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500年前后，整个世界经历了一场翻天覆地的思想突变，在中国、印度和西方等国家或地区同时出现了思想文化的突破现象，并从此奠定了东西方思想文明的基础。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是第一个论述此历史现象不寻常的人，他将这个伟大的时代称为“轴心时代”。
在1949年出版的《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一书中，雅斯贝尔斯将轴心时代描述为“我们所遇到的历史上最深刻的分界线”。许多重要事件都集中在这一阶段。这是一个思想家辈出的时代，各个文明区都出现了伟大的精神导师。
在中国，有孔子和老子，几乎中国哲学的所有派别都在此时形成，其中包括墨子、庄子、列子等许多人。在印度，诞生了《奥义书》和佛陀。在伊朗，琐罗亚斯德建立了拜火教，宣扬了一种吸引人的观点，认为世界就是善与恶之间的斗争。在以色列，出现了众先知，在《圣经·旧约》的《以利亚书》《以赛亚书》和《耶利米书》中，描述了这个辉煌的先知时代。在希腊，有伟大的荷马，有众多哲学家，还有修昔底德、埃斯库罗斯、索福克里斯、欧里庇得斯以及阿基米德。在这几个世纪里，这些名字所代表的一切几乎同时在中国、印度和西方世界发展起来，而相互之间却毫无交流。这实在是一个奇迹！
古希腊文明和希伯来文明被称为“两希文明”，是西方文明的源头。通常的说法是：古希腊文明是西方文明理性、哲学的根源，而希伯来文明是西方文明宗教性的根源。希伯来文明的代表就是犹太教，犹太教是世界上第一个一神论宗教，也是犹太民族的生活方式及信仰。
犹太教的宗教经典是《希伯来圣经》（或称《塔纳赫》），内容与《圣经》的旧约部分基本一样，但编排不同。《希伯来圣经》中最基本和最重要的部分是摩西五经，犹太教教徒往往相信这五经是先知摩西所作。
摩西是以色列人（即犹太人）公认的伟大领袖和民族英雄。据《出埃及记》记载，约公元前1445年，摩西率领他的同胞成功地逃脱了法老军队的追击，出埃及，越红海。以色列人出埃及后并未直接到达“应许之地”迦南，而是在西奈半岛辗转逗留了40年。在这期间，最重要的事件是摩西在西奈山接受上帝的启示，领受上帝赐予的法律，内容包括“摩西十诫”和其他诸种法律，并确认了上帝和以色列人之间牢不可破的契约关系，这标志着犹太教的正式形成。所以，摩西是犹太教的实际创始人，摩西五经也因此被称为“律法书”。此后，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建立了以色列王国，揭开了历史的新篇章。
犹太教是一个系统的信仰体系和价值体系，也是犹太民族的精神支柱和行为指南。它对后来的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产生和发展都有着重要的影响。
在轴心时代，人类的整个精神生活的方式发生了巨大变化，由原来自发的精神生活方式转变为反思的精神生活方式。自发的精神生活方式是人类觉醒之前的一种普遍的精神形态，而反思的精神生活方式是一种较高级的人类意识，表现出一种明晰的、抽象化的、理性的概念思维。实际上，哲学就是反思。
雅斯贝尔斯认为，在这一时期，人类以某种方式变得更加人性化了，反思和哲学出现，取得了“精神上的重大突破”，人与神的关系是一个人寻找“内在”目标，而不再是与许多“外在”的神有联系。
在轴心时代，人们开始通过反思的方式来认识和理解这个世界，诉诸于理智，诉诸于道德，诉诸于人性。同时，具有严密系统性教义的宗教也开始普遍产生。由于中国、古希腊、以色列、印度等优秀的古代文化的进步，使人类文明超越和突破了原始文化，进入到一个崭新的文明阶段。
第一节 群星璀璨的古希腊
米利都三先驱
泰勒斯约于公元前624年出生在古希腊的殖民地米利都，他是公认的第一位西方哲学家。他和另外两位自然哲学家组成了米利都学派。在西方传统中，形而上学领域就开始于这个学派。另外两个人分别名叫阿那克西曼德、阿那克西美尼。这两位的名字挺像的，可他们不是兄弟，而是师生。
民间流传着很多有关泰勒斯的逸闻趣事。有一次，泰勒斯利用他学到的天文学知识，准确预测到了公元前585年的一次日食。那一天，米堤亚和吕底亚的军队正准备打仗，由于他们将日食视作诸神的警告，所以很快就停止战争并签署和平协议。泰勒斯还因为生活贫穷受到人们的指责。大家嘲笑他说：“你懂哲学有什么用，自己还是这么穷，简直就是个loser（即失败者）。”这是古希腊版的“读书无用论”。为了回应这一指责，泰勒斯用他自己的方法预测到下一年的橄榄会丰收，于是他购买了米利都所有的橄榄榨油机。奇怪的是，他哪来的这么多钱？估计是通过借贷的方式获得的吧。结果，一切如他所料，橄榄大丰收，他因此狠赚了一笔。还有一次，泰勒斯夜观星象，埋头思考人生，因为想得太出神了，不小心一脚踩空掉进井里。有个美丽的女仆听到这位哲学家的叫喊，就把他从井里救了上来，接着嘲讽泰勒斯是一个“研究天上的星星，却看不到自己脚下的人”。
到底泰勒斯平时都在苦思冥想些什么呢？他思考的是，这个世界存在的实在本性到底是什么，世界的本体是由什么构成的。因此，他就是最初的形而上学家。
什么是形而上学呢？它是哲学的一个分支。许多中国人在中学政治课本里学到的关于形而上学的定义是“以孤立、静止、片面的眼光看世界”。这是与辩证法站在对立面，代表谬误和愚蠢的一种唯心的思维方式，其实并非如此。
形而上学的原意是“物理学之后”，中文译名来自于《易经》，即“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可见，形而上学研究的是超越一般现象和物理世界之上的本质，研究的是“道”，是对自然物理的一种超越。
形而上学试图弄清楚“实在”是怎么一回事。本体论是形而上学的一部分，它研究存在的本质。宇宙论是形而上学的另一部分，它研究最真实的东西是怎样产生的。在提出一种本体论的过程中，我们要对世界上林林总总的不同实体做出评价，并从中挑选出那些最基本的对象。
一般来说有两种选择方式。第一种是，最真实的对象是那种其他事物都依赖于它的对象；第二种是，最真实的对象是那种本身不会被创造或者毁灭的对象。当我们回溯哲学和形而上学的开端，当人们第一次尝试解释世界是什么时，这两种方式都被用到了。
这就需要采用一种整体式的还原法。还原论的思维就是化繁为简，将复杂的现象划归为简单的组分，一级一级地还原下去，直到找到一个基底，这也是现代科学普遍运用的一种思维方式。无论是现代科学、现代神学还是哲学本身，都是同一个古代形而上学传统的延续，它反映的是人类根植于内心的一种普遍心理和求知求真的渴望。
泰勒斯的哲学用一句话概括就是：水是最终的实在。他认为水是最初的、最基本的元素，世界是由水组成的。这种说法乍听起来好像很幼稚、很愚蠢，但在当时，却是一项了不起的进展。古希腊科学在当时只能辨认出土、气、水、火这几种元素，古希腊人没有现代科学知识，也没有化学元素周期表，他们只是用自己的眼睛去观察这个世界，用头脑去思考和理解世界。那么，为了解释这个世界，应该找出哪种元素作为基本元素呢？
泰勒斯之所以会产生这种想法，可能是由于他观察到水是自然世界中的生命所不可或缺的，而且水有三种形态的变化，即固态、液态和气态的相变。因此，水在人们看来似乎是处在变化之中，那么认为水是构成世界的基本元素，看起来也挺合理的。我们常说女人是水做的。李小龙的哲学认为武术的最高境界就是像水一样，要让思想如水一般没有束缚。
在泰勒斯看来，万物产生于水。这个世界似乎是由各种各样不同的质料构成的，如果要把这一切看作是由某种单一的基本元素构成的，这个想法本身就很不简单，是一种思想上的突破。泰勒斯的理论也算是对追寻真理做的一番尝试，虽然结果并不正确，但他的想法是见诸历史记载的第一项形而上学假设。
阿那克西曼德是泰勒斯的学生，出生于公元前611年，米利都人。他比他的老师又进了一步，提出了另一种假设，认为万物都是由某种我们无法经验到的基本“原料”构成的。这个基本“原料”是无穷或者无限的，并且是一个永恒不朽的实体，万物由这一实体产生，又归于它。这个“原料”又可翻译成“无定”。这个形而上学的假设就比水的假设更进了一步，它并非取材于常见的自然元素和现象，而是出自于一种抽象思维。
阿那克西曼德还提出循环往复的宇宙论学说。他认为，无数世界实际上是相继的，而不是并存的，存在着一个永恒的、循环往复的进程，从基本实体中分离出来，又回到基本实体中去。循环宇宙假说在现代宇宙学中又称为“火宇宙”模型或“凤凰宇宙”模型。
他对生命起源的思考，具有令人惊讶的现代特点。他认为，最早的生命是从原始的潮湿与温暖的互动中产生，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生命中的某些种类离开水，来到陆地上较为干燥的地方，并使自己适应了新环境。人和其他动物一样，最初都是鱼。
阿那克西美尼是阿那克西曼德的学生。他又提出了一种新的假设，认为万物都是由气组成的，水是凝结的气，土则是水进一步凝结的结果。总之，气才是构成世界的最基本元素。
选择将气作为第一原则，可能是因为空气干而冷，介于水火之间。他观察到气是人类身体里的生命原则，离开了呼吸，人就会死亡。因为气或者呼吸是给予人类生命的，所以它也是一种宇宙的原则。阿那克西美尼把世界描述成一个呼吸的有机体，正如同一个人的灵魂（灵魂也是一种气）支撑着他，呼吸或者空气也包围和维持着整个世界。这种宇宙之气是具有活力的，通过空间无限扩展。
与前辈相比，阿那克西美尼的主要进步在于，他通过稀释和凝聚这两种过程来解释可观察的元素是由基本实体产生的。他认为，通过稀释和凝聚的过程，万物从气中产生。当气变得稀薄时，它成为火，当气凝聚时，它就成为风、云、水、土和石头。阿那克西美尼的理论在将“质的差异性”还原为“量的多寡”这一方向上，是一个进步，简单点说就是“量变导致质变”。
这几位古希腊先驱也被称为“自然哲学家”，他们试图以一种系统的方式来解释这个日常世界，诉诸于理性思考，而不是将世界变化归因于神灵所发的脾气或者偶然的兴致。由于这些哲学家的努力，人类的思想向前迈出了里程碑式的一步，我们可以通过自己的思维来构建出理论模型，并用它来解释这个日常的现象世界。
各路大神们
自米利都学派三位最早的哲学家之后，在古希腊又涌现出许多大神，他们个个大名鼎鼎，为人类思想的发展做出了自己的贡献。经过这批人的努力，古希腊的思想在三巨头时代达到顶峰，深刻地影响了后世，奠定了西方思想文明的基础。三巨头就是：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
赫拉克利特（公元前535—前475年）出生于一个贵族家庭。他的基本思想是：万物皆流，宇宙处在永不停息的变化中。他提出：“一个人不可能踏入同一条河流两次。”米利都三位先驱提出的形而上学假设是万物是水、无定和气，赫拉克利特则认为万物更像是一团活火，而非其他元素。
赫拉克利特强调的是一个个不停变化和连续进行性质转化的过程，他的思想重点突出的是持续运动。因此，赫拉克利特选择将他所知道的最容易变化的实体作为基本元素，即永远不会停息的、永远活动的火。这个火并不是前辈哲学家们所说的那种不变的基质，而是不停地转变为其他事物的东西。他说：“所有的事物都与火相互转化，正如货物被交换为黄金，而黄金又被交换为货物一样。”也就是说，事物之所以看上去是永恒的，只不过是因为我们没有察觉到事物之中永不停息的运动变化。太阳每天都是新的。
可以说，赫拉克利特的思想是非常前卫的。在当时看来，赫拉克利特关于实在的看法确实太激进了，以致他本人都没能真正坚持下来。他也许相信实在就是永不停歇的变化，但为了缓解不确定性所带来的焦虑，他又提出在一切变化的背后，存在着一个永恒的原则——逻各斯，这个东西是不会改变的。
另一位哲学家德谟克利特则认为，世界是由一些微小的原子构成的，世界上所有的复杂物体和丰富的元素，都是由原子通过不同的方式组合而成的。物体可以再生、变化和消失，但构成物体的基本成分，也就是原子本身却是永存的，始终不会改变，而且是不可毁灭的、不可分的。
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论惊人地表达了现代物理学的观念，虽然我们现在知道原子并不是不可分的，在原子之下，还存在着更基本的粒子。伟大的美国物理学家理查德·费曼在他的物理学讲义里说过，假如世界明天就毁灭了，只允许你选择一项科学知识传给后世，那这个知识就是“万物是由原子组成的”。
与赫拉克利特强调变化和运动的观点相反，当时出现了一个埃利亚学派，他们认为变化和运动是不可思议的，事物的原则必定是恒久、不运动、永不变化的。这个学派的创始人是巴门尼德，他的家乡是埃利亚，故得名。
巴门尼德对赫拉克利特的观点提出了质疑。赫拉克利特认为万物都在变化，火变成水，水变成土，土又变成火，事物一开始存在，然后又不存在，变成别的东西。巴门尼德问：“这怎么可能？一个事物怎么可以既存在又不存在？”
他认为，无中生有是不可能的，存在只能从存在中产生，存在与其自身是同一的，没有事物能够变成其他事物，无论任何事物都是已经存在，并将一直存在下去的。因此，只可能存在着一个永恒的、不是起源于他物的、不变的存在者。
巴门尼德的名言是：“存在者存在，非存在者不存在。”这句话听起来有点怪异，大概翻译一下，意思是：已经有的东西，不管你喜不喜欢，它就在那里，不偏不倚，不会变动。而没有的东西，它是不存在的，任你怎么变也变不出来。
在巴门尼德看来，存在是一，而不是多。变化和运动只不过是我们的幻觉，而永恒不动的唯一，才是真实的。而且，存在和思维是一回事，因为不可能被思维的东西就不可能存在，“非存在”就是不可能被思维的。
埃利亚的芝诺，是巴门尼德的学生，也是埃利亚学派观点出色的捍卫者。芝诺提出了四个关于运动不可能的著名证明，即二分法、飞矢不动、阿基里斯和乌龟、运动场，这就是大名鼎鼎的“芝诺悖论”。
阿基里斯是古希腊的“飞毛腿”“神行太保”，号称“希腊博尔特”，可是他却不可能追上乌龟。这是怎么回事呢？芝诺证明，阿基里斯虽然速度很快，但是当他去追乌龟时，他必须先到达乌龟的起始点，可这时乌龟已经爬了一段距离。等阿基里斯到达乌龟新的起始点时，乌龟又往前爬了一段距离。因此，阿基里斯永远追不上乌龟。
芝诺的悖论在当时是无法解决的，一直等到后来数学家提出极限概念和微积分后，才得到解决。芝诺的功绩在于把动和静的关系、连续和离散的关系、无限和有限的关系提了出来，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并进行了认真的考察。
恩培多克勒（约公元前495—前435年）就像米利都学派的哲学家那样是个科学家，在天文、气象、生物、生理等方面均有建树，他在科学上提出的各种学说是和他的哲学思想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他的哲学理论主要有“四根说”“爱憎说”和“流射说”。
恩培多克勒主张用物质的元素来解释宇宙万物，元素的种类是有限的，即四种元素或四个根：火、气、土、水。这四种元素按照不同的比例混合，就生化出形形色色不同性质的事物。四种元素的结合与分离使事物不断运动变化，但是作为万物之根的元素本身是不变的，永恒不灭，元素之间不能相互转化。
那么，是什么力量让四种元素相互结合或分离呢？恩培多克勒认为，这种力量来自元素之外，他称之为“爱”和“憎”。“爱”让元素结合，形成万物；“憎”让元素分离，万物分解。这两种力量的斗争不仅存在于自然事物之中，也存在于人类社会，是普遍的。他企图用两种对立力量之间的相互作用来解释宇宙万物，甚至根据四根说和爱憎说提出一种生物演化的理论，虽然有些幼稚可笑，但也包含着“适者生存”的思想，在那个时代确实难能可贵。
在四根说基础上，恩培多克勒提出了一种关于认识发生的学说。他认为，人的感觉和思想都是凭借着元素的结合而进行的，因此人的认识能力与各种元素的结构有关系。人是怎样感知事物的呢？一切事物都会“流射”出连续不断、细微不可见的元素粒子，感觉就是物质的元素粒子与人的感官“孔道”相结合而产生的。恩培多克勒非常强调感觉和感官，认为感觉是知识的来源，是唯一的认识途径。
阿那克萨戈拉（约公元前500—前428年）生于爱奥尼亚地区的克拉佐门，后来到雅典居住活动三十年之久。他的哲学思想主要是“种子说”和“奴斯说”。
阿那克萨戈拉认为，宇宙万物是由一种被他称为“种子”的物质微粒构成的。种子的数目无限多，体积无限小，具有各种不同的性质，它们是构成事物的“最初的元素”。头发是由头发的种子、金子是由金子的种子、血液是由血液的种子所构成的，由此可见，阿那克萨戈拉是一个多元论者，他主张本原是无限多的，所有东西都由相同的部分构成。在他看来，每一个事物既是“一”同时又是“多”，因为“一切都包含着一切”，“每件事物中都包含着每件事物的一部分”。
“奴斯”又译作“心灵”，按照希腊文原意，泛指一切精神活动以及精神活动的主体。阿那克萨戈拉认为，“奴斯”的作用，推动宇宙的原始混合体分离出各种事物。简而言之，奴斯是一种精神性、能动性的本原，与种子并存，是宇宙运动的推动力，又是一种认识的活动和能力，具有认知的功能。
作为古希腊哲学中“智者派”的代表人物，普罗泰戈拉是历史上第一个怀疑论者，也是相对主义的鼻祖。“人是万物的尺度”，普罗泰戈拉这样教导人们。在一个人看来是真的东西，对他而言就是真的，不存在客观真理，只存在主观意见。同样一件事，对一个人来说是对的、好的，对另一个人可能就是错的、不好的。
相对主义思想就像一剂毒品，很容易让人上瘾。相对主义在道德和文化艺术领域反映得最多。一千个人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你觉得好，它就是好的；你觉得这是艺术，它就是艺术；你觉得自己幸福，你就是幸福的，别人同不同意并不重要。站在你的立场看，你觉得这么做是对的，是道德的，但是站在另一个人的立场看，却是错的。不过不重要，你们都是对的，只是立场不同罢了。
在普罗泰戈拉的准则中，“人”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人，而是指具体的个人。每个人在知识问题上都有他自己的准则，所有的个人观点都是真的。因此，智者的工作并不是去证明真理，而是要说服人们接受自己的观点。那么，在各种相互矛盾的观点中，人们为什么选择一个而不选择另一个，那是因为人们觉得某一个观点比另外那些观点更好。
不仅是在道德和文化艺术领域，即便是对现代科学这个以求真为己任的人类活动，在对科学的哲学思考（即科学哲学）中，也有相对主义思想的存在。费耶阿本德就是其中一个代表性的科学哲学家，他的口号是“怎样都行”。他认为科学并不比人类其他的活动更有理，人类所有的活动都离不开主观意识的参与和评判，科学并不代表绝对的客观真理，实际上只是某种约定俗成。
“智者派”的另一个代表人物是高尔吉亚，他与普罗泰戈拉是同时代的人。高尔吉亚的论点主要是否认事物的存在及其可知性，他提出三个命题：一、无物存在；二、即使有物存在，也不可知；三、即使有物存在而又可知，也不可能把这样的知识传授给别人。
简单的说，高尔吉亚认为知识只限于个人的感觉和主观经验，主观感觉经验之外的客观事物是不存在的。即使客观事物存在，我们也不能认识它们，或者无法用语言文字把这种认识传达给别人，因为语言文字只是感性经验的符号，不等于客观存在物本身。
当然，高尔吉亚的观点是错误的，但他探究了存在与思想和语言的关系，在哲学史上的意义不容忽视。“智者派”曾经在古希腊风云一时，但是他们的感觉主义、相对主义和怀疑论，使得他们在理论上陷入困境，在方法上走向诡辩，之后逐渐走向了末路。
伊壁鸠鲁（公元前341—前270年），是古希腊的一位哲学家。他认为，人生应该以快乐为本，好的生活就是对快乐的爱，而使人们过上幸福生活，是哲学的目标。在形而上学方面，他和德谟克利特的观点相同，认为世界的本原是原子和虚空。
伊壁鸠鲁是历史上最著名的快乐主义者，也成为了享乐主义的代名词，直到今天，我们仍然把那些终生追求美食、肉体快乐等享乐的人称为伊壁鸠鲁主义者。可事实上，伊壁鸠鲁教导说，并不是所有的快乐都是好的。他提倡简单的快乐、安宁和平静，也提倡心灵的快乐和朋友间的友谊。
事实上，我们中很少有人是极端的快乐主义者。美国康奈尔大学的心理学家曾做过一个调查研究，该研究假设有某一种叫作“快乐箱”的虚拟发明，只要人进入箱子中，给大脑接通电极，就能体会到一波又一波持续的感官快乐。箱子中的设备可以满足这个人的生物需要，保证人不会死亡，只要他不想出来，就可以选择永远住在箱子里，外界不会迫使他必须从里面出来。
你在箱子里有着绝对快乐的生活，但是代价就是你将为此放弃你的朋友，也放弃运动、阅读、美食、性爱、电影、音乐等。当然，在箱子中待上几个月后，你的身体就会因为缺乏运动而萎缩，显得苍白无力。你的生活比吃饱了就睡、睡饱了就吃还要爽，你所得到的感官快乐是持续不断的，直到生命终结为止。你愿意这样做吗？研究表明，只有很少的人表示愿意。这说明，我们中的绝大多数人还是渴望超越单纯的感官快乐，获得其他方面的满足。感官快乐不能代表一个人精神的快乐，也不能代表幸福。
还有另一个实际进行过的实验，科学家用电极刺激老鼠大脑的快乐中枢，之后发现老鼠一直不停地扳动拉杆刺激自己，不眠不休，也不吃饭，最后活活地饿死了，或者说是“快乐至死”。
犬儒学派代表人物之一，著名的古希腊哲学家第欧根尼，大约出生于公元前412年。他的老师是安提斯泰尼。他极为推崇老师的“犬儒哲学”，并以身作则地发扬了这种哲学。第欧根尼的真实生平难以考据，但有关他的许多传闻逸事被流传了下来。因为犬儒学派的这些人，他们的言谈举止、生活态度和狗的某些特征很相似，所以他们的哲学就被叫作“犬儒主义”，意思就是“像狗一样活着”。
第欧根尼特立独行，认为大多数的传统标准和信条都是虚伪的，传统价值是值得怀疑的。他认为，人类在世界上生活，当然必须要满足自然的基本需要，但除此以外，其他的任何东西，包括社会生活和文化生活，都是不自然的，因此是无足轻重的。那么，人们就应当放弃那些舒适的环境和奢靡的享受，恢复到一种简朴自然的生活状态中。古希腊那种崇尚简朴的生活理想，基础就是由第欧根尼的思想奠定的。
他提倡苦行主义，并从中获得一种深深的自我满足。作为一个苦行主义的身体力行者，第欧根尼过着乞丐一般的生活。大白天他还会打着灯笼在街上寻找所谓诚实的人，可以说玩的是一种行为艺术。
第欧根尼是一位“木桶哲学家”，这是因为他喜欢住在一个木桶里。作为极简主义者，他的所有财产加起来只有一个木桶、一件斗篷、一支棍子、一个面包袋。有一次，伟大的亚历山大大帝慕名来拜访他，问他需要什么，并保证会满足他的愿望。第欧根尼却根本不理会他，只冷冷地回答道：“我希望你闪到一边去，不要挡着我的阳光。”亚历山大并不生气，他后来还说：“我若不是亚历山大，就愿是第欧根尼。”一个征服了亚欧大陆的伟大军事家，却羡慕一个潇洒的乞丐，足见第欧根尼的魅力。
最后，让我们来看看古希腊一位著名的怪咖大神毕达哥拉斯。
毕达哥拉斯是一位数学家，也是一位哲学家，著名的毕达哥拉斯定理（即勾股定理）就是他发现的。他还创立了毕达哥拉斯学派。关于他和他的学派，至今流传着许多荒诞古怪的故事。
毕达哥拉斯建立起一个团体，这个团体具有伦理、宗教和政治目的。团体成员像大家庭一样生活在一起，一起吃饭，穿同样的衣服，努力钻研艺术和手工艺，也研究音乐和医学，尤其是数学。
这个团体有着很多古怪的规定，比如，不能吃豆子，不能碰白公鸡，不要吃整个的面包，不能在光亮的地方照镜子。毕达哥拉斯团体与许多城市的政治权威都发生了冲突，因为他们实在是太特别、太奇葩了。最终这个团体受到了当局的严重迫害，许多追随者都遭到驱逐。毕达哥拉斯团体虽然走到了尽头，但毕达哥拉斯的追随者们还在继续宣传和发展他的学说，历时几百年之久。
毕达哥拉斯学派对世界上的形式和关系非常重视，也对数字十分敏感。他们发现量度、秩序、比例和一致的循环都可以用数字表示。因此，数字必定是万物的基础，数是永恒和不朽的，也是神圣的，世间万物的存在都在某种程度上依赖于数。毕达哥拉斯学派是数字神秘主义者，可称为“拜数字教”。
这个学派宣扬数与事物之间的各种荒唐古怪的相互关系，他们通过自己的想象力，把数的作用发挥到了极致。虽然他们的很多想法听起来非常荒唐，但是其背后的意义并不荒唐。这代表了人们的一种努力，就是试图发现存在于事物中的一种持久的秩序，然后用数和数之间关系的抽象概念把这一秩序表述出来，实际上这就形成了一个伟大的传统，并将在以后的科学革命中得以发扬光大。
开个玩笑，如果毕达哥拉斯活在今天，可能会成为互联网大佬、硅谷精英。毕竟，他们是最早的“数据主义者”啊！
辩论高手苏格拉底
历史上最会辩论的人是谁？他不仅把辩论当成事业，而且还因为辩论使自己成了名人。他跟你辩论，羞辱了你，而你可能还会心服口服。你想对他反唇相讥，可他却大大方方地承认自己是无知的，你拿他一点儿办法也没有。后来，统治者通过投票的方式，给他定了一个不敬神和腐化青少年的罪名，判处他死刑，而他竟然拒绝逃跑，安然赴死。这个人，就是苏格拉底，一个独一无二的、特别的存在。
苏格拉底于公元前469年生于雅典，并一辈子生活在雅典。他把自己的抬杠事业称之为“思想的助产士”，也就是当一个思想的接生婆。作为一个穷人家庭的孩子，我们不知道他是怎么受的教育，但无疑他对知识的热爱是非常强烈的。苏格拉底认为，知识就是最高的善。他的信念是如此强烈，以至于他认为知识可以解决人类所有的问题。
他有一个习惯，就是到大街上、市场里和体育场等公共场合，与各种各样的男人、女人交谈，谈论各种话题，比如战争、政治、婚姻、友情、爱情、家政、宗教、艺术等，特别是道德问题。
他对生活中的各种问题都非常感兴趣。不过，大家在跟他交谈的过程中可不是那么轻松的，因为苏格拉底喜欢较真。他就像小孩子那样，不停地追问，直到你回答不出来。他还善于找出大家在表达自己观点时的证明漏洞，一句话就堵得你哑口无言，然后让你意识到原来自己的想法很有问题，并不严谨。
苏格拉底毕生致力于道德教育，把完善人的灵魂看作自己的“神圣职责”。他亲身经历了伯罗奔尼撒战争，目睹了战争的残酷和希腊社会的危机，认为拯救的出路就是改善人性和人的灵魂，重振道德。为此，他坚持不懈地进行启迪人们心智的教育活动，也就是孜孜不倦地进行他的辩论事业。
苏格拉底相貌平平，而且他一生没有留下任何著作。就是这么一个人，却被后人一致认为是一个真正的思想家，并对西方哲学的整个发展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
那请问苏格拉底是靠什么出名的？当然是夜以继日地坚持辩论了。古代雅典城一共就这么大，人口也就这么多，苏格拉底整天去大街上找人辩论、交谈，久而久之，整座雅典城的人都认识他了。俗话说人怕出名猪怕壮，苏格拉底就是因为太有名了，而且还相当固执，所以最后引起了统治者的不满。
苏格拉底的所有思想，几乎都是通过他的学生柏拉图来展示的，我们只能从柏拉图写的对话中了解苏格拉底。这种情形其实挺常见的，古代很多大思想家都没有留下著作，他们的思想都是弟子们后来通过回忆记下来的语录，比如孔子、佛陀，当然，还有苏格拉底。
苏格拉底认为哲学就是反思，他的目标不是构建一个哲学体系，而是要激发人们对真理和美德的热爱，帮助人们正确思考，以便人们能够正确地生活。他根本没有提出任何理论，而是实践了一种方法，并以身作则地教导其他人遵守这个方法，按照这个方法生活。
“德性就是知识”，这是苏格拉底思想的一条基本原则。他一再强调，道德奠基于知识，道德行为产生于知识。如果一个人没有知识，不懂得善是什么，就不可能行善；而如果一个人有了知识，懂得什么是善，就能行善，不会作恶。善源自于知，恶源自于无知。一个有自知之明的人，可以分辨哪些事情该做，哪些事情不该做，所以，“认识你自己”与“德性就是知识”是相通的。
获取确定性的、普遍性的知识只能通过理性的思维活动来求得，苏格拉底把理性看作人类灵魂的神圣部分。人类的本质就在于人有理性，而人生最高、最终目的与理性的最高、最终目的是一致的，都是“至善”，也就是说，知识就是至善。在苏格拉底这里，真理和美德获得了统一。
在苏格拉底看来，我们的头脑里有各种空洞混乱和模糊不清的思想。有许多观点我们根本没有充分理解，却以为自己已经懂了；有许多观点我们从未检查过，就当成正确的来使用；有许多观点明明就是一种偏见，我们却完全没有意识到。在日常的交谈中，我们随随便便就做出大量任意的断言，各种下结论，各种做评判，而且还坚信自己是正确的，很少有人会承认自己是错的，更不会承认自己无知，因为这是相当丢面子的事。
因此，如果我们想获得真理，就不能轻易相信进入我们头脑中的每一个偶然观点。事实上，我们是将理智的大厦建立在沙土之上的，根基不牢靠，整座大厦就会坍塌。要想获得真正的知识和信仰，需要做的工作有这几点：我们要努力使观念明晰起来，而不是任由它模糊不清。我们要去理解术语的真正含义，而不是浅尝辄止。我们要对所使用的概念做出正确的定义，这样才能准确地知道我们正在谈论什么，要不然就是你说一套、他说一套。最后，我们还应该为自己的观点提供理由和辩护，提出的论断是需要证明的，而不是信口雌黄。我们要认真思考，而不是图省事去猜测，要用事实来证实自己的理论和说法。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发现自己错了就要及时纠正。
苏格拉底玩的不仅仅是文字游戏，也不是为了辩论而辩论，他的目的是促使人们去思考。他坚信他的“苏格拉底方法”，即质疑每件事和遇到的每个人。这是一个怀疑论式的方法，用现代的术语来说，就是“批判性思维方式”。
只有清晰地认识到自己的无知和不足，承认自己的无知，我们才能取得真正的进步。苏格拉底对待知识和真理的态度是值得每一个人学习的。
苏格拉底生活简朴，不贪钱财，不爱慕虚荣，他讥讽“智者派”以贩卖知识为生财之道。他在政治上不参与任何党派，不同流合污，不屈从权贵，也不随波逐流。在柏拉图的《申辩篇》中，苏格拉底说：“我劝你们所有人，年老的和年轻的，不要考虑你们个人或者财产，首先最重要的是关心灵魂的进步。我告诉你们，美德并不是通过钱财而获得的，而是美德带来了钱财和所有其他人类的善，公共的和私人的。”
未经反思和审视的人生是不值得一过的！这就是苏格拉底的精神。
哲学王子柏拉图
柏拉图生于公元前427年，父母都是贵族。柏拉图20岁那年第一次遇到伟大的苏格拉底，就被深深地折服了，从此他立誓追求哲学人生。柏拉图后来在雅典建了一所学园，在那里他通过连续的讲课和对话，教授数学和哲学。
有一种说法，说2000多年的西方哲学史不过是柏拉图哲学的注脚。这种说法当然有些夸大其词，但也反映出柏拉图的思想在整个西方哲学史上的地位是非常高的，他的影响是如此的深远和广泛。
柏拉图最重要的一个思想是他的理型论（或称为理念论、理式论），这是他最具原创性的哲学成就。柏拉图认为，最真实的东西并不是平时我们看到的物理世界，而是一些非物质的实体，他把这些实体称为“理型”，这些“理型”构成了一个永恒的、不变的、真实的理型世界，形式才是实在。
比如，你在纸上画一个三角形，你会发现，即使你用世界上最精密的仪器，都无法画出绝对直的边，画出的角也有误差。你画的这个特殊的三角形并不是一个精确的三角形，而是一个不完美的三角形，误差是肯定存在的，那你如何用这个三角形来证明几何学定理呢？在这里，你所真正打交道的其实是三角形的“理型”，这个“理型”才是真正完美的，而你画的三角形不过是完美理型的物质实例罢了。
又比如，我们看到各种各样的狗，有不同的品种、不同的大小，每一只狗都不一样。但是我们把这些不同的狗都归为一类，称之为狗，我们所谈论的狗其实是狗的“理型”。如果要画一只具体的狗，就是根据狗的“理型”来画，几条尾巴、几只耳朵，等等。所有现实的狗都不过是完美的“理型狗”的近似罢了。
我们还可以用数学中集合的映射关系来解释。“理型世界”构成一个集合，里面的元素就是各种“理型”，而“现实物质世界”则构成另一个集合，里面的元素就是世间万物。这两个集合之间建立起元素之间的映射关系，可以是一一对应的关系，也可以是一对多的关系。
柏拉图的哲学是建立在两个世界的基础之上的，一个是我们生活于其中的这个日常的物质世界，另一个是纯粹的“理型”世界。物质世界时时刻刻处在变化之中，虽然也存在一定程度的真实，但总是存在瑕疵，是不完美的。柏拉图通过一则著名的“洞穴比喻”来解释人类与真实世界的关系。
这是一个思想实验。设想有一群人居住在洞穴中，他们有如囚犯，从未见过外面的世界。他们背对洞口被绑起来，无法看到背后的阳光。有一把火炬在洞口外燃烧，从火炬前面经过的人的影子会投射在囚犯对面的墙壁上，如果有过路人开口说话，声音会从墙上发出回音，那么囚犯就会以为听到的声音是由影子发出的。由于这些囚犯一出生就被困在洞穴里，他们就会把这些闪烁摇曳的影子当成唯一的真实。
现在，有一名囚犯突然挣脱了束缚，转头面向光明。他的双眼一时无法适应阳光，感到刺眼。慢慢地，等他逐渐习惯了光明，看到了真实的世界，才猛然醒悟，原来自己以前所看到的一切只不过是真实世界的影子，是虚假的幻象。于是，此人欣喜若狂地回到洞穴，把这个消息告诉那些囚犯伙伴，可是没有一个人相信他，都认为他疯了。
这个故事像极了电影《黑客帝国》中的情节。绝大多数人都生活在母体矩阵所创造的幻象中，没有人知道这个世界是虚构的。只有一小部分人生活在真实的世界，那是一个残酷的、地狱般的世界，人类成了供养机器文明的生物电池。主人翁尼奥面临一个选择：吞下红色药丸，就会看到世界的真相，但再也无法回到过去那种懵懂无知的状态，这是一条不归路，就如同那个看到光明的囚犯一样；而吞下蓝色药丸，就当一切都没发生过。最终尼奥选择了真相，并开始了与矩阵的斗争历程。
《黑客帝国》里的设定来自于一个名叫“缸中之脑”的思想实验，这个思想实验是由美国哲学家普特南提出来的，但其根本构想却要古老得多。我们的一生也许只是一场幻梦，我们用感官知觉到的这个世界到底是不是真实的？我们是不是把看到的假象当成了真实？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从柏拉图的立场来看，如果一个人把一切注意力都集中在这个凭自己的感官所能接触到的日常物理世界，那就像把大部分时间都浪费在看电视上的人一样。他所打交道的对象只是虚假的影像，而不是这些影像背后的实在，并且他还会把这些假象当成实在，就如同一个人把电视剧当成现实生活本身那样。哲学的根本任务就是去理解真正的实在，这也是理智所担负的工作。
柏拉图的理型论也反映在数学哲学中，被称之为“数学柏拉图主义”，现代许多数学家都秉承这个观点，自认为是数学柏拉图主义者。
数学柏拉图主义认为，数学对象是一些理想化的结构，它们处于柏拉图的理型世界中，独立于人脑而客观存在。人们只能去“发现”数学对象和数学真理，而不能“发明”它们。数学真理具有客观性，而不是由人脑随意构造的。由于柏拉图思想的深远影响，人们还把五个正多面体命名为“柏拉图多面体”。
关于“灵魂”的学说在柏拉图哲学思想中占有重要组成部分，比如灵魂永恒不朽说、灵魂与肉体分离的二元论、灵魂三分说、理性是灵魂之本性和最高原则。希腊哲学从产生开始就有关于灵魂的种种说法，对于希腊哲学家而言，灵魂学说更具有形而上和心理学上的意义，我们不要单纯地将其理解为宗教或神秘主义。柏拉图的灵魂学说也同样如此，而且他比以往的哲学家更重视灵魂说的形而上学意义。
柏拉图认为，灵魂和肉体是相互分离的，各自是独立存在的实体，但是灵魂是永恒不朽的。这个观点就是理型论在灵魂说上的应用，与具有永恒性的理型与具体事物相分离而独立存在这个看法是一致的。
人的灵魂除了理性之外，还有非理性的部分。柏拉图提出了“灵魂三分说”，即人的灵魂包含着理智、激情和欲望，这是支配人的行为的三个原则。理智控制思想活动，可以进行思考和推理；欲望是非理性的、贪婪的，与各种满足和快乐相伴；激情介乎于理智和欲望之间，它是理智的盟友，但如果被不良的教育所败坏就会与欲望结盟，反对理智。
柏拉图认为，人类灵魂的三个部分要各司其职、彼此协调，才是一个健康的灵魂，也就是让理智起领导和统治的作用，欲望和激情一致赞同理智的领导而不反叛。柏拉图用一个生动的“灵魂马车”比喻来描述自己的灵魂三分说：人的灵魂是两匹马和一位驾驭者的组合，驾驭者好比理智，驯马好比激情，劣马好比欲望。当驾驭者看到自己心爱的人时，整个灵魂充满了情欲，驯马因为知道羞耻而不敢贸然行动，劣马则不听指挥、躁动不安，拖着马车奔向爱人。柏拉图的这个观点跟后来的精神分析鼻祖弗洛伊德的“本我、自我、超我”人格结构学说可谓不谋而合。
在社会政治思想方面，柏拉图在他的名著《理想国》里阐述了其国家理论。《理想国》全文分为十卷，柏拉图在书中讨论了何为正义的问题，也逐一讨论了荣誉制、寡头制、民主制、僭主制四种政体形式。柏拉图认为，灵魂是不朽的，它存在着许多功能，而国家中存在许多不同的阶级，这些阶级彼此之间的和谐关系，就类似于一个健康灵魂中各部分之间的关系。那么，理想的社会就应该是一个完整的统一体，各个阶级各尽其责、和谐共生。
柏拉图在《理想国》里提出了许多惊世骇俗的设想。柏拉图反对个人财产，反对一夫一妻制，主张实行财产共有和共同占有妻儿，即“共产共妻共子”。他提出，男性和女性并无本质的不同，应该根据妇女的禀赋来决定她能够从事的职业，对妇女也要进行与男子相同的培养和训练。他还提出，在理想国中，只有优秀的男女才有资格生儿育女，并且他们生出来的孩子不必自己抚养，而要交给国家指定的专职保姆来抚养，那些体弱多病的、先天不健康的孩子将会被无情地处理掉。要推行义务性国家教育，并对艺术品和文学作品进行检查。
只有哲学家在国家中获得王权，或者是国王或君主充分掌握了真正的哲学，即政治权力和哲学掌握在同一个人的手里，城邦和人类才能得到解放，人民才会得到幸福，这就是“哲人王”的思想。柏拉图这个理想主义式的国家通常被称为乌托邦，英国作家赫胥黎在其反乌托邦名作《美丽新世界》里，以小说的形式对柏拉图的许多想法进行了想象和详细的描绘。
正义是柏拉图政治、社会、伦理学说的最重要最基本的概念，柏拉图提出的一系列社会政治主张都是围绕探讨正义和非正义这个根本问题引出来的。正义是柏拉图所主张的理想国家的立国之本，这个理想国家必须具备明显的道德伦理品性，即智慧、勇敢、节制和正义。正义是一种美德，柏拉图认为“正义就是做自己分内的事和拥有属于自己的东西”，违反这个原则，就是不正义，就会危害国家。他想要建立的理想城邦国家，其目标是为了全体公民的最大幸福，而不是为了某个阶级的幸福。
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在实践中就要贯彻“哲人王”思想，使哲学智慧和政治权力相结合。因为哲学家专注于追求真理，具有卓越的品质和禀赋，所以由哲学家来当最高统治者，无疑也是城邦最完善的护卫者。哲学家是理性的，他的本性接近于至善，由哲学家来领导城邦，就可以使理想国家的全部制度得以实现。
柏拉图认为，关于宇宙的理性知识是可能的，知识来源于理性，而不是感官知觉。由此，他的哲学思想奠定了西方思想中的理性主义传统。柏拉图指出，我们的知识并不是学习得来的，而是灵魂回忆起了“理型世界”中早已经存在的东西，这就是知识的“回忆说”。他在《美诺篇》中举了一个例子，有一个童奴没上过学，也没有接触过数学和几何学，但通过适当的诘难和启发，他就能解答几何学难题。这就证明了，知识是人心中固有的，只是通过恰当的方式引起了回忆。
回忆说是建立在灵魂和肉体相分离的基础上的，又以灵魂不朽为前提。柏拉图指出，人的灵魂先于肉体而存在，灵魂对理型世界早就有所认识了，这些知识在人还未出世以前灵魂早已具有了。当灵魂投生人体后，由于受到肉体的干扰或玷污，就把原有的知识暂时忘记了，要重新获得这些原本就有的知识，必须经过“学习”，而所谓的学习，实则为“回忆”。
柏拉图在《斐多篇》中写道：“如果我们真的是在出生前就获得了我们的知识，而在出生那一刻丢失了知识，后来通过我们的感官对感性物体的作用又恢复了先前曾经拥有的知识，那么，我们称之为学习的过程，不就是恢复我们自己的知识吗？称学习就是回忆对不对？完全正确。学习就是回忆。”
人被劈成圆形的两半，人终生追求爱情，就是寻找人世中自己失落的另一半，这样才能成为一个完整的人。这个想法也是柏拉图提出的。“柏拉图式的爱情”因主张追求心灵沟通的精神之爱才是高尚的、纯洁的爱情而闻名于世。实际上，柏拉图在提出自己的爱情观时，认为这种高尚而又珍贵的精神之爱，只限于同性之间。这和当时古希腊的社会风气有关，在雅典，同性之爱被法律赋予了保护和支持。柏拉图终身未娶，他所强调的爱情，是摒弃了肉欲的纯粹的同性之爱。
柏拉图对西方哲学的影响不仅仅是具体的观点和论证方法，在整个西方哲学发展的方向、思路、方法等一系列根本问题上，柏拉图都可以说是西方哲学主流的奠基者和创始人。
柏拉图虽然一生都没有当上“哲人王”统治国家，但是就他在西方思想中的地位和影响力而言，柏拉图是当之无愧的“哲学王子”。
全能选手亚里士多德
亚里士多德于公元前384年出生，家乡是马其顿，17岁进入柏拉图的学园，成为柏拉图出色的学生。他跟随柏拉图学习了20年，被称为“学园之灵”。他后来创立了自己的学校吕克昂，边授课边撰写著作。他还当过著名的亚历山大大帝的老师，于公元前322年死于埃维亚。
亚里士多德是人类思想史上最伟大的人物之一，也是一位全能型选手。他就许多论题写下了大量的著作，如逻辑学、修辞学、诗歌、物理学、植物学、动物学、心理学、伦理学、政治学、经济学、形而上学等。他的大量著作都流传了下来，其中大部分是真品。有人估算过亚里士多德著作的数量，包括那些失传的，大约有一千本。
作为古希腊哲学家中最博学的人物，亚里士多德宣称自己的哲学是“研究真实宇宙原因的科学”，并首次明确提出将知识划分为三类。按照该分类方法，他把自己的学问分为：理论的科学（数学、自然科学和形而上学）、实践的科学（伦理学、政治学、经济学和修辞学）、创制的科学（诗学）。
形而上学在亚里士多德这里是作为“第一哲学”的，他把第一哲学看作最高的理论知识。在《形而上学》第四卷中，亚里士多德阐述了一门研究“作为存在之为存在”的一般科学，也就是形而上学。
各门特殊科学是以“存在”的某一部分作为研究对象，唯有哲学、形而上学是以整个“存在”作为研究对象。亚里士多德强调，形而上学的主题是所有事物，它是求本原、求最高原因、求存在因何之为存在的一种学问，故称之为第一哲学。本体说和本质说，是亚里士多德第一哲学的核心。
柏拉图把世界一分为二，一个是可见的物理世界，一个是不可见的理型世界。亚里士多德认为这种说法是没有必要的、多此一举的。他抛弃了柏拉图的“理型”和“形式”，像普通人那样，从常识的立场出发，主张真实的世界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个世界，并不存在另一个世界。形式不再与具体事物分离，而是内在于事物，是永远在一起的。
不过，现象和本质之间还是存在重要区别的。虽然亚里士多德坚持日常世界就是实在，但他对现象与本质的区别处理得远比柏拉图精妙。柏拉图直接让它们分属两个不同的世界，而亚里士多德则说，事物的形式就在事物本身之中，而不是存在于另一个地方。物质和形式结合在一起构成具体的个体事物，每一个个体都在其形式的支配和引导下运动变化、生长和发展。
亚里士多德用“实体”取代了柏拉图的“理型”。柏拉图把实在看作是某种区别于我们这个日常世界的东西。亚里士多德则认为，真正的实在就是日常生活中的“实体”。他们两个人的出发点是完全不同的。与形式和物质之间的对立关系相似，亚里士多德提出了潜能和现实之间的对立关系。潜能是尚未实现的现实，现实是已经实现了的潜能。作为学生，亚里士多德完成了对老师柏拉图的超越，可谓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他有一句名言：“我爱我的老师，但我更爱真理。”
在灵魂学说方面，亚里士多德对前辈思想家的观点进行了批判继承。他指出，运动和感觉是灵魂的两个特性，这些特性能将有灵魂的东西和无灵魂的东西区别开来。在《论灵魂》中，他宣称所有生物体都既是形式，也是质料。心是人的形式，肉体和骨头是人的质料。要理解心身关系，就必须把握形式与质料的关系，灵魂作为形式而存在。
心或者灵魂是有不同层次的。亚里士多德进一步分析灵魂所具有的各种能力，他认为有的生物具有灵魂的一切能力，有的只有其中几种，有的则仅有某一种，这就形成了一个由低到高的层次。理性，是人类灵魂所独有的能力。
创建逻辑学是亚里士多德最令人惊叹的成就之一。亚里士多德讨论了证明的性质，即由最初的事实到派生性命题的阐述过程。他的证明或推论总是采用一个或一系列三段论的形式。三段论，是指所有思维运动都具有的一种基本形式。这种形式逻辑的演绎推理方法，是由亚里士多德提出来的，其论述形式逻辑的代表作主要是《形而上学》和《工具论》。
亚里士多德创建的逻辑学，其核心内容是关于推理的学说。他要寻求一种探索的方法，通过这种方法，就能够使人们就所遇到的每个问题以及对种种意见进行推理。他把推理分为四种：第一，证明的推理；第二，辩论的推理；第三，强辩的推理；第四，错误的推理。
亚里士多德把逻辑公理看作客观事物的基本规定，他指出，逻辑学这门学问有三个方面的用处，即智力训练、交往会谈和哲学知识。他的逻辑学涉及范围很广，其中包括关于一般语词（范畴）的论述，关于谓词的论述，关于命题的论述，关于直言三段论的论述，此外还有关于谬误、证明和归纳法的论述等。
因果概念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得到广泛应用。事物的出现所必需的条件都被称为原因，有四种原因在任何过程中都起作用，这就是亚里士多德的“四因说”。一是“质料因”，意思是事物是由哪些天然的、未经分化的原材料构成的；二是“形式因”，意思是事物的本质在事物身上所体现出来的模式或结构；三是“动力因”，意思是推动事物变化和产生的种种动力因素；四是“目的因”，意思是引导事物变化过程的目标或者目的。每一个个体事物不仅只有一类原因，所有事物，无论是自然物、有生命的动植物，还是人造物体，都可以通过这四种原因进行说明。
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求知是人的本性，而求知就是问“为什么”，就是要探究事物的“原因”。他认为自己提出的这四种原因就是对于事物的“为什么”这个问题的回答，任何事物的形成都必须有这四种原因。
由于存在一个“目的因”，自然就引出了“目的论”。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在目的论这里达到了顶峰。在他看来，物质所具有的永恒运动预设了一个永恒的施动者。宇宙中一个特定的运动是由其他运动产生的，而前一个运动又是由前前一个运动产生的。为了避免无穷倒退，就必然要求有一个不动的施动者或者上帝，作为这一系列运动的第一因，也就是“第一推动”。
这一论证可能是被称为关于上帝存在的宇宙论证明的第一个完整表述。此外，上帝还是所有事物的“目的因”，他是世界最高的目的或者最高的善，世界上所有的存在者，无论是植物、动物还是人，都因为这一最高的善或者上帝而渴望实现其本质。因此，世界的原则就是所有事物都要努力实现自身的目的，实现上帝安排的美和秩序。
在基督教一统天下的时代，由于亚里士多德的思想十分“政治正确”，他本人被捧上了一个至高无上的位置，他的思想也成为统治西方世界千年的标准理论。
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和心理学构成了他的伦理学理论的基础，他的伦理学是第一个综合性的道德理论，在现代伦理学中被称为“德性伦理学”。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所有的人类行为都具有某个目的，经过层层递进，这个目的就是要到达一个最终的原则和最高的善。这个最高的善代表着幸福，人类要过上幸福的生活，活出理性的生命，就必须向最高的善看齐，努力使自己拥有美德。
什么是美德？美德是一种适度，追求的是“中道”，即过与不及之间的中间道路。例如，奢侈和贪婪之间的中道是慷慨，懦弱和鲁莽之间的中道是勇敢，羞怯和无耻之间的中道是谦虚。在亚里士多德看来，一个人拥有美德，那么他的灵魂就是秩序良好的灵魂，在这个灵魂里存在着理性、情感和欲望的正确关系。
对人类来说，最高的善就是自我实现。当一个人被高尚的动机激发，当他促进他人的利益，服务于他的国家，他才算实现了真正的自我。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亚里士多德阐述了友爱和正义，谈到了高尚的利他主义精神。的确，人的最高级需要就是自我实现。当代著名的人本主义心理学家马斯洛提出的“需要层次理论”，就把自我实现的需要列为人的最高需要，认为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当然，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够自我实现，许多人只是停留在满足低级需要的阶段。
《尼各马可伦理学》是一本大部头的著作，在书中，亚里士多德想要对美德做出充分的说明，他提出了一个完整的美德表，然后逐一讨论它们。与他的老师柏拉图相比，他有更多常识性的观点。亚里士多德说，如果有人行为不良，不是因为他们无知，而是因为他们有性格弱点，意志薄弱是一种显著的理性缺陷。与柏拉图一样的是，亚里士多德认为，献身于沉思的哲学家的生活方式，最终将引导人类达到所能有的最完满的繁盛。
“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亚里士多德如是说。亚里士多德不对希腊社会的组织和制度提出尖锐的批评，他认为人的本性是社会的，人类不可能仅靠自己就能过上幸福生活。对亚里士多德来说，最好的生活就是人们能够主动参与规划他们自己社会面貌的生活。参与城邦的政治生活，对人们来说是十分重要的，参与政治不仅是表达人们的内在需要，也能实现自身的价值。因此，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观点与柏拉图的极为不同。
亚里士多德非常重视政治学，把政治学看作一切知识和技艺中最重要的。政治学的目的是至善，这种善就是正义，也就是公共利益。
在《政治学》一书中，亚里士多德致力于对政治社会各种形式进行详尽研究，他将历史上出现过的和当时流行的君王制归纳为五种类型，即：斯巴达式、野蛮人式、古希腊民选邦主式、英雄时代的、家长制式的全权君主。
作为一位崇尚思辨而又注重实际的思想家，亚里士多德在考察分析各类政体时，十分注意理想化与可行性之间的区别。他提出一种既有一点理想化而又能够实行的最好政体，也就是中产阶层执政的政体。这个主张与他伦理学中提出的中道原则是一致的。
亚里士多德认为，中产阶层执政是合乎中道的最佳政体，理由有几点：首先，中产阶层执政是合乎中道的最佳政体，理由有几点：首先，中产阶层公民是城邦中最安稳可靠的，他们不会像穷人那样希图他人财物，也不会像富人那样引起穷人的觊觎，由他们组成的城邦构造最好，也最稳定；其次，这种政体可以避免党派之争；再次，中产阶层是贫富二者的仲裁者，任何政体都要把中产阶层包含进来，一个城邦中的各种政治因素混合得越好，就越持久。
亚里士多德在考察评论希腊各种政体的基础上，提出了构成政体的三个要素，即：与公共事务有关的议事机构、与行政事务有关的行政机构和司法审判机构。中产阶层执政和政体三要素的理论，核心就是以中道为准则的权力制衡论，这就是亚里士多德设计最佳政体的指导思想，也是他的基本理念。他的政治哲学的根本要义，目的就是为了城邦国家和公民的幸福与至善。
在《论天》中，亚里士多德提出，宇宙由两个世界构成，即“月上世界”和“月下世界”。月上世界从月球开始向上扩展，由恒星和行星组成。恒星由“以太”元素构成，处在永恒的、持续不断的圆周运动中，月上世界是完美、永恒的。亚里士多德知道地球距离恒星十分遥远，他推论宇宙空间不可能充满地球上的四元素之一，既然大自然厌恶虚空，那必定有另一种元素填满空间，这就是第五元素“以太”。
月下世界就是我们的地球世界，由四元素构成，这是一个有变化和消亡的世界。根据亚里士多德的观点，地球静止地躺在宇宙的中心，诸天体围绕着他运动。
亚里士多德的观点在天文学上影响很大，深入人心，即便是到了后世的哥白尼提出日心说时，也没有彻底摆脱亚氏的理论。哥白尼认为，由于月上世界的完美性，所以地球围绕太阳旋转的轨道是正圆形，毕竟正圆形的圆周运动才是最完美的。
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曾经统治西方世界将近两千年，一直到牛顿物理学诞生，才打破了亚氏的垄断。亚里士多德曾提出：物体从高空下落的快慢是由物体本身的重量决定的，重者下落快，轻者下落慢。一直以来，人们都把这个论断当作真理，后来意大利人伽利略发现了这一理论在逻辑上的矛盾，并通过在比萨斜塔做的自由落体实验，得出了正确的答案。原来，物体的下落速度与它的重量是无关的，亚里士多德的错误在于他没有考虑到空气阻力的作用。
可见，亚里士多德是用他的观察力，加上他强大的思考能力，从一个个日常现象出发，从朴素的常识立场出发，得出了一系列结论和知识。但是问题在于，他并没有摆脱“直觉物理学”和“直觉心理学”的局限，因此得出来的许多“知识”都是不靠谱的。不过，这丝毫不影响亚里士多德的伟大，他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常识理论家”和“常识缔造者”。
无论我们采取何种标准来评判他，亚里士多德在人类思想史上都占据着独一无二的位置。亚里士多德学术的渊博、原创性和影响力，使他的哲学在其领域之内成为人类心灵所能达到的最为广博的知识体系。
亚里士多德建构了一个庞大的体系，他是古希腊哲学的集大成者，他的哲学既是一部关于事实的百科全书，也是一个原创性的综合。在古代和中世纪，没有哪位思想家能像亚里士多德那样，在其自己的体系中包含数量如此广博的知识。亚里士多德的思想在中世纪的影响是巨大的，甚至到了近代的其他伟大体系中，包括斯宾诺莎、康德和黑格尔的体系中，这种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
古希腊文明在人类文明史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古希腊思想家们的思想对后世影响极其深远，不仅奠基和塑造了西方文明，也把人类整体的精神生活提升到了一个新的水平。古希腊文明发出的璀璨光芒，意味着人类理性的崛起和进步。
第二节 佛光普照的古印度
古波斯与古印度的吠陀时代
在轴心时代的古代波斯和中东地区，拜火教是主要的信仰体系，因为拜火教的创始人是琐罗亚斯德，所以拜火教也称为琐罗亚斯德教。哲学家尼采的重要著作《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主角就是拜火教的一个先知。尼采曾说，琐罗亚斯德是“人类历史上最深刻的错误的来源，他创造了道德”。
拜火教起源于公元前2000多年的一批移民，他们被称为印度—雅利安人。这群人后来分裂为两支，靠东的一支发展出吠陀教，后来演变为印度教，而靠西的一支则发展出拜火教。
拜火教最为重要和神秘之处，在于它引入了像神一类的抽象概念，此外还在于它的其他特点。琐罗亚斯德构想出了灵魂的三种类型：乌尔瓦尼，个体的这一部分在人死后依然存活；佛拉瓦奇，死后居于泥土；达恩那，就是良心。
琐罗亚斯德是对一个敬奉火的民族来宣讲其思想的。拜火教徒崇拜常见的天地神灵，还包括一大群恶神、幽灵和魔鬼。拜火教教徒相信琐罗亚斯德直接从一位真神阿胡拉·马兹达那里得到了启示。在这个新生的宗教里，天堂在理论上向所有人开放，但是只有正直的人才能最终到达。
在通向来世的路上要经过一座“钦瓦桥”，善良的人和邪恶的人在此被区分，那些罪人将永远留在罪恶屋中。许多宗教都用桥来分隔现世和来世，比如中国人最熟悉的“奈何桥”。而审判的思想则成为了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一个主要特征。实际上，来生、复活、审判、天堂、地狱和魔鬼等概念，最初都来自于拜火教。
琐罗亚斯德最突出的一个思想，是把整个宇宙看作是善与恶永恒斗争的战场。拜火教不但相信善良的神灵，也相信邪恶的神灵。整个世界被一分为二，善与恶之间的力量对比处于一种动态平衡中，并没有一个唯一的、全能的善神来掌管这一切，这与后来的一神论是有很大不同的。它也和其他的神话或者多神论不太一样，多神宗教尽管也有很多神，其中也存在坏蛋，神与神之间也经常打架，但统治整个宇宙的权柄依然落在一个或几个善良的大神手里。
这个世界是善与恶的角斗场，我们都被深深地卷入其中，善恶之间的力量势均力敌，此消彼长，不停地斗争。这种思想非常特别。在这个宇宙模型中，善良的一方虽然有道德上的优势，但不一定会胜利，决定胜利与否的是力量，无情的权力斗争才是世界的真实面目。尼采大概就是受到了这种思想的启发，才提出了他的权力意志理论。
在南亚次大陆，公元前2000年前后，雅利安人开始进入印度的西北部。经过几百年的入侵和征服，他们成功击败了原住民达罗毗荼人，成为印度的统治者，并开始了与原住民文化的共生，这便是印度的吠陀时期。
雅利安人对印度的影响很深远。雅利安语在印度发展成了梵语，跟希腊语、拉丁语和其他印欧语言都有联系。《梨俱吠陀》是他们的宗教经典，其中最重要的神有因陀罗、阿格尼、伐楼那等。因陀罗是最受欢迎的神，大约有250首赞歌是献给他的。在吠陀时期，第二代神灵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湿婆和毗湿奴，他们在后来印度教的上千万个神灵中成为主神，地位极高。
《梨俱吠陀》中有一篇《原人歌》。原人将自己献给诸神，从而创造了宇宙。原人是一个神秘的实体，被想象成既是一个祭品又是一个身体形式，赋予世界秩序。造物主通过祭祀创造了这个世界，原人作为一个与众不同的世界灵魂而存在。
《原人歌》中描述，原人的嘴是由祭司组成，手由统治者组成，大腿由商贸阶层组成，脚由工匠和农民组成，至于贱民，则被排除在身体之外。最初，这四种不同阶级并不是世袭的，后来变成了世袭制。因此，在古代印度，社会阶层分为婆罗门（祭司、献祭者）、刹帝利（武士、贵族）、吠舍（工商业生产者）、首陀罗（农夫、奴隶）。这就是印度种姓制度的起源。这种制度在后期吠陀时代成型，是古代世界最典型、最森严的等级制度。
随着历史的发展，印度社会和印度人的精神都经历了一场巨变。城镇不断扩大之后，由于商人阶层的兴起，原有的秩序被破坏，由国王和祭司组成的权力联盟瓦解了。后来，印度爆发了一场宗教叛乱。因为当时的一些知识分子对吠陀教不满，便开始编写一系列新的经文，并秘密互相传递。这些新的经文就是所谓的《奥义书》，该书中的经句从一开始就背离了传统，对很多事情进行了重新的解释。
《奥义书》的作者们毫不犹豫地贬低献祭本身所具有的一切功效。《奥义书》认为，没有关于“自我”（即阿特曼）的冥想，献祭就无法完成。救赎不在于祭祀，而在于意识到比神还高的、绝对的、永恒的真实与一个人最深的自我是完全一致的，也就是“梵我合一”。
《奥义书》中的救赎不仅指从罪恶中解救出来，还包括从人类生活状态中解脱出来。这一点真正标志着一种新的宗教的诞生，我们现在称之为印度教。
轮回和业力这一对孪生教义正是在《奥义书》中出现的。轮回就是生命的重生，业力则代表一种生命的力量，其具体特性会决定一个人下一世的形态。这一过程的主体就是自我，即灵魂。为了与梵合一达到解脱，成功地踏上“天道”，获得救赎，自我就必须要战胜“无明”（即无知）。人是可以揭示和理解真实世界的深层结构，并掌握绝对真理的，只是这个“知”被“无明”所遮蔽或摧毁。因此，人们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勘破无明，从这个虚幻的世界中解脱出来，看清事物的真相。
后来的佛陀释迦牟尼，就是借用了很多印度教《奥义书》中的思想来构建自己的体系，提出了新的革命性的思想。佛陀的思想，包括同时期的其他思想，比如耆那教等，它们都被统称为“沙门思想”，以此与占统治地位的印度教思想相对立。由此可见，人类思想的发展从来都是站在过去文化的基础上的，是站在巨人肩膀上的，然后做出一些创新和变革，一步步地推动思想的进化。与之类似，生物的进化也遵从同样的逻辑，通过偶然的突变一点一点向前。
从《奥义书》时期开始，越来越多的人远离了社会生活，遁入“森林”中，完全沉浸在苦行和冥想中。这种习惯很早就成为一种范式，在现代的印度仍然很流行，这便是印度的“苦行者”传统。一方面，这些人努力将纯粹的精神自我从感官体验以及心理活动中分离出来，只有自我脱离了庸俗的心理体验，才能与梵合而为一，被视作不朽；另一方面，他们努力阐述和分析“全体的存有者”（梵）与大自然的关系。苦行与冥想都是为了使自我从心理体验中分离出来，是所谓修行实践的主要方法，这在早期的瑜伽论述中都有详细的说明与阐述。
佛陀的故事
两千五百年前，古印度诸国林立，相互对峙，彼此攻伐，有些类似于中国的春秋战国时代。在喜马拉雅山的南麓，有个叫迦毗罗卫国的小国家，这个国家的主要民族是释迦族。乔达摩·悉达多就出生在这个小国家，他的父亲是这个国家的国王，叫净饭王，母亲是摩耶王后。
相传某日，多年不孕的摩耶王后梦到一头白象进入了她的身体，不久后即怀孕，生下了悉达多王子。摩耶王后生下王子不久就离开了人世，悉达多是由他的姨母带大的。
当时有一位很著名的相士阿私陀，他听闻王子出生，就进宫去看了王子。他对净饭王说：“王子投生帝王之家，其富贵福分达到尘世的顶点，要不是前世积德行善，严格修行，是不可能有这样富贵之命的。”净饭王听后非常高兴。
接着阿私陀又说：“可是从王子的面相上看，他可不是贪图荣华富贵的凡夫俗子。像这样的相貌，在世做人定是四海的主人，出家修行定能成为三界佛陀。他色相皆空，定能获得大彻大悟，天人佛祖非太子莫属。”
阿私陀表示很可惜，他自己等不到王子成佛的那一天，因此悲喜交集。净饭王听后觉得天崩地裂，他年过半百才喜得贵子，怎能容忍自己的孩子去当什么隐士、修行者，把悉达多培养成一位出色的国王才是他最想做的事。
悉达多从小就多愁善感，喜欢冥思苦想关于生死、人生的大问题。他一天天长大，对弱肉强食、生生灭灭等残酷的自然现象深感困惑，他幼小而善良的心里充满了悲哀。
净饭王为了把王子从沉默忧郁中拯救出来，挑选了许多妙龄美女陪伴他，但悉达多依然终日苦思冥想。最后，净饭王决定为悉达多娶妻，让他享受成年男子的快乐。然而，新婚之夜，悉达多却抛下美丽的妻子，不辞而别。他趁着宫里大婚庆典之际，许多人都喝醉了，利用夜色偷偷地溜出宫去，逃到城外，就像一个越狱的囚犯一般。逃婚途中，悉达多在东门遇见了孤苦伶仃的老人，在南门遇见了生病的农夫，他看到了人生的痛苦和不幸。悉达多悲从中来，不忍心再看下去，就回宫了。
时光流逝，到了春暖花开的季节。净饭王看到娶妻之后的王子依然闷闷不乐，就决定让悉达多出宫春游散散心。悉达多从小就在王宫中长大，锦衣玉食，很少出宫，这当然是由于净饭王害怕王子出宫后看到残酷的社会现实和生老病死，更加激发王子的苦恼和出家的心。
这次出宫春游，净饭王自然做好了十足的准备，规划好路线，沿途安排好一切，保证王子看到的是一幅歌舞升平的画面，绝对不会有老弱病残进入王子的视线。
各地的行政官员为了讨好国王，更为了保全性命，在王子经过的地方，安排了许多手持鲜花的青壮年夹道欢迎，把那些老弱病残者都集中在一个地方严加看管。王子的出游安排得非常气派，不用象车和马车，而用大白牛车，白牛在古印度被视为神物。
这次出游避开了北门和南门，从西门出城。白牛车在欢呼的人群中缓慢前行。突然，人们一阵骚动，牛车停了下来，不知前面什么东西挡住了王子的去路。原来是前面有一队送葬的人经过，怕惊动王子所以牛车停了下来。悉达多看到前面有一群人抬着死者慢慢地走，送葬的人一个个哭得呼天抢地。他就问车夫：“这是干什么，他们为什么要哭？”车夫回答：“这是一个死人，后面哭喊的是死者的亲人。”这是悉达多王子第一次看到死人，他脸色发青，满脸愁容，陷入了沉思。
看来百密一疏，组织工作没有做到位，车队立刻绕道从北门回宫。
在车队快要抵达北门时，遇到了一个苦行者出家人。悉达多来到苦行者面前，恭敬地问道：“请问尊长，您是什么人，为什么一个人在这里？”
“年轻人，我是一个以四海为家的苦行者。”
“苦行者？什么是苦行者？”王子问道。
“苦行者就是脱离一切世俗欲望的人，想要超脱生老病死苦恼的人，年轻人，你懂吗？”
“四门观苦”是流传最广的一个故事，也是悉达多决定出家苦修的一个重要理由。但实际上，对悉达多来说，出家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他出身刹帝利种姓，有继承王位、治理国家的责任，而且又有如此爱他的父王和妻儿。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说，他都不可能轻易一走了之。
四门观苦后，悉达多就越来越不“正常”了。净饭王忧心忡忡，难道阿私陀的预言就要成真了？他想尽一切办法，企图打消悉达多出家苦修的念头，可是并没有奏效。
在悉达多29岁这年，他终于下定决心，弃家出走，进山修行。
悉达多出走后，整座王宫陷入痛苦和混乱之中。净饭王知道王子心意已决，自己已无力回天，但他还是派出了桥陈如等五名侍臣，去苦行林寻找悉达多，希望能把王子劝回来。
五名侍臣在苦行林中找到了悉达多，结果不但没有劝返，反而被王子伟大的精神和决心所感动，决定留下来陪王子一起苦修。
悉达多苦修了整整六年。在苦行林，两千多个日夜里，悉达多一刻也没有停止过对生死的思考。最初他每天食一麻一麦，渐渐发展到七日食一麻一麦，最后不饮不食。严重的营养不良，使悉达多的身体骨瘦如柴，手摸腹部，竟能触到背脊。
悉达多渐渐发现让肉体受苦受难，并不能得到真正的解脱。人的烦恼，最根本的原因是心灵不干净，而要清除心灵上的污垢，单靠绝食和苦修是不行的。
一天，悉达多看到尼连禅河的一艘船上有一位琴师和徒弟。琴师对徒弟说，琴弦不能绷太紧，太紧容易断，也不能太松，太松则弹不出好声音。悉达多听后打了一个激灵，没错！这么苦修下去是没有用处的，重要的是不能绷太紧，也不能太松，要取一个“中道”。
他毅然决定放弃苦行生活，站起来摇摇晃晃地离开打坐的地方，向尼连禅河走去。悉达多走进河里，用清澈的河水冲洗满身的污垢。他静静地躺在河水中，开始思考一种新的修行方法。然而，当他走上岸的时候，由于身体实在太虚弱了，没走几步，就眼冒金星，昏死过去。
这时，刚好有一个牧羊女顶着一罐牛奶路过河边，发现了河滩上躺着的悉达多。此时的悉达多骨瘦如柴，奄奄一息。牧羊女是一个善良的人，她扶起悉达多的头，小心翼翼地往悉达多嘴里喂牛奶。
在河岸上，桥陈如等人看到了这一切，发现悉达多又是洗澡，又是让牧羊女喂牛奶，感到十分震惊。五个人很气愤，觉得王子放弃了苦行，严重地背叛和欺骗了他们。他们觉得再多看一眼悉达多都觉得恶心，于是就不辞而别，离开了悉达多。
悉达多喝了牧羊女的牛奶后，渐渐恢复了体力。他感谢了牧羊女的救命之恩后，就非常兴奋地去找桥陈如他们，想把新想法告诉自己的伙伴。然而，悉达多怎么也找不到他们，后来才听说他们对自己产生了误解，已经离他而去了。
悉达多无法找到同伴，又不见他们回来，就独自一个人渡过尼连禅河，向迦耶山走去。虚弱的悉达多走得又累又乏，这时，他看见前方不远处有一棵又高又大的菩提树，枝繁叶茂，像一把撑开的绿色大伞。悉达多的精神不由为之一振。菩提树的枝叶在风中轻轻摆动，仿佛是在向悉达多招手致意：尊贵的王子，未来的佛陀，欢迎您！
悉达多围着树转了一圈，发现树下有一块很大很平坦的石头正好可以当座位。悉达多决定在这个风景秀丽的好地方修行打坐，不打算再往前走了。这时，刚好有一个孩童路过，他给了悉达多一筐干草，可以铺在石头上做草垫儿，这样坐着舒服一些。
带着一心正念，悉达多暗暗发誓：“我若不能大彻大悟，就永远不离开这里！”怀着强烈的信心，他凝神定思，渐渐进入了一种不苦不乐的境界。
悉达多在菩提树下坐了多久，才悟道成佛的呢？经典上的说法不一，有的说是七天，有的说是四个七天，这都无从考证。不过，这些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悉达多终于大彻大悟。
那年悉达多35岁，那天是中国的农历十二月八日，这一天被定为“成道节”。此后，每年这一天，各佛庙都要做佛事，进行纪念活动，庆祝悉达多成佛。此外，为了纪念牧羊女对佛陀的救命之恩，人们就用各种杂粮煮成乳粥来吃，这也是中国民间吃“腊八粥”的由来。
“佛”的意思是人生的“觉者”。佛并不是神，而是人。众生是潜在的佛，是尚未觉悟的佛，众生如果觉悟了，就是佛。实际上我们拜佛，并不是拜神，而只是崇拜一个智者。不过很多老百姓已经不知不觉中把求神和拜佛等同起来了，以为佛是一个神，并希望佛祖给予他们各种帮助，以满足他们的各种愿望。
悉达多对人生问题进行了漫长的思考，觉悟了真谛，这样便成为了人生的“觉者”，所以被称为“佛”。他也因此成为了释迦族的圣贤，故称“释迦牟尼”。
悉达多的成佛过程是怎样的呢？佛经上用了一个他降伏魔王波旬的故事来表达。这实际上说的是悉达多内心一场激烈的思想斗争，其活动的内容难以确知，所以采用故事的方式来形象地描绘。通过这个故事，我们知道悉达多战胜了自己心中的所有欲望，比如贪欲、权欲、情欲等，这也是每一个普通人心中都会有的欲望和烦恼。这些深藏在内心深处的欲望会起到阻碍智慧的作用，都属于魔障，使得我们不能到达智慧的彼岸。魔王代表的是悉达多心中的欲望，是悉达多的另一个自己，所以悉达多战胜魔王就是战胜自己。战胜自己，无疑是世界上最难的事，修行的过程就是战胜自己的过程。
战胜魔王后，悉达多进一步勘破无明，大彻大悟，心中一片光明。他六根清净，摒弃七情六欲，进入一个崭新的精神境界，成为了人生的觉者。悉达多成佛了，成为人类历史上的一位伟大人物，我们称他为“佛陀”“佛祖”。佛陀为人类思想的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特别是在疗愈人生方面，使许多人找到了精神上的安慰。
得道成佛的释迦牟尼看上去精神饱满，神色庄重，气定神闲，与未成佛前的那个骨瘦如柴、面如死灰的悉达多判若两人。释迦牟尼苦苦探求真理，历经六年的苦行磨炼，为的就是觉悟人生真理，以此来拯救迷惑无知的众生。因此，成佛之后，他决定不进入涅槃，而是离开森林，去往有人的地方，向人们说法。
释迦牟尼用余生的几十年时间走遍各地，积极传道，建立起僧团组织，扩大自己思想的影响，一直到他80岁那年涅槃为止。
佛陀的证悟和思想
如果从佛教信仰出发，采取一种神秘主义的态度的话，释迦牟尼觉悟到的最终智慧之果，是某种超思维的东西，只能自己去领悟，而无法言传。当然，如果试图把觉悟到的真理传授给他人，就必须用语言文字来表达，并且必须有可以用思维逻辑进行把握的内容，这部分内容就是佛理。也就是说，佛理是可以学的，也可以当成一门学问来研究，称之为“佛学”。但是，要真正地成佛，我们就必须要领悟到那最终的灵明觉知，而这个过程是神秘的，无法传授的。
释迦牟尼将自己悟得的思想做了进一步的推敲和归纳。他发现，生命流传的经过是十二因缘，苦是流转的主体，苦的具体现象便是生老病死。释迦牟尼将他悟出的人生真谛归纳为几点，也就是佛陀的主要思想精华，即四圣谛、八正道、十二因缘因果链条。
四圣谛，即苦谛、集谛、灭谛、道谛。所谓“谛”，有真实、真理的意义。“四圣谛”的意思就是四种真实不虚的真理。苦、集二谛说明了人生的本质及其原因、过程，灭、道二谛指明了人生解脱的途径和归宿。
痛苦是佛陀理论的起点，也是核心概念。“苦谛”说的是，生命的存在本身就是苦的，社会人生的真实现象也是苦。释迦牟尼把苦分为八种，依次是生、老、病、死、爱别离、怨憎会、求不得和五取蕴苦。其中，五蕴包括色、受、想、行、识，八苦既包括肉体上的痛苦，也包括精神上的痛苦。
释迦牟尼认为，人的身心活动都是造业，会产生连锁因果反应，引出将来或者下一世的痛苦。业报和轮回都是印度教《奥义书》中的理论概念，佛陀早已熟悉，并吸收采纳进了自己的理论体系。痛苦是连绵不绝的，短暂的人生就如同茫茫的黑夜，尘世间的甜蜜和幸福转瞬即逝，而痛苦却亘古不衰，无始无终，源远流长。
为什么苦如此顽固呢？第二谛，即“集谛”，就是这个问题的答案。“集”是“苦”的原因，它是造成人生痛苦的根源。
在现实中，人们醉生梦死，目光短浅，看不到宇宙的永恒，无视人生苦短。在这个物欲横流的世界里，众生怀有各种无法摆脱的欲望，所以这些乱七八糟的欲望就汇集起来。这些不良善的欲望“集合”，就成为了无尽的“苦谛”的根源。众生都处在生死轮回之中，在欲望的控制之下过生活，不能自拔，并因此产生无尽的痛苦和烦恼。
那么，怎么才能彻底清除淤积的“集谛”呢？怎样才能使人生摆脱痛苦呢？这就需要我们把握四圣谛中的第三谛，即“灭谛”，如此就能彻底解脱生死轮回，获得无上圆满正觉。“灭谛”告诉我们，痛苦是可以消灭的，只要我们斩断痛苦产生的根源。“灭”就是消灭欲望、消灭痛苦。
接下来，就是如何做的问题了。如何修行，如何改变自身，才能达到解脱目的？这就是最后一谛，即“道谛”。这指的是行正道。道有很多种，修行的方法也有千万种，各种法门。“道谛”主要是指修行八正道，修了八正道，就会证得般若智慧，解脱诸般痛苦，到达清净安乐的涅槃彼岸。
八正道，也就是中道，是释迦牟尼思维的主要成果。他认为任何人只要遵循八正道去做，就能真正转迷成悟。八正道也叫八圣道，即正见、正思、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正念和正定。这是一整套行为规范和道德要求，顾名思义，很容易理解，但做起来却不容易。
一个人要身体力行，实践八正道，就是要有正确的世界观，行为端正，口出良言，从事正当的职业，努力提升自己，有坚定的信念和正义感，培养专注力，做一个高尚的正人君子。
十二因缘因果链条，佛陀的这个思想带着强烈的形而上学色彩。十二因缘的理论为生命的流转变化提供了一套本体论的解释，并对如何变化做出了逻辑说明。
佛陀认为，万事万物都是由于一定的原因而产生的，这个原因就是“因缘”，因是内因，缘是外因。所以，这个观点也叫作“万法缘起”。“法”是佛学中一个很重要的术语，意指世间万物及一切现象。既然一切事物都是随因缘而起，那就可以推理出，一切事物都不能脱离因缘而独立存在。只有适当的因缘在适当的时候出现并凑齐了，相应的事物才会出现，等到因缘消失了，事物也会随之消失。
中国人常常说的“缘分”，其实指的就是因缘，合适的人在合适的时间出现了，就是一种缘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随因缘而起，你有交朋友的心，是内因，遇到了具体的某个人，是外因，这些东西凑齐了，你们就可以成为朋友。等缘分消失了，那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就到头了，消失了。
万法缘起的观点，结合轮回和业报的理论，就形成了一整套因缘规则，即所谓的“因果报应”。为了解释因缘的运转方式，释迦牟尼针对个人具体的生命流转变化，指出了人一生中因缘聚散的过程，这便是十二因缘。
十二因缘因果链条，指的是十二个因缘按照因果的逻辑顺序排列，构成一个完整的链条。链条的开端叫作“无明”，也就是无知的意思。它是最根本的原因，一切皆因无明而起。第二个因缘是“行”，大意是“造业”，我们的前世由于“无明”，所以做出各种傻事，造出“业”来。“识”是链条中的第三个因缘，代表生命的“种子”，我们在今生的生命就是由“识”产生的。它受到前世所造业力的驱动，携带着善恶的种子来投胎。换句话说，也可以认为“识”就是“我”的灵魂。人的前世和今生由十二因缘因果链条联系在一起，这是一个轮回的过程。人从前世投胎到今生后，接下来，因果链条要描述的就是一个人今生的具体生命过程了，包括了人的发育、出生、成长、老化，最后是死亡。“识”这个种子进入母体后，我们开始在母亲体内发育成形，即第四个因缘“名色”。色指的是形体，我们的灵魂和物质结合起来成为胎，胎相初成叫作“名色”。接着，我们逐渐拥有各种感官知觉（第五、六、七个因缘），即“六入、触、受”，然后我们出生到这个世界中。在我们的成长过程和整个人生中，由于种种感官体验的诱惑，我们产生各种欲望，即第八个因缘“爱”。欲望必须要得到满足，不然人就始终处于一种紧张的状态，因此我们就不得不做一些事情来满足自己的欲望（第九个因缘“取”、第十个因缘“有”），而这个做事情的过程就是我们今生的造业。最后我们的生命走到了尽头，死亡（第十二个因缘），死后还会有来生（第十一个因缘“生”）。这样，一个完整的轮回就完成了。
《过去现在因果经》中的描述是：“无明灭则行灭，行灭则识灭，识灭则名色灭，名色灭则六入灭，六入灭则触灭，触灭则受灭，受灭则爱灭，爱灭则取灭，取灭则有灭，有灭则生灭，生灭则老死忧悲苦乐灭。如是顺逆，观十二因缘。第三夜分，破于无明。明星出时，得智慧光，断于习障，成一切种智。”
人生充满痛苦，因此，我们若想彻底摆脱痛苦，最根本的办法就是摆脱生死轮回，要想办法跳出这个轮回。也就是说，我们的目标是不经历这个环环相扣的“十二因缘”的过程，那就要将这个因果链条斩断，使它不能形成一个完整的轮回过程。跳出轮回的状态叫作“涅槃”，达到涅槃就实现了修行的目的。
佛陀的基本思想理论，还可以用佛教四法印来高度概括，即“诸行无常”“诸受皆苦”“诸法无我”“涅槃寂静”。
诸行无常，是说世间万事万物都处于永恒不断的流动变化之中。一切存在都只是暂时的，没有一个是常住不变的，即“无常”。
诸受皆苦，是说人生的真相就是痛苦。执着于各种情感、感官感受、欲望，就是我们痛苦的来源。
诸法无我，是说世间万事万物并没有独立的、不变的个性实体存在，也就是“空无自性”。既然一切事物都是随因缘而起，那就不能脱离其他事物而独立存在。因此，所谓的“自我”是不存在的，只不过是一种生理和心理幻象罢了。
涅槃寂静，是说涅槃的境界可以灭除一切生死的痛苦，无为安乐。因此，涅槃状态是寂静的，意指不生不灭、身心俱寂的解脱境界。
相对于古希腊诸贤提出的关于世界的形而上学假设，释迦牟尼的形而上学假设是：事物的本质是“空”。这是一个十分耐人寻味的假设，内涵相当丰富，是佛陀抽象思维的结晶。
佛陀之后的佛教思想
释迦牟尼死后，他的弟子们便吵成了一团，僧团也分裂了。因为释迦牟尼活着的时候并没有著书，不立文字，靠的是演讲和口授。弟子们都根据自己的记忆来整理佛陀的言论，每个人对佛陀思想的理解也不一样，意见自然难以统一。释迦牟尼在世的时候，至少权威还在，大家有什么问题和分歧都可以有一个最终的裁决。但是佛陀一死，权威不在了，又没有一个权威著作和经典文本供大家学习和仲裁，群龙无首，分歧和分裂就在所难免了。
在世的几个大弟子召集了五百罗汉，共同结集编出佛陀的教法，这就是“第一次结集”，后来又有了阿难系僧团主导的第二次结集。一开始，由于还有一些出色的弟子，他们地位很高，学识广博，属于僧团的精英阶层，还可以对僧团进行权威的集体领导。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各种分歧和争端越来越多，再加上权力斗争，僧团组织便发生了部派分裂，分裂为上座部和大众部。
原始佛教分裂为部派佛教，到了释迦牟尼死后300多年，印度佛教徒内部对教义有了巨大的分歧，新出现的学派管自己叫“大乘”，把原先的学派叫“小乘”。大小乘的主要区别，就是小乘只讲自己修行，而大乘则主张普度众生，帮助他人修行。这艘航向解脱彼岸的智慧之船，乘坐的人多了，就是大乘，乘坐的人少，就是小乘。
佛教走出印度，开始了北传和南传两条路线。北传到东北亚地区的大多是大乘佛教，大乘佛教本身也分为许多派别。南传到东南亚一带的是小乘佛教，正式名称是“上座部”教派，即“南传上座部”佛教。
释迦牟尼死后，印度出了一位非常了不起的佛教思想家，他将佛学思想发展上了新的台阶，达到了一个佛学高峰，这个人叫龙树。他的学说被称之为“中观学”。
中观学的“中”，即指“中道”，意思是不用极端的眼光来看待事物，而要采取不偏不倚的立场。在中观学看来，认为“万法实有”和“万法虚无”都是错的，因为太极端了，所以事物的真正本质是“假有”。
“假有”的意思是说，我们既不能认为事物是永存不变的，也不能认为事物是不存在的。意思是说，事物虽然存在，但并不是永存不变的，它是“假装自己是永远存在的”。因此，我们既要认同事物是存在的，同时也要看到事物无常和变化的一面，意识到它的虚幻性，这样才不会执着留恋于某一个具体事物，从而破除“我执”和“法执”。
“假有”是一种持续的状态，事物每时每刻都处于“既存在也不存在的状态”。这句话很明显违反了逻辑规律，是一种矛盾的表述。的确，用任何语言，我们都不可能从正面去形容事物假有的本质。在量子力学里有一个“薛定谔的猫”的思想实验，说的是当我们不去看盒子里的猫时，猫咪处于生死态的叠加，也就是“既活着又死去的状态”。可以跟“假有”的那句表述稍微类比一下。
既然事物是“假有”的，那么我们就不能对事物进行正面的描述，所有的正面描述都是错的。说一个事物“是”什么，这是比较困难的，但说一个事物“不是”什么，倒是相对容易得多。龙树就是用否定的形式来描述事物的，这个选择不是耍小聪明，而是由他的理论观点决定的。其实，就连“假有”这个词本身也是一种否定的形式。
龙树用八个否定句来描述事物的本质：“不生亦不灭，不常亦不断，不一亦不异，不来亦不去。”这就是所谓的“八不中道”，也是龙树中观学的思想核心。这几句话对我们惯常认为的事物存在的状态进行了否定。我们一般认为事物是会创生出来，并且也会毁灭的，但龙树却说事物既不会创生，也不会毁灭，没有生和灭的过程。我们也会认为事物存在一种连续的状态，或者是中断的状态，就比如数学上常说的一条连续的直线或者中间存在断点，但龙树却说事物既不是连续的，也不是间断的。在不同的事物之间，我们一般会认为它们要么存在相同之处，要么存在相异之处，龙树却说它们既不是同一的，也不是相异的。我们一般认为，事物变化的原因要么是内因，要么是外因，或者是二者共同的作用，但龙树却说事物的原因既不在这个事物之内，也不在这个事物之外。
龙树强调“空”就是事物的本质，事物除了“空”之外再也没有别的属性。世间万物，本性都是“空”，佛法和佛陀也是“空”，无论其外在形式如何，本质都是假有的。“空”和否定是紧密联系的，因此这个“空”是需要不断否定的，甚至就连“空”这个字本身也应该被否定掉。领悟了“空”，也就领悟了事物的本质，难怪《西游记》中齐天大圣的法名取作“孙悟空”。
“般若学”是大乘佛教第一阶段的佛学。般若是梵文的音译，就是智慧的意思，特指超越一切的佛智慧。龙树的中观学是般若学的高峰和代表，所以很多时候两者合起来被称作“中观般若”，在佛教中又称为“空宗”。
佛教在汉代时传入中国，经过长期的传播发展，佛教思想与中国本土思想结合，形成了具有民族特色的中国佛教。中国佛教形成三大系，即汉地佛教、藏传佛教和云南地区上座部佛教。
佛教在中国南北朝时期得到弘扬和发展，至唐代达到鼎盛，可是印度本土的佛教却在13世纪初由于伊斯兰教的进入而消亡。虽然佛教被赶出了出生地印度，但它在印度之外却得到了很好的发展，并成为当今的三大世界性宗教之一。
在诸多的佛教派别中，有两支派别特别有意思。一支是超级难的“唯识宗”（又称为“法相宗”），可谓是佛学中的博士后学位；另一支是不立文字的“禅宗”，是佛学中最擅长搞怪的，属于九年义务教育级别，大家都能学。
在中国的南北朝时期，印度的一些大乘佛学家们提出了一种和中观不同的学说，就是“唯识学”。唯识学家们觉得龙树强调“空”强调得太过了，这本身或许就是一种走极端。他们认为有一些事物还是实有的，所以唯识学也称为“大乘有宗”，与“空宗”相对。主张唯识学的学派又叫作“瑜伽行派”，《瑜伽师地论》是唯识学的经典。
隋唐时期，中国经济文化高速发展，唐朝的对外交流很活跃，对待外来文化也采取开放姿态。在这一时期，中国化的佛教成熟了起来，中国僧人进行了很多创造性的工作，先后形成许多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宗派。
玄奘法师就不远千里到印度本土去留学，这个《西游记》里西天取经的唐僧，对中国佛教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玄奘最擅长的就是唯识学，毕竟他是个高才生嘛。但唯识学实在是太难了，非常烦琐复杂难懂，对老百姓根本没有吸引力，因此唯识学在中国难以发展下去，毕竟曲高和寡，太不合群了。
“万法唯识”是唯识学的基本命题，他们关于这一命题的论证主要有三自性说、阿赖耶识缘起说和唯识四分说。
唯识学特别注重对法相（即事物现象）的分析，分析得出来的结果是认为一切事物都是“识”的变现，事物不能离开“识”而独立存在。“识”也叫作“心”，它是意识主体对事物加以了别（了解、分别）的功能。所谓主客观世界的一切事物都是依托于识的假象，唯有识才是真实的存在，这就叫“万法唯识”。
中观学太强调“空”，唯识学认为这么做有一个最大的危险。想想看，如果一切都是空的，那么轮回的主体到底是谁？当我们说普度众生的时候，普度的到底是谁？所以，唯识学认为，在十二因缘中的第三个因缘“识”，有一部分是实有的，不是空的，它的名字叫“阿赖耶识”，这就是众生和轮回的主体。它承载着我们造过的种种业，也承受相应的果报。阿赖耶识才是一切事物的最终根源。
唯识学构造了一套精巧复杂的理论，便于在不违背基本佛教思想的情况下，能够自圆其说，解释一切。在唯识学的框架里，意识分为三类八种。第一类是“了别境识”，即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意识，前五种相当于人的五种感觉，“意识”相当于直觉和思维，也就是人们常说的“第六感”，既可以了别外境，也可以省察内心。
第二类是“末那识”，也就是“第七识”，梵文是manas，意译为思量。按照玄奘的解释，这种意识“恒审思量”，它是一种持续不断的意念作用，它所思量的内容就是阿赖耶识。就是这个末那识让我们产生了“我”的概念，它是由阿赖耶识产生的，同时也是第六识的生起根据，所以它类似于现在说的心理深层的自我意识。这种意识深深地固执于所谓的自我实体，即“我执”。于是，它既是颠倒的执着，也是众生烦恼的根源。同样，末那识也是虚幻的，是“空”的。
第三类就是“阿赖耶识”，即“第八识”“本识”，梵文是alaya，意译为藏。阿赖耶识就是第七识所执着意念的那个“我”，它好比一个仓库，所以也叫作藏识。
“阿赖耶识缘起”说的是一个因果过程。首先，存在一个实有的阿赖耶识，它产生了代表着自我意识的末那识，然后末那识又产生剩下的六识。除了阿赖耶识之外，其余的七识都是无明和造业的结果，本质上是“空”的。第七识和第六识幻化出了人类的各种心理活动，代表着感官知觉的五种识幻化出了人类的各种感觉。于是，我们通过体验到各种感知觉，就会以为外部世界存在着各种实实在在的事物，而不知道这只不过是“心识”的变现。在这个过程中，只有阿赖耶识才是实有的、纯净的，它是一切的根本。所谓修行，目的就是要破除前七识所产生的种种幻象，只剩下最纯净的阿赖耶识，这样我们就能成佛了。
那么，纯净的阿赖耶识为何会产生虚幻的末那识和其余种种识呢？假如这是造业的结果，那么纯净的阿赖耶识怎么会造业呢？
阿赖耶识是一个容器，可以储存各种“种子”。所谓种子，就是阿赖耶识中所包含的可以引起和产生自身结果的东西，也称作“习气”，指的是意识活动的潜在势能。习气储藏在第八识中，就像植物的种子一样，既是过去前七识活动留在第八识的痕迹，又是诱发未来前七识活动的潜在势能。
种子被“业”污染了，就会产生种种虚假幻象。之所以种子会被污染，是因为拥有这个种子的生命造下了业，污染了种子。生命造业的过程可以称之为“熏染种子”，被熏染的种子变出的幻象就是生命所受的业报。在这个过程中，阿赖耶识始终是纯净的，它不过是个容器，那些乱七八糟的事情跟它没有丝毫关系。被“业”污染的只是其中的种子，而不是阿赖耶识本身。
禅宗是中国佛教的实践派，号称传的是佛祖的心印，即佛教的觉悟之心，故也称“心宗”“佛心宗”。传统说法是，由佛陀弟子迦叶（就是拈花微笑典故中的那个迦叶）传承佛心到菩提达摩，在印度共传28代，即“西天28祖”。达摩于南北朝梁武帝时到中国传法，历经“东土六祖”，慧能之后，众弟子分头传法，禅宗逐渐传遍大江南北。禅宗有两脉，神秀是北禅的创始人，慧能是南禅的创始人。慧能是禅宗的主要代表，他所著的《坛经》一书是中国民间最流行的佛教书籍。“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这段著名的句子就是出自《坛经》。
禅宗所关心的问题有三个：一是关于觉悟解脱的可能性和根据问题；二是关于修行实践的方法问题；三是觉悟解脱的境界问题。
禅宗的基本看法是“自性成佛”“心法与无法”“顿悟与无心无所得”。简单来说，就是众生能否成佛是根据自己的本心；众生应当自主进行修行，不需要采取某种固定模式，可以自行安排具体的修行方法；众生达到觉悟和解脱的境界时，会豁然贯通，但从表面上看起来又无所得，与平时没什么两样，看山还是山，看水还是水。
这就使得修行成佛的形式大大简化了，把学佛和修行的门槛大大降低。这样，广大的普通老百姓就都能参与进来，而且传播起来也非常容易，成本很低。所以，禅宗走的不是精英教育路线，而是大众普及路线，与“科普”类似，禅宗相当于“佛普”。禅宗不立文字，它不需要你饱读佛经，不强求你出家，也不要求你坐禅，任何人在任何时候都能修佛，都能成佛。因为人人身上都具有佛性，只要你明心见性，顿悟了，即可成佛。由此可见，禅宗是佛教派别里最自由的一个。
禅宗里最引人注意的，同时也是最有意思的，就是公案。禅宗的典籍里记录了大量的故事、对白。由于这些故事和对白中有大量莫名其妙的内容，学习者要像研究法庭案例那样反复琢磨，以便理解它们到底说的是什么意思，所以这些故事和对白被称为“公案”。
讲故事、听故事是人的本能，用故事来进行教育，内容生动鲜明，能触动人的情感，同时便于记忆。所以，禅宗的方法是很聪明的。禅宗大量的公案都属于答非所问的对话。禅宗通过各种千奇百怪、答非所问的回答，其目的是破除人们日常习惯的理性和逻辑思维，以达到进一步破除妄念，明心见性，使人顿悟的目标。
此外，还有“当头棒喝”，禅机不一定要用语言来表达，使用出其不意的行为也可以表达。只要达到吓人一跳的效果，人们的理性思维就会暂时中断，在愣住的那一瞬间，心底里的佛性就有可能显现。
禅宗独树一帜的特色，使得它在中国的历史上辉煌一时。到了今天，它依然是中国佛教界最流行的学派之一。
第三节 春秋战国，百家争鸣
诸子百家
在古代中国，西周灭亡以后，人们不再对国家大事漠不关心，开始思考天下兴亡。读书人纵论时政，毫无顾忌，一派言论自由的社会景象。人们关注时事，并且针对社会、人事展开广泛探讨。通过对如何统一天下、治理国家、教化百姓等问题的探讨，产生了很多不同的观点。主张这些观点的人的影响力逐渐扩大，并形成了自己的学派。其中，最有影响力的学派是儒家、墨家、道家、法家。因为学派众多，故而被统称为“百家”，而“诸子”则指这些学派的创建者以及代表人物。
各学派的人物大多喜欢四处游说，向统治者和民众推销自己的思想观点，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又或者著书立说，扩大自己思想的影响力。在这个时期，人们的思想空前活跃，表现出惊人的创造力，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形成了一个百家争鸣的繁荣局面。
从某种角度来看，诸子百家以及三教九流可以看作是某种早期的学科分类体系。比如说，儒家、法家、兵家、纵横家等偏向政治军事和伦理领域，墨家、道家、名家、医家和农家等偏向自然工艺与逻辑等领域，杂家、书画家等则偏向人文艺术等领域。
诸子百家是对春秋战国时期各种学术派别和代表人物的总称。这个时期的思想文化对中国后世的影响极其巨大，奠定了中华文化的基础。下面让我们大致浏览一下几个主要的派别。
儒家是孔子所创立，“儒”最初指的是司仪，后来逐渐发展为以“仁”为核心的思想体系。孔子去世后，儒家在战国时分化为诸多支派，儒分为八：子张之儒、子思之儒、颜氏之儒、孟氏之儒、漆雕氏之儒、仲良氏之儒、孙氏之儒、乐正氏之儒。
在儒家诸派中，以思孟学派和荀子学派最富有思想性，影响也最大。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儒家逐渐被神圣化、绝对化。在中国历史中，儒家既有着系统有序的发展，也有着令人尴尬的僵滞。
中国幅员辽阔，民族和人口众多，于是统治者必须建立一套中央集权制度来维护稳定的统治。“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为了有利于封建统治，用儒家那种提倡服从、等级秩序和人伦的观点来进行思想与文化上的渗透和控制，渐渐使之变成中国人的精神特质。由此，中国在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形成了一个独特的“超稳定结构”。
道家思想起始于春秋末期的老子，在创始人老子以后，道家内部分化为不同派别，著名的有四大派：庄子学派、杨朱学派、宋尹学派和黄老学派。道家思想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地位仅次于儒家，魏晋玄学、宋明理学都是糅合了道家思想发展而成的。佛教传入中国后，也受到了道家的影响。
道家思想后来发展出了道教，道教尊老子为太上老君，奉《道德经》为道教的经典，奉《庄子》为《南华真经》（或者《南华经》），并用老庄的哲学来论证道教的神仙学，建立起一套宗教哲学体系。
作为先秦诸子百家中重要的学派之一，墨家和儒家一起并称先秦时代的两大“显学”。墨家的创始人是墨翟，世称墨子。墨家的代表著作《墨子》，是由墨子的弟子根据其授课笔记编撰而成。
墨家之所以能够在先秦具有如此大的影响力，与其严密的组织和严明的纪律不无关系。在墨子死后，墨家内部产生严重的分歧，矛盾日益加重，并于战国中后期分裂为三派，各自在社会上活跃着。战国后期，墨家通过多年的发展融合，形成两个分支。其中一个分支宣扬游侠精神，秦汉时期的很多游侠就是这一分支培养出来的；另外一支则致力于研究逻辑学、认识论、力学、数学、光学等学科，继承并发扬了墨家前期的社会主张。
由于墨家制度上的严苛、并不适用于所有人的艰苦训练以及理想主义思想，墨家在战国已经开始衰落。西汉时期汉武帝“废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治主张更是加速了这一学派的衰落，致使墨家从显学逐渐变为绝学。
我们可以猜想一下，假如墨家没有消失，而是被官方大力提倡和发展，那中国的面貌将会是怎样的？现代科学是否会产生于中国？这是一个值得玩味的问题。
法家是先秦诸子中颇具影响力的一个学派，因主张以法治国，“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故被称为法家。法家的代表人物有管仲、商鞅、慎到、李斯、韩非等，法家著作中最重要的是《商君书》和《韩非子》。
在春秋战国时期，法家成为政治上的主流学派。就政治层面而言，法家远比其他各家的影响力大，在战国各诸侯国的变法革新中占据了领导地位。
秦始皇崇尚法家，治国用法家学说为指导，秦国的法律在战国七雄中可以说是最严苛的。秦国之所以能灭掉六国，统一中国，原因是多方面的，完善的法律制度体系也是一个重要原因。自西汉时期，汉武帝推出“废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治主张之后，法家已经衰败，并逐渐退出了政治舞台，但法家学说仍然或隐或显地发挥着作用。历代统治者多数都会采用外儒内法、儒法并用的统治方法。
孔孟之道
孔子（公元前551—前479年），名丘，字仲尼，是春秋时期鲁国人，他可称为中国影响最大的思想家，被奉为“大成至圣先师”，世称“孔圣人”。
孔子一生都希望在仕途上有所作为，可是很可惜，他始终无法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相反，他之所以出名和名垂青史，是因为他去当了一名人民教师，当时号称弟子三千，并创立了儒家学派。弟子们将孔子平时的言传身教记录下来，汇集成《论语》，成为了中华文化最重要的经典之一，其中许多名言警句都是中国普通老百姓耳熟能详的。
孔子对先人在文化上的成就进行系统的整理，并在这个基础上进行补充，创立了新的思想体系。孔子这一思想体系的核心是“仁”，这也促成了儒家学说在文化上占据主流地位。
事实上，“仁”这个字并未出现在殷代和西周的甲骨文中，到春秋时代才开始频繁被人提起。尊亲敬长、爱及民众、忠于君主和仪文美德被人们统称为“仁”。孔子将前人的观点发扬光大，创立了系统的关于“仁”的学说。在《论语》中，孔子屡屡提到“仁”，次数多达一百多次。虽然包含的意义极其广泛，但主要还是以“爱人”为主。此后，后人又不断发展了“仁”的含义，使之更加丰富，更加耐人寻味。可见，孔子是较早的人本主义者，而不是神本主义者。
孔子的思想不是宇宙论、本体论等形而上学形式的，他主要是立足于社会秩序、人格、行为和道德规范等来思考的，注重的是实践精神和理论的指导性，不愿意去考虑那些玄乎的玩意，具有强烈的实用主义特色。从某种意义上说，孔子是一个社会思想家、道德思想家。
儒家的目标，就是一个践行“仁”的理想人格，即君子。成人，就是成就一种君子的人格，而完美的人格离不开礼乐的熏陶。
君子从外表看起来好像温恭随和，然而实际上是外柔而内刚，其灵魂深处有一股强大的力量，内心十分强大，具有不怕牺牲的豪杰精神。杀身成仁、杀身取义是舍弃自己的生命而成就仁德，这表明“仁”，或者其他的什么主义，是高于生命的，是比生命更重要的。“仁者必有勇”，杀身成仁遂成为古往今来许多志士仁人做出为国捐躯等壮烈行为的主要精神来源之一。
西周社会建立后，周公将从远古到殷商的原始礼仪进行了大规模的整理和规范，形成较完备的周礼。到了孔子的时代，他深感当时社会处于礼乐崩坏、世风日下的局面，觉得重建一套道德系统和礼仪规范非常必要。于是，以重建和维护良好社会秩序为己任的孔子，就提出了自己关于“礼”的一整套思想，这也成为儒家学说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因此，儒教也被称为“礼教”，在中国火红的革命年代里，打倒所谓封建礼教的束缚，解放人民的思想，就成为了一项重要任务，这是后话。
孔子对“礼”的思想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
第一，礼是社会秩序。孔子认为，礼是“王之大经也”，是统治者治理国家的纲纪准则，能够“务国家，定社稷，序人民，利后嗣者也”，因此，“坏国、丧家、亡人，必失去其礼”。套用《三体》中的名言，我们可以说“失去财富，失去很多，失去了礼，失去一切”。可见，孔子说的“礼”实际是社会秩序和社会制度。
第二，礼是礼仪规定。具体来讲，上至朝廷的祭祀、出征、朝聘，下至普通老百姓的婚丧嫁娶，与人往来接触时的言行举止、生活细节，根据不同的阶层出身和身份角色，就会有不同的礼仪规定，这实际就是社会秩序和制度的具体形式。孔子说：“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又说，“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孔子的思想重人事而轻鬼神，改变了以往周礼特别重视祭祀鬼神的传统。
第三，礼是人的道德标准。孔子改变了周礼“礼不下庶人”的规定，告诫人们要把礼作为德行的最高标准。礼作为一套道德标准和规范，可以看作是一种成文的道德制度，比起笼统的原则，它显得更加具体。有点类似于今天中国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礼是春秋战国时期的核心价值观，并且还附带了许多具体的形式和规定。
第四，礼以仁为实质。仁是内容，礼是形式，二者的结合就是一种制度的完善。孔子开办私学，广收门徒，实行“有教无类”，改变了周礼“学在官府”，只有贵族子弟能够接受教育的局面，打开了民间传播文化之门。孔子主张用“仁”的精神改造人的思想，用“礼”的准则来规范人们的行为，这样就能实现社会安定良好的秩序。
在治国方略上，孔子同样将其与“仁”和“礼”联系起来，主张以德治国，为政以德。用道德和礼教来治理国家是最高尚的治国之道，施行仁政的君主才是贤明的君主。这种治国方略就叫“德治”，与另一套方略“法治”相对应。
孔子推崇用道德和礼去教化和约束人们的言行，落实在政治上就是要做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在社会中，每个人都要扮演好各自的社会角色，在人与人的关系上要遵守“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
孔子重礼轻罚，反对滥用刑罚，重视道德教化和感召的作用。他认为，若要治理好一个国家，执政者就必须正己、正名，举荐任用德才兼备的人才来治理国家，必须在保障老百姓生活的基础上加强教化，慎用刑罚惩戒百姓的过失。这种仁者的理想主义思想，其逻辑是建立在“人性本善”的基本假设上的，带着一种乐观主义的情绪。
子贡问曰：“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子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是孔子在道德领域提出的一个黄金法则，与后来的西方哲学家康德提出的绝对律令非常相似，尽管表述上略有不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伦理学思想，也是孔子的一大贡献。
在个人修养和社交方面，孔子强调要行中庸之道。人与人相处的过程中，应秉持中庸之道，心平气和地行事，讲礼貌，讲文明，彼此谦让包容，这样人们之间的摩擦和矛盾就会减少，社会才会和谐发展。
《论语·雍也》中，孔子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意思是说，中庸作为一种道德，该是至高无上的境界吧，只是人们缺乏这种道德已经很久了。更重要的一点是，这句话说明了中庸在孔子的学说中是至德的地位，是孔子哲学的基础和最高的道德准则。中庸之道是一个深刻的智慧，今天中国提出要建设和谐中国、和谐社会，就是在采用这一思想。
由此可见，孔子其实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家，不仅是思想变革者，也是社会革命者。孔子作为“万世师表”，是一个先行者，勇敢地改革教育体制，大力发展教育。孔子为社会制定价值观和行为标准，重视发挥道德教化的作用，是一个道德的立法者。孔子对原始宗教进行批判，号召大家“少谈些鬼神，多研究问题”，要冷静对待超自然现象，关注世俗，把思考重心转移到现实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来，转移到现世人生上来。孔子提出以德治国的方略，对执政者提出严格要求，这是一个革命性的观点。如此等等。所以，孔子的思想和主张不仅对当时的中国社会产生了促进作用，也对后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深刻地塑造了中国人的灵魂。
孟子是儒家当之无愧的第二号人物，有“亚圣”的称号。孟子的学说和孔子的思想合在一起被称为“孔孟之道”，基本上被当作儒家思想的代名词。
孟子（公元前372—前289年），名轲，是战国时期鲁国人。在孟子小的时候，母亲为了给他一个好的学习环境，曾三次搬家，这便是“孟母三迁”的典故。孟子长大后，被儒家思想所吸引，师承子思。他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思想，提出一套完整的思想体系，终于名扬天下。
成名后，孟子周游列国，游说他的“仁政”和“王道”思想。但当时各诸侯国忙于战争，几乎没有人采纳他的思想。于是孟子就去著书立说，给弟子们讲学，写出《孟子》七篇。孟子善于辩论，他的写作风格气势恢宏。到宋代，《孟子》一书被升格为儒家经典，与《论语》《大学》《中庸》合称为“四书”。
孟子的主要思想是“性善论”和“民贵君轻”的仁政学说。
性善论，即“人性本善”，是孟子谈人生、谈政治的理论根据。他认为，仁、义、礼、智、信是人们与生俱来的东西，这种良善的本性是生而有之，不是从外部世界获得的。当然，有的人之所以坏，那是因为良善的本性被扭曲、污染了，或者是由于环境所迫。假如，所有人在处理人际关系的时候，都以仁义为基本准则，那么，就能保障天下统一和社会长治久安。
孟子的社会政治思想是“民贵君轻”，这也是他仁政学说的核心。孟子对国家与君主、百姓之间的关系提出了自己的主张，他的主张在中国民本主义思想史上占据重要位置。孟子非常看重民心的向背，在他看来，一个国家的治乱兴亡，关键在于国家如何对待自己的臣民。为了阐述这一关系到国家兴亡的问题，他拿许多历史事件举例说明。他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得乎天子为诸侯，得乎诸侯为大夫。”
孟子对孔子“为政以德”的思想进行了继承和发扬，并结合他的性善论，最终形成了自己的政治思想主张。俗话说，恻隐之心，人皆有之，那么在具体的政治实施方面，行的就是不忍心之政，也就是仁政。相对于孔子的“德治”，孟子的“仁政”内容更加具体，涵盖了政治、经济、教育以及统一天下的途径等方方面面。实行仁政，就是在政治上重视人民，经济上养民，要保护小农经济，只有老百姓都吃饱穿暖，政权才能稳定。
君主要想得到百姓的真心拥戴，就要以仁治国，这也是最理想的政治状态。如果君主一味地残酷剥削，无视百姓生死，那么人民将会推翻他的统治。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得民心者得天下。孟子关注人民的权利，坚持以人为本，他的思想在中国古代思想发展史中占有重要地位。
儒家思想的长期熏陶，造成中国人的潜意识里有一种“圣君情结”和“清官情结”，以为只要有好的皇帝和官员就能一劳永逸地解决所有社会问题，就能建立起完美的人间天堂，实现幸福生活。流行的影视剧里有许多就是迎合了中国人的这种心理，如《康熙微服私访记》《宰相刘罗锅》等。
道家老庄（一）
道家学派起始于春秋末期，创始人是老子。老子是个很神秘的人物，约出生于公元前571年，姓李，名耳，字聃。他曾担任守藏室之官（相当于现在的国家图书馆馆长），博学多才。相传他晚年时骑青牛西去，在函谷关写下五千字的《道德经》（也称为《老子》），然后不知所终。
自老子创始之后，道家学派又分化出不同派别。其中，庄子继承并发扬了老子的道家思想，成为道家仅次于老子的第二号人物，与“孔孟”相类似，“老庄”成了道家的代称。
庄子又叫庄周，约出生于公元前369年，是道家学派的代表人物。庄周身世不详，据说出身于没落的贵族家庭。庄周是一位富有诗人气质的哲学家，他写作的《庄子》一书，在中国的思想史、文学史上都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为人类思想史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道家及其思想影响深远，地位仅次于儒家。尽管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道家成为非主流思想，但它仍对统治者、知识分子以及底层阶级产生了深远影响。到了东汉末年和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动荡，战事连连，政治分裂，儒家趋于衰落。魏晋时代，知识分子喜欢谈玄论道，探求人生意义，一时蔚成风气，道家思想的衍变迈入新的阶段。那时候，人们的主要研究依据是“三玄”，即《老子》《庄子》和《周易》这三本书。因为他们经常讨论的都是“玄远之学”，与具体事务相去甚远，故而这一时期的思想潮流被后世称为“魏晋玄学”。
作为魏晋玄学的主要代表人物，王弼认为，玄学中的“玄”即是“远”，因此玄学所代表的就是高远之学，不切合现实，也就是形而上学。由于年代久远，现代人逐渐忽略了玄学的原意，认为其是研究鬼怪、灵异的学派。
玄学自魏晋时代后就基本没人再研究了，随着时间的推移，玄学也慢慢变质了。流传到了今天，“玄学”这个词真的就成了鬼怪灵异和各类迷信的代名词，实质就是一种巫术的变种。
清谈是玄学的表现形式。魏晋时期，玄学家们之间盛行清谈之风。他们不谈国事、民生等俗事，专谈老庄、周易。清谈被统治阶级和有文化的人视为风雅之事，乃是当时的时尚。山水也是玄学家们最常接近和赞咏的对象，他们从自然山水中去领悟“道”的具象。
由于人们关注的主题由世俗政治转向个体生命，魏晋玄学培养了一大批潇洒飘逸、放浪形骸的骚人墨客，他们往往愤世嫉俗、喜欢浪漫，形成了一种追求个性自由的风气，这种情况十分类似于20世纪60年代美国的嬉皮士运动。
儒学的思想和主张，在国家政治稳定、社会太平、中央集权强大的时期是比较管用的，是统治者很好用的一个社会政治管理工具。但是，在社会动荡、政局不稳、民不聊生的时代，儒学就很难奏效了，因此就逐渐衰落，这一衰落就是几百年之久。
在乱世中，人们严重缺乏安全感，在政治上也看不到希望，那在心理上自然就会转向避世，倾向于逃避现实，关注个人和精神生活，关注宇宙规律、人生意义等形而上学的问题，不愿意去谈论国家大事。因此，在魏晋时期人们就倾向于道家玄学，还有从印度传入中国的佛教思想。道家和佛家，可以给乱世中的人们以心理安慰，影响力在中国社会逐渐扩大开来。儒家代表入世，道家和佛家代表出世，这两种截然不同的心态是特定时期中国社会心理的反映。
出世的心态很容易造就一种宗教。道家学派产生后，在乱世中逐渐形成了道教。东汉末年，太平道和五斗米道的出现，标志着道教的形成。此后，经历了魏晋南北朝的发展演变，道教在隋唐时期获得皇家青睐，并得到大力扶持，从而进入鼎盛时期。至金元时期，出现了全真教，在当时有极大的影响力。全真教最著名的一个人物是丘处机，他受到统治者和人民群众的共同敬重，在晚年他曾亲自远赴西域劝说成吉思汗止杀爱民。自此之后，道教各个分支逐渐融合，并在明清之后逐渐式微。
道教是中国本土的一种多神论宗教，在中国古代，其影响力仅次于佛教。道教历史渊源较早，内容也很庞杂。简而言之，道教中包括了先秦时期的古代巫术、道家思想、鬼神崇拜，秦汉时期的黄老之学、谶纬思想、神仙方术，以及部分西南地区少数民族的原始宗教信仰等。
“道”是产生世间万物的根源，也是道教的最高信仰。它无所不在，无所不包。道教奉老子、元始天尊为教主，对《道德经》《抱朴子》《南华经》等众多道家著作极为推崇。主张清静无为，清心寡欲，追求长生不老，得道升仙，提倡修炼丹药，实施祈祷等宗教仪式。
道教之所以主张修道养生，是因为道教重生恶死，认为人的生命应该掌握在自己的手中，而不是听任上天做主。道教有很多修炼成仙的方法，如炼丹、服食、吐纳、辟谷、按摩、胎息、房中术、导引、诵经、服符等。我的生命我做主，中国人的养生观念受到了道教的深刻影响。
道教的派系众多，因分派标准不同而名称各异。作为本土传统宗教，道教在长期的发展和传播过程中，对中国的社会发展、民族心理、民族文化的发展演变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涉及政治、经济、哲学、文学、艺术、音乐、医学、化学、建筑、养生、民俗等方方面面，影响延续至今。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道家与道教这两个词是同一个意思，可以相互替代，但事实上，这两个词在本质上大有不同。道家是一个学派，有其特有的思想演变过程，也有诸多的代表人物。道教则是一种宗教，与其他宗教一样，具有特定的信仰崇拜、一系列的宗教仪式，也会组织教众进行活动。不过，站在中国思想史的立场上，不能简单地将道家和道教分开来看，因为两者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道教脱胎于道家，道家哲学思想是道教的重要思想渊源和宗教理论的主干。
道家老庄（二）
“道”是道家哲学的最高范畴。老子通过思考和追问世间万物最初从何而来，从而提出了这一概念。这是彻底的形而上学路子，“道”的概念中就包括了本体论和宇宙论，还具有生成论的意义，是老子抽象出来的一个形而上学假设。
根据老子的描述，“道”是非常玄妙的，既具有物质的某些属性，又不是某种具体的物质。“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道化生万物、生生不息，又非他物所生。道无处不在，又没有具体形态。道是大公无私的，不偏不倚，以万物为刍狗。道相当于自然规律或必然性，可看作是某种情势，也相当于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所说的“逻各斯”。总之，“道”的概念十分丰富、深奥、复杂，用语言文字很难加以准确地表述。
《道德经》开篇的第一句话就是“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大意是：道是抽象的、超验的、不可言说、不可名状的，可以言说的道，不是恒久的道，可以称呼的名，不是恒久的名，除了“可以命名”的形而下的事物之外，还有“无法命名”的形而上的事物。老子还说“玄之又玄，众妙之门”，他认为，语言并不能反映这个世界的本质，这是道家哲学的一个重要观点。
道家认为，语言只会歪曲真理，而不能代表真理，真正的“道”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也就是说，语言描述不出真理。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观点，西方哲学也有相似的主张。能看出语言本身的局限性，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洞察。但是，这也产生了一个问题，假如无法用语言表述，那么，对于道家思想和玄学，古人又是如何讨论和传播的？
要传播思想就要写书，即使不写书也得演讲和口授吧？那就离不开语言文字。如果老庄想要传播自己的主张，就不得不用文字写下来。无论他们如何排斥语言，都必须要这么做。于是我们就看到了《道德经》《庄子》这些著作。
既然真理无法用语言来表达，那么《道德经》和《庄子》中所写的文字就只能说是对真理的尽力接近，而并非真理本身。那么，大家在阅读老庄的著作时，唯一能做的就是根据书中的提示自己去领悟，能悟到多少是多少。
老庄对逻辑式的语言很是不屑，加之他们觉得真理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从而导致他们的作品读起来都很古怪，让人很难读懂。庄子的著作相对来说还好点，有散文和诗的气质，也有许多比喻和寓言，可老子的著作就真的是“有话不好好说”了，让人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不用逻辑语言，那就难以辩论。这样一来，就变成了讨论得越多，错得越多。老子主张人应该抛掉理性思维，才能更好地效仿自然。既然不用理性也不讲逻辑，那就只有靠“悟”了。道只能悟，用文字来解释说明是没啥用的。
假如完全依照原著的字面意思去学，那么根本学不到老庄思想的精髓。要想依照老庄的主张去生活，就不得不给老庄的字面意思打折扣，在其中加入自己的理解，其中自由发挥的空间很大。每个人的领悟和理解都不同，所以每个人眼里的道家思想都不太一样，这就好比一件艺术品，没有严格的、唯一的答案，而是“一千个人有一千个老庄”。
道家的政治理想是“小国寡民”“无为而治”，提倡君主不要管这么多事情，而要放手让百姓自己做事，也就是使百姓处在某种“自然状态”中，君主的这种“无为”反而可以使国家得到“大治”。
世事多纷繁，世人多烦恼。之所以会这样，老子认为，这是因为人们事情做得太多了，而不是太少。在生活中，人们总是想控制一切，总希望秩序井然、一切尽在掌握之中。这就是一种过度的强求，失去了自然的状态。因此，国君应该以道为法，自己无为，而让百姓各凭本事，做自己想做的事。庄子强烈反对政府运用国家机器实行统治，因为一切体制、政府、法律，实际上都要求压制差异，强求一律，把自己觉得好的东西强加给别人，其结果通常都会适得其反，所以要让大众享受自由，率性自然。
尽管老子和庄子都主张无为而治，但他们的依据却是不一样的。老子强调“反者道之动”，认为统治者越是想要加强统治，就越不能得偿所愿，反而会适得其反。庄子却着重于人为与天然的不同，认为统治者越是想要人为地进行统治，就会有越多的苦难。可见，道家的政治主张有点类似于今天所说的自由主义、小政府大社会体制。
老子有一个想法，就是希望回归原始社会。在他看来，万物的运行是循环往复的，再强盛的国家，最终也会迎来天下大乱，所谓盛极必衰，迟早有一天会回归原始社会。与其这样，一开始就回归原始社会，岂不是更好？
不过话又说回来，原始社会真的不如后来的社会好吗？狩猎采集时代的人们，每天工作时间很短，有大量的空闲时间，也不愁吃，生活还是蛮富足的。他们的幸福感难道比农业社会的人差吗？对远古时代怀有玫瑰色幻想和好感的不只是老子一人，西方的启蒙思想家卢梭也是这么觉得的。在卢梭看来，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就是因为人心和社会被农业文明污染了。
道家最关心的问题是，人生在世，怎样才能全生？怎样才能避祸？老子认为，一个人应当谦逊、谨慎、温和、知足。做事为人要顺乎自然、不强求，矫揉造作和轻率放肆恰恰是与顺其自然相对立的。人顺德，就是顺着事物的本性来做事，也就是顺着道来做事。在《道德经》中，“道”与“德”在某种程度上是同一的。人如果顺着道或德来生活，就能超越世俗的是非善恶，因为道是中立和无私的。人失去了原有的德，是由于欲望太多，知识太多，就以为自己很了不起了，不顺着德来做事。俗话说得好，不作就不会“死”。
人们以为，只要满足了自己的欲望就能获得快乐，因而竭尽全力追求欲望的满足。然而欲壑难填，适得其反，人们不但没有得到真正的快乐，反而陷入一种无尽的焦虑和烦恼之中。所以，老子强调要清心寡欲。此外，人还要绝圣弃智。其实，知识本身就是欲望的一个对象，人们总希望自己懂得很多，当一个聪明人，而往往懂得越多，知识越多，就越不满足，越渴求更多的知识。俗话说得好，傻人有傻福。
道家注重人性的自由，提倡人们用谦、柔、弱、坐忘、心斋、化蝶等生活方式来面对世界，主张“齐物”“逍遥”，对待世间万物要“无所待”。在《逍遥游》中，庄子表达了自己的看法，认为世间万物皆“有所待”，需要依赖一定的外界因素才可以活动。然而，“无所待”才是世间万物和人生的最高境界，这种自由自在的境界才是名副其实的逍遥游。
庄子是通过故事和寓言的方式来说理的。《逍遥游》中描述的许多故事都很有意思，其中所蕴含的哲理是：人们所说的快乐其实有着不同的层次，人的本性获得自由发展，就能得到相对的快乐，但要想获得“至乐”，就需要更加深入地去了解事物的本性。
庄子描述了什么样的人才能达到至乐境界，这个人一定是一个完美的圣人，内心自由，不受任何约束。这样的人超越了普通事物的界限，超越了主观和客观的界限。他超越了“我”，达到了“无我”的境界，与道合一，可以不需要依赖他物，单凭自身就能获得纯然的快乐。
“清静无为、返璞归真”是庄子认为的理想状态。他渴望遗世独立、超然物外，在他看来，只有放弃世间的所有纷争，不被世俗拖累，才能达到一种“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的逍遥境界。庄子十分重视自由和快乐的问题，如果要做一个类比的话，庄子就是东方的伊壁鸠鲁或第欧根尼。
中国哲学的特点
战国时期，阴阳五行学说盛极一时。我们最早可以在《易经》和《尚书》中发现“阴阳”和“五行”的概念，不过这两种观念在更远的年代以前就已经产生了。阴阳五行是中国古代一种朴素的哲学思维。古人发现宇宙万物普遍存在着两种相反相成的性质，于是将其抽象为“阴阳”的观念；五行学说认为万物皆由金、木、水、火、土五种元素组成，这些元素彼此相生相克，用这五种元素的性质和变化便可说明世间万物的起源和变化。
先秦阴阳家们的学说源自古代的方术，行方术者称为术士。方术或者法术来自于迷信，也就是弗雷泽所说的巫术。战国时代鼎鼎大名的阴阳家邹衍，他根据五行相生相克的原理，发展出一个新的历史哲学，自创“五德始终说”。他认为朝代更替遵循五行之道，并以此论证了将有新王朝推翻周王朝，取而代之。
关于阴阳的理论主要来自于《易经》。《易经》一直以来都被中国人看作是一本玄奥之书，内含深邃的原理，号称“群经之首”。实际上，《易经》的基本思路十分简单，就是反映了中国古代一种朴素的哲学思想。在《易经》看来，宇宙万物是因阴阳交感而生，是阴阳的对立统一。为了体现阴阳学说的深奥性，阴阳家们就把事物变化的原因和过程神秘化，这样的话，就只有他们才可以参透和解读这些神秘的信息了，即所谓“深观阴阳消息，而作怪迂之变”。
五行学说的一个重要观点就是“天人感应”，即自然界和人之间存在着某种神秘的相对应关系。五行学说将自然界的各种事物，根据其不同的属性进行归纳和分类，形成一个五行结构系统。这个系统将空间结构的“五方”、时间结构的“五季”、人体结构的“五脏”作为基本构架，把人与自然环境统一起来。这样，不仅可以用来解释疾病，也能解释运势和风水。
一般人想到《易经》，就会联想到八卦。对于八卦的起源有多种不同说法，传统认为，是伏羲创造了八卦，即“先天八卦”。在商朝时盛行占卜，方法是将龟甲用火烤，根据其龟裂产生的纹路来占卜。用龟甲占卜这种方法，一是成本较高，二是产生的裂纹千变万化，图像识别比较困难，以龟甲裂纹图像来解释天象人事和吉凶祸福不太容易操作，所以到了周代逐渐改用蓍草占卜。这大概就是《易经》的起源。
《周易》分为《经》和《传》两个部分，相传为周文王所作。在大多数时候，我们用《易经》来代称《周易》。《易传》中包含了解释卦辞和爻辞的七种文辞，共十篇，统称为“十翼”。
在《易传》中，不仅记载了“阴阳”的概念，还记载了另一个重要概念——数。古人借助蓍草占卜来探索宇宙的奥秘，因为这种占卜方式与蓍草数量息息相关，所以古人就认为数字中隐藏着宇宙的奥秘。后来，阴阳家还想要用数字将阴阳和五行联系起来。这样看来，中国古人对“数”的重视，和毕达哥拉斯学派何其相似。
阴阳五行学说可以说是中国影响最广、最深远的理论，涉及方方面面，深刻地塑造了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无论是占卜、预测吉凶，还是风水、养生、食疗、医学，又或者是武术、艺术、建筑，甚至是婚配嫁娶，都有着阴阳五行学说的应用。中医学，就是以阴阳五行学说作为理论基础的。阴阳五行理论在华人世界无处不在，为史上“最牛理论”。
与西方哲学思想相比，中国哲学有什么特点呢？
第一，中西方哲学传统有根本性的差异。中国哲学围绕着社会人生、伦理问题展开，是以人为本的，精髓是“内圣外王”。西方哲学围绕着宇宙本原问题展开，以研究自然为重点，可谓是以“天”为本。中国哲学是人本主义，西方的基督教哲学是神本主义。
中国哲学并不是起源于“惊异”，而是起源于“忧患”。它始终强调非智力因素，所以不能归结为“爱智慧”。
许多西方人觉得，中国人不像其他民族那样重视宗教。有人认为，中国文化的精神基础不是宗教，而是伦理。根据中国的哲学传统，哲学的功能不是为了增进关于自然的知识，而是为了提高人的心灵，为了服务于道德伦理，解决社会人生中的现实问题。著名的西方哲学家黑格尔就从西方的角度出发，认为中国实际上没有哲学，只有思想。
在许多人看来，中国哲学是一种“入世的哲学”，这种哲学主要思考的是社会中的人际关系和人事，通常只探讨道德价值，不愿意去谈论超越道德的价值，觉得那些东西根本没法谈。中国几乎所有的哲学派别都关心政治和伦理道德，有的是直接，有的是间接。因此，宇宙并不是中国大多数哲学家关心的重点，社会才是。他们关心人的今生和人际关系的日常功能，而不关注来世、天堂与地狱。
中国古代是小农经济的封建社会，人与人的联系是小范围的，与外界的交流也不会太频繁和畅通。在一个封闭的体系内，人们注重的是家族观念、宗族权力，因此民间的道德规则、习俗就成了社会生活的仲裁者和决定者。也因此，中国演变成了一个关系和人情的社会，在某些地区，某些情况下，道德在社会管理中扮演的角色比法律要大得多。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一书里对中国农村社会进行了鞭辟入里的分析。
中国的传统认为，圣人应该具备某种品格，只有“内圣”方可“外王”。所以，哲学的作用就是阐明人如何才能发展出这样的品格，内圣外王之道就是中国哲学重点关注和探讨的主题。那么很显然，它难以脱离政治。中国无论哪一派的哲学，它的哲学思想都必然是它的政治思想。至于形而上学、伦理学或者逻辑学等，都以不同形式与政治思想联系在一起。
学问和知识是中国哲学家们所重视的，但在他们眼中，更为重要的是高尚的人格和境界的追求。既然中国哲学关注内圣外王之道，那么研究哲学就不只是为了获得学问，还要注重品德的培养。哲学所代表的不只是知识，还是一种生命体验，是人生的实践活动。它是非常严肃的一件事情，而并不只是智力游戏。
这便是“求知”和“闻道”的关系。孔子在处理二者的关系时，提出了“志向在道，根据在德，无违于仁，从游于六艺之中”四项基本原则。人只要按照这个要求坚持不懈地努力，就能达到圣人的境界。前三项讲的都是道，只有最后一项谈到了知识技艺，之所以这样，是因为道不可以空谈，只有在以六艺为主的实践活动中，才能体现“闻道”。而一旦“闻道”“希圣”的理想得以实现，人的精神实现了最终的超越，就可以死而无憾了。这便是所谓的“朝闻道，夕死可矣”。
第二，中国哲学的方法论是辩证法，推崇辩证逻辑，其核心是“阴阳之道”，即对立统一学说。西方的矛盾观主要讲“对立”，中国的矛盾观主要讲“统一”，阴阳合德。前者突出斗争精神，后者突出和谐原则。中国辩证法归根结底是实现和谐的方法和艺术。
中国古代是一个小农经济的社会，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的哲学家也是农民，或者跟农民的心态和眼界有很大的联系。对于中国哲学来说，这种农民的眼界不但对其内容有所制约，更重要的是还对其方法论有所制约。
在日常生活中，农民经常接触的都是一些他们一眼就能认出来的事物，譬如庄稼、农田。他们的心态呈现出的始终是原始的纯真状态，倾向于对事物进行直接的认知，非常注重直觉思维。这也导致了认识论在中国哲学里从未得到真正的发展。认识论要发展，就需要明确区分认识的主体和客体，而且主要来自于对自然界的思考与研究，而中国哲学恰恰在这方面是弱项。
西方哲学擅长演绎和分析式的思维，而中国哲学擅长直觉式、类比式、归纳综合式的思维。前者重视还原论，后者重视整体论。中国哲学的很多概念是提示性的，而不是明晰的。因为这些概念的产生，大多不依赖于理性和演绎逻辑，所以中国的哲学家只是将自己所看到的说出来，并且语言很简短，不过，其中却蕴含着十分丰富的内容。
第三，中国哲学家立言简约，喜欢形象表述手法，大多具有诗人气质。中国哲学作品不重视逻辑结构，往往是语录集锦，非常耐人寻味。
中国的语言文字是表意、象形文字，一词多义、一字多义，这就决定了中国哲学言简意赅，同时逻辑性差，歧义现象很常见。西方的语言文字是字母拼音文字，所以适合逻辑的产生，严谨性很强，容易构建体系和方便人们学习，而不像中国哲学这般模糊和似是而非，重视主观和体悟。
事实上，很多中国哲学家并没有专门为哲学著书，只是在书中阐述了一些哲学思想，这与西方的哲学著作有很大的不同。因此，当西方人阅读中国哲学著作时，总是会发现作者的言论和著作非常简短，甚至相互不连贯。
自古以来，中国人并没有将哲学划分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也没有专业的哲学家。“哲学”这个词语是采用日本的译法，在近现代时才被引进中国。中国当代著名哲学家冯友兰先生曾指出：“在中国历史上，没有专门哲学著作的哲学家比有专门著作的哲学家，为数多得多。”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民哲”众多。我们想要对这些人的言论和思想有一个透彻的理解，就不能只读他们的作品，还要研究他们与学生、朋友之间的言谈和书信。因为记录他们言论的人并不只有一个人，所以就很容易出现不连贯，甚至自相矛盾的地方。
相较于西方哲学家的著作，中国哲学家的著作表达都很简练。这不仅是因为语言文字的差异，还因为中国哲学家常常用格言、比喻、警句以及事例等方式阐述自己的思想。比如，《庄子》中有很多寓言故事，《老子》则以格言的形式写成。虽然某些西方哲学家也喜欢用格言警句的方式来写作，但毕竟不是主流，数量比例也没有中国哲学家这么多。
用格言、警句、比喻和事例来说理，这种方法有一个问题，就是不够明晰和透彻。那应该怎么办呢？这也就只能依靠其中蕴含的暗示了，即靠暗示来补足。越是明晰的语言，越缺少暗示；越是不明晰的语言，越充满暗示。中国哲学家的语言这么不明晰，那么其中就蕴含着几乎是无限的暗示。这就给了阅读者联想和解释的广阔空间。所以，对经典进行注释，就成为了中国许多知识分子喜欢的功课。
对所有人来说，如果不能直接阅读某种哲学原著，那么由于语言障碍，就必然很难对原著有一个透彻的理解。由于中国的哲学著作往往以提示引人联想，这就使得翻译难度更大。将中国哲学家的言论和著作中的种种暗示翻译成外文，是一件极其困难的事。这个时候，为了方便读者阅读理解，往往就会采用一种明确的陈述语句来表达原著中的暗示，如此一来，暗示就没有了意义，原著也就失了味道。
不同的哲学造就了不同的思维方式、不同的文化、不同的社会景观和不同的性格气质，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民族的历史和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