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老人扯的没话了，张世良推着他的黑色二八“永久”自行车往家走（自行车他爱推着走，很少骑），不锈钢车把上用网兜子兜着一瓶二锅头，上衣口袋里塞着一盒“官厅”牌香烟，一盒“青城”牌香烟。张世良个头儿不高，不到一米七，左腿有点瘸，五官本来是不错的，样子很端正，大眼粗眉配挺立的鼻梁，可现在右眼眼皮几乎是全部耷拉下来的，只露出黄白的一小块眼球，把他本来还端正的形象搞扭曲了。
张世良出生在河套平原北端的托克托县古城村，这地方自秦时起即设郡，有个美丽的名字“云中郡”，千百年来，虽然地处边陲风气闭塞，却一直是边防重地。河套平原是黄河在内蒙、宁夏一带地方扭成的“几”字地理弯曲。“黄河百害，惟富河套”，被黄河水环绕的这块土地，地势平缓，沃野千里，成就它的富庶肥美。托克托县，就在河套那个“几”的右拐弯勾上，这片地方也叫“土默川平原”。这里，生活着不知何时何代定居下来的数万居民，风吹草浪低的肥沃的河套平原，能让牛羊变得肥壮，也得把庄稼催得颗粒饱满，根肥苗壮。久违战争的数代居民在这里休憩耕作，过着平淡安稳的生活。
张世良这辈子却不平淡，“革命”就赶上好几场。出生前几年，辛亥革命致使呼包地区在革命军与清军巡防军、地方势力中易手数次，局势动荡。处在偏隅之处，父母家人对着还没走稳当的张世良祈盼，将来读书进仕，争上些出息，可惜，当他会跑的时候已经是民国。
张世良的父亲张泰是个精干的人，在县里经营着小买卖。他时常留心打探着外面的政治大气候，约莫县城里的小气候，小心谨慎地过着日子。民国以后，直等大家都剪去辫子，铁定要改朝换代，他才把他那根毛糙的花白长辫子剪断，剪断又不敢扔，藏在家里的炕洞中。张世良之后，他和张世良的母亲白氏又生育三个孩子：弟弟张世恭，还有两个妹妹。辛亥革命后，绥远地区“军阀混战”“枪炮不断”，张世良在地方军办学堂中上完高小，时局不稳定，也没有地方去读书，就跟着张泰学起买卖。
二十郎当岁的时候，保定的汉奸引着蒙疆军团的日本人，端着明晃晃刺刀，从冀察地区扫荡到这片广阔富饶的土地上，驻绥远地区第二集团军在和林格尔一带艰难的对抗着外敌。
解放前，张世良跟着父亲做着些羊绒和杂货买卖，倒腾砖茶，胡麻种子，香料，绒毛，皮货，器具，他们拉着骆驼去过省内省外不少地方，主要是跟外蒙人打过交道，能念叨几句蒙古话。张泰过世后，失去主心骨的母亲白氏带着一家儿女继续抽大烟，把张泰积攒下的家底全部抽光。张世良只得带着过门已经十多年的杨二姊，乘着羊皮阀渡过黄河，抵达比托县繁华的大地方——包头镇。他们听返乡的人说那地方是块风水宝地，容易找到营生，好讨生活。在包头镇落脚后，张世良继续经营他熟悉的买卖行当。直到解放后的一九五九年，国家搞公私合营，“公家”把他来包头后积累下的资产都给他核算成股份，合进国营生产资料站，还给他发下几张花里胡哨的票子，叫股东证，票面上写着两个杨二姊看不懂的字：董事。董事是个虚职，站里安排他做采购科长，继续他熟悉的业务。
万没想到，他竟然成为公家人，吃上公家饭，彻底告别那土默川平原上的农民根子，从民国到军阀混战，到解放军进城，老张家还没有人端过国家的饭碗，这是值得向老家人炫耀一辈子的事情。
张世良成为国家干部的二十来年里，他也算是兢兢业业，勤勤恳恳，给单位天南海北的采购回各种生产物资，供应给包头市镇乡村的兄弟单位。物资供应的紧俏，让他这个采购经理颇为吃香，加上四处出差的便利，谁家想弄点虾米、海参那样的稀罕物都要求他帮忙。那些年，张世良是个得势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