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方言的词汇

词汇方面，方言之间的差别不像语音那样富于系统性，但是也不是没有任何条理的。首先应该强调各地方言词汇的巨大共同性。总的说来，书面语言是全国一致的。也就是说，比较“文”的话是全国一致的，像“光荣属于中国共产党”“勤俭建国”“力争上游”，在全国汉语方言里，决不会有别的说法。试拿《人民日报》的一篇社论用广州音念给广州人听，听的人一定完全听得懂，可见方言之间的最大障碍在于语音，而不在于词汇。

固然，方言里有些很“土”的字眼儿。但是，当人们跟外地人交谈的时候，往往注意到把那些很“土”的字眼儿收起来，用一些较“文”或者是较“普通”的字眼儿来代替，例如北京话“头”叫“脑袋”，但是北京话同时也有“头”这个词，北京人对外地人说话时，常常注意说“头”，不说“脑袋”⁽³⁾。又如北京土话里有一个“率”（shuài）字，表示干脆利落或漂亮的意思（“这孩子说话真率，做事也率”“这字写得真率”），北京人对外地人不说这个词，也同样能表达思想，如说“说话漂亮”“做事漂亮”“字写得漂亮”，等等。

同时我们也要注意到，的确有一些词是带有地方色彩的，例如“脖子”等于文言的“颈”，但是北京只说“脖子”，不说“颈”；广州只说“颈”，不说“脖子”；苏州说成“头颈”，也不说“脖子”。又如“胳膊”等于文言的“臂”，但是北京只说“胳膊”或“胳臂”，不说“臂”，广州只说“手臂”不说“胳膊”，苏州说成“臂膊”，也不说“胳膊”。这样，就不能靠文言词来交际了。

亲属的称呼，各地常常不一致。北京话里“妻子”（qī zǐ）和“妻子”（qī zi）不同，“子”字念重音时，则“妻子”是“妻和儿女”，“子”字念轻音时，则“妻子”等于说“妻”。有时候，加“儿”和不加“儿”也有很大的分别：“媳妇”（xí fu）是儿子的妻子（也叫“儿媳妇儿”），而“媳妇儿”则是妻子。有时候是韵母稍有变化，如“伯（bó）父”指父亲的哥哥，而“大伯（bǎi）子”则指丈夫的哥哥。苏州话的“娘”和“娘娘”不一样：“娘”念阳平，指母亲；“娘娘”念阴平时指姑母，念阳平时指皇后或女神（旧时迷信的说法）。广西博白县有个“媄”字（念mê），念阴平时指母亲，念阳平时指祖母。广州话虽然兄与弟并称时仍说成“兄弟”，但是一般人总以“大佬”指兄，“细佬”指弟。有些亲属名称很特别，如粤方言多称父亲为“老豆”，客家方言多称母亲为“哀”或“哀子”，苏州话称妻子为“家小”或“家主婆”。在亲属称呼上，最能显示方言的特点。

在农作物的名称上，方言的分歧也相当大。北方人把粟（小米）叫做“谷子”，南方人把稻的果实叫做“谷”或“谷子”。玉蜀黍在各地的名称最为分歧，如北京称为“玉米”“老玉米”“棒子（玉米的果实）”，苏州称为“俞麦”，昆明称为“包谷”，广州称为“粟米”，等等。

对于近代科学发明的东西，各地也有不同的名称。火柴在北京也叫“取灯儿”，在上海叫“自来火”，在广州叫“火柴”。“肥皂”在北京也叫“胰子”，在上海叫“肥皂”（“肥”说成bí），在广州叫“番枧”（“枧”念ɡǎn）。水泥在北京也叫“洋灰”，在上海叫“水门汀”，在广州叫“士敏土”。这一类的情况也很不少。

方言的分歧有时候会引起一些误解。北京所谓“老儿子”“老闺女”“老妹子”，并不是最老的儿子、最老的女儿、最老的妹妹，而是最小的儿子、最小的女儿、最小的妹妹。广州所谓“马蹄”并不是马的蹄，而是荸荠。上海的“喊”是叫（“侬去喊伊来”等于“你去叫他来”，“喊伊老周”等于“叫他老周”）；北京的“喊”是高声叫（“喊口号”），广州的“喊”是哭（“你一闹佢，佢就喊”等于“你一说他，他就哭”）。这些地方就显得方言词汇的地方色彩特别浓了。

古代的词保存在各方言中的情况也不一样。一般地说，北方方言发展得快，南方方言则比较富于保守性。不但语音方面如此，而且词汇方面也如此。拿粤方言来说，名词如“面”“颈”，形容词如“利”（刀利）“肥”（人肥），动词如“行”“入”“饮”“食”等，都是古代沿用下来的词。现代北方话虽也沿用这些词的古代意义，但是只在特定的情况下使用它们，如“笑容满面”“长颈鹿”“利刃”“食言而肥”“步行”“入门”“饮水思源”“食品”等。在一般情况下，它们已经被“脸”“脖子”“快”“胖”“走”“进”“喝”“吃”所代替了。个别的词的古义甚至不再在现代北方话里留下痕迹，例如“走”字，大家只知道它当“行路”讲，除非是懂古文的人，才知道它当“跑”讲；但是广州话里的“走”字正是当“跑”讲的。假使一个不懂体育常识的广州人（或其他粤方言区的人），听人家说“竞走”，还会以为是“赛跑”呢！有人把成语“走马看花”改成“跑马看花”，也是因为不知道成语中的“走马”本来就是“跑马”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