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钱江农场

我在粮食局工作了十年左右，到了1959年4月，接到萧山县粮食局的通知，调我到钱江农场工作，自此，脱离了公务员的队伍。

为什么要将我调到钱江农场呢？领导没有解释原因，只是给我一封用萧山县粮食局信笺写的介绍信，上书：“根据形势的发展和农业生产的需要，决定本局工作人员郑以碌（淼）同志去农村参加农业劳动。特给此证。1959年4月24日。”

钱江农场原来叫作“乔司劳改农场盈丰分场”，到了1959年更名为钱江农场，接受各地的下放人员。

这样算起来，我从1949年参加工作，一直到1959年到钱江农场，在粮食局差不多工作了十年。

我有5个儿女，妻子没有工作，除了大女儿已经参加工作外，一家大小全靠我一个人抚养。好在我在农场劳动，发的粮票比别人多，当年我一个月有40多斤粮票。于是，我千方百计省下钱与粮票，寄回家。

“文化大革命”时期，钱江农场改称浙江建设兵团。我在农场一线，参加生产劳动，会计也就不做了。当年农场职工参加钱塘江大塘的围垦，将沿江滩涂围垦成良田，劳动非常辛苦。

1979年，我已经到了退休年龄，与72岁的同事成为首批农场退休人员。

1984年，钱江农场的一个干部送来了“平反证明书”。我见了，有点诧异，说道：“你们又没有给我戴上‘反革命分子’帽子，需要‘平反’吗？”

他们说，你原来在粮食局工作，一个国家干部，下放到我们农场，现在给你平反，可以恢复国家干部待遇。

我的“平反”，只是将原来“农场职工”的退休待遇，改为“干部”的退休待遇，而且，也与其他农场退休干部一样，有了书报费和资料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