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匡》第十八一一战国人作
（1）此篇记事有明袭《左传》者。凡两书同记一事，欲考其先后，有一要诀：前者每失之晦，后者惩其失而修正之，必较前者显明。今将此篇与《左传》同记一事而文字小异者列下，其为袭《左传》，而非《左传》本事，可一望而知。
左传
僖公之母弟曰夷仲年，生公孙无知，有宠于僖公，衣服礼秩如适。襄公绌之。（庄八年）
大匡
僖公之母弟夷仲年，生公孙无知，有宠于僖公，衣服礼秩如适。僖公卒，以诸儿长，得为君，是为襄公。襄公立后，绌无知。
“僖公之母弟曰夷仲年”，此篇无“曰”字，皆可以明，无甚关系。“襄公绌之”一语，则《左传》实伤简，而有突如其来莫明所以之病。此篇易为“僖公卒，以诸儿长，得为君，是为襄公。襄公立后，绌无知”。则显明多矣。
左传
春，公会齐侯于泺，遂及文姜如齐。齐侯通焉，公谪之；以告。夏四月丙子，享公，使公子彭生乘公，公薨于车。（桓十八年）
大匡
……公不听，遂以文姜会齐侯于泺，文姜通于齐侯。桓公闻，责文姜。文姜告齐侯。齐侯怒，飨公，使公子彭生乘鲁侯，胁之。公薨于车。
“齐侯通焉”，通谁？“公谪之”，谪谁？“以告”，谁以告？告于谁？“享公”，谁享公？“公子彭生乘公”，用何法？《左传》皆似简晦；必连上下文读之，其意始明。《大匡》于“齐侯通焉”，易为“文姜通于齐侯”；于“公谪之”，易为“桓公闻，责文姜”；于“以告”，易为“文姜告齐侯”；于“享公”，易为“齐侯怒，飨公”；于“使公子彭生乘公”，易为“使公子彭生乘鲁侯，胁之”。实较《左传》明显。
不惟此也，其叙连称管至父戍葵丘，叙襄公田于贝丘，皆全同《左传》。（戍葵丘，田贝丘，并见《左传》庄八年。）《左传》此两段与他处文笔相同，不似割裂他书以置之；而管子之文，极不一律，亦足征其钞袭《左传》，非《左传》钞袭此书。
不惟此也，尚有一极显著之证迹。此篇前数页皆叙月不叙年，已知其为杂采断烂遗事；而数页之后，忽标“九年”二字，某人九年，前后无见。其下所载之事，为“公孙无知虐于雍廪，雍廪杀无知也”。考《左传》庄公九年，亦载雍廪杀无知，则九年为鲁庄之年。无论记齐事应用齐年；即用鲁年，亦应书明某国某公。今此二字所以无所附丽而成不完全之词句者，缘《左传》于某公开始，特别标出，以下即只书若干年，而不再书某公，此钞录其文，未加检点耳。
（2）篇中曰：“晏子识不仕与耕者之有善者。”又曰：“凡仕者近宫，不仕与耕者近门。”考孔子以前，无士农工商之士。（详冯芝生先生《孔子在中国史中之地位》及本书《附录一》）国家政权，操于少数贵族之手，无所谓仕不仕。仕不仕乃对后世士之入仕与否而言，所谓“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也。（《论语·子张》第十九子夏语）士入仕为仕，无士自然无仕。古无仕不仕之说，故仕宦连文，不见古书。《殷墟书契类编》《金文编》及《诗》《书》六艺皆无仕字。惟《大雅·文王有声》曰：“武王岂不仕。”但《晏子春秋·谏上》引作“武王岂不事”。则今本作仕者，乃后世讹文。至《论语》，仕字乃屡见，除所引“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外，《阳货》第十七亦曰：“吾将仕矣。”今此篇屡曰仕者，不仕者，是其成书必在《论语》后矣。且篇中又曰：“士处靖，敬老与贵，交不失礼，行此三者为上举，得二为次，得一为下。耕者农，农用力，应于父兄，事贤多，行此三者为上举，得二为次，得一为下。令高子进工贾，应于父兄，事长养老，承事敬，行此三者为上举，得二为次，得一为下。”又曰：“士出入无常，不敬老而营富，行此三者，有罪无赦。耕者出入不应于父兄，用力不农，不事贤，行此三者，有罪无赦。……工贾出入不应父兄，承事不敬，而违老治危，行此三者，有罪无赦。”已有士农工贾之士，益征其作于战国之时，孔子之后也。且晏子与孔子同时，此篇追记晏子，非在孔晏之后，安能有此？
《中匡》第十九一一疑亦战国人作
此篇文甚短小，从文字之内容与形式，寻不出时代色彩。但战国前无私家著作，《管子》全书，产生甚晚（详本书《附录一》），此篇亦不能独外，故亦暂认为战国作品。总之，大中小三《匡》杂记桓公管仲事迹，小半可征信于《左传》《国语》，大半书阙有间，稽考无由。《大匡》知必在《左传》之后，《小匡》更在汉初，《中匡》一篇，时代难定，而以彼例此，亦有战国秦汉嫌疑。谓其为桓公管仲施政之真，则《大匡》所记，已先举一说，后列或曰，大相径庭，不能皆是。谓为捏造，则必不举或曰，故使人疑。盖以《左》《国》及齐《春秋》（《墨子》载齐之《春秋》，但至战国中世以后，有无流传，尚有问题）等书为底本，而以社会流传疑信之说附益以成也。
《小匡》第二十一一汉初人作
（1）篇中与《国语·齐语》同者甚多，二书比较，知其在《齐语》后。
齐语
桓公曰：“夫管夷吾射寡人中钩，是以滨于死。”鲍叔对曰：“夫为其君动也，君若宥而反之，夫犹是也。”桓公曰：“若何？”
小匡
公曰：“管夷吾亲射寡人中钩，殆于死，今乃用之，可乎？”鲍叔曰：“彼为其君动也，君若宥而反之，其为君亦犹是也。”公日：“然则为之奈何？”
《齐语》于“是以滨于死”下，即不再为桓公言，甚为简古。《小匡》续以“今乃用之，可乎？”则明浅多矣。《齐语》“夫犹是也”之“夫”字，《小匡》改为“亦”，并益以“其为君”三字；《齐语》“若何”，《小匡》改为“然则为之奈何”，皆视《齐语》明显而浅近。
齐语
昔吾先王昭王穆王……□本肇末。
小匡
昔吾先王周昭王穆王……原本穷末。
《齐语》无“周”字，实失含混。“□本肇末”亦较“原本穷末”为古。（《齐语》曰“班序颠毛”，《小匡》作“粪除其颠旄”。“粪除”二字，在此费解。安井衡《纂诂》谓：“当依《齐语》作班序，声之误也。”误字讹文，不得据以定今古。）
齐语
四民者，勿使杂处；杂处则其言哤，其事易。
小匡
士农工商四民者，国之石民也，不可使杂处，杂处则其言哤，其事乱。
《小匡》于“四民”之上，冠以“士农工商”四字，以指明“四民”之谓何，亦见其力求明显，足为晚出之证。至改“易”字为“乱”字，更为显著。《晋语》：“是哀乐喜怒之节易也。”又：“好恶不易。”韦《注》并云：“反也。”《易·系辞》：“易以贡。”《释文》：“易，谓变易。”《释名·释典艺》：“易，易也，言变易也。”《晋语》：“子韦易之。”韦《注》：“易，变也。”则易有变反不常之义。《齐语》：“其言哤，其事易。”谓其言哤杂，其事变易不常，不能专心一志，以竟其功。《小匡》以“易”字难解而有歧义，故改为“乱”字，古奥浅近之别，一望而悉矣。
齐语
击菒、除田……尽其四支之敏。
小匡
击槁除田……尽其四支之力。
《齐语》作“菒”，《小匡》作“槁”。（安井衡《纂诂》：“槁疑当为稿，谓末根在田者以枷击坏之。”）“菒”不经见，除《国语》外，于古书无征。（《唐韵》及《类编》即收入矣）但其字从草，杲声，于字例甚合。《小匡》晚出，见其奇怪，故易为“槁”。至“敏”改为“力”，更显趋浅近。尤须注意者，《小匡》于叙农之后，较《齐语》多：“故以耕则多粟，以仕则多贤，是以圣王敬畏戚农。”“仕”字，《论语》前未见，前已略为之说，独于农，谓“圣王敬畏戚农”，工商则否，此后世重农卑工商之思想。管子以泻卤之齐，兴鱼盐之利，以富国为天下盟主，自当独重商贾；否则亦必农商等视，决不重农贱工商也。《国语》所记，正无此数句，足征《小匡》之作，在重农之后也。
齐语
相语以利，相示以赖。
小匡
相语以利，相示以时。
“赖”字不若“时”字之浅易。
齐语
于子之乡，有居处好学，慈孝于父母，聪惠质仁，发闻于乡里者，有则以告；有而不以告，谓之蔽明。……于子之乡，有拳勇股肱之力，秀出于众者，有则以告；有而不以告，谓之蔽贤。
小匡
于子之乡，有居处为义好学，聪明质仁，慈孝于父母，长弟闻于乡里者，有则以告；有而不以告，谓之蔽贤。……于子之乡，有拳勇股肱之力，筋骨秀出于众者，有则以告；有而不以告，谓之蔽才。
《小匡》移“聪明（《齐语》作惠）质仁”于“慈孝于父母”之前；于“闻于乡里”之上，增“长弟”二字。意谓有“聪明质仁”之质，又有“慈孝于父母，长弟于乡里”之实，较《齐语》圆满而显豁。《小匡》又加“筋骨”二字，以实“拳勇股肱”。《齐语》谓前者为“明”，后者为“贤”，亦不若《小匡》谓前者为“贤”，后者为“才”之惬心贵当也。
齐语
訾相其质。
小匡
省相其质。
“訾”字不及“省”字易解。
齐语
无夺民时，则百姓富。
小匡
无夺农时，则百姓富。
“民时”改为“农时”，亦征为重农后之作。
齐语
地南至于 阴，西至于济，北至于河，东至于纪酅。
小匡
地南至于岱阴，西至于济，北至于海，东至于纪随。
□阴，韦《注》：“地名，齐南界也。”此亦想当然耳，韦氏亦无他证；但既曰“南至于□阴”，则谓为齐南界地名，自无大误。《小匡》以□阴无征，遂改为岱阴。酅，韦《注》：“纪季之邑，已入于齐也。”但其地亦不如随之有名，故《小匡》作者亦遂改为随耳。
（2）据（1）证在《国语》后固矣，而谓在汉初者何也？《齐语》：“故士之子恒为士”“故工之子恒为工”“故商之子恒为商”“故农之子恒为农”。四“恒”字，《小匡》皆改为“常”，此汉人避文帝讳也。
（3）篇中曰：“南至吴、越、巴、䍧牱、□、不庾、雕题、黑齿、荆夷之国。”考《史记·西南夷列传》：“始楚威王时，使将军庄蹻将兵循江上，略巴蜀黔中以西。庄蹻者，故楚庄王苗裔也。蹻至滇池，地方三百里，旁平地肥饶数千里，以兵威定属楚。欲归报，会秦击夺楚巴黔中郡，道塞不通，因还，以其众王滇，变服，从其俗以长之。秦时，常□略通五尺道，诸此国颇置吏焉。十余岁，秦灭。及汉兴，皆弃此国，而开蜀故徼，巴蜀民或窃出商贾，取其筰马僰童髦牛，以此巴蜀殷富。建元六年，大行王恢击东越，东越杀王郢以报。恢因兵威，使番阳令唐蒙风指晓南越。南越食蒙蜀枸酱，蒙问所从来，曰：‘道西北牂牁，牂牁江广数里，出番禹城下。’蒙归至长安，问蜀贾人，贾人曰：‘独蜀出枸酱，多持窃出市夜郎。夜郎者，临牂牁江。江广百余步，足以行船。南越以财物役属夜郎，西至同师，然亦不能臣使也。’蒙乃上书说上曰云云（书词略），上许之。乃拜蒙为郎中将，将千人，食重万余人，从巴蜀筰关入，遂见夜郎侯多同。蒙厚赐，喻以威德，约为置吏，使其子为令。夜郎旁小邑皆贪汉缯帛，以为汉道险，终不能有也，乃且听蒙约。还报，乃以为犍为郡，发巴蜀卒治道，自僰道指牂牁江。”（《汉书·西南夷传》略同）张守节《正义》引崔浩云：“牂牁，系船杙也。常氏《华阳国志》云：‘楚顷襄时，遣庄踽伐夜郎，军至且兰，椓船于岸而步战，既灭夜郎，以且兰有椓船柯处，乃改其名曰牂牁。’”今按《华阳国志》，晋常璩撰，时代甚晚，未足为据。若庄蹻已灭夜郎，据《史记》，蹻变服为滇王，谓：“秦灭诸侯，唯楚苗裔尚有滇王；汉诛西南夷，国多灭矣，唯滇复为宠王。”是庄氏未尝绝祀，则夜郎亦未能复兴，唐蒙又安得见夜郎侯？常氏书盖演庄蹻灭滇而误。然则牂牁之通中国，实始于汉，而此篇之作，更在其通中国后矣。（䍧牱，牂牁，音同字通。）
《王言》第二十一一一亡，疑战国中世以后人作
此篇虽亡，而即题思义，当言王道之作，其时代必在孟子分析王霸之后也。
《霸形》第二十二、《霸言》第二十三一一并战国中世后政治思想家作
（1）二篇睹名思义，知为以政言霸。检篇中语，亦实在如此。《霸形》篇：“管子对曰：‘君有霸王之心，而夷吾非霸王之臣也。’”又曰：“管子对曰：‘君若将欲霸王举大事乎？则必从其本事矣。’桓公变躬迁席拱手而问曰：‘敢问何谓其本？’管子对曰：‘齐国百姓，公之本也。人甚忧饥而税敛重，人甚惧死而刑政险，人甚伤劳而上举事不时。公轻其税敛，则人不忧饥；缓其刑政，则人不惧死；举事以时，则人不伤劳。……近者示之以忠信，远者示之以礼义。’”“示之以忠信礼义”，孟子所谓“以力假仁者霸”也，纯为抽取霸者行事而著为一种政治学者之言也。《霸言》篇曰：“霸王之形，象天则地，化人易代，创制天下，等列诸侯，宾属四海，时匡天下，大国小之，曲国正之，强国弱之，重国轻之，乱国并之，暴王残之；僇其罪，卑其列，维其民，然后王之。夫丰国之谓霸，兼正之国之谓王。夫王者有所独明，德共者不取也，道同者不王也。夫争天下者以威易危，暴王之常也。君人者有道，霸王者有时；国修而邻国无道，霸王之资也。”又曰：“夫善用国者，因其大国之重，以其势小之；因强国之权，以其势弱之；因重国之形，以其势轻之。强国众，合强以攻弱，以图霸；强国少，合小以攻大，以图王。强国众而言王势者，愚人之智也；强国少而施霸道者，败事之谋也。夫神圣视天下之形，知动静之时，视先后之称，知祸福之门。强国众，先举者危，后举者利；强国少，先举者王，后举者亡。战国众，后举可以霸；战国少，先举可以王。”若此者甚多，不必备列。以政治言王霸，知在战国中世之后矣。
（2）《霸形》篇曰：“削方墨筆。”考“筆”字产生甚晩。《说文·聿部》：“聿，所以书也，楚谓之聿，吴谓之不律，燕谓之弗。”又：“秦谓之筆，从聿从竹。”钮玉树《说文解字校录》曰：“聿筆实一字，蒙恬始束毫为筆，故秦谓之筆耳。”王筠《说文系传校录》曰：“聿便是筆，筆仍是聿。说解云：秦谓之筆，以其音而言，非以字形言也。”依钮说：则筆聿虽实一字，而自蒙恬束毫之后始谓之筆。依王说：则筆即聿，聿即筆。今检古经聿字甚多，如《诗·文王》：“聿修厥福。”《蟋蟀》：“岁聿云莫。”《绵》：“聿来胥宇。”《左传》昭二十六年：“聿怀多福。”《金文编》收四文，《壶文》作□，《女帚卣》作□，又作，《甚鼎》作□。《殷墟书契前编》卷七收□，《后编》下收□，亦皆聿之别体，而绝无筆字。（“孔子作《春秋》，筆则筆，削则削”，语出《尚书序》，汉人之说解也。）声音之道，因地而转，亦因时而转。古曰聿，后世曰筆，盖以声音变转而异，钮氏“束毫为筆”之说，未必然也。《赵策》：“臣少为刀筆（一作笔）吏。”《齐策》：“建曰：‘请书之。’君王后曰：‘善，取筆牍。’”则聿转为筆，盖在战国。而此文之作，亦远不过战国也。
《问》第二十四一一战国政治思想家作
（1）发端即曰：“凡立朝廷，问有本纪：爵授有德，则大臣兴义；禄予有功，则士轻死节；上帅士以人之所戴，则上下和；授事以能，则人上功；审刑当罪，则人不易讼；无乱社稷宗庙，则人有所宗；毋遗老忘亲，则大臣不怨；举知人急，则众不乱行。此道也，国有常经，人知终始，此霸王之术也。”以霸王之业，作政治学之研究，知在战国中世以下。
（2）仕字，《论语》前不见，前已考论。此篇曰：“余子仕而有田邑。”亦产生于战国之一证。
《谋失》第二十五一一亡，无考
《戒》第二十六一一战国末调和儒道者作
（1）篇中多道家言，如：“管仲复于桓公曰：‘无翼而飞者声也，无根而固者情也，无方而富者生也。公亦固情谨声，以严尊生，此谓道之荣。……滋味动静，生之养也；好恶喜怒哀乐，生之变也；聪明当物，生之德也。是故圣人齐滋味而时动静，御正六气之变，禁止声色之淫，邪行亡乎体，违言不存口，静然定生，圣也。……所以谓德者，不动而疾，不相告而知，不为而成，不召而至，是德也。’”皆道家言也。如：“孝弟者，仁之祖也；忠信者，交之庆也。内不考孝弟，外不正忠信，泽其四经，而诵学者，是亡其身者也。”则又儒家言也。兼取儒道以为用，必在二家有相当成立之后。儒家虽自孔子已成立；而道家成立，则直待战国中世之老庄。（老子在孔子后，详本书《附录一》。）则此篇之作，必在战国中世以降。且名书曰经，于古未见，章实斋《经解上》曰：“《易》曰：‘云雷屯，君子以经纶。’经纶之言，纲纪世宙之谓也。郑氏《注》谓：‘论撰《书》《礼》《乐》，施政事。’经之命名，所由昉乎？然犹经纬经纪云尔，未尝明指《诗》《书》六艺为经也。……至于官师既分，处士横议，诸子纷纷著书立说……儒家者流，乃尊六艺而奉以为经。……《荀子》曰：‘夫学始于诵经，终于习礼。’《庄子》曰：‘孔子谓老聃曰：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自以为久矣。’又曰：‘繙十二经以见老子。’”今按：庄子言六经云云见《天运》篇，十二经云云见《天地》篇，皆非庄子作，其时代颇有问题，故须以《荀子》为据。《荀子》以经与礼对言，则礼尚不称经，但经究为书名。此曰四经，尹《注》：“谓《诗》《书》《礼》《乐》。”意度之词，未必尽是，但四经究指四种书。以书名经，始见《荀子》，前古无征，亦时在战国之一证也。
（2）“仁内义外”之说，倡自告子，古无有也。故告子之与孟子驳辩，据为己说，不引古证；孟子呵斥，亦只针对告子。今此篇曰：“仁从中出，义从外作。”知在告子之后。
（3）篇中曰：“以善胜人者，未有能服人者也；以善养人者，未有不服人者也。”亦似汲取《孟子》“以善服人者，未有能服人者也；以善养人，然后能服天下”（《离娄下》）之言也。（以善服人之服字，确不如以善胜人之胜字著明，益足证为汲取《孟子》而加以润色修正无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