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辅》第十一一战国政治思想家作
（1）篇中曰：“今有土之君，皆处欲安，动欲威，战欲胜，守欲固，大者欲王天下，小者欲霸诸侯。”言“王”“霸”之风盛于战国中叶，已详前文。且春秋之世，犹尊王室，不轻于言王。晋侯请隧，楚子问鼎，尚未直言欲王，即为一时舆论所非。及至战国，王室式微，学者知其不足以系天下，由是孟荀著论，已争言王矣。
（2）极力提倡“士民贵武勇而贱得利”“庶人好耕农而恶饮食”，此战国商鞅一派富国强兵之语。盖列国并峙，兵强者霸，故欲士民之贵武勇；粮镶供给，赖力田之所生，故欲庶人之好耕农。两者相提并重，惟战国为然。至汉重农加甚，力非商贾，而定鼎之后，殊不愿人之武勇好战也。
（3）《左传》成书年代虽未能确定，然最早不过战国初年。（篇中引及子思，知在子思后。）今此篇有显袭《左传》者。《左传》隐三年：“且夫贱妨贵，少陵长，远间亲，新间旧，小加大，淫破义，所谓六逆也。”此则曰：“下不倍上，臣不杀君，贱不逾贵，少不陵长，远不间亲，新不间旧，小不加大，淫不破义：凡此八者，礼之经也。”用字全同，不过此篇加一不字以成反义，必有一为钞袭者。考此篇前曰：“所谓八经者何？曰：上下有义，贵贱有分，长幼有等，富贵有度，凡此八者，礼之经也。”与此又异。盖好左氏之言，不忍割爱，据以窜入，致自驰舛。而其时代必在《左传》之后矣。
《宙合》第十一一一战国末阴阳家作
（1）《汉志》：“阴阳家者流，盖出于羲和之官，敬顺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此其所长也。及拘者为之，则牵于禁忌，泥于小数，舍人事而任鬼。”此篇宗旨，一言以蔽之曰：“以人事合宇宙。”故曰宙合。其言曰：“春采生，秋采蓏，夏处阴，冬处阳，此言圣人之动静开阖诎信浧儒（章太炎《管子余义》释为长短）取与之必因于时也。时则动，不时则静，是以古之士有意而未可阳也；故愁其治，言含愁而藏之也。贤人之处乱世也，知道之不可行，则沉抑以辟罚，静默以侔免。辟之也，犹夏之就凊，冬之就温焉，可以无及于寒暑之灾矣。”此以宇宙推之于持身涉世者也。又曰：“夫天地一险一易，若鼓之有揨，擿挡则击。（戴望《校正》引洪说谓揨当为桴，擿挡则击，当作擿击则挡，挡与铛通。）天地万物之橐，宙合有橐天地。左操五音，右执五味，此言君臣之分也。……夫五音不同声而能调，此言君之所出令无妄也；而无所不顺，顺而令行政成。五味不同物而能和，此言臣之所任力无妄也；而无所不得，得而力务财多。……君失音则风律必流，流则乱败。臣离味则百姓不养，百姓不养，则众散亡。君臣各能其分，则国宁矣。故名之曰不德。（《校正》引丁云：“古字多以丕为不，此不字当读为丕。丕，大也。”）怀绳与准钩，多备规轴，减溜大成，是唯时德之节。”此以宇宙推之于君国政治者也。又总括之曰：“宙合之意，上通于天之上，下泉（王引之曰：“泉不可通，当为□；□，暨字也；暨，及也。”）于地之下，外出于四海之外，合络天地以为一裹，散之至于无间，不可名而山，是（洪颐煊《管子义证》：谓山是当作由是，言宙合之意，散之至于无间，不可名，而民莫不由是，故下云，大之无外，小之无内）大之无外，小之无内。”纯以阴阳宇宙为说，非阴阳家言而何？
（2）《汉书·严安传》引《邹子》之言曰：“政教文质，所以云救也，当时则用，过则舍之，有易则易也。故守一而不变者，未睹治之至也。”后之论邹子者，亦谓其“疾晚世之儒墨，守一隅而欲知万方”。（《盐铁论·论邹》篇）今此篇曰：“天不一时，地不一利，人不一事，是以著业不得不多，人之名位不得不殊。方明者察于事，故不官于物，而旁通于道。道也者，通乎无上，详乎无穷，运乎诸生。是故辩于一言，察于一治，攻于一事者，可以曲说，而不可以广举。圣人由此知言之不可兼也，故博为之治而计其意；知事之不可兼也，故名为之说而况其功。岁有春秋冬夏，月有上下中旬，日有朝暮，夜有昏晨，半星（《校正》引王说中星也）辰序各有其司。”不惟与非訾“守一不变”之说相应，且其立脚点以天地四时为说，亦合阴阳家言，则虽非邹子之书，亦为邹子之学者所作也。
（3）猪饲彦博《管子补正》曰：“此篇先著经托古，而后作传解之。然泛托古贤，不的言其人，故曰：‘谕教者取辟焉。’又曰：“圣人著之简䇲，传以告后世。’其非托敬仲也昭昭矣。盖此篇本自为一书，亦朱长春所谓‘采入以侈其富’者也。”此言良是。
《枢言》第十二一一战国末法家缘道家为之
（1）“王”“霸”二字之带政治色彩者，产于战国中叶。此篇曰：“王主积于民，霸主积于将战士。”又曰：“先王用一阴二阳者霸，尽以阳者王。”
（2）篇中多道家之言，如曰：“德盛义尊，而不好加名于人；人众兵强，而不以其国造难生患；天下有大事，而好以其国后；如此者，制人者也。德不盛，义不尊，而好加名于人；人不众，兵不强，而好以其国造难生患；恃与国，幸名利；如此者，人之所制也。人进亦进，人退亦退，人劳亦劳，人佚亦佚：进退劳佚，与人相胥；如此者，不能制人，人亦不能制也。……故先王贵当，贵周。周者不出于口，不见于色，一龙一蛇，一日五化之谓周。故先王不以一过二，先王不独举，不擅功。”又曰：“欲知者知之（知同智），欲利者利之，欲勇者勇之，欲贵者贵之。……戒之戒之，微而异之，动作必思之，无令人识之，卒来者必备之。”又曰：“德莫如先，应适莫如后。”又曰：“能戒乎？能敕乎？能隐而伏乎？能而稷乎？能而麦乎？（《校正》引宋云：“能而音义并同，后人读此而字为能，遂改而为能，而仍存而字旧文。”）能春不生而夏无得乎？”又曰：“故有事，事也；毋事，亦事也。吾畏事，不欲为事；吾畏言，不欲为言。”此纯乎《汉志》论道家，所谓“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之旨也。而又曰：“人之心悍，故为之法；法出于礼，礼出于治；治礼，道也。”则又以道为体，以法为用者也。（法家源于道家者极多，故史公以老庄申韩合传，谓申子“本于黄老而主刑名”，韩子“喜刑名法术之学，而其归本于黄老”。）善乎朱长春之言曰：“《枢言》必宿隐道术之士，以管子重言行也。略计主本，详于运术，又法家强附道耶？”（朱养和辑订本《管子》引。猪饲敬所《管子补正》曰：“《枢言》亦是法家一书，于篇末自言如此，则固非假托管子者也，是亦集书者采入焉耳。朱长春以为宿隐道术之士之作，是也。但其曰，以管子重言者，犹未免眩于篇首一节也。”按篇首有“管子曰”数语，猪饲敬所谓：“酷类《小称》，错简在此。”无论“托管子重言”否，要之二人皆谓道家法家言。非《管子》旧文。）
考道家思想，其源甚古。三代尚矣。《论语》楚狂、接舆、荷筿丈人，固亦道家之流也。但著之书册，蔚为一家一派之学，则为时较晚。《汉志》道家所列，最古者有《黄帝君臣》十篇，班氏自注：“起六国时，与《老子》相似也。”《杂黄帝》五十八篇，班氏自注：“六国时贤士所作。”《力牧》二十二篇，班氏自注：“六国时所作，托之力牧。”《黄帝四经》四篇，《黄帝铭》六篇，朱文公谓：“战国方术之士，笔之于书。”（详王应麟《汉志考证》）《伊尹》五十篇，王氏《考证》谓：“战国权谋之士，著书而托之伊尹。”《太公》二百三十七篇（《谋》八十一篇，《言》七十一篇，《兵》八十五篇），班氏自注：“或有近世，又以为为太公术者所增加也。”刘向谓：“虽近世之文，然多善者。”（王氏《考证》言《文选》注引）《鬻子》二十二篇，胡氏《四部正讹》、姚氏《古今伪书考》、纪氏《四库书目提要》，皆谓后人伪作。《文子》九篇，班氏自注：“似依托。”惟《辛甲》二十九篇，班氏自注：“纣臣。”其书久佚，后人亦遂未论真伪。余以为诸道家书皆产生在战国，此不容独远在商末，想亦后世所依托。《左传》魏绛所述《虞人之箴》，又为箴铭，而非若诸子之自成一家言，谅不在二十九篇之内。《玉函山房辑佚书》采以入道家类，误矣。自余皆战国书。而老子，今人又多谓在墨子、孟子之后，则道家成立，当在战国。（参阅本书《附录一》）此篇撷道家之旨而行之以法，抑更在道家之后也。
《八观》第十三一一西汉文景后政治思想家作
（1）篇中曰：“六畜有征，闭货之门也。”考《春秋》《国语》，春秋时无六畜税。不惟春秋，即至战国赋敛繁重，然孟荀力主薄租税，曾未讥及六畜；韩非、吕不韦已至战国之末，其书亦不一及；则战国时尚未六畜有征。《汉书·昭帝纪》：“元凤二年……其令郡国毋敛今年马口钱。”《注》文颖曰：“往时马口出敛钱。”《西域传》：“算至车船，租及六畜。”盖武昭之世，国家多故，财匮不足，而桑孔之徒，又善巧立名目，故车船六畜，无不有税，而班氏特表而出之，以志感喟。此篇论“六畜有征”之害，必在征税既行，弊端既见之后也。
（2）篇中又曰：“上卖官爵，十年而亡。”按卖官鬻爵，亦似始于西汉。《仪礼·丧服传》注：“爵谓天子、诸侯、卿、大夫、士也。”《周礼·大宰》注：“爵谓公、侯、伯、子、男、卿、大夫、士也。”《礼记·中庸》注：“爵谓公、卿、大夫、士也。”公、侯、伯、子、男之封，其权操之天子；卿、大夫、士，容操之各国之君。但太半其来甚早，其承袭甚久（多在周初已袭爵），固非由买卖而得。战国需材孔亟，各国于士卿之外，甄拔奇特之士以为之佐；但太半与官而不与爵，得爵者极少，未闻以金钱买者。至西汉因种种关系，爵多而贱，始得购买；但公、侯、伯、子、男、卿、大夫、士、诸重爵，亦未买卖。《史记·平准书》：“孝文时……募民能输及转粟于边者拜爵，爵得至大庶长。孝景时，上郡以西旱，亦复修卖爵令，而贱其价以招民。……至今上（武帝）……议令民得买爵及赎禁锢，免减罪，请置赏官，命曰武功爵。”又：“始令吏得入粟补官。”（亦在武帝时。）则春秋战国无卖官爵之实（卖官容或有之，卖爵则必无），亦不能有此无的放矢之论也。
（3）篇中有与晁错《贵粟疏》相出入者。《贵粟疏》曰：“民贫则奸邪生，贫生于不足，不足生于不农。”此则曰：“民贫则奸智生，奸智生则邪巧作。故奸邪之所生，生于匮不足；匮不足之所生，生于侈；侈之所生，生于毋度。”《贵粟疏》曰：“粟米布帛生于地，长于时，聚于力。”此则曰：“谷非地不生，地非民不动，民非作力毋以致财，天下之所生，生于用力。”凡两书相出入，定其孰为钞同晚出，有一公式焉；古者简而晦，晚出钞同者繁而显。晁《疏》：“民贫则奸邪生”，视之邻于武断。此衍为“民贫则奸智生，奸智生则邪巧作，故奸邪之所生，生于匮不足”。义仍如此，而明达晓畅，视之入情入理矣。晁《疏》：“聚于力”，亦失简晦。此衍为“地非民不动，民非作力毋以致财，天下之所生，生于用力”，则明显多矣。故此篇当在文景之后也。
（4）以农为本，卑商曰末，盛于西汉，产生在战国之末。此篇有曰：“悦商贩而不务本货。”本货商贩对举，必指农业无疑。
（5）曰：“民有鬻子。”曰：“道有损瘠。”曰：“商贾之人不论志行而有爵禄。”曰：“禽兽行。”皆西汉流行语，而春秋战国所罕见者也。
《法禁》第十四、《法法》第十六一一并战国法家作
（1）二篇按名思义，可知为法家言。尤以《法法》一篇科令严明，一切绳之以法，持与《韩非子·定法》等篇较，未易轩轾，此后人所以跻管仲为法家之祖也。余则以为惟其为成熟之法家言，故知为战国书，而非春秋时之管仲书。法家完成，前已据《孟子》《荀子》《韩非子》等书，略论在战国中叶。兹再以《左》《国》《公》《穀》证之，益知春秋时不能产生此种学说。《公》《穀》言法者极鲜，见于《公羊传》者，惟文九年曰：“毛伯来求金……非礼也。……继文王之体，守文王之法度；文王之法无求，而求，故讥之也。”成二年曰：“欺三军者，其法奈何？曰法斫。”见于《穀梁传》者，惟庄二十九年曰：“延厩者，法厩也。”僖二十年曰：“南门者，法门也。”定十年曰：“使司马行法焉，首足异门而出。”“法厩”“法门”，与法令之法，毫无关系，余皆礼法常法。（即自然法，欺三军者法斫，与司马行法，皆自然法。）盖春秋时所谓法皆如此。《周语》载晋随武子（会）：“讲聚三代之典礼，于是乎修‘执秩’以为晋法。”《晋语》亦曰：“武子宣法以定晋国，至于今是用。”《左传》宣十六年亦载曰：“武子归而讲求典礼，以修晋国之法。”考“执秩”之法，亦见《左传》。《左传》僖二十七年，晋文公欲用其民。“子犯曰：‘民未知礼，未生其共。’于是乎大蒐以示之礼，作‘执秩’以正其官。”则其法，礼法也。《晋语》又曰：“先王之法志，德义之府也。”《左传》成十二年又记楚子反谓晋郤至曰：“如天之福，两君相见，无亦唯是一矢以相加遗，焉用乐？”郤至曰：“共俭以行礼，而慈惠以布政，政以礼成，民是以息。……今吾子之言，乱之道也，不可以为法。”其法亦即礼法。《鲁语》：“季康子欲以田赋，使冉有访诸仲尼，仲尼不对；私于冉有曰：‘……若子季孙欲其法也，则有周公之籍矣；若欲犯法，则苟而赋，又何访焉？’”《左传》哀十一年亦载之，谓孔子曰：“君子之行也，度于礼：施取其厚，事举其中，敛从其薄，如是则以丘亦足矣。若不度于礼，而贪冒无厌，则虽以田赋，将又不足。且子季孙若欲行而法，则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又何访焉？”周公作礼者也，所谓周公之法、周公之典，当然不若法家之法、法家之典。且孔子之言，以礼为之说，则亦礼法也。《左传》文六年：“宣子于是乎始为国政，制事典，正法罪，辟刑狱，董逋逃，由质要，治旧洿，本秩礼，续常职，出滞淹；既成，以授太傅阳子与太师贾佗，使行诸晋国，以为常法。”《周语》单子与周定王论陈国曰：“陈国道路不可知，田在草间，功成而不收，民罢于逸乐，是弃先王之法制也。”则又以制度为法，亦礼制礼法也。《周语》：“夫子而弃常法，以从其私欲。”《越语》：“死生因天地之刑。”韦《注》：“刑，法也。”又曰：“天道皇皇，日月以为常，明者以为法，微者则是行。”《左传》昭二十六年：“奖顺天法。”皆自然法也。又昭七年，楚无宇曰：“周文王之法曰‘有亡荒阅’，所以得天下也。吾先君文王作‘仆区’之法：‘盗所隐器，与盗同罪。’所以封汝也。”亦皆极简单自然之法，与法家之法不同。《周语》曰：“若启先王之遗训，省其典图刑法，而观其废兴者，皆可知也。其兴者必有夏吕之功焉，其废者必有共鲧之败焉。”则其刑法，乃所谓典刑，非法令也。《左传》《公》《穀》言法，尽于此矣；即有未尽，亦无关宏旨者也。
法家所谓法，据《韩非子·显学》篇：“为治者用众而舍寡，故不务德而务法。”“用众而舍寡”，与《礼记》“礼不下庶人”异。“不务德而务法”，与“先王之法制，德义之府也”异。法家之所谓法，据《韩非子·定法》篇曰：“法者，宪令著于官府，刑罚必于民心，赏存乎慎法，而罚加乎奸令者也。”又《难三》篇曰：“法者，编著之图籍，设之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者也。”此亦春秋时所不能产生。《左传》昭六年：“郑人铸刑书，叔向使诒子产书曰：‘昔先王议事以制，不为刑辟，惧民之有争心也。……民知有辟，则不忌于上，并有争心，以征于书，而徼幸以成之，弗可为矣。’”又昭二十九年：“晋国一鼓铁以铸刑鼎，著范宣子所为《刑书》焉，仲尼曰：‘晋其亡乎，失其度矣。夫晋国将守唐叔之所受法度，以经纬其民，卿大夫以序守之，民是以能尊其贵，贵是以能守其业，贵贱不愆，所谓度也。文公是以作执秩之官，为被庐之法，以为盟主。今弃是度也，而为刑鼎；民在鼎矣，何以尊贵？贵何业之守？贵贱无序，何以为国？’”盖春秋直至战国初年，政治家及政治思想家，主用礼，不主用法，且深藏固密，使民人不得与闻。直至《老子》书犹曰：“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国语》虽曰：“夫耳内（同纳）和声，而口出美言，以为宪令，而布诸民。”又曰：“布宪施舍于百姓。”但皆就乐言，非就法言。《楚语》载屈到死，子木言其“承楚国之政，其法刑在民心，而藏在王府，上之可以比先王，下之可以训后世”。《左传》言遗法者甚多，乃法范或法制之议，非若法家所言之条法律令也。如《鲁语》：“庄公如齐观社，曹刿曰：‘……夫齐弃太公之法，而观民于社，君为是举而往观之，非故业也，何以训民？……君举必书，书而不法，后嗣何观？’”（《左传》庄二十三年亦载之）以观社为非法，则法乃法制；“后嗣何观”，则又有遗法以为后嗣模范之义。又：“庄公丹桓宫之楹，而刻其桷，匠师庆言于公曰：“臣闻圣王公之先封者，遗后之人法，使无陷于恶。’”以丹楹刻桷为法，则法亦法制法范之义。又展禽论祀，臧文仲曰：“季子（展禽字）之言，不可不法也。”亦法制法范之义。《左传》文六年，秦伯卒，以子车氏之三子殉，君子曰：“先王违世，犹诒之法。……古之王者，知命之不长，是以……予之法制。……今纵无法以遗后嗣，而又收其良以死，难以在上矣。”亦明著为法制之法。屈到既为政，盖遗政在民，而载之王府所藏之史，其亦法范法制之义，非法家“编著之图籍，设之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之法也。
法家对于法之观念，据《韩非子·诡使》篇曰：“法令行而私道废矣。私者，所以乱法也；而土有二心私学，岩居窞路，托伏深虑，大者非世，细者惑下，上不禁，又从而尊之以名，化之以实，是无功而显，无劳而富也。如此，则士之有二心私学者，焉得无深虑勉知，诈与诽谤法令，以求索与世相反者也。”此种以法为神圣不可侵犯之说，亦与春秋时代之重贤尚德不同。
法家对于法之观念，据《史记·商君传》：“法之不行，自上犯之。”与荀子“由士以上，则必以礼乐节之；由士以下，则必以法制之”异。
法家对于法之观念，据《韩非子·用人》篇：“释法术而心治，尧不能正一国。”慎子亦极力反对“君人者，舍法而以身治”。此亦与春秋时之说异。《鲁语》及《左传》庄十年载长勺之战，“庄公谓曹刿曰：‘小大之狱，虽不能察，必以情。’对曰：‘忠之属也，可以一战。’”断狱以情，不以法，实即法家最忌之心治。又《左传》宣十五年：“君能制命为令，臣能承命为信。”则直以君言为法令，更法家所最忌。
再检《管子》此二篇。《法禁》篇：“法制不议，则民不相私。”又曰：“君之置其仪也不一，则下之倍法而立私理者必多矣。是以人用其私，废上之制，而道其所闻。故下与官列法，而上与君分威，国家之危，必自此始矣。昔者圣王之治其民也，不然。废上之法制者，必负以耻。……昔者圣王之治人也，不贵其人博学也，欲其人之和同以听令也。……拂世以为行，非上以为名，常反上之法制，以成群于国者，圣王之禁也。”《法法》篇：“明君在上位，民毋敢立私议自贵者，国毋怪严，毋杂俗，毋异礼；士毋私议，倨傲易令，错仪画制，作议者，尽诛。……彼下有立其私议，自贵分争而退者，则令自此不行矣。故曰，私议立则主道卑矣。况主倨傲易令，错仪画制，变易风俗，诡服殊说犹立，上不行君令，下不合于乡里。……不牧之民，绳之外也；绳之外诛。”此与《韩非子·诡使》篇之意同也。《法禁》篇曰：“法制不议，则民不相私；刑罚毋赦，则民不偷于为善；爵禄毋假，则下不乱其上。三者藏于官则为法，施于国则成俗。”《法法》篇曰：“禁胜于身，则令行于民矣。”又曰：“不为君欲变其令，令尊于君。……不为爱民亏其法，法爱于民。”此与韩非子“用众”及商君“法行自上”之主张同，与慎子韩非子力斥“释法而以身治”之说，亦无不同也。《法法》篇力言毋赦，谓：“赦出则民不敬，惠行则过日益，惠赦加于民，而囹圄虽实，杀戮虽繁，奸不胜矣”。谓：“凡赦者，小利而大害者也，故久而不胜其祸。毋赦者，小害而大利者也，故久而不胜其福。故赦者，奔马之委辔；毋赦者，痤雎之矿石也。”谓：“惠者，多赦者也，先易而后难，久而不胜其祸。法者先难而后易，久而不胜其福。故惠者，民之仇雠也；法者，民之父母也。”《法禁》篇亦主“刑杀毋赦”，此与“务法不务德”之说同也。其思想无处不与战国法家同，与春秋之说异。管子远在春秋初叶，安得有此违反时代预同数百年后之说？《齐语》记鲍叔牙称管仲曰：“制礼义可法于四方，（臣）弗若也。”则管子思想，固与春秋时代同，而此必战国法家之作无疑矣。
（2）《法法》篇两曰：“故《春秋》之记，臣有弑其君，子有弑其父者矣。”孔子以前之史，固亦多称《春秋》者，而连以“臣弑其君，子弑其父”，则战国称孔子《春秋》之词。如孟子曰：“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滕文公下》）亦可为成于战国之副证也。
《重令》第十五一一秦末汉初政治思想家作
此篇亦带极浓厚之法家色彩。如曰：“令出虽自上，而论可与不可者在下。夫倍上令以为威，则行恣于己以为私，百吏奚不喜之有？且夫令出虽自上，而论可与不可者在下，是威下系于民也。威下系于民，而求上之毋危，不可得也。”可知必在法家完成之后。再考篇中曰：“菽粟不足，末生不禁，民必有饥饿之色。”又曰：“畜长，树艺，务时，殖谷，力农，垦草，禁止末事者，民之经产也。”本农末商，盛于汉初，发生远不过战国之末，则此篇之作，亦在秦汉之间矣。
《兵法》第十七一一秦汉兵家作
此篇为兵家言，非春秋时书，无问题。其问题在作者年代。篇中发端即曰：“明一者皇，察道者帝，通德者王，谋得兵胜者霸。”王霸之分，起于战国中世；益之以帝，起战国末世；此又益以皇，其时已在秦汉矣。（详本书《附录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