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世纪50年代到改革开放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听说杭州干部训练班（下称“干训班”）正在招生，招生办事处设在南山路（今中国美术院那个位置）。我赶紧跑去报名。被录取后，成为干训班第3期学员，我们先在云栖上课。

后来，我被调到浙江省干部学校继续学习，校本部设在灵隐，学员在上天竺开课。我们参加了为期4个月的土改专训班。

训练结束后，学员们下乡搞土改工作。1950年9月，我被分配在义乌县委土改工作队，队长是义乌县委宣传部的洪土部长。12月，在全县土改工作总结大会上，由于我表现出色，工作积极肯干，被评为“三等功”。

1950年年末我返回杭州，再次回西冷冰厂工作。那家厂不大，夏季忙时有60多个工人，冬季只有20来个员工。此时，又有一个机会降临到我身上，上级要求工厂组建工会，我参加过市里组织的干部训练班，又从事过“土改”工作，写写说说，这些事都行，受到大伙的拥护，自然而然地成为工会活动的积极分子。

接下来，抗美援朝开始了，杭州西冷冰厂工会做了许多动员工作，诸如，贴宣传标语、写黑板报、绘招贴画等，多由我带头，常常受到上级的表扬。

1952年5月3日，我与孙根凤结婚，后来，我们有了一个儿子陈可人，一个女儿陈小桃。一家人过得平静安逸。

1954年，西冷冰厂提前“公私合营”（全国范围内的公私合营是1956年开始的）。到了1958年，我的工会工作也不再做了。不过，我仍然在厂里做业务工作。

到了1960年，全国开始“大办农业”，杭州的一部分机关干部与职工要下放农村参加体力劳动，西冷冰厂（属于财贸系统）也要下放农场。由此，我到了老余杭的大溪河农场。好在虽然下放参加农业劳动，但户口不迁，粮油关系仍在杭州，工资也由原单位照常发放。

许多城里人对农田劳动力不从心，不过我倒是干得得心应手，我本来就在农村出生、在农村长大。小时在乡下放过牛、牧过羊、打过柴，样样农活拿得上手，很快就被提拔为小队长、中队长。我还办了一家小厂。在大溪河农场，我见到场员碾米后将剩下的碎米与糠，全拿来喂猪，觉得有点可惜，于是帮农场办了一个饴糖厂，即先将稻谷轧成大米，用剩下的糠与碎米做饴糖，再用制作饴糖剩余的米渣及糠，当作喂猪饲料。

从我1960年下放农村到1962年调回杭州为止，那段时间，正是国家最困难的“三年自然灾害时期”。

回到杭州，我仍回到西冷冰厂工作。此时，西冷冰厂已更名为杭州冷气制品厂了。在1963年下半年，厂里搞了一个“三清运动”（干部下放车间劳动）。当然，我这个业务员也坐不成办公室了，只能到车间去与工人师傅一起干体力活。我想，以前在办公室里当干部，对工人情况了解有限，现在给了自己一个机会，可以真实感受一下工人兄弟的劳动与生活了，在技术上也可以有所长进。

1968年，我被调到车间当小工。好在我在冰厂工作多年，厂里的各个工种我都拿得上手。到了70年代，杭州冷气制品厂开始生产速冻食品了，这是全市首家制作速冻食品的企业。

改革开放后，我成为杭州冷气制品厂基建办公室负责人。那段时间，我起早摸黑地工作，得到了工友们的夸奖。其实，我只是对这份工作比较专业，因为早年在黄埔军校读书时，就学过建筑绘图、筑路测量等，可说轻车熟路。那些日子，厂里造车间、盖职工宿舍、筑冰库，一天到晚忙不过来，一直干到1984年退休为止。

退休前，厂里特别安排我到杭州云栖疗养院休息了几天，是对我多年来为冷气制品厂做贡献的一点慰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