元。这个办法在建筑界有点影响，当时《浙江日报》还专门做了先进事迹介绍。

到了1955年，国家对知识分子落实政策。那时，国家统一评定职称，我被评为“技术11级”。

到了1957年，我被评为“劳改积极分子”。4月，我提前2年释放。虽然被释放，我必须仍留在劳改局建筑总队里工作，不过当时已经改名“钱江建筑公司设计队”。那时我已经不是犯人了，而是建筑公司职工。

到了1970年，我下农村“接受群众专政”。因此，我回到原籍绍兴。

1973年，柯桥公社成立了一个建筑队，将我叫去造房子。

我的工资比照生产队的最高工分，也就是在建筑队里拿了工资，然后，再向生产队购买口粮。那些年，除了向生产队购买粮食换工分以外，我每天还有3毛钱的补贴（一个月有9元的补贴费）。由此，我的日子开始好起来了。

1975年，我成为绍兴县柯岩公社建筑队的工程师。

1976年，“四人帮”被打倒了，我所在的柯岩建筑队更名为“绍兴县第二建筑公司”。这家公司成立了一个杭州办事处，我成为杭州办事处的技术负责工程师。

到了1978年，党中央平反冤假错案。于是，我向杭州法院打了报告，请求平反。

1989年，给我正式落实了政策。自此，我有了工程师职称。记得我1989年的工资是500元，比一般工程师拿的钱还要高一点，因为我在绍兴的建筑行业已经有了点名气。

1993年，柯桥镇政府发文件，我退休了。那年，我在浙江金昌房产公司当总工程师了，只是退休待遇尚未落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