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方言的语音

古代入声在现代普通话里消失了，但是在吴方言、湘方言、赣客方言、闽方言、粤方言都保存着入声。粤方言所保存着的古入声三个系统（以k、t、p收尾）最为完整，例如：

客家话和闽南话也保存着k、t、p这三个入声韵尾，但是不十分完整，例如客家话“历”字读lit，闽南话“栗”字读liek。闽北话完全没有t尾和p尾，福州的“历”和“立”都是lik，“栗”是leik。赣方言跟客家话比较接近，但是入声三个系统比客家话分得清楚，只是有些地方（如临川）以Ɂ代k。Ɂ是比k发音部位更后的一个辅音，语音学上叫做喉塞音。以上是第一类，这类的特点是有k、t、p收尾，或者是有其中的一两种收尾。

吴方言所保存的入声不能再分为三个系统，例如上海的“历”“栗”“立”一律读liɁ。北方方言中，也有一些地区保存着入声，如山西省的大部分，河北省南部的武安、磁县，河南省北部的安阳、博爱一带，河北省北部的宣化，内蒙古的呼和浩特、卓资一带。四川省也有个别地区有入声。以上是第二类，这类的特点是一律以喉塞音收尾。

湘方言所保存的入声不但没有k、t、p收尾，连喉塞音收尾也没有，例如长沙的“历”“栗”“立”一律读li，与“离”字同音不同调。“离”字是个低升调，而“历”“栗”“立”是个高升调。这是第三类。从韵母的观点看，在这个方言区域中，入声已经没有什么特点了。

关于鼻音韵尾的三分法（收ng、收n、收m），也是粤方言保存得最完整。例如广州的“当”读dong，“单”读dan，“耽”读dam；“星”读sing，“新”读san，“心”读sam。闽南话和粤方言在这一点上相类似，例如厦门的“当”读dong，“单”读dan，“耽”读dam；“星”读sing，“新”读sin，“心”读sim。客家话虽然也保存着三分法，但是在某些情况下，ng并入于n，例如梅县“当”读dong，“单”读dan，“耽”读dam；但是“星”读sên，“新”读sin，“心”读sim。闽北话另是一种情况，它没有n尾，所有古代n尾的字都并入了ng尾，但是m尾仍旧是独立的。赣方言与现代普通话在这一点上相类似，因为它丧失了m尾，古代m尾的字并入了n尾，但是ng尾仍旧是独立的。西南官话（北方方言的一支）的ng尾在i、e的后面不能保持，所以“星”“新”“心”一律读sin，“争”“真”“针”一律读zhen（“争”在普通话里读zheng）。吴方言ng尾和n尾在i、e的后面可以自由交替（例如“心”既可读sing，又可读sin），这一点和西南官话近似；但是n尾在a的后面不能保持，变为元音收尾（如“单”“耽”在上海读dê，“寒”“含”在上海读hö），这是吴方言的特点。湘方言在某些地区还有ng在i、e、a后面都不能保持的现象，一律变为n尾，例如长沙“当”“单”“耽”一律读dan，“星”“新”“心”一律读sin。

古全浊声母在吴方言中保存得最完整，例如上海“罢”bo不同于“霸”bo，“附”vu不同于“付”fu，“定”ding不同于“订”ding，“柜”guê（或ju）不同于“贵”guê（或ju），“汗”hö不同于“汉”hö，治zi不同于“致”zi，授së不同于“兽”së，“在”Sê不同于“再”zai，“颂”song不同于“宋”song。湘方言某些地区也保存着古全浊声母，例如沅江，但是多数地方还是靠着一种低调来反映古全浊声母。如果说吴方言的全浊声母是既浊又低的话，长沙等地则是低而不浊了。用低调来反映古全浊声母的还有粤方言。下文谈到声调的时候，还要回到这个问题上来。

古代的g系统和z系统，要算粤方言、闽方言、客家方言保存得最完整了。在这些地区中，zh系统和z系统有时混合，但是z系统绝对不跟g系统混合。原因是g系统保存着原来的发音部位。广州的“激”gik不同于“绩”zik，“姜”göng不同于“将”zöng，“惧”göü不同于“聚”zöü，“乔”kiu不同于“樵”ciu，“契”kai不同于“砌”cai，“区”köü不同于“趋”cöü，“香”höng不同于“相”söng。广州虽然把“休”字读成yao，但是仍然不跟“修”（读sao）相混。闽方言和客家方言的情况跟粤方言在这一点上非常相似。厦门、梅县的“休”读hiu，比广州话更合乎古音了。

在全国大多数地方，ɡ、k、h在i、u的前面都变了j、q、x⁽¹⁾。但是这不意味着一定要跟z系统相混合。如果z系统保存原来的声母不变，就形成了j系统和z系统对立的局面。京剧的传统唱法中，演员们要辨别尖团音。所谓团音就是j系统，尖音就是和j系统相对立的z系统（在i、ü的前面）。一方面可以说京剧的发音有存古的性质，另一方面是由于京剧来自汉调和徽调，保存着原来尖团的区别。不但吴方言和湘方言在绝大多数地区能区别尖团，即以北方方言而论，相当多的地区也能区别尖团。例如开封的“绩”zi不同于“激”ji，“将”ziɑng不同于“姜”jiɑng，“聚”zü不同于惧jü，“樵”ciɑo不同于“桥”qiɑo，“砌”ci不同于“契”qi，“趋”cü不同于“驱”qü，“相”siɑng不同于“香”xiɑng，“续”sü不同于“酗”xü，“修”siu不同于“休”xiu。

声调分为阴阳，是受了清浊音的影响。演变的过程可能是这样：在中古时代，同一声调的字，由于声母有清有浊，影响到声调的高低有细微的分别，但是那种分别太细微了，以至不能构成两个声调，例如“通”和“同”在中古时代同属平声，而无所谓阴平和阳平。但是，后来这种分别越来越明显了，就构成截然不同的两个声调了。特别是全浊音消失以后，阳调类成为浊音的遗迹，声调要分阴阳，就变为更加重要了。

声调既然受清浊声母的影响而分为阴阳，古代的四声演变到现代，原则上应该分为八个声调，即阴平、阳平、阴上、阳上、阴去、阳去、阴入、阳入。实际上，有些方言也正是这样。浙江大部分地区（如绍兴、温州）都能按照清浊系统区别八声。广东潮州虽然丧失了全浊声母，仍旧能辨别八声。有些方言超出了八声。广州话有九个声调，因为入声分为阴入、中入、阳入。中入在名义上虽然算是中性的（不阴不阳），在系统上则该算是阴入的一个分支，因为读阴入和中入的字都是古代的清音字。分化的条件是短元音读阴入，长元音读中入。例如“北”bak，“百”ba:k⁽²⁾；“笔”bat，“八”ba:t；“急”gap，“甲”ga:p。广西博白入声有四个声调，阴入和阳入各分为急声和缓声。阴入急声等于广州的阴入，阴入缓声等于广州的中入（收字稍有不同），阳入急声和阴入缓声分化的条件也是短元音读急声，长元音读缓声。许多方言不足八声。吴方言多数只有七声，如苏州没有阳上，因为浊音上声字都读成了阳去。客家话只在平入两声分阴阳，所以总共只有六声。长沙话文言有五个声调，即阴平、阳平、上声、去声、入声；白话有六个声调，因为去声也分阴阳。北方方言如果是有入声的，就有五个声调，像安阳；如果没有入声，就只有四个声调（阴平、阳平、上声、去声），像北京。在没有入声的方言里，古入声的归属情况也不一致：西南官话古入声一律归入阳平，黄河以北就各有不同。昌黎离北京不远，北京古入声归上声的很少，而昌黎古入声归上声的很多。

我们在研究方言的声调的时候，必须把调类和调值区别开来。调类是声调的归类，即声调的系统；调值则是声调高低升降的具体情况。我们说汉语方言的声调有着对应的规律，是指调类而言，例如吴方言分去声为阴阳两类，这两类合起来就等于北京的去声，对应规律是很明显的。至于调值，则各地变化多端，并不能规定全国的阴平一定读什么调值，阳平一定读什么调值，等等。一般说来，阴调类是高调，阳调类是低调（吴方言、粤方言都是这样），但是也有相反的情况。天津离北京不远，北京阴平是个高调，天津阴平却是个低调。粤方言和客家方言入声都分阴阳，但是广州的阴入高而阳入低，梅县的阳入高而阴入低（广州读“福”像梅县读“伏”，广州读“伏”像梅县读“福”）。广州的阴去读中平调，正像长沙、桂林、昆明的阴平，如此等等。当我们听见一个重庆人说“重庆”像北京话的“宠勤”的时候，不要笑他把阳平读成上声、把去声读成阳平。重庆话阳平的调子正是应该像北京话上声（与另一字连读时）的调子，重庆话去声的调子正是应该像北京阳平的调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