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台湾探亲之旅

到台湾探亲是我多年来的愿望，在1989年终于梦想成真。

1949年以后，我们一家人分居中国台湾、中国大陆和美国三地。1972年才有通信联系。1984年年底，我到政协机关工作后，曾去过香港会亲。1985年，外甥从美国来北京大学读书，我到北京去看望过他。

1987年，我的六弟从美国回东阳老家祭祖扫墓，政府不仅出面接待，还落实归还了父亲在东阳城内的老宅，给了我一个安稳的家。后来，我4次到台湾探亲，所见所闻，更加深了我对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信心。

1988年11月7日，台湾开放大陆同胞去台深亲。

1989年8月21日，我第一次踏上了台湾的探亲之旅。在行前，可说做足了准备工作，我梳理了近几年来接待台胞时的记录，列了一份港、台两地需要拜访人士的名单，与此同时，走访了他们在大陆的亲戚，为他们捎信带物。此外，还摘录了当年东阳“七二三”洪灾的实况录像等。我于8月21日启程，11月21日返回东阳，全程整整3个月。途径香港时，在同乡会会馆又停留了7天。我先后4次拜会了王惕吾先生，就他捐赠的项目进行商谈。这是行前东阳市梅峻书记、童德成市长、陆锡经主席交代过的任务。

8月28日抵台，父亲见面的第一句话就是：“王先生刚来过电话，约你明天十点去《联合报》见他。”

次日早上，正在吃早饭，台北东阳同乡会理事长吕秋文就打电话过来，约定8点前由他陪我去《联合报》社。事后我才知道，王先生住在阳明山，怕我不识路，请吕先生带我过去。

我们一起到了他的办公室，我向他表达了东阳市领导对他的问候。王先生和蔼可亲，离乡多年，仍是一口浓重的乡音，无形中拉近了彼此的距离。谈到资助巍山医院项目时，王先生有些犹豫了，因为他的祖家王家村离巍山很近，虽说方便了王家村的村民，可是那里是乡下，人口稀少，怕“摇风”（东阳话，病人不多）。

我说，东阳县城是全县中心，居民稠密，已经有了一座初具规模的人民医院，如果再投入资金是最好不过了，可以派个行家去考察一下。派谁去呢？我提出派我在台的初中同学徐日晖。徐曾任台湾空军医疗处处长，退役后担任台湾一家医院的院长，而且，徐的父亲也和王家关系密切，他听了觉得我的主意不错，当场致电徐日晖商量细节。

我到台北后，《东阳同乡会刊》登载了我到达台湾的简讯，因此，差不多每天都有宴请的电话，还有人专程从高雄、台中赶来见我。有一天，东阳同乡会的王人豪过来看我，他是我初中时的老师，建议我可以在同乡会发起“七二三”洪灾救灾募捐活动。

9月3日，同乡会召开理监事会，邀请我参加，许多理监事我都接待过，其中也有我中学和小学的同学。开会时，我介绍了洪灾的实情，因行前有准备、有事例、有实据、有数字，大家听了更加关心。

王人豪第一个发言，提议募捐救灾。会议主持者陈和贵带头认捐1万美元，其他人也纷纷解囊，这次活动共募得3万多美元。讨论到如何将募款发放到灾民手中，有位理事提议由同乡会派人到东阳亲自发放，以免有人“侵吞”。我说，这样做不合适，这是对家乡人民的不尊重。我提议交给当地红十字会或民政局发放，登记造册。同乡会可以监督，大家采纳了我的意见。

11月12日，台北黄埔校友会（西安王曲七分校联谊会）200余人集会，因父亲是七分校的教育长，我又是黄埔末期学员，特别邀请我以师弟身份陪父亲参加。在会上，我介绍了东阳黄埔军校同学会的活动情况，当时东阳市黄埔军校同学会有会员218人，其中72人是七分校的，我代表东阳同学会向大家表达问候。

有一天，台北东阳同乡会副理事长陈和贵先生宴请，陪客有胡仪敏将军，东阳南湖人，曾任台湾情报局副局长。因“江南事件”受牵连，被革职服刑两年多。见面时，我说：“久仰大名，在‘江南事件’中，你是代人受过。”他听了，很高兴，说道，我很想回乡探亲，只是在台湾情治系统做过事，不敢回去。经我解释后，他消除了疑虑。

以后，他每次返乡探亲时，都要来看我。有一次，他返乡探亲，我陪政协副主席郭俊喜去南湖看望他，见面客叙后，他拉我到一边交谈，说道，受蒋纬国的委托，要我到北京了解一下蒋介石父子灵寝回大陆入土为安的事，要我谈点看法。

我考虑了一下说，根据目前两岸的局势，恐怕还有些困难。

1990年4月，我第二次去台湾。我家兄弟姐妹9人，分别在中国大陆、中国台湾，有的远在美国。父亲有一个大团圆的梦想，要我们一起到台湾相聚。但是，大家相距甚远，各人都有事，很难实现团圆之梦。

那次到台湾我做了4件事，一是向在台亲友讲解了千岛湖事件真相；二是在台北东阳同乡会的理监事会上，解释了吕秋文为家乡捐资办学而引起的误会；三是协助东阳木雕厂在台北举办木雕精品的展销活动，请王惕吾先生到场剪彩；四是拜会了台中县劳动协会，协商了该协会驻东阳办事处的有关事宜。

我的第三次台湾之行是在1992年。行前，东阳市委领导特别交代，要我向王惕吾先生提出帮助修建地方铁路的事。

到了台湾，父亲为我预约了见面的时间。那天我在东阳同乡会的吕秋文理事长陪同下到了王家公馆，王惕吾已经在大门口迎接我了。

进了客厅刚坐下，他就说：“我对农业项目有兴趣，台湾的农业很先进，想为家乡搞一个有关农业技术培训的项目。”

我心里有数，在到王家之前，我已经与几位同乡提到修建铁路的事。王先生也估计到我会提到，他的这些话就将我的口封死了。我也就不提修铁路了，顺着他的意思，建议此事由东阳农业局或科协来办。

那天来的还有另一个人，台湾高等法院院长葛义才先生。一见面，他就对我说：“我们总算见面了，上一次是想见不敢见，今天是王惕吾做东，我做陪客，一大早就从花莲飞过来。”我和葛义才是初中同学，我第一次去台湾时就想约他见面，那时他任台湾高等法院台南分院的院长。

我第四次去台湾是1996年8月，到台湾为父亲奔丧，也是我最后一次到台湾。王惕吾先生已经过世，再也没能见到他了。

父亲的丧事很隆重，黄埔军校从15期到23期的同学均派代表前来悼念，我们23期黄埔军校毕业的16位同学也来了，大部分是朝鲜战争第五次战役被俘后去的中国台湾。我们相互叙述各自的经历，在交谈中我了解到，23期同学中，在1949年12月底前离开大陆与朝鲜战争中被俘去中国台湾的共有60多位，多数在军界服役，少数从商。

我的4次台湾之旅，既加深了两岸同乡的感情，结识了更多的同乡，又领略了台湾的风光。既看到了宝岛经济繁荣、交通便捷、物质生活富裕的一面，也看到了一些社会阴暗面，看到了“台独”分子的嚣张，给台湾社会带来的种种忧虑与不安，这些促使我更积极地工作，为促进祖国统一多做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