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温州师范学院工作

到了1958年，组织上决定将我们夫妻调到温州师范学院（以下称“温师院”）工作。温师院即1956年成立的“温州师范专科学校”，只是一个初级师范学校。到了1958年，领导上决定将“师专”升格为师范学院，但是作为一所大学，校方感到师资不足，他们向上级要人。由此，上海师范学院领导决定将一些有经验的教师调到温师院工作，我们夫妻俩人名列其中。

当年的温州，地处偏僻，去温州交通非常不方便，只有水路较为通畅，由此，我们购买了8月底从上海开往温州的船票，准备9月1日开学前赶到学校报到。未料，开船的那天，海上刮起了台风，轮船停运（上海到温州的客轮每周只有一个班次），我们只好等下个星期的那个班轮了。

这样一来，等我们到了学校，已经迟了整整一个星期。

我将一家老小（我的父母及两个女儿）全搬迁到了温州。

领导对我们这些从上海来的教师非常客气，刚到校时，学校没有教师宿舍，将我们安排在大礼堂楼上的化妆室住，条件不怎么好，与上海师大相比不可同日而语。但是在温师院看来，对我们一家人已经相当优待了。

那些年，温师院教师少，工作多，事务杂，教师并不单纯教书，每个人都兼着各种各样的行政事务。我每周除了8节大课外，还兼一些行政职务，诸如实习办公室副主任等。

1960年，有一次上级派我到杭州开会。会上批判了杭州大学陈立教授的心理学理论。从那次杭州会议回来以后，温师院的心理学课程也就撤销了。我这个心理学教师被派到校办工厂工作，负责为校办工厂采购材料。

时至1963年，温州地区原有的六所大专院校一下子撤掉了四所，只保留了两所，即医学院与我所在的温师院。

到了1964年，温师院也撤销了，不再对外招生，改称“温州教研函授站”（以下称“教函站”），主要工作是培训在职教师以及对地区“农业中学”（以下称“农中”）的教研工作。

那些年，在市教办领导下，温师院的教师们上山下乡，许多教师被派到各个县去做调研。各地办了不少农中，上级就派我们（教函站的人）到下面去了解各地农中的情况，然后，写出报告，向上级汇报。

我们到了温州地区下属的各县，大家成为市教委派下来的干部，住在农民家里，在老乡家搭伙，与当地群众打成一片。

但是，每个农中只住2至3天，接下来，又到下一个农中做调研。由此，我们在温州各个县城跑了不少地方，也积累了许多实践经验。

在教函站工作了几年，“文化大革命”来了（1966年）。

“文化大革命”后，全国恢复高考，温师院也同时复校，开始招收新生。全省各个师范院校的“心理学课程”作为各系的公共课程亦同时恢复。

自此，我又重新走上讲台，担任心理学教师。

20世纪80年代，全国恢复高校教师职称评审工作。我当时已经是副教授了，而浙江地区师范院校的职称评审工作尚未进行。所以，院校希望编写一本教材为以后评审职称提供条件。

在一次省研究教学的会议上，大家要我带头。我答应后，着手撰写提纲、分工、审稿，最后统稿。

半年后，我们在富阳开了全书的审稿、定稿会，并通过出版。在会上，省教委副主任邵宗杰对书稿给予肯定并提出要求。

1987年10月，正式出版（《心理学教程》邵宗杰主编）。

1988年，教育部统一部署各科编写目录，在《心理学科》目录上有韩永昌（时烟台师院副教授）和我的名字。

20世纪80年代，教育部有规定，每所大专院校图书馆应由教授担任馆长，馆长要参加校务委员会。所以，我从1984年至1994年的十年，担任学校图书馆馆长。

20世纪80年代，市里决定选派一批人到日本去。由于当时会日语的人很少，温州一时找不到合适的人才。

我是在东北长大的，小学时就学过日语，口语了得，于是，我就被上级指派为日语教师。

那些年，政府还聘请我担任温州地区教委的督学，还担任温州市民盟的领导人。由于我多年的教学工作经验，在市政协又担任文教办主任职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