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太阳从地平线跃出的那一瞬间，雄伟壮丽的天安门广场，在嘹亮的号角声中迎来新的一天。无数双眼睛在凝望，五星红旗冉冉升起，猎猎飘舞；无数双耳朵在倾听，我们的国歌穿云破雾，响彻天宇。

国歌，一个国家的“第一歌”，一个国家的神圣而庄严的“声音形象”。在国家庆典、国宾礼仪、国际交流、文体盛会上，国歌代表国家“发言”，通过声音展示国家形象，凝聚国家精神，抒发民族情怀，传递国家意志，维护民族尊严。

我国《宪法》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是《义勇军进行曲》。我们的国歌，“凝结着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富裕的全部奋斗，是鼓舞人民奋勇前进的强劲旋律，是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鲜活教材”。（见新华社北京2014年12月12日电：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规范国歌奏唱礼仪的实施意见》内容）

众所周知，1935年5月在上海这座英雄的城市诞生了我们的国歌《义勇军进行曲》。它，最先是一首抗日战争题材的电影主题歌，一首军歌、一曲战歌。经历八十载风雨春秋，我们的国歌，在世界各地传扬，越来越深广阔远，越来越密集频繁，越来越雄壮响亮。

如若无国家，何以有国歌？

国家，这个名词，古今中外差异有别。中国古籍文献中的“国家”并非近代民族国家的释义，汉语文辞的“国家”，开初“国”与“家”还有区分。“国”类似西方观念中“国家”的涵义，“家”则主要指家庭、家族。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封建王朝，从而形成“国”与“家”相提并论的基础语境。但，所谓的“国家”仍然只有“天下”的释义。大多数的改朝换代，无非新君王坐拥“天下”而已。在明末清初、晚清民初两次“西学东渐”风潮以后，中文单词“国家”和英文单词“state”才开始产生相互对应的解读。

政治学领域的“国家”（state）一词，最早出自意大利思想家马基雅维里所用的statos。国家起源理论，在东西方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神权论占有重要地位，欧洲中世纪基督教势力，普遍宣扬“一切权力来自神（上天、上帝）”。中国古代社会普遍信奉“天道”，帝王君主被称为“天子”；神权论从十六世纪开始衰落，但至今仍在影响一些国家，从国歌即可窥豹一斑——西方的国歌，基本都以《上帝保佑××××》命名。

人类学范畴内的“国家”（nation）一词，又分为单一民族国家和多民族国家。世界上单一民族国家并不多见，大多数都是多民族国家。毫无疑问，中国是典型的多民族国家。《不列颠百科全书》（EncyclopediaBritannica）对“民族”的解释为靠语言、文化和民族性统一的群体，语言、信仰和习惯就是民族之间互相区别的标识。

我国人类学家林耀华认为，我国使用“民族”一词受日语的影响，日语“民族”一词，意指传统上具有相同语言、宗教、生活模式和居住地的共同体。国内一些学者则认为“民族”一词源自本土。中华先贤遣词造句惜墨如金，精练晓畅、言简意赅。古汉语名词多用单字，双字单词却很少见。早期研究认为，“民”与“族”二字连用组成一词，最早出现的时间应为1882年王韬所撰的《洋务在用其所长》：“夫我中国乃天下至大之国也，幅员辽阔，民族繁殷，物产饶富，苟能一旦发奋自雄，其坐致富强，天下当莫与颉颃。”

我国唯一公开发行的研讨全球范围内民族现象及民族问题的学术刊物《世界民族》，2001年发表历史学学者茹莹博士的研究成果《汉语“民族”一词在我国的最早出现》。茹莹认为，唐代李筌所著兵书《太白阴经》“智人得以守封疆，挫强敌；愚人得以倾宗社，灭民族”，这里“民族”与“宗社”相对应，应理解为“社稷”与“民众”，此句原意可解释为“灭国亡族”。虽与当今“民族”存有异义，但“民族”一词，绝非近代舶来品。

中国民族学与人类学专家邸永君博士，提出《南齐书》里的“民族”比《太白阴经》早两百年。《南齐书》列传三十五《高逸传·顾歓传》记载，“今诸华士女，民族弗革，而露首偏踞，滥用夷礼”。顾歓认为，“民族”变异之根据无非“风”（风俗）与“法”（礼法）。这里的“民族”仅指中原和江东的汉族，用文化本位区别“民族”的观念，已接近现代的“民族”涵义。

“中华民族”这个名词，由梁启超最早使用。1902年他在《中国学术思想之变迁之大势》中写道：“上古时代，我中华民族之有四海思想者厥惟齐，故于其间产生两种观念焉，一曰国家观，二曰世界观。”梁启超系统介绍西方学术界“民族”之定义，始于1903年《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借鉴德国学者布伦齐利关于民族八大特质的理论，梁提出“大民族主义”概念，即“合国内主部属部之诸族”对应“国外之诸族是也”。

中国民族学、人类学奠基人之一费孝通先生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一书中说，“国家和民族是两个不同的又有联系的概念”。中华民族起源于中国大地。费孝通将“中华民族”全部含义归纳为：“中国古今各民族的总称，是由众多民族在形成为同一国家的长期历史发展中逐渐形成的民族集合体。”中华民族，一个汉族和蒙、满、藏、回等五十五个少数民族的总称。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形成，经历了漫长的岁月，更赋予其鲜明的特色。

谈论以上关于“民族”和“国家”的话题，有利再次切入主题：国歌。

国歌被世界各国的人们尊为“国家第一歌”，它和国旗、国徽一样是一个主权国家和民族尊严的象征和标志。听，我们的国歌，在全曲高音区发出最强音：“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这里并未提及“中国”，而是“中华民族”。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开始，中国的主要矛盾，已经演变成为中华民族与敌对势力的矛盾。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面对最凶恶的日本侵略者，中华民族坚强不屈，万众一心，全民抗敌，终于取得胜利，彻底粉碎了日本帝国主义要我们“亡国灭族”的野心。

我们的国歌，正是诞生于民族危亡的时刻，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时期。它从一首电影主题歌、一首军歌、一首战歌，最后成为我们的国歌。从1949年开国大典奏响《义勇军进行曲》开始，经历了六十六个寒暑春秋，“中华民族”，是否已经度过了“最危险的时候”？我们的国歌，是否可以更换歌词，是否应该弱化其强有力的战斗性？

曾几何时，在全国人大政协两会开幕式上，总会有一位高大挺拔、英姿健朗的军人，现身主席台左侧。只见他昂首挺立，舒展双臂，我们的国歌那号角式的前奏，随着他坚定有力上下挥动的刹那间应声而起，“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高亢的歌声回响在人民大会堂。

这位在主席台上指挥全体代表高唱国歌的军人，他是谁？

请记住这个人的名字：于海。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前任团长，现任音乐总监，国家一级指挥，中国军乐界的领军人物，全国政协第十一届、第十二届代表。自198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五周年庆典以来，于海开创并保持着一个纪录：我们的国歌，他是指挥经历最长、频率最高的“第一人”，也是唯一一人。这个前无先例的纪录，今后可能也无人企及、无法超越。

于海和我们的国歌，早已结下深厚而特殊的情缘。他能最敏感、最直接地发现我们的国歌在现实中遭遇的问题及其严重性。他开始奔走呼号：国歌，一定要尽快立法。他最早将这个声音写入全国政协会议提案。在2008年全国政协十一届一次会议上，于海撰写了《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立法》的提案。他建议，今后在重要集会和仪式活动上，全体都要唱国歌，以此激励全国人民的爱国热情，增强中华民族的自信心和自豪感。

2009年，全国“两会”在会议议程安排方面做了多项调整，其中，在开幕式和闭幕式上，将原来的解放军军乐团奏国歌，改成了在军乐团的伴奏下全体代表和委员齐唱国歌。于海登上人民大会堂主席台，第一次指挥全体代表、委员高唱国歌，他的心情感慨而激动。从“奏”国歌到“唱”国歌，这不是演绎形式的简单变化，而是在宣传推广国歌的深刻内涵、重要意义上具有导向性的影响作用。这一举措立刻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好评。

北京的3月，春回大地，万物复苏。从2008年到2015年，于海每逢3月，在全国政协会议上都会继续发出“春之声”，一年又一年，一春又一春，坚持不懈地递交提案。201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六十五周年，国歌依然立法未果。已经六年过去了，于海始终坚持自己的立场观点与自觉作为，认为正式制定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法》不仅必要，而且非常迫切。他的坚持得到越来越多委员的支持和附议。

亲爱的读者，请问您会唱我们的国歌吗？您能保证您唱的国歌标准吗？一个中国人，一个中华民族的子孙，应该是国歌最忠实的传承者。如果唱不好、唱不准、唱不响国歌，您还算中国人吗？大家曾经理所应当地以为，我们的国歌，我们都会唱；我们的国歌，世界都知晓。然而，现实远非如此理想。

亲爱的读者，您有没有想过，我们的国歌，是否应该正式立法？无论有没有想过，现在都有必要做一件事：通过《我们的国歌》这本书，重新认识我们的国歌。然后，您可能就会认同于海委员的观点，同全国政协众多委员一样，支持国歌立法。无论国歌是否立法，按照于海的提议，我们每一个人都要从现在开始，履行好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责任和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