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界古代史上，罗马帝国是最大的君主制国家之一。在全盛时期，罗马帝国拥有590万平方公里领土，国土北起莱茵河和多瑙河一带，南达非洲北部，西到西班牙、高卢与不列颠，东至幼发拉底河上游。公元395年，当时的罗马皇帝狄奥多西一世将帝国一分为二，东部地区传给他的大儿子阿卡迪乌斯，西部地区传给他的小儿子霍诺里乌斯。从此东西罗马实行永久分治。
由于蛮族入侵，西罗马帝国于476年灭亡。君士坦丁堡则在1453年被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攻破，东罗马帝国（亦称拜占庭帝国）灭亡。从西罗马帝国灭亡到东罗马帝国灭亡的这一段时间，史称中世纪（476—1453年）。中世纪还有另一种分法，即从395年罗马帝国分裂到1453年君士坦丁堡陷落的一千年。
在中世纪，基督教凌驾于一切之上，统治着欧洲的知识分子。基督教纪元被定为公元纪年，在全世界通行。在基督教纪元的最初几百年，不仅标志着罗马帝国与希腊罗马哲学的衰亡，还代表着新的基督教作为一种教义与制度建立起来的时间。
在千年中世纪时期，欧洲处于一种封建割据状态，战争频繁，王权受制于教权。基督教禁锢着人们的思想，导致生产力和科技发展都处于停滞状态，人们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看不到希望。因此，西方人通常把中世纪叫作黑暗时代。在他们看来，这是欧洲文明史上比较落后、发展比较缓慢的时期。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学者彼特拉克将欧洲历史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古希腊和古罗马时期，第二阶段就是中世纪黑暗时期。
整个中世纪，在哲学和思想上基本是同质的，因而可以将中世纪哲学等同于经院哲学，千年中世纪也可以看作是一个经院哲学时代。
332年，罗马皇帝君士坦丁大帝迁都拜占庭，就此埋下了基督教东西教会大分裂的隐患。此后，东西教会逐渐疏远，隔阂越来越严重。1054年，基督教发生第一次大分裂，分成天主教和东正教。后来又由于宗教改革运动，基督教发生第二次大分裂，从旧教（罗马天主教）中分出了新教（即狭义基督教）。
在中国的宋朝，儒家学派经过几百年的衰落之后，迎来强势的复兴，诞生了新儒学。宋朝虽然在政治和军事上比较薄弱，但是在经济和文化上非常繁盛。
在阿拉伯半岛，一个新兴的一神论宗教诞生了。随后伊斯兰的旋风席卷世界，建立起阿拉伯帝国，与西方基督教世界分庭抗礼。13世纪，蒙古在草原上崛起。在成吉思汗的统领下，蒙古铁骑横扫亚欧大陆，建立了人类历史上最广袤的世界帝国。蒙古帝国极大地促进了亚欧各地的经济和文化交流，这便是“蒙古自由主义”。
1346—1350年间，黑死病大规模袭击欧洲，欧洲三分之一的人口死于这场灾难。这场黑死病对欧洲传统社会结构造成了沉重打击，导致了封建与教会势力变弱，也影响了人们的精神状态，从而间接促成了后来的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
第四节 基督教的影响
上帝之国
罗马兴起之后，罗马人接受和采纳了希腊的神话和哲学，并继续向前发展。所以从思想文化方面来看，我们把这个历史时期称为“希腊—罗马世界”。这是一个从轴心时代古希腊一直延续着的思想与文化传统。
罗马人为希腊诸神换了一个罗马名字，构建了自己的万神殿。宙斯在罗马的名字叫朱庇特，赫拉叫朱诺，海神波塞冬叫尼普顿，战神阿瑞斯叫玛尔斯，雅典娜叫密涅瓦。由此可知，在罗马世界，宗教是多神论信仰。
在思想和哲学方面，斯多葛学派由芝诺于公元前300年前后在雅典建立，这一学派在希腊和罗马有许多追随者，其存在一直持续到基督教时期。请注意，这个芝诺与埃利亚的芝诺是不同的两个人，不能混淆。
斯多葛主义在罗马共和国时期广受欢迎。在罗马帝国时期，这一学派分为两个派别，一个是通俗派，一个是科学派。通俗派中的一个代表人物就是著名的哲学皇帝马可·奥勒留，他是罗马皇帝，同时也是哲学家，写了《沉思录》一书。
简单来说，斯多葛主义认为宇宙的主导原则是逻各斯，就如同赫拉克利特所说的那样。逻各斯是世界的主宰，是贯穿世间一切的最高理性，永存不朽。逻各斯同时也是“神”或“命运”，这三个词语可以互通，意思一样。神是一个整体，个人只是其中的一分子，个人理性也是普遍理性的一部分，每一个人都像是一个“小宇宙”，乃是“大宇宙”的缩影。既然人也产生于最高的理性“逻各斯”，与自然界并无区别，那么人人生而平等。
斯多葛主义主张，幸福并不来自于任何外在事物，一个人要想获得幸福，唯一的方法就是过一种有德行的生活，而德行的基础就是知识。人要顺应逻各斯的引导，即顺应“命运”，清心寡欲，这样才可获得幸福。说白了，斯多葛主义就是主张宿命论和禁欲主义。不过，它是一种“积极的”宿命论：虽然我们不能改变世界的律法和命运，但是可以改变自己面对世界的心态；虽然我们被绑在命运的车轮上，被迫跟着车子走，却不应该生气和不满，而是要懂得欣赏沿途的风景，这样心情就会舒畅。
斯多葛主义者宣称自己是世界主义者，宣扬人类是一个整体，公民应该只有一种，那就是宇宙公民。这就是说，所有人都处在普遍法规与政府体制的管辖之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就是“自然法”概念。当然，斯多葛自然法和罗马国家的法律不是同一的。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法理学，罗马自然法是由罗马的法学家们创立的，而这些法学家的倾向总的来说接近于斯多葛主义。
在罗马，斯多葛主义者推崇希腊文化与希腊哲学。他们的思想很开明，其中最优秀的就是西塞罗。作为政治家、哲学家、演讲家，西塞罗创立了“人本主义”思想。另一位斯多葛学派人士塞内加认为：“对人类而言，人是神圣的。”这句话后来变成了人本主义的口号。历史上，首次论证了天赋人权、人人生而平等理念的就是斯多葛学派。斯多葛学派人数众多，对社会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特别是在罗马时期，也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公元前63年，罗马将军庞培率军征服巴勒斯坦和叙利亚地区，从此，这个地方划归罗马的统治之下，并设置为犹太行省。很快罗马人发现，这个偏远的鬼地方很不好管理，犹太人经常反抗作乱，动荡不堪。更重要的是，犹太人这个奇怪的民族竟然信仰一个名叫耶和华的神，认为宇宙中只有这么一位全知全能的大神，没有其他的神祇。罗马人不管采取什么手段，这群固执的犹太人就是不肯相信伟大的罗马诸神。
罗马为了更好地实行统治，就采取“以犹制犹”的方针，扶持犹太傀儡政权代行统治，当然，真正的实权还是在罗马总督手里。在宗教问题方面，罗马人想尽一切办法，都无法压制犹太教，只好作罢。
过了几十年之后，这个地方出现了一个小小的犹太教支派，他们宣扬一种新的革命性观点。这个叫作基督教的小支派宣称一个名叫耶稣的人是救世主，并追随他的脚步。犹太教的拉比们觉得这实在是太反动了，并感受到了威胁，感觉很不舒服。于是，他们就说服了罗马总督，让罗马人把耶稣抓起来处死。很快，耶稣就被钉死在十字架上。
可是，基督教并没有因为耶稣的死而消失，反而发展得越来越壮大。耶稣的追随者们走遍罗马帝国各地，积极传道，其中最出色的就是使徒保罗和彼得。
罗马帝国此时处于经济巨变时期，社会和宗教发生动荡。人们从希腊—罗马诸神的传统信仰中所获得的安全感越来越弱，传统的多神信仰正走向末路，许多新生教派逐渐崛起，将传统诸神取而代之，如密特拉、伊西斯、西布莉、基督教和诺斯替主义等。
这些新生教派之间不只存在竞争关系，还会相互借鉴学习，将其他教派的教义和宗教仪式融合在自己的宗教中。人们开始相信宇宙只有一位万能的神，他具有人格属性，统治着全世界。人们渴望能与这位唯一真神建立亲密联系。对于世界上存在着的恶，很多人认为唯一真神直接给予的启示可以帮助他们解决。
在希腊—罗马世界，基督教逐渐发展壮大。在公元后第一个世纪的希腊世界，使徒保罗获得成功，帮助基督教扩张到耶路撒冷以外的地区，这也是基督教自建教以来第一次扩张到其他地区。直到300年后，基督教势力才真正遍及罗马帝国全境。
罗马帝国对基督教和基督徒采取迫害政策，几百年间，大量的基督徒死去。但是他们毫不畏死，仍勇敢地坚持自己的信仰，坦然面对死亡，很少有人变节。一群基督徒被丢入狮口，他们在临死前面对狮子淡定地祷告。
后来，事情终于有了转机。罗马皇帝君士坦丁在晚年皈依了基督教，他是第一位加入基督教的罗马皇帝。313年，君士坦丁大帝颁布《米兰敕令》，承认宗教信仰自由，在罗马帝国境内，基督教与其他所有宗教信仰一样，在法律上是平等的，具有相同的自由和权利。基督教被帝国迫害打压的历史就此结束了。
相传，君士坦丁在米尔维安大桥战役前夕梦见了呈十字架形状的火焰在空中燃烧着，与此同时，还传来了一个声音：“这是你克敌的迹象。”第二天他果然大获全胜。后来，君士坦丁就皈依了基督教。
有一种猜想，说君士坦丁大帝信奉基督教，只是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潮流，并未真正改变历史的进程。那时候基督教已经具有很强大的势力，尽管罗马帝国使用了很多极端手段来迫害和打压基督教，却始终没有得逞。因此，就算君士坦丁不进行干涉，最终基督教依然能取得胜利。
这样的猜想并不能以理服人，因为忽略了特定历史人物的作用。我们根本无法猜测，假如没有君士坦丁，历史将会朝哪个方向发展。但可以确定的是，基督教在他的支持下得到迅速扩张。只经过了不到一个世纪的发展，基督教就从一个只有少数信徒的宗教一跃成为罗马帝国最有影响力的法定宗教。所以，在欧洲历史上，君士坦丁是一个关键人物。
392年，罗马皇帝狄奥多西下令，罗马帝国境内除了基督教以外的所有异教庙宇都要关闭，所有人只能信奉基督教，不能信奉其他宗教，否则以叛国罪论处。自此，基督教成为罗马帝国的国教，罗马成为上帝之国。
从兴起到392年近四百年的时间里，缓慢而和平的扩张方式，让基督教取得了最终的成功。这种看似缓慢实则坚实的传播方式，让基督教慢慢适应了周围的异教环境，并最终称霸世界。
救世主耶稣
首先，解释几个名词。“基督”一词的原文是希腊语，是希伯来文“弥赛亚”的希腊文翻译，是“受膏者”的意思。因为古犹太人的君王和祭司在受封的时候，会让人在他们头上抹膏油，所以弥赛亚意味着犹太人的王。在《圣经·旧约》的多部先知书中，弥赛亚是先知所预言的能够拯救万民于水火的救世主，如《但以理书》《以赛亚书》中均有记载。所以，“耶稣基督”所代表的意思就是“救世主耶稣”。
耶稣的称呼和头衔有很多，如神的儿子、万王之王、人子、以马内利、道、大祭司、中保、君王、拿撒勒人耶稣、拉比等。“以马内利”的意思是“神与我们同在”。耶稣的这么多称呼，确实会让人感到头晕。不过不能忽视这些别称，因为它们经常会出现在不同的场合，如果不了解，那就不知道经文说的是什么。
据《圣经》所载，当时，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已经有婚约，未婚夫叫约瑟。还没有被迎娶的玛利亚感应圣灵而怀孕，这就是“处女受孕”。这种事情只发生过一次，所以，耶稣是上帝的独生子。这件事正好应验了《圣经·旧约》中先知说的话：“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
约瑟发现自己的未婚妻怀孕后，内心十分纠结，不过他是一个仗义的好人，一心想暗中取消婚约，以免玛利亚当众遭受羞辱。就在他思考要如何做的时候，天使托梦给他，说道：“大卫的子孙约瑟，不要怕，只管娶过你的未婚妻玛利亚，因她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她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
要知道，在1世纪那种封闭保守的社会里，一个女人如果未婚先孕，在当时就是犯了奸淫罪，是会被石头砸死的。玛利亚遇到了一个好男人、好丈夫，如果约瑟没有迎娶玛利亚，作为未婚妈妈，玛利亚的命运实在堪忧，那耶稣的出生和长大成人就是未定之数了。
耶稣出生在伯利恒的一个马厩里。当时，统治犹太地区的是罗马帝国分封的希律王，他听闻消息，说伯利恒会有一个未来的君王诞生。那还得了？这对希律王的权力地位是极大的威胁，必杀之。于是，凶残的希律王下令，将伯利恒及其周围地区两岁和两岁以下的所有婴幼儿全部杀死，一个不留。因为得到了天使的警告，约瑟和玛利亚就带着耶稣跑到埃及去避难了，一直要等到希律王死后才返回犹太地区。
耶稣是在一种斗争和恐怖的气氛中来到这个世界上的，他的幼年岁月是在埃及的逃难中度过的。后来希律王的一个儿子做了王，这个人又把施洗约翰的头砍了。施洗约翰是耶稣传道之前的前辈，为耶稣做了很多准备工作。他曾亲自给耶稣施洗，因为喜欢经常给人做洗礼，所以被称为“施洗约翰”。
作为人类的救世主、上帝的独生子，耶稣为什么会出生在马厩这种地方？即使不讲究排场，这也太落魄了吧？在伯利恒的这个夜晚，上帝需要极大的勇气，看着他满脸沾血的儿子在这个冰冷无情的世界降生，他的感受是否也像任何一位无助的父亲一样呢？
上帝肯放弃权能和荣耀置身人间，而且以这样一种低调，甚至是有些作践自己的方式降世到地球，其背后是有意义的。上帝展示了他的决心以及勇气。
耶稣来到这个世界，就是来替全人类赎罪的。他的使命是伟大的，不但注定了他将来会受苦，而且注定会为全人类而死。耶稣受尽折磨，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死状也是相当惨。所以，与耶稣的使命和后来的结局比起来，出生于马厩就显得十分正常了。如果连这么一点苦和侮辱都受不了，耶稣怎能完成赎罪大业。这同时也展现了耶稣谦卑的姿态和美德，展现了他平易近人的特征，与旧约里那个霸道专制的上帝形象是完全不同的。
耶稣长大以后，首次“正式”的作为，就是在旷野中经受住魔鬼的试探，取得对决的胜利，完成传道前的自我完善工作。类似的事情也同样在其他几个大宗教里出现，教主在正式出山之前，必然要经历一次神秘的“顿悟”和“觉醒”。比如释迦牟尼在菩提树下的彻悟，穆罕默德在隐修的山洞里受到启示等。
魔鬼撒旦搞不清楚道成肉身的奥秘，他不知道耶稣到底是上帝的显现，还是一个普通人，或者只是一个天使，就像他本人那样。地狱之王撒旦原名路西法，是上帝身旁地位最高、力量最强的大天使。因为路西法生骄傲之心，想跟上帝平起平坐，就开始反叛上帝。后来他自然是失败了，被上帝赶出天国，打入地狱，于是他带走了三分之一的天使，加入反叛上帝的军团中，成为堕天使。
撒旦试探了耶稣三次，分别代表肉体的欲望、因身份的优越感而产生的骄傲，以及统治万国的权力欲望，耶稣全部都经受住了考验。这个经历与释迦牟尼战胜魔王是何其相似，同样也是战胜了情欲、傲慢、权欲等人性的弱点。
在旷野试探中，上帝始终是隐藏的。撒旦对耶稣采用激将法，他说：“如果你是上帝，就给我露一手，证明你就是上帝。”而耶稣则淡定地回答：“只有上帝能做这些决定，我不会听你的要求做任何事情。”
旷野试探主要回答了一个问题，即弥赛亚是什么样的人。人们希望要一个威武强大的弥赛亚，而不是一个受苦的弥赛亚，可为什么耶稣偏偏就是一个受苦的弥赛亚呢？他到底有什么样的力量呢？旷野试探的最大意义是揭示了耶稣基督的力量源泉。耶稣不需要像撒旦那样，通过显示威权来强制、诱惑和逼人服从，耶稣是通过内在的力量，不带强制性地获取人心。简单点说，耶稣是通过感化，而不是用暴力和强制手段来征服人心的。
关于耶稣行神迹的问题。耶稣在传道过程中行了不少神迹，比如在宴会上将水变成酒，在水面上行走，治愈瘫子和瞎子，治愈病危的人，让门徒打到鱼等。许多神迹都是关于治病救人的，这十分平淡无奇，很多骗子、魔术师、邪教教主、气功大师等都会这么做。耶稣行的最大神迹就是“五饼二鱼”，也就是用五个饼和两条鱼让5000人吃饱，但这种规模的事情与希腊罗马诸神的威力比起来，还是太小儿科了。
神迹在福音书中并不怎么受重视，耶稣经常要求那些看见神迹的人不要跟人说自己看见了神迹。虽然耶稣从未拒绝请求医治的人，但是他始终不愿意为了讨好人们而进行示范表演，而且他也不愿去讨好任何一个大人物。
在耶稣那个时代，人们通常认为悲剧的发生是一种报应，是一种对自己罪过的惩罚。对于一切悲剧皆为罪有应得这一观点，耶稣并不赞同。他想要让病人知道自己是蒙受爱与恩典的，并非遭到上帝诅咒。因此，他每一次展现医治的神迹，其实都是在嘲讽和反对犹太教的拉比所提倡的“罪有应得”观点。耶稣是通过行神迹来反抗犹太教传统的，这是一种革命行为。
行神迹也给耶稣带来了许多麻烦，当局认为受到了威胁。在耶路撒冷，耶稣被谴责为异端。实际上，人不一定会因为看到神迹而产生信心，恰恰相反，只有人拥有坚定的信心，才有可能产生神迹，所谓“信则灵”“心诚则灵”。见证一个神迹只是使那些寻找方向的人看到一个征兆而已。
耶稣对行神迹的做法是爱恨交织的。没错，神迹会吸引观众，博得掌声，但却极少能鼓励人们悔改并建立长久的信心。耶稣给出的是顺服上帝和牺牲之类严肃的信息，而不是为了给看热闹、追求感觉的人提供娱乐助兴节目。耶稣不是哗众取宠的马戏团小丑，而是一个严肃的导师。
因此，在经过了“五饼二鱼”的大神迹后，耶稣的教导有了新的变化。在一天之内他经历了从接受喝彩到遭受弃绝的落差，他清楚自己的未来，开始更多地讲述他的受难。他深深地明白，光靠神迹是不能达到目的的，只有从内心深处打动他人，才是正途。
那么，为什么要行神迹呢？耶稣所行的医治，让少数几个人恢复了健康，这并不能解决人间的所有痛苦。不过，当耶稣在世间用神奇的力量修正了一些错误，这就是在传递一种信息，让人们看到生活是有盼头的。耶稣的神迹就是在提示人们，上帝可能要有所行动了，因为上帝就像世人一样，对这个世界也是不满意的。
登山宝训是耶稣最著名的一次讲道。与摩西的十诫比起来，登山宝训对人类提出了更高的道德要求，这是一种无法企及的道德标准。耶稣以摩西五经为起点，将道德律法严苛化。这种严苛让喜欢研究和推行律法的法利赛人望尘莫及，也没有哪个修道士敢按照这种道德要求去生活。耶稣为什么要把道德律法变得无人能遵守，然后他又要求人们去遵守呢？
登山宝训的意义在于，耶稣告诉了人们上帝是谁，他有什么样的品格。耶稣的本意并不是给人类施加压力，而是让人类承认自己与上帝存在巨大的差距。人们从登山宝训中了解上帝的理想，并通过不懈的努力向这个理想看齐。如果有人妄图投机取巧，通过降低上帝要求的方式来缩短人类与上帝之间的差距，那么说明他根本就没有领会登山宝训的意思。
耶稣想要塑造的是一种“全新的”人类。他设定了一个绝对的理想和标准，让人们承认自己永远都无法达到这个标准，并能坦然接受自己不能达到标准的这个事实。通过这样的方式，登山宝训终结了所有的律法主义。耶稣告诉人们，所有人在上帝面前都站在同一水平线上，除了安身在神的绝对恩典的安全网里，人类无处可以存身。
耶稣受难于十字架上。钉十字架是罗马帝国一种残酷的死刑。在加略山，耶稣悲痛地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在这时，耶稣并没有用“我的父亲”这样的表述，这就表现出一种情感上的距离，体现了他们之间严重疏离。在上帝的位格中出现了一种不可思议的分离，即圣子觉得圣父抛弃了自己。面对耶稣的痛苦，上帝没有出现。
教会经过很长时间才接受了十字架的耻辱，后来罗马皇帝君士坦丁看到十字架异象后，才废除了这种死刑。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经历了异象后，君士坦丁命令士兵都要在盾牌上画上十字架，十字架不再是受难的记号，而成为君士坦丁胜利的象征。从此，十字架就成为了基督教信仰的记号。
上帝在道成肉身的这段时间里体会到了做人是什么样的感觉。上帝的儿子经历了贫穷，在社会上被抛弃、遭人嘲讽辱骂、经受背叛。在这些历练中，耶稣感受到了痛苦的滋味，也明白了痛苦的意义。耶稣以一种完全的、从未有过的方式来面对邪恶。他必须要亲自承担人类的罪，然后才能赦免人类的罪。为了打败死亡，传递永生天国的信息，他必须自己先死，然后通过复活来证明这一切。
相信耶稣的复活，是基督教的关键。如果耶稣没有复活，他充其量就是个先知和导师，而不是上帝之子。确实，在犹太教和伊斯兰教那里，耶稣就只是被视为先知。
死人复活，这种事情是难以置信的，更何况耶稣在生前还直接预言了自己的复活。最早的基督徒，把一切希望都建立在复活的基础上。使徒保罗在给哥林多教会写信的时候说：“若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
对于复活所采取的不同态度会引发出两种不同的结果。那些选择相信的人，他们的生命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他们充满勇气，信念坚定，并走出去积极传播基督教信仰，从而改变了世界；而那些持怀疑态度的人，也能找到诸多借口和理由忽视复活，然后依然故我。
“你们因看见了我才信，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耶稣说。得到恩典的那些人自然是相信的，但是他们只是少数，其他人怎么办呢？当耶稣不再显现时，那些从未看过的人要怎么办？教会如何才能稳固？所以，这就需要坚定的见证者和传道者，使人们根据那些看过的人的见证而抉择。
一群并不虔诚也不那么靠谱的人被耶稣感化，变成了毫不畏惧的传道士。他的门徒从对耶稣的背叛和离弃，变成了全然相信死而复生的耶稣基督，成为了殉道者的先驱。他们为了把耶稣的教义传到地极，毫不畏死，面对罗马帝国的迫害面无惧色。这种改变是非凡的，这群胆小又多变的人身上所发生的改变，就是一个最大的神迹。
德国神学家朋霍费尔曾说：“教会不是别的，只是基督切实在其中模塑的一群人。”这群人被使徒保罗形容为“基督的身体”。保罗看到有一种新人类组成了一个新族群，他们用自己的一举一动来赞美上帝、表彰上帝。
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耶稣到底是人，还是神，抑或半人半神？要回答这个问题，相当不容易，它涉及了基督教教义的基石，即“三位一体”。
耶稣是一个出生在加利利的犹太人，他有名字、有父母，跟普通人一样是实实在在存在的人，但同时耶稣又和大地上任何一个活过的人完全不同。也就是说，耶稣既是人又是神，既具有人性又具有神性，并非“半人半神”。这是一个统一的状态，与三位一体一样，需要人们越过一般的逻辑思维，从一个整体性的角度来把握和理解它。
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这三者构成一个统一的整体，上帝就是三位一体。问题是，上帝怎么可以既是父亲，又是儿子，同时还是一个灵？这不是违反了逻辑规则和语法规则吗？按照逻辑来说，应该认为圣父是上帝，他生了圣子耶稣，而圣灵应该是独立存在的另一个东西。可是，事实并不是这样。基督教认为，圣父、圣子、圣灵全都是上帝，它们是完全同一的，之所以分出三个不同的概念，是因为上帝有三个位格，这并不影响其统一性。
由此可知，耶稣不仅是上帝的儿子，同时也是上帝本身！
打个比方，人类生出来的孩子是人类，造出的是塑像。而上帝生出的是基督，造出的是人类。因此可以得知，就像人类的孩子是人类一样，上帝的儿子与上帝是一样的，所以上帝之子也是上帝。
上帝与人类的不同，还在维度上有所体现。就像一维空间是一条直线，二维空间的平面图形是由多条直线组成的，而三维空间的立体是由多个平面图形组成的。一维的世界永远无法理解二维世界，二维世界也永远无法理解三维世界，但反过来，高维的生物就很容易看清楚低维生物，可以说是一览无遗。英国作家埃德温·艾勃特写的一本著名的科幻小说《平面国》，书中就很形象地表达了这个道理。
同理，人的层面是一个简单的层面，维度比较低，而上帝的层面就要高得多。上帝是一个人格神，你可以在上帝的层面上找到人格，只是你会发现人格在那里以全新的形式组合在一起。只不过因为人类不生活在那个层面，所以对此无法想象，就如同一个“平面人”无法想象一个三维空间的“立体人”那样。
在上帝的维度上，你会发现这样一个存在，它拥有的位格数量多达三个，却依然属于同一个存在。因此，人们不能因为无法想象这种超人格的存在，就断然选择不相信它。
在人们已经对上帝有了某种隐约的感知和粗略的认识时，突然出现一个自称上帝的人，那么，只是单纯地把这个人视为疯子是不合理的。这个人得到了人们的信任，在人们亲眼看到他被害之后，他又再次出现在人们面前。后来，相信他的这些人联合起来，组成一个团体，并且发现上帝之灵在他们体内指引着他们，让他们充满勇气和力量，能去做从前不敢想、不敢做的事情。这个团体的成员就是基督徒，而那个自称是上帝的人，就是耶稣。当基督徒们了解到了这些，就会发现自己实际上已经得出了基督教对三位一体的上帝的定义了。
基督教为什么要搞出这么复杂的三位一体概念？为什么不能简单一点，以便普罗大众理解和接受？如果从信仰的角度出发，答案是这样的：三位一体的概念不是虚构和杜撰的，它是真实的，是来自于耶稣基督真实的事迹，所以只能得出这个结论，而不可能设计得更简单一些。
三位一体的教义是整个西方基督教神学的基础，这一教义直到325年的尼西亚会议才有了明确的形式。大家集中在一起开会，讨论问题，解决分歧，以达成共识。三位一体的争论在381年的君士坦丁堡会议上才得到解决，并且，涉及基督人性和神性之间关系的进一步争论在451年的迦克墩会议上才得到解决。三位一体的教义这才被确立为教会可靠的、公认的基础。
尼西亚会议形成的决议就是《尼西亚信经》，是类似于入党誓词之类的东西。《尼西亚信经》有多个版本，其中一个圣公会版本是这样写的：
“我等信独一之神，即全能之圣父，创造天地，及一切有形无形之万物之主。
我等信独一之主耶稣基督，上帝独生之圣子，是圣父在万世之先所生，是从神所出之神，从光所出之光，从真神所出之真神，是生非造，是与圣父同体，万物皆藉圣子而造；圣子为要拯救我等世人，从天降临，为圣灵感动之童贞女玛利亚所生，成为人身，在本丢彼拉多手下，为我等钉十字架，被害而葬，照《圣经》之言，第三日复活，升天，坐在圣父之右；将来复必有荣耀而降临，审判生人死人，其国无穷无尽。
我等信圣灵即是主，是赐生命者，是从圣父、圣子所出，与圣父、圣子，同是当拜，当称颂者，众先知说预言，皆是被圣灵感动；我等信使徒所立独一圣而公之教会；我等信因为赦罪设立之独一洗礼；我等望死后复活，又望来世之永生。阿门。”
《圣经》的那些事儿
《圣经·创世记》中说道，人类的祖先亚当和夏娃是因为听了蛇的蛊惑，偷吃了禁果，因此被上帝逐出了伊甸园。为什么是蛇，而不是其他生物来蛊惑呢？这里面的缘由就是古人普遍的蛇崇拜。而《圣经》作为古代典籍，必然会将古代的主要文化反映在其中。
远古时期，各种动物是人类的一大威胁，其中占据重要位置的就是蛇，因此人类对蛇怀有畏惧和崇拜之心。在古代，蛇被赋予神秘色彩，拥有魔力，是所有动物中拥有最多象征含义的动物。与蛇有关的神话故事、图腾崇拜以及宗教信仰在世界各地都普遍存在。
在古埃及，很多神灵的形象都带有眼镜蛇的特征。蛇在埃及神话中是大地之子，拥有原初生命的创造力。在印度，蛇在文化中占有重要位置，是生命、生殖、死亡、帝王和神灵的象征。在中国古代的神话故事中，女娲和伏羲是人首蛇身的。蛇还具有医学意义，世界卫生组织图徽上的蛇形图案，就来源于古希腊医学之神的权杖，也就是“蛇杖”。
蛇在《圣经》里既是邪恶的，也是充满智慧的。在旷野中，蛇是所有动物中最狡猾的，并且象征着神秘和权力。摩西向上帝祈求力量，上帝让他把权杖放下，随后权杖变成了蛇。摩西在上帝的命令下抓住蛇的尾巴，蛇又变回了权杖。
还有一个最著名的“衔尾蛇”图案，这是一条自绕一圈叼住自己尾巴的蛇。基督教普遍认为，衔尾蛇代表着整个物质世界的边界，是稍纵即逝世界里的一个短暂的存在。
《圣经》分为旧约和新约两个部分。旧约就是上帝与摩西、以色列人立的约，因为以色列人是上帝拣选的民族。整部旧约实际上可以看作是上帝与以色列人之间的互动，以及以色列人的历史。可是，仅仅局限于一个民族，这就显得范围有些狭窄了，因此后来就有了新约。
新约就是通过救世主耶稣，上帝重新与人类立的约。这次的立约并不局限于某一个民族，而是把范围扩大至全体人类。所以，基督教后来可以发展成为世界第一大宗教。新约的主体是四福音书，讲的是耶稣的生平事迹。“福音”的意思就是“好消息”，传教士们传福音，就是向全体人类传播好消息。新约中还有使徒行传和书信集等。
旧约和新约有很大的不同，这个不同反映在上帝的脾气和行事方式上，以至于人们会产生上帝是两个人的错觉。的确，同一个上帝前后怎么性格气质相差如此之大？也许是因为之前面对的只是一个孩子，即以色列人，而后来面对的是一大群各类型的孩子，即全人类，所以上帝的表现自然会有所不同。
据传，希伯来民族和阿拉伯民族的祖先都是亚伯拉罕。他和他的家族原居于苏美尔的吾珥，后来全家迁徙到哈兰。在迦南地，上帝启示了亚伯拉罕，并说道：“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
有一天，上帝为测试亚伯拉罕的信心，命令亚伯拉罕将爱子以撒作为祭品献给他。尽管上帝下达如此残酷的命令，虔诚的亚伯拉罕依然无怨地遵守，带着孩子和祭具上山行祭。当亚伯拉罕正准备动手时，突然，神的使者在天上呼唤他。天使说：“你不可在这童子身上下手，一点儿也不可害他。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了，因为你没有将你的儿子，就是你的独生儿子留下，不给我。”
天使跟亚伯拉罕说，这是上帝对他的考验。这个考验实在太残酷了，是人类难以承受的。那时候，迦南地存在用大儿子献祭的习俗，上帝为了考验亚伯拉罕，特意用了这个外邦人的习俗。事实上，做人祭这种行为，上帝一直是讨厌的，并从此严禁希伯来人进行人祭。他在亚伯拉罕的献祭现场准备了羔羊代替以撒作为燔祭，这件事就算圆满解决了。这就是“替罪羊”一词的由来。
圣经教导人不可试探神，可是为什么神会以这样一种极端的方式来试探人？上帝为什么会下达这样残酷的命令？亚伯拉罕又为什么没有质疑，而是贯彻到底呢？
亚伯拉罕并不是盲目顺从，其实他也在试探上帝。在最后一刻，上帝阻止了献祭，也由此赢得了人心。从此，在亚拉伯罕和他的后代的心中，耶和华就成为了一个完全值得信赖的神，被称为“亚伯拉罕的上帝”。
《约伯记》是《圣经》中最独特的一卷书，着重讨论了苦难这个主题。该书讲述了约伯的故事：一个原本富有的男人，突然间莫名其妙地失去了财产和子女，并患有严重的皮肤病，从此生活坎坷。不过约伯很坚强，他的忍耐和回转，最终使得他比受苦之前更加蒙福，生活更加富足和幸福。
约伯是一个义人，按理说他应该活得好好的。可是，约伯无意间竟然成为上帝与撒旦之间赌局中的一枚棋子。《约伯记》的重点其实不在于苦难，而是把苦难当作材料，来探讨更重要的问题，也就是关于信心的问题。
有一天，撒旦对上帝说，约伯早就被惯坏了，他是因为上帝对他好，所以才对上帝这么虔诚。撒旦嘲笑上帝，说上帝因为得不到爱，所以才用这种贿赂的方式来讨好人，让人追随他。上帝听了肯定不服气啊，所以就跟撒旦打赌。
撒旦说，上帝老爷子你信不信，只要事情稍不如意，像约伯这种人就会很快离弃你。于是上帝接受了撒旦的挑战，同意用约伯的反应来验证撒旦的说法是否正确。就这样，一个个莫名其妙的灾难就降临到可怜的约伯身上。
苦难逐渐击倒了约伯内心的信念，他迷惑了，动摇了，愤怒了，绝望了。在经历了一系列痛苦的内心挣扎之后，最终，约伯依然找回了对上帝的信心，并更加坚定。于是，上帝在这场赌局中获胜，并赐予约伯非常多的好处作为弥补，结局还算圆满。
《约伯记》的一个独特之处在于，竟然原原本本地描述了约伯对上帝愤怒的控告，即一个普通人对上帝的控告。约伯好像在审问、控诉上帝为何如此对待一个无辜之人，他用近乎亵渎的言辞宣泄对上帝的埋怨，其中夹杂着愤怒、嘲讽以及遭到背叛的痛苦。这种大逆不道的情节和亵渎的语言出现在《圣经》里，可能就仅此一次。
实际上，《约伯记》的目的并不在于苦难：痛苦时上帝在哪里，而是在于信心：痛苦时约伯在哪里。简单点说，这个意思就像美国前总统肯尼迪的那句名言：“不要问你的国家能为你做些什么，而要问你能为这个国家做些什么。”
作为《圣经》中的重要教义之一，“因信称义”是说，神称信耶稣的人为义，因信基督称义，不因行律法称义。这是基督徒获得救赎以及成为上帝眼中的义人的必要条件。“称义”的意思是“成为正义的”。
这一观点是由使徒保罗提出来的。后来在宗教改革运动中，马丁·路德根据《罗马书》中因信教义的观点，引申出信徒能因为信仰而直接成为义人，不用进行中世纪的那种烦琐仪式，所以因信称义是路德派的重要教义。
保罗可以算是基督教的首位神学家，也是公认的对早期基督教会的发展做出最大贡献的使徒。刚开始时，保罗是一个法利赛人，他对犹太人的各种律法都很熟悉，也对上帝很热心、很虔诚。因为耶稣所传的福音与犹太人对摩西律法的认识有很大冲突，所以保罗认为基督徒是异端，非常令人讨厌。他曾积极参与迫害基督徒，是基督教徒眼中的一位“鬼见愁”。一次，在前往大马士革抓捕基督徒的路上，他见到了耶稣现身，随后双目失明，幡然悔悟后眼睛又重见光明。从此他皈依了基督教，成为基督教强有力的支持者和传教者，耶稣称保罗是“上帝拣选的器皿”。
在地中海各地，保罗进行了三次传道，他的足迹遍布小亚细亚、希腊、马其顿和地中海东部各岛。他还在外邦人中建立了很多教会。其中有两年，他曾被当局关押，出狱后保罗又再次踏上了传教之路。后来，罗马皇帝尼禄下令处死保罗。保罗成为了一个殉教者，也成为了一个传奇。
基督教从一个犹太人的小教派转变为世界性的大宗教，保罗功不可没。保罗影响了后来的许多基督教神学家，也是《圣经·新约》最重要的作者。在《圣经·新约》的二十七部书中，最少有十四部被认为是保罗所撰写的。
保罗指出了基督徒应该具有的三种美德，即信、望、爱。
信就是信心，是信仰生活的基础。“信”通常有两层含义：一是指相信，即接受基督教教义，或认为这些教义是对的；二是指将自己完全地“交托给上帝”，这是更高意义上的信。
望，就是盼望，是基督徒生活的原动力。基督徒应该对永恒世界怀有持续的盼望，这是必须要做的事情，并非一种逃避或者一厢情愿。在基督徒看来，如果关于天国的渴望是假的，那为何人们生来就具有这些渴望？关于天国的渴望不像对美食、美女这类渴望，它在尘世中是无法得到满足的。如果在尘世中，一种渴望总是无法得到满足，那么唯一能够解释的是，人类是为另一个世界而造的。
爱，就是爱心，是最大的恩赐。爱指的是基督教意义上的爱。这并不是一种普通的爱，指的并非感情状态，而是一种意愿状态，也就是人们天生对自己怀有，也要学会对别人怀有的那种意愿。
对于《圣经》里的奇迹与神恩现象，应该如何看待？
根据热力学第二定律，整个宇宙有一个熵增的趋势，而生命现象是一种自组织现象，它是逆着熵增的力量发展的，生命体需要从环境中摄取“负熵”来生存。生物进化过程与熵的力量相互冲突，发展趋势是由低到高。进化的阶梯逐渐变得复杂，步入高度分化和有组织的状态。进化阶梯发展至人类，意识和复杂的行为模式便产生了，这是进化的奇迹，自此，人类占据进化阶梯的顶层。
说进化过程是一个奇迹，是因为它从表面上看起来违反了热力学第二定律。而人类的心灵和精神进化，也可以看成是相同的模式。人只有经过艰苦卓绝和不间断的努力，才能实现心灵的成长，达到心智的成熟。这是因为人不但要对抗熵增的自然力量，还要对抗墨守成规的自然倾向。人的一生会面临无数的问题，不应该逃避，而要积极面对和想办法解决。
因此，生物的进化，以及心灵的成长，可以视为上帝的恩典。美国杰出的心理学家斯科特·派克所撰写的畅销书《少有人走的路：心智成熟的旅程》，对《圣经》里的奇迹和神恩现象，从心理学和心理治疗的角度做了精彩的分析。
派克说：“你仔细回顾你的一生，也很容易发现，生活中有无数‘千钧一发’的时刻，带给你极其神奇的体验。你险些发生意外事故的数量是实际发生的好几倍。你会意识到，你具备特有的求生模式，对意外事件有着某种特殊的抵抗力，而这并不是你自主选择的结果。既然如此，难道说，绝大多数人的人生，本来就充满巨大的刺激吗？我们能活到今天，真的要感谢神奇的力量吗？”
对于各种神秘的偶然事件，难道仅仅是运气而已么？各种不可思议的现象，以惊人的频率在各地出现，这种情形称之为“同步性原理”，是由著名心理学家荣格提出来的。
1930年，荣格首次使用“共时性”这个词来描述超自然现象。荣格发现，他这一生遇到过许多“有意义的巧合”。如果只用“巧合”来解释这些事情，并不准确。特别是当一个人一生中经历了许多次这种巧合，就更难用概率性的解释来说明了。
荣格无法接受巧合论的解释。他说：“众多事情难以预料地凑合在一起，使得视概率为唯一决定性的因素之观点，很难成立。”于是，他想要用一种理论性的概念来对这种超自然现象进行描述。“共时性”这个概念就是被用来描述这种心理状态与客观事件之间的非因果关系。这就是同步性原理。
为了说明这个理论，荣格举了他在心理咨询中碰到的一个真实例子。荣格有一位年轻女患者，由于她受教育良好，懂的事情很多，秉承理性主义，所以荣格的治疗很难进行下去。某天，这位女患者对荣格诉说了她前晚做的一场印象极为深刻的梦，梦中有人送给她一件很贵重的珠宝——一只金色的甲虫。正当她对荣格诉说其梦时，荣格发现窗外有一只相当大的昆虫在飞撞着窗户，荣格立即打开窗户，让昆虫飞进来，并一把抓住了它。它是一种甲虫，名叫玫瑰金龟子，它身上那种黄绿的颜色与金色甲虫极为相像。荣格把这只昆虫交给了女患者，说：“看，这就是你的甲虫”。这个事情瞬间打碎了女患者理智抗拒的坚冰，洞穿了她自负的理性主义，从此荣格对她的治疗过程十分顺利，并成效显著。
我们无法为这个现象提供合理的解释：女患者前晚梦见金甲虫（事件一），窗外飞进来甲虫（事件二），两者之间没有因果关系，却在女患者诉说梦境的时候，神奇地在同步发生了，从而让女患者的后续治疗得以顺利进行。
同步性原理无法解释事件的原因和过程，只能说明类似事件同时发生的概率要高于单纯用概率论预测的结果。就奇迹本身而言，是无法用同步性原理来解释的，只能让人们确定所谓奇迹不过是普通的事件，只不过它们与特殊的时机巧妙结合，达到了完美的程度，所以看起来非常神奇。
《圣经》中的《启示录》是使徒约翰根据自己在海岛上看到的异象而写成的。《启示录》主要讲述了基督的胜利和他的荣耀。在未来的某一时刻，基督再临，经由末日审判，惩治那些刚硬不化、不信神的人，把前所未有的大灾难降临到他们身上。基督将所有掌权的邪恶势力全部毁掉，然后在人间建立神之国。从此，人间大地揭开新篇章，人们永享福乐，撒旦、假先知、敌基督者以及那些不知悔改的罪人都会成为过去。
《启示录》是奇特的，读者必须明白它的风格，才有可能看懂里头描述的那些异乎寻常的怪兽。“天启四骑士”“第七封印”等概念就出自其中。
《启示录》是《圣经》的最后一卷，在《圣经》中占有重要地位。假如没有《启示录》，《圣经》就不完整了，就不能成为一部有始有终的作品。那样的话，人们就只能看到神的创始，而无法看到终结；只能看到神的恩赐、仁爱，而不能看到神的最终胜利和无比的荣耀；只能看到神开始做的计划，以及漫长的进程，而不能看到目标的达成。
第五节 经院哲学时代
基督教神学
1世纪前后，罗马世界急剧增长的宗教热情，复兴了毕达哥拉斯学派。这个新生的运动采纳了柏拉图的一些学说，用折中主义方式和其他希腊理论结合起来，因此它和早期毕达哥拉斯主义是有很大不同的，这便是新毕达哥拉斯主义。之后，这个学派又影响和催生了新柏拉图主义。
新柏拉图主义最早诞生于埃及的亚历山大，该学派最重要的人物是普罗提诺（又译作柏罗丁）。他被认为是新柏拉图主义之父，是新柏拉图学派最有名的哲学家。在晚期的古罗马哲学中，普罗提诺是公认的大师级人物，被誉为整个古希腊哲学伟大传统的最后一个辉煌代表。
以希腊思想为基础来构建一种宗教哲学，这一追求在新柏拉图主义那里达到了顶峰。在新柏拉图主义看来，不能用孤立的角度来看待个人，而要将个人放置在一个大的宇宙图景之中。“恶”被新柏拉图主义描绘为一种缺失、一种非存在，灵魂被看作是存在，而身体被看作是非存在。新柏拉图主义的目标是把灵魂从肉身框架中解放出来，以实现个人灵魂与世界灵魂的合一。
普罗提诺对柏拉图主义中把世界一分为二的理型论做了新的诠释。他把宇宙设想为一个由光明和黑暗所构成的等级关系。宇宙的核心是不可表达的精神本体，即“太一”，它是万物之源。太一是我们通过理性能够接近，但却无法描述的，相当于中国道家哲学所讲的“道”。
太一将“存在”投射到万物，就像光源一样，在黑暗中照亮周围。光线随着它从光源辐射出去而逐渐减弱，直至消失在黑暗中。这便是“流射”学说，它意味着，作为精神性最终基础的存在是最有力量的，这是一个等级结构，等级越往下，就愈加不完善，就愈加可朽。意思就是，光源是最亮的，离光源越远的地方，就越黑暗。流射过程可分为三个阶段：一是纯粹思维或心灵阶段，二是灵魂和思想阶段，三是物质和身体阶段。
也就是说，人类既有等级高的灵魂，又有等级低下的肉体，这就造成了一种灵与肉之间的紧张关系。因此，人生的最高目标就是让自己的灵魂复返太一，与之合一。个人的灵魂与太一的终极之光合二为一，这是神秘的、不可言传的。可见，新柏拉图主义的这个观点十分类似于印度教《奥义书》中所说的“梵我合一”。
新柏拉图主义对教父哲学和中世纪基督教神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它本身只是一种学说，在被基督教吸收采纳之后，加上了关于一个活生生的人格神，以及一个救赎天堂的信息，大批人便从中找到了满意的答案，他们的宗教追求变得有理可据了。
教父哲学是中世纪哲学的开端，是护教者为基督教教义辩护的一种思想体系。在教父时期，早期基督教和古希腊哲学进行了结合。教父是指那些既要宣讲，又要写作的护教者。他们对制定和论证基督教教义做出了贡献，所以被尊称为“教会的父老”，简称教父。教父哲学也是因此得名。
教父哲学主要分为两大派：一派是以塔提安、查士丁、克莱门、奥里根、伊雷纳乌斯等人为代表的希腊派；一派是以杰罗姆、奥古斯丁、安布罗斯、德尔图良、格雷高里等人为代表的拉丁派。希腊派创建了教父哲学，而拉丁派把新柏拉图主义塞进基督教教义中，使哲学和神学混为一体。奥古斯丁是教父哲学最后的完成者，将教父哲学推向了巅峰。
总体来看，护教者著作中的基本思想是说，世界虽然会毁灭，却显示出理性和秩序的踪迹。上帝是永恒不变、善良正义的第一因，是所有生命和存在者的来源。上帝超越了人类所有的概念，难以形容。同时，上帝又是理性的，宇宙中的秩序和目的都是因为上帝的理性而存在。
如同光来自于太阳一样，逻各斯来自于上帝。逻各斯是由上帝发射出去的，在耶稣那里成为人类，基督就是逻各斯的化身，这便是所谓的“道成肉身”。圣灵被看作是一种实体，是上帝另一种形式的显现。
有关人的堕落与自由意志的学说，是护教者所共有的另一种学说。这一学说讲的是，人类的精神是由上帝创造的，由于人类的祖先亚当和夏娃偷吃了“知善恶树”的禁果，因此人类的精神可以对善恶进行区分，并且可以自由地选择善恶。于是，有些人类精神会选择反抗上帝、远离上帝，趋向肉体享乐，这是一种堕落和罪恶。这种罪恶会得到惩罚，这些精神会堕落到较低一级的生命中。等到审判日来临，正义者会过上永恒的生活，而邪恶者则会遭到永久遗弃。
基督教的基本信仰认为，上帝之子耶稣将会降临人间，让人类远离罪孽、获得救赎。这一简单命题产生了许多问题，基督教神学家们为此争论了几个世纪，经过漫长而激烈的争论后，才正式解决了这些问题。
安瑟伦（1033—1109年）是一位大主教，名字又译作安瑟尔谟。他是经院哲学家的典型，做出了第一个经院哲学的思想综合。他最有名的是提出了一个关于上帝存在的“本体论证明”。
这个证明的大意是：上帝是一个“不可设想”的伟大存在者，但是，如果上帝不是实际存在的，而仅仅只是人们脑子里设想出来的，只存在于人们的思想中，那么人们还可以设想出一个更伟大的存在者，在逻辑上这是自相矛盾的。因此，上帝作为一个“不可设想的无与伦比的伟大存在者”，就不仅是存在于人们的思想中，也必须存在于现实中。这一段表述的形式与安瑟伦的原文是基本一致的，乍一看不太好理解，毕竟不够通俗。
打个比方来说明。某个男人找对象，他按照自己设想的完美女神标准去找。他想找白富美，结果他找到了，却又发现这个女人不够完美，比如脾气不好、学历不高等。接着他又想找一个更好的、更完美的女人，但是他发现无论怎么找，现实中的女人总有缺点，是不完美的。
也就是说，这种“可设想的”完美女神，她在现实中存在，可是你总能够再想出比她更完美的人。而“不可设想的无与伦比的伟大存在者”是完美的顶点，它与现实中存在的那些不完美的人是不一样的，它是“不可设想的”，你再也无法想出一个比它更完美的东西了。所以，这个最完美的上帝不仅存在于人的思想中，也必须存在于现实中，毕竟不是实际存在的东西肯定算不上是最好的。最完美的东西必然存在，上帝的概念必然包含了上帝的存在。
在中世纪，西方基督教世界意外地发现了一个新世界，这个新世界给经院哲学的研究带来了新的动力。人们从阿拉伯人那里得到译本，然后把它们翻译成拉丁文，开始了解到关于数学、天文学和医学方面的希腊著作，以及亚里士多德和一些希腊哲学家的著作。
1150年前后，亚里士多德和阿拉伯哲学的主要著作都从阿拉伯语翻译成拉丁语。在1210—1225年，亚里士多德几乎所有的著作都已为人所知。人们对这些书倾注热情，用心加以研究，依照阿拉伯人的方式，用新柏拉图主义精神对其进行阐释。“发现亚里士多德”是一个重要事件，无论是对亚氏本人的学术地位和历史影响而言，还是对经院哲学的发展而言，都具有巨大意义。
拉丁教父奥古斯丁
圣奥古斯丁是早期基督教会中最伟大的、有创建的思想家，是教父哲学的伟大代表。他于353年出生在北非。父亲是异教徒，母亲是基督徒，对他影响很大。
在名字前面加一个“圣”字，代表此人是圣徒，为基督教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地位很高，比如圣彼得、圣保罗、圣托马斯等。一般来说，多神崇拜、偶像崇拜是一神论基督教严厉禁止和反对的。但是，历史总是在开玩笑，这种偶像崇拜在基督教中又以圣徒崇拜、圣母崇拜、教皇崇拜等多种形式重新表现出来。
这也许是人类的一个深层心理，很难杜绝。毕竟从远古开始，人们就开始崇拜和迷信各式各样的神灵。如果单单只是崇拜和思念唯一的一个上帝，似乎有一些单调，因此需要多一点的选择。
当然，这并不是上帝的错，也不是耶稣教导错误，就是人类的权力欲和私心在作祟。通过各种其他样式的崇拜，实际上就是把上帝的权力分散了，分权给了教会、教皇、圣徒、各类神职人员。这么做的结果，后来就成为基督教第二次分裂的最主要原因。
天主教的这套做法，受到了基督新教的强烈反对。基督新教认为，人类可以直接与上帝建立一对一的个人联系，而不需要教会和教皇作为中介。人们只需要认真研读《圣经》，凭着自己的虔诚和信心即可，不需要去崇拜什么圣母玛利亚和其他圣徒，不需要听从教皇的指手画脚，也不用再忍耐教会的腐败。
这种革命性的主张当然会受到保守势力的强烈反对，因此，在宗教改革的年代，各种血雨腥风，两派的信徒互相杀戮、互相攻击、互相鄙视，都是在所难免的。
言归正传。奥古斯丁早年信奉摩尼教，又转向怀疑论，还研究了新柏拉图主义，就是不信基督教。他曾经放浪形骸，荒唐无稽，之后浪子回头，所以晚年他写了自传《忏悔录》。在他30多岁那年的某一天，他突然受到圣灵的启示，有了一次宗教神秘主义体验，从而顿悟。
《忏悔录》中记载，当他在自家花园因为信仰而迷茫时，一个清脆的童音突然在耳边响起：“拿起，读吧！”他连忙把手边的《圣经》翻开，正好翻到圣保罗的教诲那里：“不可荒宴醉酒，不可好色邪荡，不可争竞嫉妒。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奥古斯丁年轻时生活放荡不羁，这段话直击他内心深处。他顿觉有一道恬静的光射到中心，驱散了阴霾笼罩的疑云。他在387年复活节这天正式改信基督教。之后他在家乡北非过起了隐居生活，三年后经过教徒的推选，当上了省城希波教会执事。又过了五年，奥古斯丁升任主教，因此他也被称为“希波的奥古斯丁”。
经历一种神秘的心理体验，确实是一个人笃信一种宗教的重要原因。美国近代哲学家、心理学家威廉·詹姆斯在他的著作《宗教经验之种种》里，采访和研究了很多个案，他发现，确实有不少人信教都是由于经历了一次独特的心理体验。
詹姆斯写道：“这种非理性的、直觉的信念是我们身上深层的东西，理性的论证则不过是外表的显示。本能引路，理智只不过是跟随。如果一个人像我引用的例证那样，感觉到有个活生生的上帝，那么，你的批判性论争不管多么前所未有过的高深，对转变他的信念来说均属徒劳。”
奥古斯丁在许多方面对基督教哲学做出了贡献，他的学说主要有创世说、原罪说、救恩论、时间论、三位一体论、幸福论、恶的问题、自由意志学说等。在奥古斯丁的神学中处于统治地位的几个要点是：柏拉图主义的绝对概念和上帝的尊严，以及脱离了上帝的创造物是无足轻重的。
上帝全能、全善、全智，他是绝对自由的。对上帝来说，意欲和行动是一回事，他仅凭意念就能完成任何事情，不需要任何中介物，所以他仅凭语言就可以将整个世界创造出来。
上帝从虚无中创造了世界，这个创造和新柏拉图主义所理解的是完全不同的。在《圣经·创世记》中写道：“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时间和空间也是上帝创造出来的，但上帝自己并不在时空之中。上帝的创造是一个连续的创造，除非有上帝的支撑，否则世界就会消亡。
奥古斯丁认为，亚当既然选择了背叛上帝，那就失去了上帝赐予的神圣礼物，即不朽、神圣性、正义、摆脱欲望。这种堕落是亚当咎由自取的，结果使人类成为“沉沦的一群”。因为亚当是人类的始祖，他将有罪的本性遗传给了他的后裔，所以人类也就承接有罪的本性。世人都从罪中创生，这种罪是一种原初的、带有遗传性的罪。人们可以自由地犯罪，却无法自由地摆脱罪。这也就是奥古斯丁所谓“原罪”的由来。
只有神才能帮助罪人恢复自由，让其改过自新，获得新生。这种恩典是上帝给予的。上帝“不可抗拒的恩典”指的是改变人的意志，让他心甘情愿做善事，而不是强迫他做善事（包括不作恶）。因此，人要发自内心渴望与神结合才行，而不是假模假式地做一点儿好事，就以为可以得救了。实际上，人类与罪的战斗是无望的，唯有上帝的恩典才是唯一的希望。
自从人类先祖亚当、夏娃因偷食禁果而被贬下凡间后，现实世界就一分为二，成为了两座城。奥古斯丁说：“一座城由按照肉体生活的人组成，另一座城由按照灵性生活的人组成。”也就是说，一座是永恒的上帝之城，城中的子民都是上帝的选民，是预定获救的基督徒。在现世中，教会是上帝之城的化身。另一座城是尘世之城，属于撒旦的领域，城中的子民都是注定要遭受惩罚和毁灭的人类。在现世中，代表尘世之城的是异教徒们的生活态度和生活方式。
上帝和魔鬼的斗争，被奥古斯丁解释为每个人内心中都存在的一场斗争，并且这种斗争还存在于历史层面上。在个人生活中，是救赎与原罪之间的对立；在历史层面中，是教会的发展、国家的壮大，以及人们生活方式的变化，这都是上帝之城与尘世之城之间对立的体现。
恶的问题，是基督教的一个大问题，也是难题。既然上帝是全知全能全善的，那为什么这个世界上还会有“恶”存在呢？奥古斯丁采取了三个策略来进行解释。
首先，他给予恶以相应的地位。恶是善的必要手段，有恶的存在其实是一件好事，就像图画中的阴影有利于整体的美一样，恶对于世界的善来说是不可或缺的。如果没有善，恶也不可能存在。
其次，他将恶定义为善的缺乏。恶可以被认为是一种缺陷，善的缺乏就是恶，这一缺乏意味着人性中本来应当具有的某种东西缺少了。所有种类的恶都被归类于缺乏的概念之下。道德上的恶产生于人和堕落天使的意志，这种恶不会影响宇宙整体的美，神性的缺乏才是最坏的恶，也就是说，主动拒绝上帝是罪大恶极的。
最后，他将对恶应负的责任归于人类。人类是根据自己的自由意志来行动的，上帝赋予了人类自由意志，也就赋予了人类选择的权利。人类可以选择寻求上帝，也可以有意不追随上帝，也就是说，人类可以选择罪。所以，罪恶是产生于人的自由意志，由于人们自由地选择了罪恶，就出现了罪恶。
奥古斯丁还主张一切过程都是上帝预先计划好的。一方面，一切都已经是上帝预先知道的；另一方面，人类是自由行动的，有自由意志的，这不是一个矛盾吗？
上帝预先知道了人类的行动，但人类却仍然是自由的。奥古斯丁解释说，有两种时间角度，人类生活在“非永恒的”时间里，而上帝则超越了这种时间观。我们说上帝预先知道一个人的行动，是指他超越非永恒的时间，因此与时间同时存在。上帝是独立于时间以外的绝对存在，无论是过去、现在、将来，对上帝来说都是“现在”。
上帝虽然具有先知先见的能力，但他并不会对人类的行为进行提前安排或者干预。因为他自己在时间之外，所以他可以看到万事发生，但他并不会插手。这就像我们想起以往一个行为时，只是进行回忆，而不能说由于我们“知道”了自己过去的行为，所以就“预先”决定了自己过去一定会这么做。
为了让大家更好地理解上述的意思，牛津才子、《纳尼亚传奇》的作者路易斯在他的著作《返璞归真》中举了一个绝妙的例子。他说：“假如我在创作一部小说，我写道：‘玛丽放下手中的活儿，紧接着就听到一阵敲门声！’对于故事中生活在想象的时间里的玛丽来说，放下手中的活儿与敲门声之间没有时间间隔。但是我——玛丽的创造者却不生活在那段想象的时间里，在写这句话的前后两半之间，我可能端坐了三个小时，专心致志地考虑玛丽的事。我可以把她当作仿佛是书中唯一的人物来考虑，想考虑多久就多久，我考虑的那几个小时根本不会出现在玛丽的时间里（亦即故事的时间里）。”
通过这种作家与故事人物的类比，我们就很容易理解上帝与我们在时间上的不同。上帝就像作家，而我们就是他作品里的人物。作家已经构思好了整个故事，而故事中的人物却对自己的命运茫然无知。在故事里的时间可以任意跳跃，一下子就是好几十年，可是，作家却不在故事的时间线之内。
上帝不生活在任何时间系列中，所以他是无处不在、无时不在的。我们绝对不能将自己日常惯用的时间概念套用在上帝身上，上帝在时间之外！
天使博士阿奎那
一个针尖上能站立几个天使？这个问题是不是很无聊，可这却是经院哲学的一个命题。要知道，在中世纪，基本上知识分子都要为宗教服务，不然就是大逆不道，所以许多问题看似无聊，却是有用的。
托马斯·阿奎那（1225—1274年）是中世纪著名的哲学家、经院神学家。作为经院哲学的集大成者，他逝世之后获得“天使博士”的美称，亦称圣托马斯。他把理性引入神学，并用自然法则论证君权神圣说，是最早主张自然神学的人之一。
他写了许多哲学和神学专著，其中《神学大全》是他最有名的著作。他还对许多古代著作做了注释，其中最重要的是亚里士多德的著作。在阿奎那的努力下，一套系统完整的神学体系被建立起来。他推动了基督教神学的发展，影响深远。在中世纪的基督教神学和神权政治理论方面，他是公认的最高权威。
阿奎那寻求信仰和理性之间的综合，在《神学大全》中提出了五种论证上帝的方法，如宇宙论论证、设计论证等，它们常被称为“五种证明的方法”。这是采用理性和逻辑来证明宗教教义的一个范本。
第一种证明是最简单的：一切事物都是由其他事物产生的，一个事物的运动总是要受其他事物的推动。因此，所有运动的产生都源自于它之前的另一个运动，这样一直推导下去，最终肯定能推导出一个不受其他事物推动的第一推动者，它就是上帝。
第二种证明是：从动力因的性质来证明上帝是存在的。在现象世界里，存在一个动力因的秩序，其中没有任何一个事物的动力因就是其自身。动力因也不可能推溯到无限。所以，假如第一动力因是不存在的，那么中间的原因与最终的结果也是不存在的。综上所述，必然存在一个最初的动力因，也就是上帝。
第三种证明是：从可能性和必然性来证明上帝是存在的。世间万物都是存在的，也是不断变化的，存在可能性，也存在必然性。但是，一切事物的存在和必然性都来源于其他事物，而不是自身。按照这种思路推理，我们必然要认可存在某一事物，它所拥有的必然性来源于自身，而不是依赖于其他事物，并且其他事物具有的必然性是来源于它的。这个事物就是上帝。
第四种证明是：从事物真实性的等级来证明上帝是存在的。世间万物在一定程度上都是好的、高贵的、真实的，而它们与最好、最高贵、最真实的事物接近的程度就是评判它们的标准。所以世间肯定存在这样一种事物，它是所有事物得以存在、拥有良好和其他完美性的原因。这个原因即是上帝。也就是说，上帝是最完美的。
第五种证明是：从世界的秩序（或目的因）来证明上帝是存在的，也就是设计论证。世间所有事物的活动都是有目的的，活动遵循同样的规律，追求获得最好的结果。显而易见，它们是在有计划地追求自己的目的，而并非盲目地。假如没有一个智慧的存在者指引它们，它们就无法到达目的地。因此，肯定存在一个有智慧的存在者，他指引所有事物达到它们的目的。我们把这个存在者叫作上帝。
这就是自然神学的一个重要思想。后来，英国神学家威廉·佩利也提出一个类似的设计论证。佩利说，假如你在海滩上捡到了一块手表，肯定不会认为它是被海水冲上岸的普通小石头，因为手表是一件非常精致复杂的东西，不可能自然形成。所以，你肯定能推理出手表是由一位钟表匠制造的。既然整个大自然也展现出相同的特点，既精致又复杂，那么在这背后必定隐藏着一个智能的设计者，也就是说，上帝必然存在。
这个论证在达尔文的进化论出现之前，几乎是不可攻破的。著名的进化生物学家理查德·道金斯写过一本通俗的关于进化论和自然选择的书，书的标题和内文都围绕着佩利的这个论证。这本书叫《盲眼钟表匠》，书名意味深长。道金斯被誉为当代“新无神论四骑士”之一，是著名的《自私的基因》的作者。他曾说过，在进化论出现之前的年代，无神论几乎是不可能的，不相信上帝的话，你根本就无法解释自然界和生物形成的复杂性。
我们根据论证上帝存在的这五种证明可以看出来，阿奎那的证明之所以与安瑟伦本体论证明的特点有形式上的区别，是因为阿奎那采用和修改了亚里士多德有关运动和变化、原因和结果、潜能和现实以及目的论的学说。然而就其本质而言，这些论证所遵循的思想原则依然是实在论所特有的。事实上，在“温和实在论”这个经院哲学派别中，阿奎那是一个重要的代表人物。
虽然阿奎那提出上帝存在的理性证明，但他也清楚有一个无法摆脱的难题。即在基督教信仰中，上帝存在的基础在于信仰者的信心，上帝是不能用理性来验证的。
面对这个难题，阿奎那将知识与信仰加以区分，认为上帝的存在、三位一体只能是信仰的真理，人类是无法凭借理性对其进行了解的。同时，对于人类理性而言，上帝的存在不是直接自明的，我们需要证明上帝是存在的。阿奎那说道：“人的自然理性只能通过受造物去认识上帝。从受造物认识上帝是从结果推溯至原因。因此，人的自然理性所能认识的上帝，只是就其必然是世界万事万物的根源这一特点。”阿奎那通过这种方式，既用理性证明上帝是存在的，还避免了人们对他的各种证明的批评。
既然上帝的存在并不能完全由人类的理性来证明，那么我们要想确信上帝是存在的，就只能依赖“信仰的真理”了，而信仰是对未见事物的确断。因此，这就需要人们超越理性的局限，达成一次“信心的飞跃”。这也就是“因为荒谬，所以相信”的真实含义。
如果上帝是万物之因，那么他是否也是恶之因？对于恶的问题，阿奎那也提出了一些论证。他同意奥古斯丁提出的两个辩护，也就是说，恶是善的缺乏，同时恶也是人类对自由意志的滥用导致的，并不是上帝引起的。
此外，阿奎那还提出了自己的论证。他认为，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有限的宇宙之中，于是事物必定是在时间和空间上有限度的，事物并不永久持续，而是有可能毁坏的，包括人在内。事物的这些限度，意味着它们是不完美的，所以就包含了恶，这是必然的，即便是在最完满的宇宙中也是如此。因此，不能将这些恶归于上帝的意志，其只不过是因为事物的有限性和可朽性罢了。
很多我们认为是恶的东西，只是因为我们视野太狭窄，从有限的立场看才觉得这是恶。假如我们从一个更大的视角、站在一个更高的高度来看，就不会觉得它是恶了。当然，仍然有一些恶是由上帝引起的，这是上帝在惩罚我们的罪过时所导致的附带的恶，大概属于意外伤害的范畴。不过，这种恶说到底也不是由上帝引起的，而主要是由人类的罪过引起的。
阿奎那的道德哲学，具有明显的亚里士多德主义特征。他认为，在基督教之外，人也可以过一种良好的社会生活，也能获得有关生活的伦理规范知识。毕竟在亚里士多德的时代还没有基督教，而阿奎那采用了亚氏的很多观点。人类具有用各种方式来实现自身潜能的能力，所谓善的行动就是在最大程度上实现最佳人性的那些行动。行动是具有目的性的，我们追求某种目标，这个目标首先是实现人之所以为人的那些独有的能力。理性优先于意志，我们的活动是遵循理性认为是善的事物的。显然，这些观点都来自于亚里士多德。
神权政治论是阿奎那主张的政治思想。这一政治思想主要认为，上帝是至高无上的，高于一切的，世间万物都要服从、服务于上帝。他提倡政治应隶属于宗教，世俗要服从于教会，国王应听命于教皇，实际上，他的政治主张就是为了维护和保障封建宗教神学和教会的利益。
阿奎那与亚里士多德的观点相同，都认为人类是社会性造物，是天生的政治性动物。人类生来就是群居动物，与同类共同生活在社会上，而不是独居，并且天生就是社会或政治的存在。既然社会对于人类来说是自然和必要的，那么维护社会秩序的国家也是自然和必要的。
在没有神之启示的情况下，人类的确也能生活得幸福快乐，而且可以拥有德行。为这种生活的实现铺路就是政治家的任务。然而，除了追求德行和幸福，还存在“拯救”这一终极目标，追求这个目标便是教会的任务。这样，政治家的任务就和教会的任务自然重合了，因为过一种文明生活，即拥有德行和幸福，是拯救的基础。
国家和教会在任务上虽有重合，但两者之间还是存在很大区别的。阿奎那指出，寻求超自然的善，即了解上帝，就是教会的目标。很明显，国家所追求的公共的善低于超自然的善，因此国家低于教会。总的来说，就是国家要听命于教会，国王只是上帝的仆人。
社会和国家都有神圣的正义和权威，这个权威当然是由上帝赋予的，也就是所谓的“君权神授”。国家的建立是为了公共的善，是服务于上帝的伟大事业的。阿奎那说，尽管君主政体、贵族政体以及民主政体这些政体都很好，但君主政体才是人类社会最好的政体。
共相之争
在中世纪发生了一场重要的争论，即共相之争。在哲学上，这场争论也被称为唯名论和实在论（或称唯实论）之争。唯名论与实在论争论的焦点是共相是否真实存在，这属于经院哲学内部的争论。换句话说，这场争论是在争究竟“一般”（共相）是实在的，还是“个别”（殊相）是实在的。
在认识论方面，这场争论体现在普遍概念的产生、性质以及意义问题上；在本体论方面，这场争论体现在理念、精神实体以及个别事物的独立存在问题上。若追溯思想的渊源，可以关联出赫拉克利特、德谟克利特、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等古希腊哲学家。
3世纪，新柏拉图主义者波菲利对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的思想分歧加以研究，并将其总结为与共相性质相关的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共相是独立存在的实体，还是只存在于思想中？第二个问题是，假如共相是独立存在的实体，那么它是否是有形的？第三个问题是，假如共相是无形的，那么它与感性事物是相分离，还是存在于感性事物之中，并和感性事物保持一致？波菲利在其著作中提出的这三个问题，就成为了中世纪共相之争的问题由来。
针对共相与殊相的关系，人们展开了争论，形成了唯名论和实在论两种对立的观点。唯名论以罗瑟林、罗吉尔·培根、阿贝拉尔、司各特、奥卡姆的威廉等人为主要代表。他们认为，共相并不具有客观实在性，共相后于事物，真实存在的只是个别的感性事物。实在论以阿奎那、香浦的威廉、安瑟伦等人为代表。在他们看来，共相自身就具有客观实在性，共相先于事物，是独立存在的实体，也是个别事物的本质。
从11世纪末到12世纪中叶，在中世纪早期经院哲学争论中，关于共相的讨论一直是中心问题。尤其是牵涉到形而上学、本体论方面的争论，始终没有停止。这场争论一直持续了3个多世纪，直到14世纪末才停止。因为大家在这场长期的争论中持有的观点不完全一样，所以根据激进程度的不同，唯名论可分为极端唯名论、温和唯名论，实在论可分为极端实在论、温和实在论。
极端唯名论者认为，共相只是个名词，是个别事物的名称或者人们语言中的“声息”，不具有客观实在性。共相后于事物，并不是独立存在的实体，只有个别感性事物才具有客观实在性。
温和唯名论者则认为，尽管共相并不具有客观实在性，但它可以表现出个别事物的相似性和共同点，所以共相只是人们的思想产物，是一种思想概念。这种观点又被称为概念论。
极端实在论者认为，共相具有客观实在性，它先于事物，是独立于个别事物而存在的第一实体。个别事物的本质或原始形态就是共相，个别事物只是从共相这个第一实体中派生出的个别情况，属于一种偶然现象。
温和实在论者则认为，共相虽然具有客观实在性，是独立存在的实体，但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共相既是先于殊相，也是寓于殊相，还是后于殊相的。简单来讲，共相作为上帝创世的原型、理念、形式，先于殊相，存在于上帝理性中。共相又是上帝创造的个别事物的本质或形式，所以寓于事物之中。此外，共相还是一种普遍概念，是人们对个别事物进行抽象归纳而形成的，所以它后于殊相，存在于人的理智中。
基督教的最基本信条是三位一体，实在论恰好就是三位一体的理论依据。父、子、圣灵是上帝的三个位格，也是同一本质的三种不同状态。不过，按照逻辑来讲，上帝是共相，而父、子、圣灵则是三个具体的殊相。
因此，对共相的否认将直接威胁到“三位一体”的信条，进而威胁到基督教的基础。这便是唯名论与实在论的争论之所以如此激烈的原因，除了其本身所具有的逻辑意义之外，宗教意义才是根本。
总的来说，由于触及宗教的敏感神经，唯名论是争不过实在论的，但到了中世纪的晚期，唯名论又有了一定的复兴。奥卡姆的威廉是14世纪著名的逻辑学家、圣方济各会修士。他对有关共相问题的旷日持久的持续争论心生厌烦，就写书对实在论从共相推论殊相的观点进行批评。
他只承认确实存在的东西。在他看来，在具体的感性实体之外，加上一层一般的实体完全是多此一举，应该将那些空洞的东西彻底清除掉。他提倡一个思维经济原则，这一原则可以用八个字来概括，即“如非必要，勿增实体”。后来，这句话被人们形象地比喻为“奥卡姆剃刀”。
这把剃刀出鞘后，极大地影响了人们的思维方式，在后来的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科学革命中，皆可见到这把剃刀的运用。经历了几个世纪的发展，这把剃刀超越了原先狭窄的范畴，逐渐拥有了更广泛、更深刻、更丰富的意义。
奥卡姆剃刀是人类思想史上一条非常伟大的原则，可以运用到许多的领域。它确保了理论的简洁之美，正如同物理学中“最小作用量原理”所揭示的那样，自然界总是选择最短的路径，大自然喜欢经济和简约。
奥卡姆剃刀对很多领域都产生了影响。对科学家来说，奥卡姆剃刀还有一种更加常见的表述形式，即当你同时有两个或者多个存在竞争关系的理论时，它们得出的结论是相同的，那么最好的理论就是那个最简单的，或是那个能够证伪的理论。
这一表述还有一种更加常见的强形式。那就是，假如你有两个或者多个原理都能对观测到的事实进行解释，那么在发现更多的证据之前，你应当选择那个最简单的，或那个能够证伪的原理。大道至简，就解释现象而言，简单的解释通常比复杂的解释更正确。几个世纪以来，人们在科学领域广泛应用了这一原理，奥卡姆剃刀已成为一种重要的科学思维理念。
第六节 新儒学的复兴
儒学的自我更新
589年，隋文帝杨坚统一全国，结束了中国长达几百年的战乱分裂。然而仅过了很短的时间，更加强大、更加中央集权化的唐朝就推翻了隋朝，取而代之。在中国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唐朝是唯一可以和汉朝相媲美的强大王朝，文化和政治的发展都达到了巅峰，甚至在某些方面比汉朝还好。在海外，有众多的唐人街，唐人与汉人一样，都成了中国人的代称。“汉唐盛世”是中国历史上最令人赞叹和骄傲的时期。
经过几百年的乱世，儒家已经逐渐衰落。直至新的、强大的唐王朝中央政权建立之后，儒家的处境才开始有所好转。622年，儒家经典正式成为科举考试的标准科目。628年，在唐太宗的授意下，孔庙开始在太学中修建。之后，唐太宗下令让博学的大儒审定儒家经典，从中选出经书的标准文本，并对内容做出官方注疏，由皇帝颁布，应用于太学的讲学中。从此，儒家思想再次被认定为官学，在全国广泛传播。
然而，此时的儒家思想已经失去了过去的辉煌，不再具有春秋战国时期和汉朝时的影响力和活力。经历了几百年的乱世，此时的人们对道家和佛家的思想更感兴趣，喜欢思考人的本性和命运问题，以及形而上学问题。儒家思想已经无法满足时代需求，尽管儒家的经书文献都还在，并且比过去拥有了更多的注疏，人们依然对它没有太大兴趣，尽管唐朝的官方学者做出了诸多努力，却依然改变不了这种局势。面对新的时代、新的问题，旧的儒家思想传统已经不足以应付时代的挑战了，人们需要的是一次革命。
与道家和佛家相比，儒家最缺乏的是一个形而上学的体系，缺乏宇宙论和本体论。如果想要和道佛竞争，重现儒家的辉煌，就必须对整个儒学进行自我更新和完善，建立一个新的、更加完整的理论体系。只有这样，儒学才能更好地适应时代，抓住人心，重回思想学术界的统治地位。
直到唐朝中期以后，才有韩愈和李翱对《大学》《中庸》做出新的解释来回应时代提出的新问题，“道统说”被他们再次提起。在很多人看来，自孟子之后，道统的传承就中断了。李翱宣称自己了解道统，并坚信自己的教化活动继承了孟子的统绪。后来，经过更新的儒家都接受了韩愈、李翱的“道统说”，并以继承道统自诩。因此，这些人也被称为“道学家”，他们的理论被称为“道学”。
这种经过更新后的儒学，也就是“宋明理学”，亦称“宋明道学”，被称之为“新儒学”，与过去的旧儒学相对应，以示区别。新儒学的复兴一直要等到宋代才正式开始，因为整个唐代基本上是道家和佛家的天下。
宋代的新儒学是更完善的儒学，其思想来源主要有三个：一是儒家本身的思想；二是佛家思想和经过禅宗中介而来的道家思想；三是道教，其中占据关键位置的是阴阳家们的宇宙论观点，这也是新儒学所持宇宙论观点的主要来源。
这三种思想成分混合在一起，会存在许多互相矛盾的地方。当时的哲学家们要把这些思想糅合在一起，建构一个完整统一的思想体系，当然需要充足的时间慢慢来做。混搭风如何做到没有违和感，还得自圆其说，这确实相当不容易。
因此，尽管新儒学思想在唐代就已初见端倪，但直到宋朝才形成了系统的、明晰的思想体系。宇宙论是新儒学形成初期最引人关注的问题，这也是旧儒学最不擅长的问题。
新儒学的宇宙论
周敦颐（1017—1073年）是第一位讲宇宙论的宋代哲学家，也是宋明理学的开创人。据传，周敦颐从某位道士手里得到一幅图像，随后他修改了图像，用它来说明宇宙演进的过程。这幅图像就是《太极图》。他写了一篇很短的文章，即《太极图说》，对《太极图》进行说明。读《太极图说》就可以了解周敦颐的宇宙论思想。
《太极图说》是对整个世界图景的一种简洁描述，周敦颐说：“无极而太极，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阴，静极复动。一动一静，互为其根。分阴分阳，两仪立焉。”从文字上看，《太极图说》主要讲了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宇宙万物如何形成；二是人在宇宙中的地位。
周敦颐认为，“无极”在“太极”之前，而太极是阴阳乃至万物产生的根源。虽然他没有对无极和太极进行准确的解释，但很显然，“无极”意味着先于天地万物的某种无形的存在，更多的是某种精神性的东西。人是宇宙中最重要的存在物，是最有灵性的生物，周敦颐的宇宙论图景明确了人的这一地位。并且，他认为天地人之道，都是圣人立法的结果，这就将人的地位进一步突出了。
《通书》是周敦颐的第二部重要著作。在文中，他对“无欲”的阐述，与道家的“无为”、禅宗的“无心”表达了相似的意思。他认为，圣人和一般人的关系就是师生关系。既然如此，那普通人就可以通过学习来成为圣人。周敦颐认为，无欲而静是圣人设立的，是作为人的存在和行动的前提。无欲近圣，学习的过程就是明白做人的标准而切实贯彻的过程。
周敦颐认为，如果一个人的内心没有私欲，那么其内心就像一面明镜，能够随时将镜子前的事物反照出来。当一个人内心没有私欲时，面对外界刺激，他就能直截了当地做出纯粹的自然反应，即“动直”。处于动直状态的人是正直和无私的，他对人、对事都一视同仁。那么，如果可以时常地保持这种状态，那他就是一位圣人。这就是周敦颐所说的成圣方法。这种方法与禅宗所提倡的“率性而活，率性而行”十分相似。
另一位讲宇宙论的北宋哲学家邵雍（1011—1077年），他和周敦颐一样，在形式上借鉴了道家，用以对儒学的改造。邵雍根据《易传》以“太极”为世界第一原理，并用“数”来解释易象。他同样也是采用图解的形式来说明他的原理。
邵雍在其主要著作《皇极经世》中说：“太极，一也，不动；生二，二则神也。神生数，数生象，象生器。”这跟《易传》里“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的意思是一样的。不同的是，他明确地用数来描述这个过程，以此更为严整地表达了汉代以来的象数之学。
惊人的是，他对整个宇宙的日月星辰、鱼虫鸟兽等进行了数目运算，并构造了世界生成发展和毁灭再生的年表，为世界构造了一个“数”的图式。他认为，数的图式是来自于“心”的，事物的图式先于事物而存在，并决定事物。
根据邵雍的《皇极经世》中的详细年表，世界从形成到毁灭，这一过程所需要的时间是129600年。尧的时代，是现存世界的黄金时代，但这个时代已经是过去式了。现今的世界就像《易经》中的剥卦所提示的，是万物衰落的开始。
邵雍的宇宙来源理论完全是从他的图中演化出来的。他大概是中国历史上最细致、联想力最丰富和最会画图的人了吧。
第三位谈到宇宙论的是北宋哲学家张载（1020—1077年），他同样是从《易传》中发展出宇宙论，但所持的却是另一种观点。他的学说是以“气”为本的。在后来新儒家的宇宙论和形而上学思想中，“气”的概念越来越重要，占据极其重要的位置。古希腊哲学家阿那克西美尼也提出了“气”是世界的本体元素，与张载所提的“气”有些许类似的地方。
在张载看来，“太极”就是“气”，“气”是万物的本原，万物的生成和消灭是由“气”的聚散导致的。“气”是动的，意味着矛盾和矛盾的统一，意即“太和”。“太虚即气”，太虚之气作为万物的本原，既是万物存在的本体，又是万物存在的法则。“太虚”是指气的本体，“太和”是指宇宙混沌统一的状态，二者的基本意思是一样的。太虚不是绝对的真空，只是宇宙处于气散的状态下，人凭肉眼看不见。
张载还着重讨论了气、心、天等之间的关系，提出了人性二重说，即人性分为“气质之性”和“天地之性”。张载认为，人的本性源自于气之本性，即天地之性，当天地之性进入了气聚集成形的身体后，被其束缚，则为气质之性。不过，人虽然被身体所束缚，但天地之性本身不会被形体所遮蔽，所以人的气质之性也可以通过它来通达天地之道。
由于世间万物有了“气”这个共同的本原，万物都是气的聚散变化，张载就得出一个结论：万物是一体的。
人与他人之间，人与万物之间，从根本上说都是一体的。所以，人们就应该服侍乾坤如同服侍父母一样，应当对待世人如同对待自己的兄弟姐妹一样。人为社会大众所做的事情，同时就是为宇宙、父母所做的事情。这便是一种博爱精神，而且强调了人的责任。张载认为，人活着，就应该尽一个社会成员、一个宇宙成员应尽的责任，那么当死亡来临时便可安息。
程朱理学
从北宋年间一直到11世纪下半叶，新儒家分裂成两个学派。其中，一个学派以程颢为首，另一个学派以程颐为首。巧合的是，这两个人不仅是兄弟，还都是周敦颐的学生，世称“二程”。这对龙兄虎弟，虽然学术观点不一致，但在政治上，他们都反对王安石的变法。
在程颢创立的学派中，最著名的人物是陆九渊和王阳明，故史称“陆王学派”，亦称“心学”。程颐创立的学派由朱熹集大成，故史称“程朱理学”。程氏兄弟是宋明理学的真正创立者，实现了新儒学的复兴，意义重大。但是，朱熹和陆九渊两个学派从此开始了漫长而激烈的学术争论，两个阵营都有自己的粉丝，双方各种斗法、辩论，却谁也不能说服谁，往往不欢而散。
程颐的“理”的观念，是直接受了张载和邵雍的启发。张载用“气”的聚散来解释万物的产生与灭亡，不过这一理论并不完美，无法对世间万物为何会存在不同种类这一问题提供合理的解释。对这一问题的解答促成了程颐提出“理”的观念。在程颐看来，我们看到的世间万物的确是由“气”汇聚而成的，但是在万物的形成过程中还存在一个“理”的作用，万物皆有它们各自的“理”。树之所以会成为树，是因为“气”按照树的“理”而汇聚集结，于是便形成了树。
这就相当于古希腊哲学家们所讲的事物的形式和质料的区别。“理”是事物的形式，“气”是事物的质料。比如我们用陶土捏一个碗，陶土是制作这个碗的材料，而碗的形状和样子则是碗的“理”。我们是依据“理”的形式，用陶土（也就是“气”）来捏成一个碗的。光有物质材料，缺乏碗的“理”，我们就不能制作出一个碗，可能捏出来的是其他的东西，成为废品，那就不能用了。
程颐逝世22年后，朱熹（1130—1200年）出生于福建。朱熹在中国学术史上常被称为朱子，带“子”字的称呼是对这个人学术地位的最高表彰。他不仅学问渊博，而且留下了大量著作。程颐开创的理学到朱熹而完成，朱熹成为这个哲学体系的领袖，影响了中国思想界达六百年之久。虽然朱熹受到心学的挑战，但程朱理学始终是中国最有影响力的哲学学派。
朱熹的理学，与古希腊柏拉图的“理型论”有高度的相似性。“理”是一直存在着的，并永不消失，在具体事物产生之前，与这些事物所对应的“理”便已经存在。朱熹认为，在“理”和“气”的关系上，“理”决定“气”，理气的结合则构成天下万物。“气”是组成万物的原材料，“理”是形成万物的本质依据，所以，世间一切事物的产生都离不开它们。
我们可以看到，朱熹的这一观点，直接将张载认为是世界本源的“气”降到了第二等级。“气”与“理”相结合，形成一个完整的统一体，不可分割。在这个理气统一体中，“理”是第一性，“气”则是第二性。
世界被一分为二，“理”代表的是形而上的世界，就相当于柏拉图的“理型世界”，而“气”代表的是形而下的世界，是物质的世界。“理”是永恒的，永恒是超越时间的，而“气”的世界是有时间的，所以“理”和“气”之间并没有谁先谁后的问题，毕竟一个在时间之外，一个在时间之内。
每类事物都有它的“理”，这个“理”便是事物的本质，是事物的终极标准。那么在整个宇宙中，肯定存在一个终极标准，它至高无上又包含万物，是一切“理”的概括。这个“理中之王”被朱熹称为“太极”。朱熹还认为，太极不仅是宇宙万有之理，还内含于所有种类事物的个体中。每个具体的事物，不但有它个别的理，还有太极的整体之理。所谓“一沙一世界”，太极无所不在。
每一个事物就有一个“理”居于其中，这个“理”指导着事物的生成、变化，因此这个“理”就构成了事物的本性。人也是宇宙中的一个具体事物，与其他事物一样也必然有一个代表其本质的“理”，所以人类的“理”就是人性。人类的“理”是共同的，大家都一样，但是为什么实际上每个人都不同呢？因为光有“理”还不够，还需要“气”。一个人必须禀气而后生，每个人禀受的气不同，所以人与人之间就不相同，这就是朱熹所说的“气禀”。“理”是永恒的、完美的、善的，可是形成每个人的质料却是千差万别的，所以呢，就出现有的人善良、有的人邪恶的局面，这就是朱熹关于恶的来源的学说。
“气质之性”是一个人所禀受的具体人性，它是不完美的，必须向着它的理念原型，也就是完美的“天地之性”看齐。在这里，朱熹继承了张载的这个思想。因此，心也是由“理”和“气”结合而产生的，与其他事物并无不同。心与性的不同之处是，心是具体的，而性是抽象的。心可以活动，比如思考、感觉，但性却不能有这些活动。根据人性的二分法，在朱熹看来，心是心，性是性，人性中有相应的“理”，二者不能混淆。而陆王学派则认为，心即是性，心即是理。这就是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思想分歧的最主要的一个问题。
每个人禀受着不同的“气”，“气”有清有浊。天地之性所具有的是清气，是好的，而气质之性的气既有清气，也有浊气，善恶相混，好坏混杂。气质之性很不坚定，很容易受到外界的物欲诱惑和拖累，从而产生欲，也导致好人变成了坏人。
所以朱熹认为，人若不想把“气”变浑浊，就必须远离声色犬马，放弃对名利的欲望追求，避免产生贪嗔痴爱等不良念头。因此，我们应当让“人心”回归“道心”，即让气质之性以天地之性为标准，向其看齐、回归，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存天理，灭人欲”。
既然世间万物都有自己的“理”，那么国家作为一个实际存在的事物，也必然存在属于它的“理”。在政治上，假如一个国家和政府能够依照“理”来组织和治理，就可以发展得富强兴盛，否则就会陷入动乱，甚至灭亡。
这就好比建造房子。我们要想修建一幢房子，就一定要遵循建筑学原理。这些原理是不变的，并且始终存在，即使世界上没有任何房子，建筑学的原理依然存在着。作为一位建筑师，就必须充分懂得建筑学的原理，按照这个原理来设计、施工，这样建造的房屋才能持久牢固，要不然就是豆腐渣工程，很快就倒塌了。
圣人在治理国家的时候，就是遵循着政治上的“理”来做的。无论是谁，只要他想要在政治上有所建树，就一定要遵循政治的“理”，也就是遵循为政之道。要想一个国家繁荣昌盛，就应该把它交给圣人或哲学家来治理，因为这些人了解政治上的“理”。许多中国哲学家都持这种看法，与柏拉图提出的“哲人王”思想是一模一样的。
“格物致知”这句著名的口号就是由程朱理学提出来的。大意是说，我们要对外部的客观事物进行仔细的调查研究，从中获得知识、扩大视野，在调查研究的时候我们要做到心无旁骛、专心致志。我们之所以要研究和了解外部世界，是为了扩大对永恒之理的认识，为了更多地体认出永恒之理。
“格物”是为了从有形之物中体认出超越物体的“理”，我们要做的是通过“格物”来“穷理”。这样做得到的结果就是：我们既能领悟“理”的永恒世界，同时也能了解自身的内心之性，并且越是领悟“理”，就越是了解“心性”。人心通常都会被禀受之气所蒙蔽，看不清世界的真相，所以通过“格物穷理”，就可以使“理”这颗宝贵的珍珠从具体事物中显现出来。
自宋朝开始，一直到清朝，程朱理学始终是中国历代皇帝主推的官方统治思想。程朱理学已经深深融入到当时人们的日常生活，成为他们评判言行举止的标准。自南宋之后长达六百多年的时间里，程朱理学有效地帮助人们提高理论思维能力，教会他们知书识礼，并维护了社会的稳定。然而，在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程朱理学却在历史和文化发展方面产生了很大的负面影响。有人批判程朱理学说：“酷吏以法杀人，后儒以理杀人。”
心学崛起
心学肇始于程颢，经过陆九渊和王阳明而完成。陆九渊（1139—1193年），人称“象山先生”。他和朱熹是朋友，但在哲学见解上却有巨大的分歧，为此两个人常常进行口头和文字的辩论，在当时已经引起人们的很大兴趣，比较著名的有“鹅湖之会”的故事。
朱熹支持程颐的说法，认为“性即是理”，而陆九渊却说“心即是理”。这两句话只差一个字，却是两个学派的根本分歧之所在。在朱熹的思想体系中，心与抽象的理是不相同的，因为心是“理在气中”的具体表现。而在陆九渊的思想体系中，心则是性。在朱熹看来，现实包含两个世界，心与性其实是不同的。而陆九渊则认为，现实只包含一个世界，即心的世界。陆九渊的名言“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是一种主观唯心主义的哲学理论。
自宋朝以后，程朱理学成为官方统治思想，从而导致朱学影响力大增，超过了陆学。到了明朝的王阳明这里，他集心学之大成，创造了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
王阳明（1472—1528年），明朝人，原名王守仁，因曾在贵州的阳明洞学习，故被称为“阳明先生”。他经过了龙场悟道，创立了自己的心学思想体系。经历了“顿悟”后，王阳明更加确信了自己的思想是真理。他的思想言论由弟子辑录为《传习录》。明代后期，王学大盛，出现了众多流派，对后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严格来说，王阳明不属于千年中世纪的时间范畴之内，但为了展现思想发展的连贯性，也就在这里一并说了。
在王阳明看来，宇宙本身就是一个完整的精神实体，这便是天地之心。这个精神实体构成了我们经验中的世界，并不存在额外一个朱熹所说的理的世界，心外无物。按照朱熹的思想，不管心是不是存在的，理都是抽象的、永恒的实在。王阳明的观点则与之相反。他认为，如果心是不存在的，那么理也是不存在的。心为宇宙立法，理是由心立的。
《传习录》中记载：先生游南镇，一友指岩中花树问曰：“天下无心外之物。如此花树，在深山中自开自落，于我心亦何相关？”先生曰：“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心同归于寂；你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便知此花不在你的心外。”
“致良知”是王阳明心学思想体系的核心。《大学》里讲道：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按照王阳明的思想，“致知”就是“致良知”，“修身”也是“致良知”。顺从自己的良知去生活，将由直觉产生的知识落实到实际行动中，这就是个人的精神修养。这就引出了王阳明所提的另一个口号“知行合一”。
在王阳明看来，知和行不是分开的两件事，而是合一的。只要一念发动，便即是行了，所以必须不能让那些邪恶的念头潜伏在心中，不要以为自己没有采取实际的行动就万事大吉了。他充分地强调了主体实践的能动性，不赞成寻求纯客观认知的知，也不赞成脱离了行动的知。
既然是“致良知”，那什么是“良知”呢？在王阳明看来，良知就是人心固有的善性。一切人，无论善恶，从基本上都同有此心，正所谓“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每个人都有良知，那就应该人人都是善的，可现实并非如此。王阳明解释说，这是由于除了圣人之外，一般人很容易受到物欲之遮蔽。
即便一个人极度自私，他也不会完全泯灭心的本性。本性常常体现在人对外界事物的本能反应上。比如说，许多人发现他人处于危险处境时，往往会有一种救危扶难的本能反应，不会袖手旁观，见死不救，正所谓“恻隐之心，人皆有之”。人对事物的第一反应表明，在人的内心深处，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这种潜意识就是人类本性的表现，王阳明称之为“良知”。因此，人应该顺应内心良知的指引，按照它的要求去做事，并且不能有任何犹疑。假如一个人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而找各种借口无视内心良知的指引，不按照良知的命令去做事，那么他就会失去至善，离圣人的境界越来越远。
有一个流传很广的关于王阳明的小故事，常被用来说明“人人都具有良知”这个道理。王阳明有一次在半夜里抓到一个小偷，便跟小偷讲了“良知”的道理，让他洗心革面。那小偷笑着问：“请问，我的良知在哪里？”王阳明回答他：“那让我把你的良知找出来给你看看。”当时天气炎热，小偷按照王阳明的要求，依次脱掉了外衣和内衣。等到王阳明让小偷脱掉内裤时，小偷犹豫了。他面露难色地说：“这恐怕不妥吧。”王阳明便笑着对小偷说：“这便是你的良知！”
良知就是人的本心，这是每个人都有的。凭借良知，人们能够懂得是非对错，所以人们只要凭着良知去分辨是非对错，依照良知的指引做事，就能成为圣人。也就是说，“致良知”则人人皆可成圣。
王阳明的思想体系传承自宋代的周敦颐、程颢、陆九渊等人，区别只在于王阳明用词更准确，表达更加系统。因为他的思想体系和精神修养方法简单易懂、清楚明了，所以受到许多人的欢迎，具有很强的吸引力，许多学者和名人都称自己“一生俯首王阳明”。
人们只需要懂得，人人都有一颗本心，这颗心与天地之心是一体的，通过顿悟即可成圣。人所需要的就是相信自己，正心诚意，勇往直前。由此可以清楚地看出，陆王心学与禅学思想具有相当的一致性。
第七节 伊斯兰教的兴起
伊斯兰的兴起
7世纪初期，伊斯兰教在阿拉伯半岛的希贾兹地区兴起。当时，拜占庭帝国和波斯萨珊帝国为了抢夺东西商路与势力范围，时常发生剧烈冲突，阿拉伯地区由于夹在两大帝国之间，就成为了军事入侵的焦点。频繁的冲突和战争严重影响了当地的定居民和游牧民的经济生活。在这种背景下，阿拉伯各部落联合组成统一的民族和国家的历史前提渐趋成熟，阿拉伯人的民族意识开始觉醒了。
随着氏族社会的解体，阿拉伯古老的部落宗教也濒于崩溃。虽然犹太教和基督教早就传入阿拉伯半岛的一些地区，但传播十分不顺畅。于是，具有模糊一神论观念的一些人开始探索真正的民族信仰。
570年，穆罕默德出生于阿拉伯半岛的麦加城。在他将近40岁时，据说他经常到麦加城郊区的希拉山的一个山洞里静居隐修，昼夜沉思冥想。在610年的一个夜晚，穆罕默德在山洞里忽然接到“启示”，安拉派遣天使向他传达旨意，并首次向他启示了《古兰经》的经文，授命他作为安拉在人间的使者，向世人传话。伊斯兰教把这个夜晚称为“受权之夜”。
自此之后，穆罕默德接连得到启示，受命宣扬安拉的指示，教导人们信奉伊斯兰教。从此，穆罕默德便成为伊斯兰教的“先知”，开始了他的传道事业。穆罕默德大约在613年开始公开传道，并很快集合了一批皈依者。穆罕默德向大众提供了对现实社会的说明，要求大家都顺从和追随真主安拉，并且主张将教众之间的情谊作为社会的基础，不赞同用金钱关系取代氏族血缘关系。那些接受了教导、遵行天启诫命、信奉伊斯兰教而不断净化自己的信徒就被称为“穆斯林”。
随后的历史发展，就是一连串战争与征服的过程，伊斯兰教也迅速地传播开来。穆罕默德于632年去世，他的去世并没有带来伊斯兰教的瓦解，而是紧接着出现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穆罕默德发动的伊斯兰革命，顺应了当时社会发展的历史趋势，他向阿拉伯人传授的经典以及他的言行，至今仍在影响穆斯林的日常宗教生活和世俗生活。
伊斯兰像旋风一样迅速席卷阿拉伯半岛，并开始对外征服扩张。穆斯林的大军挥舞着圆月弯刀，征服巴勒斯坦，征服大马士革，征服埃及，征服西北非，征服中亚，进军西班牙。阿拉伯人以惊人的速度崛起，不断扩张，很快就建立了一个地跨亚欧非三大洲的封建军事帝国。阿拉伯帝国极盛时疆域达到1340万平方公里，历经600多年，分为四大哈里发时期，最后被蒙古扫灭。
伊斯兰的扩张，让西方基督教世界惶恐起来。1096年，在罗马教廷的准许下，基督教十字军开始东征。前后共计有九次，并持续到13世纪末，这是一场持续近200年的宗教战争，其中甚至还包括了一次儿童十字军的东征。十字军东征在名义上是为了收复被阿拉伯入侵占领的土地，收复圣城耶路撒冷。参与这场战争的士兵都佩戴十字标志，因此被称为十字军，这场战争也被形象地描述为“十字架对新月”。
亚伯拉罕是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共同的先祖，于是这三个宗教又被称为“亚伯拉罕诸教”。亚伯拉罕在《古兰经》里的名字叫作易卜拉欣。
亚伯拉罕有两个孩子，他和妻子生的孩子叫以撒，可他又和家里的女仆有一个孩子，叫以实玛利。后来，由于家庭纠纷，以实玛利和他的母亲就被赶走了。据说，以撒就是以色列人的祖先，以实玛利就是阿拉伯人的祖先。
以撒就是以色列人的祖先，以实玛利就是阿拉伯人的祖先。后来的犹太基督教与伊斯兰教之间的恩恩怨怨、爱恨情仇，其实就是亚伯拉罕两个儿子之间的争斗。本来是一个家庭里的纠纷和矛盾，最后演变成两个民族、两大宗教之间长期的对峙和斗争。
《古兰经》是伊斯兰教的基础和基本经典，“古兰”一词的本义是“诵读”。穆斯林认为，由安拉通过穆罕默德降示的启示，组成了一部诵读的经典，《古兰经》是真主安拉的言语，源自保存在第七层天上的“天经原本”。
起初，穆罕默德认为伊斯兰教和犹太教、基督教是同源的，都来自于“天经原本”。因此，《古兰经》中并没有否认与犹太教、基督教经典的渊源和关系。《古兰经》中记载的很多故事和传说，与《圣经》中的很相似。这类经文数量达到1500多节，占《古兰经》全书的四分之一。三大宗教的教义基础都来自于这些相似的故事想要证实的概念，如宇宙一神论、天启经典、先知与使者等。《古兰经》中所记载的基本教义和信条，包括宗教义务和制度、各种规定和禁令，我们可以轻易地在犹太教、基督教的经典中找到相似的出处。
穆罕默德并没有时间去创建一套完整的教义神学，他实在是太忙了。在他之后，穆斯林教义学家把伊斯兰教分为三个基本内容，即宗教信仰、宗教义务和善行。
根据《古兰经》的规定，伊斯兰宗教信仰包括信安拉、信经典、信使者、信天使、信末日，即“五信”。按照圣训，还包括信前定，即信仰善恶的前定。穆斯林的宗教义务被概括为伊斯兰教的五项基本功课：信仰表白、礼拜、斋戒、法定施舍和朝觐，即“五功”。履行“五功”体现出个人完全承认安拉的全能。
《古兰经》规定，穆斯林不仅要礼拜、施舍，还有一项重要的宗教义务，就是拿起武器，与多神教徒战斗，以自己的生命和财产为代价，维护主道，这就是“吉哈德”。在早期的穆斯林中，履行这种义务的主要方式就是圣战。履行与异教徒进行圣战的义务，这极大地帮助了伊斯兰的对外扩张和征服。近代以来，穆斯林抵抗殖民入侵，与殖民侵略者进行斗争，多数是打着圣战的旗帜。
《古兰经》还要求人们行善，从而使穆斯林社会的公德和私德都具有宗教的特性。对于人们的社会义务和日常生活的行为举止，《古兰经》也提出了伊斯兰教的伦理规范。这些规范保留了阿拉伯部落的传统美德，同时也做了改革。
就像其他任何大的宗教一样，伊斯兰教也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分裂。伊斯兰教主要分为逊尼派、什叶派两大派系和一些小派系。
伊斯兰教还有一个神秘主义的派系，叫苏菲派。7世纪末8世纪初，穆斯林虔诚信仰和宗教热情的产物苏菲派兴起。在早期的苏菲派中，成员们严格奉行教法、经训以及宗教功课。他们抗议伍麦叶王朝与阿拔斯王朝的腐败奢靡，效仿早年的穆罕默德和弟子们，过一种简单朴素的生活，从而获得精神安慰，避免内心受到污染。
与高高在上的权贵不同，苏菲派是一个出自劳苦大众的平民派别。苏菲派的早期成员们清心寡欲，摒弃物质享受，身穿粗羊毛织成的衣物，只注重个人宗教修行。在日常生活中，他们时常诵经祈祷，静坐斋戒。他们自带一种苦行主义和禁欲主义的气质，要么隐居独修，去圣地朝觐也是徒步前往；要么流浪各地，在沿途热情地宣教，凭借自己的劳动或借助别人的施舍生活。后来，苏菲派逐渐在叙利亚、也门、希贾兹、波斯、埃及等地传播，受到了一些学者和下层穆斯林的欢迎。
在伊斯兰教兴起后的第一个世纪，伊斯兰教在被征服地区也只是一种统治的宗教，还没有成为大多数当地人都信奉的宗教，各征服地区的居民仍然保留着自己原有的宗教信仰。
随着阿拉伯人在各征服地区与当地波斯人、突厥人、埃及人、柏柏尔人等其他民族的人通婚，皈依伊斯兰教的人慢慢增多，终于在居民成分中居多数，占据了主导地位。此外，在这个过程中，还发生了大规模的信仰上的改宗现象。最终，阿拉伯哈里发帝国真正实现了伊斯兰化。
阿拉伯的贡献
罗马帝国崩溃以后，希腊的哲学和科学遗产中有大部分在西方都流失了。但是，在中世纪，希腊的哲学和科学遗产在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圈很好地保存着。阿拉伯人并不是希腊文化的消极接受者，他们积极地吸收希腊的文化遗产，并创造性地将其推进。
阿拉伯帝国征服了先前由罗马人控制的一些地区，在这个过程中，希腊文化并没有因为战争而流散。在埃及、叙利亚、伊拉克和伊朗，并没有出现精神生活的中断。在叙利亚、伊朗和其他地区，希腊的哲学和思想传统被活生生地保存着，亚里士多德和其他希腊哲学家的著作很早就被翻译成古叙利亚语。后来，在巴格达的阿拔斯王朝时期，发生了一次文化传递的大突破。
阿拉伯世界第一次全面的希腊文化复兴，其开端是一个庞大的翻译规划。阿拉伯的统治者积极支持学者们学习希腊语和翻译希腊的哲学著作，甚至还派遣特使去西方寻找和购买希腊手稿。
翻译涉及语言，而当时的阿拉伯语词汇十分不足，缺乏许多抽象概念，因此翻译工作的一个重要部分是扩展阿拉伯语词汇，以及发展与希腊概念相对应的哲学、科学概念。在这个过程中，希腊文化的重要部分被吸收进了阿拉伯语。不过，阿拉伯人对希腊的修辞、诗学、戏剧和历史的兴趣不大，他们采取一种实用的态度，兴趣大多集中在哲学、医学、光学、数学、天文学，以及像炼金术和巫术这样的秘术学科。
到了9世纪末，巴格达已经确立为一个阿拉伯学术中心。阿拉伯人掌握的不只是希腊文化，在东方，他们与伊朗、印度和中国都有重要接触。阿拉伯人在算术计算中使用的印度数码，后来就被称为“阿拉伯数字”，通行全世界。
翻译和文化沟通导致了新图书馆的建立，在10世纪和11世纪，整个阿拉伯世界已经有几百个图书馆，拥有大量的藏书。据说在顶峰时期，巴格达的图书馆收藏了10万册手稿。著名的阿拉伯民间故事集《一千零一夜》，其主要部分就是来源于以巴格达为中心的阿拔斯王朝时期。
在哲学和神学方面，阿拉伯哲学家和很多基督教神学家相同，设法用亚里士多德的概念和新柏拉图主义将伊斯兰的真理表述出来。
一位名叫阿尔加扎里的哲学家认为，哲学家们所说的真主并不是《古兰经》的真主，当哲学与《古兰经》发生冲突的时候，哲学就应该让位。如我们所知，类似的冲突大致也在同一时期发生在基督教世界。
而另一位哲学家阿威罗伊则认为，哲学结论和《古兰经》之间是不可能有任何矛盾的。他引入了一条重要的诠释原则，说的是，对《古兰经》中的任何东西都不能只做字面理解。当对《古兰经》的诗篇的一种字面诠释显得与理性相矛盾时，这些诗篇必须作为隐喻和寓言来诠释。
在科学发展方面，阿拉伯人的主要贡献集中在医学、光学、天文学等学科。据传，最早研究麻疹、水痘等儿童疾病的医生就是阿拉伯人。阿拉伯科学家阿尔哈金采用实验方法研究光学现象，并且详细分析了眼镜的机理，在光学领域做出了突出贡献。在天文学方面，阿拉伯人也是遥遥领先。他们主张用数学模型来解决理论与观察之间的误差问题，直至哥白尼出现。相比西方世界，阿拉伯人当时的天文学模型要先进很多。
阿拉伯的哲学家和科学家把自己的工作建立在希腊哲学和科学的基础上，但并没有将问题和结论“伊斯兰化”。也就是说，这些人只是单纯地继承和发展了希腊的哲学和科学，却没有把它们放在一个伊斯兰教的框架内加以说明，没有寻求伊斯兰教教义的支持。最初的时候，这种行为并没有遭到反对，可后来他们的做法逐渐不被宗教领袖们认可，遭到了越来越多的批评。
在12世纪和13世纪，伊斯兰世界的宗教压力增加了。所谓的外来科学只有能够在宗教上得到辩护的时候，或者是具有某种宗教功能的时候，才能指望得到支持。因为穆斯林必须知道确切的祈祷时间和麦加城的方向，所以天文学、数学、几何学和算术都是重要的，是值得研究的。但是许多其他的学科，从宗教角度来看，就被批评为无用的，或是破坏《古兰经》世界观的。希腊科学的伊斯兰化导致了对研究领域的限制，这种情况便是阿拉伯科学停滞和衰落的重要原因。
此外，阿拉伯文化中还缺少科学的建制性基础，独立的阿拉伯科学从未被建制化，也没有受到宗教和政治精英的支持。阿拉伯世界没有像中世纪的欧洲那样，形成独立的大学，这也是阿拉伯科学衰落的原因之一。
蒙古的世界帝国
1206年，铁木真统一了蒙古各部落。这一年，蒙古各部落在斡难河源头召开库里台大会，建立大蒙古国，推举铁木真为蒙古大汗，号“成吉思汗”。从此，漠北结束了长期混战的局面，蒙古作为一支新生的势力，在草原上崛起。
随后，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和他的子孙们，不断地率军发动战争。蒙古铁骑一路东征西讨，最远一直打到了欧洲多瑙河畔。剑锋所指，所向披靡。蒙古开拓了一片辽阔的疆域，横跨亚欧大陆，国土西起地中海，东至日本海，南达波斯湾，北到西伯利亚，极盛时期总面积达3300万平方公里，建立了人类历史上面积最大的世界帝国。
蒙古西征以后，在占领的土地上建立了钦察汗国（亦称金帐汗国）、察合台汗国、窝阔台汗国和伊儿汗国四大汗国。四大汗国同奉大蒙古国为宗主国，其掌权者在血统上出自成吉思汗的“黄金家族”。直到1259年蒙哥去世以后，四大汗国才获得实质性的独立。
蒙古帝国的国土太大，境内地形复杂，交通落后，民族众多，各民族的文化和语言存在差异，并且社会和经济发展水平不一，因此很难实现彻底的统一。蒙古人毕竟太少，而且不具备管理庞大帝国的经验。自诞生开始，蒙古帝国就注定了终将走向灭亡。14世纪中叶以后，四大汗国逐渐衰落，不复当年盛况。
蒙古帝国的建立，促进了各民族之间的沟通，对东西方文化、经济和技术的交流传播产生了积极作用。当时，从欧洲到中国有多条商路，商人们在欧亚大陆间自由贸易。贸易的兴盛不仅使商人们赚取了高额利润，也促进了经济和商业的发展。因此，我们可以把这段神奇的时期看作是“蒙古自由主义”时期，因为它与现在自由主义市场经济贸易的某些方面颇有类似之处。
这个时期，西方世界最著名的旅行家是马可·波罗，传说他曾经到过中国，游历各地。他回到家乡威尼斯后，在监狱中口述了自己的旅行见闻。他向欧洲人详细介绍了那个时代的中国，使西方人对世界有了更多的了解。当然，也有人认为，马可·波罗压根没有到过中国，他所说的不过是道听途说罢了。
1234年，蒙古铁骑攻破金国，完全占领中国华北。1259年，蒙哥去世，阿里不哥与忽必烈争夺汗位，导致大蒙古国分裂。1260年，忽必烈成功登上汗位，建元“中统”。1271年，忽必烈取《易经》中“大载乾元”之意，改国号为“大元”。第二年，忽必烈迁都燕京，改燕京为大都，即现在的北京。1279年，元军与宋军在崖山进行大规模海战，宋军大败，南宋宣告灭亡。自此，元朝统一中国。这是中国汉族政权第一次全面亡国，因此也有人感叹“崖山之后无中国”。
之后，元朝继续向外扩张。在出海征讨日本和东南亚诸国的过程中，元军连连失利，大败而归。元军两次大规模出海伐日都遭遇了大飓风，致使惨败。日本人因这两场飓风得救，因而对飓风心怀感激，尊称其为“神风”。“二战”时期，日本组织神风特攻队，对美军发动自杀式攻击，“神风”二字的意义就来源于此。
1304年，四大汗国共同认可了元朝的宗主国地位。1310年，元朝与察合台汗国结盟，联手攻破窝阔台汗国，占领了漠西领土。1368年，朱元璋率军占领南京，随后北伐占领北京，建立了大明王朝，元朝在中国的统治不足百年便终止了。此后，大元朝廷退居漠北，史称北元。1388年，北元后主被杀，北元灭亡，大元国号被取消，名字重新叫蒙古，明朝称他们为鞑靼。
当时在欧洲，蒙古铁骑所向披靡，连续攻占数十个城池，占领多个国家，导致欧洲各国的君王惶恐不已。古代欧洲人对亚洲游牧民族军队的恐惧除了蒙古之外，还有匈奴人和突厥人，匈奴王阿提拉被欧洲人称为“上帝之鞭”。19世纪出现了“黄祸”一说，泛指所有东亚黄种人带来的威胁，最常被提起的自然是蒙古帝国。
蒙古国只有约百万的人口，在军队总人数不到13万人的情况下，他们就对外发起了侵略战争。只有这么少的兵力，他们凭借什么征服全世界？为什么蒙古兵这么能打？我们可以简单地分析一下。
首先，蒙古是游牧民族，战斗时来去如风，没有任何负担，不像农耕民族和定居者那样有太多的顾虑和限制。
其次，蒙古兵骑射能力超强，通常一个人有三匹马轮流骑乘，并且骑的都是脚力奇好的蒙古马，因此蒙古军组成的机动军团是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其战斗力和机动力都远远超过之前的骑兵部队。
再次，技术上的优势。蒙古人所使用的复合弓，可以在马上灵活运用，同时威力惊人。蒙古人十分善于运用和开发新技术、新武器，他们在各文明区俘虏的工匠和技术人才从不会白白浪费。
最后，战术上的优势。蒙古人非常擅长神出鬼没的运动战，这些像风一样的骑兵在上百里的范围内迂回、穿插，还经常使用佯动、诈败等手段，许多农业国家的军队根本无法适应这种战法，相当吃亏。此外，蒙古人经常利用俘虏和降兵来打前阵，利用这些炮灰去攻城，等他们死得差不多了，真正的蒙古铁骑才出击送上致命一击。蒙古帝国在征战过程中，还会不断地吸收其他民族优秀的将领来充实蒙古军队。
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名声。蒙古人的军事作风对各地的人们在心理上造成了极大的恐惧感。在通信不发达的古代，经过人与人之间的口耳相传，信息难免会被夸大。很多人一听到蒙古人来了，就已经吓傻了。在冷兵器时代，心理战“诛心”的威力，远比实际的战斗更有效果。
1346年，在金帐汗国军队进攻黑海港口城市卡法时，蒙古人用抛石机将因患鼠疫而死的人的尸体抛进城内，这是西方社会有记录以来的第一次细菌战。后来有研究发现，鼠疫的携带者不是一般的老鼠，而是土拨鼠。
一个热那亚商人在卡法沾染了鼠疫，并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回到了意大利的热那亚共和国，从而导致鼠疫进入欧洲，并迅速传播。因为患鼠疫的病人都皮下瘀血，全身发黑而死，所以鼠疫又叫黑死病。这场鼠疫造成了2500万欧洲人死亡。
不过，另有一种说法，认为鼠疫是丝绸之路上的商人传播到中东地区，随后又传到欧洲的。
黑死病使当时的欧洲丧失了三分之一的人口，这么可怕的瘟疫对人类心理上的冲击是巨大的。因此，人文主义的思想随之觉醒，欧洲迎来了文艺复兴的曙光。
1206年，铁木真称成吉思汗，蒙古帝国建立，一直到1635年林丹汗上交可汗印信，蒙古帝国前后共计429年。东亚和西亚的很多国家都被蒙古帝国灭亡，东西方文明在蒙古帝国的版图上被连在一起，这在人类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蒙古帝国的建立促进了东西方文明的交流，人类的全球化进程就是从蒙古帝国开始的。在人类发展史上，蒙古民族发挥了其独一无二的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