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鸿声断残云碧，
背窗雪落炉烟直。
烛底凤钗明，
钗头人胜轻。
角声催晓漏，
曙色回牛斗。
春意看花难，
西风留旧寒。
一首《菩萨蛮》，凄婉感伤，情深意挚，道尽李清照的满腹乡愁。飘零他乡久矣，易安居士望归鸿思故里，见碧云动归心，惆怅寂寞，冷清孤单，只好寄情笔墨，抒发乡关之思，表达悲苦之情。
词人魂牵梦萦的故乡，就是济南章丘。
东出济南城，车行不远，南仰群山迤逦，脉连岱岳，倚鲁中山地；北望一马平川，腹衔黄河，接鲁北平原。“盖青济之喉襟，登泰莱之要冲”，山水相连，河湖交织，万木葱茏，景色如画：千年古邑章丘到了。
让词人魂牵梦萦的章丘，绝非等闲之地。
济南之名，缘于地处古四渎之一“济水”之南。其最早得名之地，就在章丘的龙山。
在龙山，可以翻阅中华8500年文明史。考古成果证明，史前文化，大致经过西河文化—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岳石文化5个阶段。这一史前文化发展谱系中的两个，即西河文化和龙山文化，首先在龙山发现并命名，而龙山的4处国家级和省级文化保护遗址（西河遗址、城子崖遗址、东平陵城遗址、焦家遗址），清晰呈现了中华文明的进程，表明龙山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城子崖遗址、西河遗址、洛庄汉王陵、危山彩绘兵马俑、焦家遗址发掘时，都曾轰动一时，分别列入当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从西河文化、龙山文化到商周文化、齐文化、汉文化，一直延续到唐宋文化、明清文化，序列完整，堪称中华文化和齐鲁文化的典型。
西河文化历时2000余年，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先民走出大山洞穴，离开茂密森林，选择龙山定居。这里丘壑连绵，古树成林，土地肥沃，河湖交错，水源充沛，气候适宜，水生动物丰富，自然环境优越。
章丘是中国陶艺之乡。8500年前，先民开启陶艺之路，以多沙泥质红陶为特征。距今6500年前，制成陶器“鼎”“鬲”，在中国阴阳学说中，这是象征符号。距今5000年前，创制“黑陶蛋壳杯”，在中国工艺美术史上，这是巅峰陶器。中国古代传说中，有“黄帝以宁封为陶正”“舜陶于水滨”的故事。然而，西河遗址考古发掘表明，这里最早的陶器实物，要比黄帝时代早三四千年。
章丘是中国农耕文明摇篮。8500年前，先民相中“狗尾草”，选育驯化，培育成粟米，历数千年栽培，世代朝贡，至今仍广泛种植。这就是龙山小米。
章丘是工业文明发轫之地。8500年前，先民发明制陶工艺，制出大型陶壶，用以酿制“桑葚美酒”。5000年前，以粟米为原料，酿出中国第一杯“米酒”，传承至今。章丘铁匠始于春秋，兴于汉，盛于唐，历2700多年。春秋初期，章丘使用铁质农具，带动矿石采掘，产生铸锻行业。战国末期，成为中国冶铁中心，章丘铁匠名扬天下，制作的宝剑，2000年前就是名产，皇帝用于赏赐公卿重臣。而欧洲直到18世纪中叶，才用炒钢法冶炼熟铁。汉武帝有鉴于铁的重要地位，下令设立专门管理机构，全国设铁官48处，山东就有12处。其中一处，就在章丘境内东平陵，即今龙山街道办事处。《山东通志》载：“唐时铁器，章丘最盛。”
章丘是中国最早的城市。8500年前，先民滨河而居，掘壕放水围城。6500年前，建成原始国家雏形，现“焦家遗址”。5000年前，建成亚洲首座大型城市——“城子崖古国”，城内道路首次尝试用“石灰面”修筑。3300年前，修筑首条“高速路”——“周道”。秦末汉初，兴建山东最大城市——“济南国”。
章丘是历史悠久的古城。从距今8500多年，到西晋永嘉（307—312）年间，龙山一直是济南乃至山东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魏晋以前，济南的首府，就在章丘境内的东平陵城。隋开皇十六年（596），章丘设县。1992年9月，章丘撤县设市。2011年8月，章丘被民政部、联合国地名专家组中国分部评定为千年古县。2016年9月，国务院批准章丘撤市设区，成为济南市城区的一部分。
章丘以泉水著称。民间相传，济南以趵突为魁，有72名泉，对应72地煞星；章丘以百脉为冠，有36名泉，对应36天罡星。百脉泉直上涌出，百脉沸腾，状如贯珠，历历可数。墨泉高出地面半尺，其色如墨，四季喷涌，晶莹剔透，飞花四溅，隆隆有声。梅花泉五泉齐喷，如暗香浮动的梅花花瓣，“倒喷五窟雪，散作一池珠”……诸泉昼夜喷涌，汇流成河，环绕楼宇农舍，交融稻田荷塘，滋润风物稼穑。泉水，已成章丘的根脉和灵魂，赋予其优雅的气质和生命的律动。
章丘自古多名士。丰厚的历史文化，孕育造就历代英才俊彦：战国时期阴阳家代表人物、五行创始人邹衍，“尽言天事”，创立“五德终始说”和“大九州说”。西汉东平陵的王莽，被看作“周公再世”，称帝“新朝”，推行改制。唐朝名相房玄龄，辅助李世民，“筹谋帷幄，定社稷之功”，成就“贞观之治”。宋朝一代词宗李清照，独创“易安体”，流芳百世，享誉“千古第一才女”；其父李格非，也是北宋文学名流。元代张斯立、张友谅叔侄先后居宰相位，刘敏中、张养浩、张起岩不但官位显赫，在文学方面也各领风骚。明代戏曲家李开先，被誉为“嘉靖八才子”之一。清代“辑佚”大家马国翰，一生辑书千卷，泽被后世；刑部郎中李慎修，刚正不阿、疾恶如仇，史称“白脸包公”。近代商业资本家孟洛川创建“瑞蚨祥”，以德为本，以义为先，以义制利，“祥”字号遍布全国，开创股权激励和连锁经营之先河，成为中国近代民族商业资本萌芽的标志，毛泽东称“历史的名字要保存，瑞蚨祥一万年要保存”。这些人中豪杰，薪火相传，一脉相通，留下璀璨夺目的华章，为推动社会发展贡献卓著，也为章丘积淀深厚的文化底蕴。
站在新时代起点上，现代章丘人秉承先贤，锐意进取，敢闯敢创，善作善成，正在谱写新的历史篇章。
这里讲述的，是一位女性和一个村庄的故事。
一 回娘家
这个故事，应该从那场运动会说起。
那是1994年秋天，章丘市明水镇举办农民运动会。主席台上，端坐着镇领导，当中是镇党委书记林子祥。
运动员分5个方队，鱼贯而入。前4个队，队伍松散，步伐凌乱，有的挺胸凸肚，有的抓耳挠腮，有的交头接耳，有的东张西望，像群散兵游勇。林子祥皱起眉头。
“一二一，一二一！”突然，入场口响起口令声，是个大嗓门，有些尖细，显然是女性的声音。大家伸长脖子，朝入场口张望。这时，一支方队走进场，统一穿着运动服；领头的年轻女子，身材高挑，浓眉大眼，短发及耳，显得格外精干。她的身后，是群青年男女，肤色黝黑，动作粗犷有力。
走到主席台前时，女子一声令下：“向右——看！”便举手向主席台敬礼，脚下迈起正步；与此同时，队员们齐刷刷望向主席台，正步整齐划一，胳膊孔武有力，一板一眼，煞有介事，仿佛是阅兵队伍。
一看这阵势，林子祥咧嘴乐了，问身边的镇教委主任：“这个女的是谁？”
“是王白中学的代课老师，叫高淑贞。”教委主任回答，“她既是领队，也是教练。这个方队，是10个村的农民代表，她一手调理的，很认真。”
“这样的能干事！”林子祥频频点头，“她在学校表现咋样？”
“不孬！是典型。”教委主任满意地说，“在我们农村中学，别说民办教师，就是公办教师，入党也很困难。她去年就破格入党了，很不容易，如果不是成绩突出，是不可能的。”
“噢。”望着台下的身影，林子祥若有所思。
明水镇下辖5个管理区，管理区各管10多个村。第二年冬，王白庄管理区党总支书记郭强来到学校，找高淑贞谈话。郭强也是教师出身，曾经教过高淑贞。
“淑贞，想换份工作不？是项光荣的工作。”郭强开门见山。
“啥光荣工作？”高淑贞有点诧异，“当老师挺好的，我很喜欢。”
“领导相中你了。”郭强歪着头，笑眯眯地卖起关子。
“相中我？”
“还记得去年的运动会不？”郭强兜出底子，“林书记注意上你了，想让你回娘家村当支书，你去不？”
“去！”高淑贞磕巴都不打，快言快语，“我非得把这个村治好，也给娘家人长长脸！”
“不过，”郭强打起预防针，“你娘家村可不好干，底子薄，可能会遭人欺负哩。”
“那怕啥？谁敢欺负我，我就同谁打！”高淑贞头一甩，袖一撸，“小时候，男同学欺负我姐，我把他摁在地上揍！”
“哈哈哈！你这个女汉子！”郭强两手一拍，“年底村两委换届时，你就上任！”
高淑贞生于1965年，姊妹8个，她排行老六，上有四姐一哥，下有一妹一弟。她该感谢父母，如果不是父母重男轻女，一心想再要个儿子，她也到不了这世上。为啥想多个儿？就是怕被人欺负。因为父母被欺负怕了。
父亲高家民，排行第三，上有俩哥。16岁时，国民党军队抓壮丁，要把他二哥高家林抓走。那年，高家林18岁。家里正缺劳力，当爹的寻思，老三还小，派不上用场，不如让他顶老二，出去混口饭吃，于是借口老二有病，四处托门子，居然办成了。高家民当了两年挑夫，没少吃苦，发育后身材高大，模样也俊，上司甚喜欢，让他扛枪当兵，还送他进中美特训班。
1948年，高家民所在部队吃了败仗，沿济青铁路，往青岛撤。一天夜里，火车开到一个车站，停下休整。一打听，说是杲家坡站。高家民一激灵，这不是家门口吗？瞅准一个空当儿，一猫腰，钻进谷子地溜了。炮楼里的哨兵发现后，朝他开枪，子弹跟在后面，嗖嗖地撵。高家民慌不择路，把腿摔断了，但不敢歇息，连滚带爬，逃过一劫，侥幸捡了条命；不敢回家，跑到大哥的女儿家，躲在炕洞里，直到队伍开拔。
这段传奇，“文革”时却成罪状，他被打成“历史反革命”，经常挨斗，家人苦受牵连。高家林先是躲到东北，最后含辱自杀。几个孩子也跟着遭罪，不能当红小兵，不能入团，只读到初中就辍学了。
小时候，高淑贞问过爹，你怨人家不？父亲呷了口茶，眯着眼，缓缓回答：“打仗死了多少人？这一片儿，一起出去的好几个，就我一个回来。我已经很知足喽！不怨天，不怨地。”所以，生产队长无论派他啥活，他都很顺从。
“文革”结束后，高家民看到了希望，让闺女帮他写申诉信，诉说自己的冤屈。这样的申诉信，高淑贞不知写了多少封。直到1980年，父亲终于被平反，戴了十多年的“帽子”，终于摘掉，高家终于摆脱厄运，抬头做人。
高淑贞一路读到高中，体育成绩很好，是济南市高中女子乙组5公里竞走冠军，“三铁”（铅球、铁饼、标枪）项目都是第三名。1987年，她高考落榜，赶上县里招聘农村代课教师，顺利入选，被招到明水镇王白中学，担任体育和生物老师。后来，与校团总支书记赵云昌相恋，1988年冬结婚。
高淑贞十分珍惜这份工作，表现很好。学校进小偷时，她不顾危险，一马当先，力擒盗贼。有年冬天，淘气的孩子玩火，把铁路枕木点着了，她带着学生扑救。学校安排她当动物学、植物学老师，她开动脑筋，把课讲得灵活生动。很快，她就脱颖而出，担任学校团总支书记、片区少先大队辅导员，被评为优秀教师；得到组织的认可，1993年5月入党，进入校委会；随后又被评为山东省“新长征突击手”，荣获山东省“青春立功”一等功。
镇党委见她是棵好苗子，有意栽培她，将她树为优秀共产党员，安排在大会上发言，最后决定让她到村里任职。
高淑贞有个5岁的女儿，这时候按政策怀上第二胎，刚6个月。赵云昌担心：“你挺个大肚子，行吗？30岁的人了，好好带孩子得了，瞎折腾啥？不怕别人笑话你？”
“我身体棒着呢，哪这么娇贵？俺娘那时怀着孩子，快生了照样拉沟子种麦子，也没啥事。”高淑贞笑嘻嘻地说，“我没当过官，不知道当官的滋味，想去过把瘾，你甭管。”
“嘁，官迷。”赵云昌撇撇嘴，“受了委屈，别哭鼻子，我可帮不了你，自己找罪受吧。”
“受委屈？”高淑贞一拍胸脯，豪气干云，“我是受委屈的人吗？你放心，我决不会求你。我可说好了，你干你的，我干我的，你不许干扰我。一言为定！”
“行，行，一言为定。”赵云昌苦笑一声。
高淑贞的娘家村，叫东太平。高淑贞的父亲头脑活络，在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年代，就偷偷做小买卖，家里是最早的万元户。母亲性格豪爽，古道热肠，学了姥姥一手针灸、接骨的绝活，谁有个头疼脑热，请母亲扎一针就好；谁家生孩子，都会请母亲接生。可惜，母亲患了尿毒症，去世早，没来得及把绝活传给孩子。不过，她豪爽泼辣的性格，全部传给了高淑贞。
1996年元旦过后，郭强送高淑贞上任。到了村里，郭强要开党员大会，费了好大劲，才把党员叫齐。村部是3间平房，低矮破旧。高淑贞同大家见面，她原以为，都是乡里乡亲的，抬头不见低头见，大家会很热情。没想到，一见面，心就凉了半截：说是党员大会，其实仅有7名党员，个个蔫头耷脑，像霜打的茄子。
郭强宣布：“经明水镇党委研究决定，任命高淑贞同志为东太平村党支部书记。”说罢，他带头鼓掌，高淑贞也跟着鼓，鼓了两下，发现不对头：在场的人，大多表情麻木，无动于衷地坐着，有的低头吸烟，有的交头接耳，还有的阴着脸，头扭向一边；只有两位老人，面容和善，一位微笑点点头，另一位举起手欲鼓掌，见别人不动弹，也放下了手。
郭强有些尴尬，干咳一声，说道：“大家有什么意见？可以提提。”
阴脸扭头的那位，年近60，鼻子里“哼”一声，满脸不屑。他叫高文山，原是煤矿职工，退休后回村养老。
中间几位，分别叫刘秉信、高宝清、高绍雨、高绍武、高绍伟。
微笑点头的老人，便是刘秉信。另一位欲鼓未鼓的，叫苏士华，也是煤矿退休职工。
毕竟是娘家村，高淑贞还是了解的。除了刘秉信是老支书，任职多年，其他几个，任职时间都不长，都是干不下去，被迫辞职的。最后一任是高绍伟。也就是说，除2名退休工人外，全村5名党员，都轮流当过支书。高绍伟辞职后，村里实在选不出人，镇党委只好委派高淑贞。
见大家不吭声，郭强皱起眉头：“俗话说，火车要有车头带，致富要有领头羊。咱村没了领头人，人心都散了，工作停滞不前，老百姓怨声很大，要尽快运转起来。你们都是共产党员，要服从组织决定，积极配合高淑贞同志，把工作抓起来。”
说罢，郭强挨个点名，一遍遍问：“你有意见吗？”
被问者只好逐个表态：“没有。”
问了一遍后，郭强一锤定音：“都没有意见是吧？那好，通过！”
这一切，高淑贞看在眼里，但她不动声色，只是表态：“我是镇党委派来的，不是我自己来的。我回到娘家村，还指望娘家人支持。”说到这里，她指着高宝清，“哥哥，还需要你支持呀。”
高宝清讪笑：“那是，那是。”他是高淑贞的本家。
高淑贞转向刘秉信说：“秉信，虽然你叫我小姑，但你是老支书，也是老教师，我没有经验，不会干，以后你要多教教我。”
刘秉信点点头，欠欠身，笑了笑：“哪里，哪里，只要为大家伙干，都要支持。”
在东太平村，高氏家族的辈分中，高淑贞是“寿”字辈，比“绍”字、“兆”字大一辈。在座的，虽然年龄都比高淑贞大，但论辈分，都得喊她姑。所以，对他们，高淑贞换了一种口气，冲着高绍雨、高绍武、高绍伟说：“你们几位，都当过支书，知道这个滋味，你们可不能给我出难题！”
几个人只得说：“哪能，哪能呢，谁也不好意思的。”
高淑贞知道，苏士华老实巴交，所以只对他笑笑，没有提要求。苏士华也赶紧朝她笑笑。
至于高文山，高淑贞自始至终没有搭理。她知道此人性格，向来自视清高，谁也不在眼里，更瞧不起女性。自高淑贞进屋后，他不要说正眼看一下，连眼皮也未抬过。高淑贞明白，对这样的人，越把他当回事，他越会飘起来，不如晾一边，当他不存在。
见高淑贞停下来，郭强问：“说完了？”
高淑贞说：“完了。”
“那好。”郭强站起身，“会议到此结束，散会。”
这时，高淑贞注意到，高文山肩膀抖动了一下。
走马上任第一天，高淑贞有些失望。她原以为，当支书是件风光的事，她又是从村里出去的，娘家人会笑脸相迎。没想到，迎接她的，竟是一瓢冷水。她这才回过神：捧了一个烫手山芋。转念一想，自己太天真了，如果这个支书吃香，镇党委会想到她吗？
高淑贞从小就要强，虽然有些失望，但没有退缩，暗暗给自己打气：过河卒子无退路，只有头拱地，往前冲！
二 释印把
党员会结束后，接着开两委会。高宝清、高绍雨既是支部委员，也是村委会委员。村委会班子中，还有两名非党委员：一个叫高荣青，女的，计生干部；一个叫刘星田，村会计兼文书。高荣青进屋时，冲高淑贞笑笑，说了声“来了”，便坐在角落里。刘星田进屋后，招呼也不打，一屁股坐下，掏出香烟，点着，顾自吸着，眼皮也没抬。
郭强宣布镇党委决定后，照例问高荣青和刘星田，你俩有啥意见？高荣青很干脆，说没意见。刘星田只顾吞云吐雾，并不吭声。
郭强直接点名：“星田，你呢？”
刘星田鼻子“哼”一声，撂出一句：“谁干都一样。”
高淑贞一愣，仔细打量刘星田，见他五十开外，两眉深锁，颧骨高耸，眼睛微眯，烟在唇间抖动，衣襟尽是烟灰；脸藏在烟雾中，冷得像把刀子，显得高深莫测。她心里一颤，知道遇上硬碴儿了。
高淑贞想，要干事，得先把班子的心拢一拢，连着开了几次会。头一两次，她挨个登门通知。后来，她让人捎话，别人都来了，唯独不见刘星田。她只好再上门请，一请二请，竟惯成毛病：开会时，须得高淑贞亲自上门请，否则他不参加。
本来，高淑贞以为，高文山会给她使绊子。过了些日子才知道，他的能耐全堆在脸上，在村里没啥根基，也没啥地位，就像小河沟里的泥鳅，掀不起大浪。真正的对手，竟是高深莫测的刘星田。
东太平是小村，只有100多户，共300多口人，原属官道店大队，后来分出来。刘星田自年轻起，就在官道店大队当会计，资格比刘秉信还老。东太平村支书像走马灯，他却岿然不动，可谓树大根深。不过，他有“命门”：爱赌。所以，一直没有入党。
别看刘星田不是党员，更不是支书和主任，却是“最高实权者”——管着村两委的公章、全村土地资料、全村人的户籍册。
农村的公章有多重要？一句话：掌管村民生老病死。娶亲嫁女？先盖章；妇女生娃？先盖章；娃要上学？先盖章；儿想当兵？先盖章；杀猪卖肉？不盖章，开不出防疫证明，甭想进市场。
照理说，管公章的人，只是保管员而已。盖不盖、啥时盖，应该听村支书、村主任的。但在东太平村，公章成了刘星田私货，平时锁在家里，钥匙挂在腰上。谁想盖章，得看刘星田心情。如果他心情不好，即使村支书、村主任同意，他不掏钥匙，谁说也白搭。甚至有时管理区书记、主任上门，他照样不给盖。更过分的是，村民每盖一次章，他都要收2元钱。理由是村里没给他发工资，盖章会耽误他工夫。村民恨得牙痒痒，当面却不敢得罪，只能赔笑脸。
有一次，有户村民孩子考上中专，报到前需要开户籍证明。这天晚上，村民来盖章。刘星田家的门关着，里面亮着灯，传出几个人说话声，听得出是在打牌。然而，无论怎么叫门，里面就是不开。第二天早上孩子就要出发，村民急了，连叫带擂。这下惹恼刘星田，开门破口大骂。两户人家撕扯起来，最后闹到管理区。
高淑贞上任后，也尝到求他盖章的滋味：村民需要盖章时，她得领着村民上他家——无论是她盖章，还是管理区盖章，都须登他家门，赔着笑脸说好话，看着他拉着脸，掏出钥匙，打开橱子，取出公章，慢悠悠盖上，从不让别人碰到章。整个过程，就像他在施舍于人，公章俨然成其私有财产。这个过程，于他是权力的享受，于人却是人格轻慢，甚至是侮辱。只有一点不同，村民盖章须付费，高淑贞或管理区盖章时，他没有开口要钱。
前几任支书之所以如走马灯，与他也有直接关系。支书想办的事，凡是不合他意的，他一概不配合，把支书架空；至于其他村干部，更是被他牵着鼻子走。
以前，村办公室破败不堪，村干部很少来办公，遇事都是到家里商量。高淑贞上任后，将办公室拾掇一番，要求大家集中办公。其他人来了，唯独刘星田不来。高淑贞说了几次，他当耳边风。高淑贞有事时，只好上他家商量，倒像他是领导似的。为这，高淑贞心里憋屈，强忍着。
1996年3月，高淑贞剖腹产，生下第二个女儿，休息40天，就急着上班。这年夏天，农村开始整理土地资料，为来年的第二轮土地调整做准备。全村档案资料都在刘星田手里，村民需要频繁盖章，又遇到盖章收费的事，村民怨声载道。高淑贞决定找刘星田谈谈。
这天中午，高淑贞登门。刘星田刚吃完午饭，端着一杯茶，正嘬着牙，见高淑贞进来，抬抬下巴：“坐。”
高淑贞在他对面坐下，和颜悦色地说：“星田哥，你盖章收费的事，村民反映到管理区了，你不能再收了。盖100个章才多少钱？影响不好。今后工资会有的，钱比这多多了。”
刘星田沉下脸，茶杯重重一搁，气鼓鼓地说：“一分钱工资都没有，咋过？以后不收就是了。”
见他这么爽快，高淑贞有点意外，很高兴，寒暄几句就告辞了，边走边想：人家虽然有情绪，觉悟也不算差，只要同他讲明白道理，他还是能接受的。看来，以后要同他多沟通。
高淑贞高兴早了。自那以后，刘星田确实没再收费，但也不办事了。村民来盖章，他说要出门赶集，没时间。晚上，村民来敲门，他明明在家，就是不开门。
高淑贞想，不能再拖下去，必须解决，就向管理区副书记郭伟宏汇报，要把公章收回来。
郭伟宏沉吟道：“他管了几十年，你要收回来，他会刁难你的。”
“我不怕。”高淑贞头一扬，“他如果刁难我，我就同他干！”
“他不给咋办？你又不好抢。”郭伟宏有点担心。
高淑贞想了想，说：“我有个方案，不过，得管理区支持。”
郭伟宏来了兴趣：“你说说，只要合理，一定支持。”
高淑贞如此这般，说了“计谋”。郭伟宏频频点头。
这天，高淑贞来到刘星田家，对他说：“星田哥，管理区通知我，要审计呢。”
刘星田抬头问：“审计啥？”
高淑贞说：“我来半年了，要审计我的账目呢。”原来，高淑贞上任时，明水镇拨了10万元，用于东太平村的建设，包括修路、架电等。
刘星田皱起眉头：“我都一笔一笔记着呢。我记了30多年账，从没听说要审计。咋的？信不过我？”
高淑贞说：“那倒不是，这是新制度。以前，村里穷得叮当响，想审也没啥审。现在，不是有10万元吗？按规定，是要审计的。明天，你把账和公章拿到管理区去。”
管理区设有会计、文书和计生干部，管着10个建制村。每个月，各村会计都要去报账。
听说是管理区的要求，刘星田不敢违抗，有点不情愿，嘟囔道：“就这几笔账，我记得明白着呢，闭着眼睛都背得下来，看他们能审出个啥！”
管理区收到账本儿后，委托街道审计站，还真审计了一遍，出具了一份审计报告。过了些日子，管理区通知高淑贞，说审计好了，把账本儿拿回去。高淑贞取回账本儿后，交给刘星田。刘星田“咦”了一声：“咋只有账本儿？公章呢？”
高淑贞说：“管理区说了，公章统一管理，今后村民要盖章，我到管理区去盖。我有摩托车，去一趟很方便，反正也不远，你也省事了。”
刘星田张了张嘴，没发出声音，愣了半晌，双手一背，低着头走了。
几天后，刘星田来找高淑贞，气呼呼地质问：“我问过别的村了，公章都在村里呢，为啥咱村的公章要上交？”
高淑贞早就想好说辞：“别的村支书都是本村的，我是外面派来的。管理区要加强对我管理呀。”
刘星田无言以对，悻悻离去。
从那以后，村民要盖章、开证明时，高淑贞腚下冒烟，即去即回，一手代办。这对高淑贞来说，工作量大了，但她很乐意；因为她巧妙地夺回了权力，也化解了矛盾，理顺了关系，村民们很满意。
这事传到林子祥耳朵里，他朝高淑贞竖大拇指：“淑贞，兵不血刃，高！”
不过，刘星田从此与她结怨，放风说：“我干了这么多年会计，从来没有哪个书记敢‘咋几’（济南方言，意即‘怎么着’）我，就她能！”平时便消极怠工，经常找借口不参加会，土地调整需要查找资料时，不时甩脸色给她看。
高淑贞一直憋着，心想：这是娘家村，抬头不见低头见，尽量维持着；万一撕破脸，将来就不好处了。
就这么疙疙瘩瘩着，到了第二年秋天。
有一天，村里要商量土地调整的事，高淑贞照例上门请刘星田。以前，刘星田都是找借口推。这次，他干脆连借口也不找了，直接说：“咋又开会？我没空！”
高淑贞说：“星田哥，你是会计，又是文书，你不参加，会没法开呀。”
刘星田梗着脖子说：“你不是能吗？我不干了，你爱咋干就咋干！”
高淑贞等的就是这句话，当即就坡下驴：“你不干可以，把账本儿交出来，我另外找人。”
刘星田以为，村里除了他，没人能干这活，本想刁难一下，没想到高淑贞这么说，气得跳起脚：“好你个小玲玲（高淑贞小名），我知道你早就想换我了，终于说出来了。”
高淑贞不动声色：“这可是你自己说的，我尊重你的决定，不让你为难了。”
刘星田不甘被免，与高淑贞几番较量，最终败下阵来，极不情愿地交出账本儿。
村里有个年轻媳妇，叫高玲，是刘星田本家亲戚，高中毕业，嫁到东太平村。高淑贞看她责任心强，愿意为村里做事，是棵好苗子，就有意栽培她，让她当会计和文书，还培养她入党。
三 清路障
高淑贞每次进出村，最头疼的是村外小道。
东太平进出时，须经过官道店村。以前同属一个大队，没觉得咋样，外出机会不多，活动范围限于本大队。分开独立为两个村后，去官道店办事少了，外出时再经过官道店，就显得绕道。于是，在官道店村外，东太平修了条生产路。所谓生产路，就是下地干活的路。要修生产路，就得占官道店的地。当年，为了修这条生产路，东太平没少和官道店磨叽，好在原先是一个大队，又都是集体的地，难度还不算太大。包产到户后，哪怕是让出巴掌大的地，农户也像是割自己肉，没那么容易。
这是条土路，坑坑洼洼，步行时三步一晃，骑自行车经常摔跤。若遇雨天，更是泥泞难行，进出须穿雨鞋。高淑贞有辆摩托车，雨天不要说骑，连推都推不动。最初建生产路时，路基有6米宽，几十年下来，沿路两侧的农户，把弃之不用的砖石、瓦砾，随意堆在路旁，秸秆、农家肥一堆挨一堆。甚至还有种上桃树的，不断挤占路面，最窄处只剩一两米。别说汽车，拖拉机也无法通行，搬运个东西，只能肩扛板车推。
“新官上任三把火”，高淑贞走马上任后，烧的第一把火，就是先修路，恢复原先路基。
要修路，就得先清障。别看尽是些垃圾，在农家眼里，就像鸡肋，食之无味，弃之可惜。沿路的地，大多是官道店的，要清障，须同官道店村打交道。高淑贞找到官道店村村支书李学进。李学进有些为难：“都是村民自个儿的，我说了不算。要砍掉桃树，你们得赔偿哩。”
高淑贞不以为然：“这是人民公社留下的路，路上咋能种树？要赔，让他们找我。”
“你就看着办吧。”李学进两手一摊，“我管不了，修路我没意见，只要老百姓愿意就行。”
两个村沾亲带故的不少。高淑贞发动村民，给官道店的亲友传话，说村里要撒灰线修路，让他们把自家的东西挪走；逾期不挪走的，村里将清运走。多数村民通情达理，也希望路能拓宽，他们上地也方便，所以能挪的都挪走了，用不上的就说不要了。随后，高淑贞找到附近的三号井煤矿，借来铲车，又从婆家雇来拖拉机，清运垃圾和杂物。
只有一户村民，就是种桃树那位，外号“小黄鼬”，要求一棵树赔500元，总共六七棵，须赔3000多元。村里穷得叮当响，哪有钱赔？高淑贞托人说了多次，“小黄鼬”梗着脖子说：“不赔钱？甭想从这里过！”
“小黄鼬”为人强势，“文革”时没少折腾人。有一次批斗老支书，他把滚烫的糨糊涂在大字报背面，呼地一下贴在老支书后背上，烫得老支书惨叫连连。平时，村民都让他三分。
高淑贞打听清楚后，找高宝清、高绍雨、高荣青商议。在场的，还有高志广。高志广比高淑贞小一辈，叫她姑，人高马大，性格豪爽，好打抱不平，对高淑贞很恭敬。高淑贞上任后，村里有些人斜眼瞧她，有不服的，有不屑的。高志广听到风声，力挺高淑贞：“小姑，别听别人瞎吵吵，你只管干，咱支持你！”高淑贞说：“你跟着我干不？”高志广声高八度：“干！”高淑贞当即说：“行！你就给我当助手！”高志广爽朗回答：“行！”开始修路后，高志广就跟着跑腿。
听说“小黄鼬”耍横，高志广拍拍胸脯说：“小姑，这事好办，包在我身上！”
高淑贞乐了，知道他好喝几口，遂买来两瓶白酒，还有几样熟猪下货。落晚后，叫上高宝清、高绍雨，又拉上自己哥哥，上门犒劳高志广。高志广忙叫媳妇炒几个菜，几个人吱溜起来。
几杯酒下肚后，高淑贞停下筷子：“志广，你有啥好主意？这事不能再拖了。”
高志广酒杯一蹾，眨眨眼：“重赏之下，必有勇夫。”
“你想啥重赏？”高淑贞以为他提条件。村里一穷二白，拿啥去赏他？
“就赏这！”高志广端起酒杯，晃了晃，杯里尚剩半杯，盯着高淑贞，“小姑，我透了，你透吗？”“透”是喝净的意思。
哥哥连忙拦阻：“你怀着身子呢，别喝了。”
高淑贞还有大半杯，足有一两多。她略一犹豫，端起杯，同高志广一碰，脖子一仰，杯子见底。
“爽快！”高志广喝一声彩，也一干而尽。
高淑贞放下杯子，抿抿嘴说：“志广，这条土路，老百姓已经吃够苦头，我想给村里铺条柏油路，没想到第一步就迈不开，我急啊。你别卖关子了，有啥好主意？快说说。”
高志广拿起酒瓶，给高淑贞斟满，慢条斯理：“这你别管了，今晚只管喝酒，明天早晨看结果。”
第二天上午，咣咣咣！一阵破锣声，伴随着叫骂声，打破东太平村的静谧。村民开门一看，原来是“小黄鼬”，一手拿脸盆，一手拿木棒，边走边敲，边敲边骂，话语不堪入耳，尽是恶毒诅咒。
开始，村民莫名其妙，听了一会儿，终于反应过来：那六七棵桃树，昨晚不知被谁砍了，齐刷刷地躺在地上！
高淑贞家在王白庄，平时早出晚归，上午进村，听说此事后，抿着嘴偷乐。
过了几天，“小黄鼬”找上门来，怒气冲冲，要高淑贞赔偿。高淑贞装糊涂：“是谁砍的你找谁去，关我啥事？”
“小黄鼬”瞪起眼：“就怪你，你不修路，别人咋会砍？”
高淑贞端起茶杯，喝了几口水，慢悠悠放下杯，瞅着他：“那是我们全村人走的路，你种树挡道，还有理了？人家在你家门口种树，你会乐意？别说我不知道谁干的，就是我们村里人干的，也不会赔你一分钱。”
“你等着瞧，我就不让你蹚路！”“小黄鼬”气得一蹦三尺高，撂下这句话，甩手而去。
几天后，“小黄鼬”又种上小树苗，东太平的村民气不平，趁夜把树苗拔了。“小黄鼬”改种蔬菜，村民路过时，故意踩踏蔬菜。来来回回，反复较量多次，拖延了3个多月。为避免冲突，高淑贞叮嘱，留下一个豁口，先平整其他路基。路基全部平整后，这个豁口像个癞疮疤，特别刺眼，过往村民路过此处时，都要痛骂“小黄鼬”。官道店的村民下地，看到这个豁口后，也在背后议论“小黄鼬”。“小黄鼬”见惹了众怒，脸上挂不住，不再那么嚣张。
第二年开春，高淑贞张罗铺柏油路，让施工队刨掉桃树根，在豁口处填上石碴压实。“小黄鼬”胳膊拧不过大腿，尽管愤愤不平，却也无可奈何。
高淑贞挺着大肚子，天天泡在工地。站久了，腿脚肿得很粗，鞋都穿不上。婆婆不乐意了，埋怨她：“为了一条路，要把孩子搭上咋地？”逼着儿子，硬把她拽到医院。
住院一检查，羊水都快没有了。医生皱起眉头：“怎么才来住院？再晚点，孩子保不住了。”紧急实施剖腹产。
因为惦记着铺路，产后40天，高淑贞就执意出院，抱着孩子上工地。
柏油路铺好后，全程6米宽，与外面的公路相连，汽车直接进村，村民纷纷说好。高淑贞想，建设新农村，先要让路四通八达。她一鼓作气，在村庄内外继续修路。
村外有段水渠，200多米长，渠旁有上百棵梧桐树，是官道店村民栽的，占的是公家荒地。要拓路，须伐树。东太平村贴出告示后，官道店村民自知不占理，见“小黄鼬”也不是对手，知道惹不起，都自觉砍掉了。想讹一把的人，不敢自讨没趣，也缩了回去。至于本村各家门前的树，只要阻了道的，都纷纷自伐。
东太平村的西侧，有个侯家庄。两村之间有条生产路，原先也是6米宽。路两侧耕地的主人，眼热那点路面，你一锹，我一镐，将路面刨成耕地，致使路面只剩2米多宽。高淑贞要把被占的路面收回来。不过，伐树还好，要想还地于路，就没那么容易了。
第一户是高兆海，原先是农民，后来顶替当了教师，老婆孩子仍在村里。头年冬天，高淑贞早早打了招呼，让他少种两垄麦子，腾出两垄地，来年开春后要修路。毕竟是老师，高兆海还算讲理，说多占的地可以退出来，但如果占他的地，就要就近调给他。
高淑贞说，可以按亩均600斤麦子、800斤玉米，折价赔给他，但高兆海不同意，坚持要补给他地。高淑贞想，来年将开始第二轮土地承包，需重新调整承包地，就答应了。
第二户是刘星田。他本来心里就有气，要从他碗里刨食，岂肯善罢甘休？开始，他让母亲和妻子出面，拔掉村里砸的木桩，坚决不让动他的地。后来，他也像高兆海那样，要求补给他相邻的地。
高淑贞来到地头，用脚丈量刘星田的地，共有190多步。这一丈量，发觉不对劲。她估算，刘星田的地南北长约180米，但查阅地亩账时，刘星田地的南北长度是150米。于是，她找了几个村民，重新测量刘星田的地，长度是181米！
明眼人一看就明白，刘星田这是以权谋私。第一轮土地承包时，就是在他手上丈量的。显然，他当年作弊了，十多年来一直贪占着。
这事惊动了管理区，找他谈话。这下子，刘星田慌了，乖乖吐出两垄地。有些村民不服气，私下找高淑贞，要求处理刘星田。高淑贞说：“乡里乡亲的，天天生活在一起，抬头不见低头见，别太较真，让他家抬不起头。既然问题已解决，得饶人处且饶人，就别再追究了，冤家宜解不宜结。”
迎面而来的拦路虎，一个个被拱开。在高淑贞奔波下，东太平村四周的路，越来越宽，越来越多。村内的断头路，也修成环形路，越走越顺畅。
从跬步出发，高淑贞开始千里之行。
四 拔穷根
东太平村不太平。
东太平是个穷村，村民除了务农就是在附近的煤窑、黏土矿打工。这些土窑小矿，安全得不到保障。煤矿常发生瓦斯爆炸，黏土矿也常坍塌，村民经常横死。高淑贞上任后就处理过多起伤亡事故。
1996年夏天，有天夜里，高淑贞给孩子喂完奶，正在沉睡中，大门被擂得咣咣响。半夜三更，这样的声音令人恐怖。夫妻俩被惊醒，赵云昌问：“谁啊？”
门外传来女人的哭腔：“高书记在吗？我家男人被车撞死了！”
高淑贞心里一沉，一骨碌起床，穿衣开门。门刚打开，一个妇人撞进来，扑通一声，跪在地上，号啕痛哭：“高书记，这可咋整啊！你要帮帮我啊！”
因动静太大，孩子被吵醒，哇哇大哭。赵云昌连忙哄孩子。
妇人哭诉道，自己男人叫郑善铎，两口子本来有俩儿子，两年前，大儿子在瓦斯爆炸中烧死。为养家糊口，男人到外村瓦窑打工，刚才去上工时，在路上被车撞死了，肇事车也跑了。
高淑贞一听，扭头对丈夫说：“孩子交给你了。”取了摩托车钥匙，对妇人说：“走！”
出了门，高淑贞载着妇人上路。深夜漆黑一团，道路高低不平，高淑贞很少夜里驾车，一路提心吊胆。
路上，妇人告诉高淑贞经过：小儿媳妇也在瓦窑打工，晚上上工时，骑电瓶车走在前面，她男人骑自行车在后。接班时，工友问小儿媳妇：“你公公爹呢？”小儿媳妇说：“来了呀，就在我后面呢。”又过不短时间，工友觉得不妙：“这么久没到，不会出啥事吧？”几个人沿路寻找，赫然发现他倒在路边。小儿媳妇赶回家报信，儿子夫妻俩往出事地点赶，她便来求助高淑贞。
出事地点在济青公路上。高淑贞用摩托车灯一照，顿时头皮发麻，全身汗毛直竖：郑善铎血肉模糊，横尸路边，半个脑袋没了，地上一大摊血。这样的惨象，即使白天也令人毛骨悚然，何况是在半夜？高淑贞吓得腿都软了。郑家人则哭得死去活来。
若是过去，目睹这样的惨景，高淑贞可能远远避开了。可是，现在不行啊，她是村支书，是村民的主心骨呢，得揽起这事。她抹了把泪，问在场的工友：“报警了没？得找车运走，不能躺在路上。”
“咋报？”几个工友傻傻站着，早已六神无主，束手无策。
那时，手机还没普及，只能找座机。高淑贞想了想，说：“我去找电话吧，你们在这儿守着。”三四里外，就是王白管理区，她独自一人，揣着恐惧，脑袋里晃着死者的惨样，骑着车，摸黑赶到管理区，叫醒值班室门卫，打通110、120。
那天晚上，高淑贞一夜没合眼，也没回家。第二天，既要处理后事，又要安慰死者家人，直到夜里10点才回家。她正在哺乳期，一天半没给孩子喂奶，奶水涨得厉害，胸襟都湿透了。
还没进家门，就听得孩子哑着嗓子哇哇哭。进门一看，赵云昌抱着孩子，正在屋里打转转，满脸焦灼。见了她，没好气地说：“你还要这个家吗？你知道孩子哭多久了？喂啥都不吃！”
高淑贞已经近24小时没合眼，浑身累得像散了架，恨不得立刻躺在床上。听到丈夫抱怨，无名火腾地上来，本想回敬几句，可看到孩子哭哑嗓子的模样，又很心疼；接过孩子，坐到角落里，边给孩子喂奶，边抹眼泪。
看到妻子的狼狈样，赵云昌立马心软了，歉意地说：“我给你下面条吧？肯定没吃饭，我也没吃，一块儿吃吧。”
高淑贞再也忍不住，嘤嘤哭出声来。正在吮奶的孩子停了下来，忽闪着大眼睛，好奇地盯着妈妈。
过了会儿，赵云昌端着面条出来，柔声说道：“你来吃点吧，我知道你累了一天。我只是心疼孩子，没有责怪你的意思。昨晚你走后，我就没合过眼，一直在挂挂（方言，意为‘牵挂’）着你。若不是照顾孩子，我肯定会陪你去。当村官事太多，啥事都找你，太累了，干脆别干了，回来当老师多省心。”
“你别扯后腿。”高淑贞抹把泪，叹了口气，“你不知道她有多可怜！连遭天灾人祸：前年儿子刚走，全家人还没缓过来，男人又走了，就像天塌了一样。我是支书，我不帮，谁帮？这是我的分内事，不用你帮忙，只要你能理解，不要责怪我，就够了。”
“我理解，我支持，不扯后腿。”赵云昌连忙表态，“你赶紧吃点。”
赵云昌话语不多，通情达理。高淑贞常接济困难户，他和妻子一起掏腰包。村里有个女孩，出生不久，尾骨处就长瘤，越长越大，压迫神经，两腿无法站立，只能在地上爬行。高淑贞看在眼里，疼在心上。她月工资260元，同赵云昌一合计，两人拿出300元。高淑贞又动员村民捐款，你1元，他2元，凑了五六十元，给女孩买了辆轮椅。
第二轮土地调整时，中央文件规定，村集体要保留5%的机动地，用于新增人口。很多村没有执行，地都被分光了。东太平村一些村民也嚷嚷，要把地全部分掉。
高淑贞坚决不同意。她在会上说：“中央这样规定，是考虑到咱子孙后代。今后谁家不添子孙后代？要给后代留个机动饭碗。”在她坚持下，村里保留65亩机动地，作为村集体用地，按每亩每年100元，出租给本村2家种植专业户。这6500元，是东太平村第一笔集体收入。原来的空壳村、倒挂村，终于有了第一笔收入。
高淑贞想，过去村两委没威信，很大原因是村集体穷，干不成事。所以，她琢磨着，要给村里攒点家底。从哪着手呢？她找了本《章丘县志》，想了解一下村庄周围的历史。
县志记载，东太平村原叫纸坊庄，过去是造纸的作坊，后来被一把大火烧毁，故改了村名，不再造纸，改弹棉花。纸坊庄对面，有个倒流庄，过去是烧石灰窑的，窑建在大堰上。
高淑贞想，造纸技术复杂，要想恢复很难，但烧石灰窑不难，石灰石很多。对，就烧窑！那时，环保意识还不强，高淑贞也一样。
东太平村外有条沟壑，三四米深。沟壑两岸，当地人称大堰，堰里风势很大。高淑贞领着村民，在堰下掏个窟窿，窟窿直通堰顶，顶上竖个筒子，2孔石灰窑就建成了，省事又省钱。包给本村2户村民经营，1997年当年租金3000元，这是村里的第二桶金。第二年，2孔窑租金6500元。
尝到甜头后，高淑贞想扩大规模。可是，村集体没实力投入，她就发动村民自建，向村里交租赁费。村民们正愁致富无门，纷纷响应；官道店村也效仿，两村一下子建起39孔，东太平村占一半。1998年，村集体收入达到3万元。按照农村脱贫标准，村集体达到3万元，就标志着摘掉贫困帽子了。
有了钱就好办事。过去，村里没有办公经费，须挨家挨户征收。从1997年起，村里不再征收办公费，还盖起文化大院，建起村委办公房，村道安上路灯。第二年，高淑贞见村里的孩子无处托管，就腾出村委办公房，办起幼儿园，另建2间办公房。随后，她又建卫生室、扩容变压器。
原先，村里的变压器只有50千瓦，仅够照明。高淑贞请供电部门帮忙，改为三相电，扩容到150千瓦，棉花加工很快带动起来，东太平村成为棉花加工专业村。高淑贞没停下脚，又引导村民养殖畜禽，成为养殖专业村。
产业带动脱贫。村民荷包鼓起来之后，大家纷纷盖新房，六成人乔迁新居。村子也从破旧不堪变得崭新有序。
高淑贞当4年村支书，原先的穷村、乱村，被她带成了先进村。由于她治村有方，荣誉接踵而至。1997年，她当选济南市人大代表。这一年，她的代课教师身份“转正”，成为事业编制的公办教师。1999年，她被评为山东省“三八红旗手”。
镇党委十分满意，2000年2月，春节过后，提拔她到柳沟管理区任副主任。高淑贞推荐高玲任村支书，推荐高荣青为村主任人选，后来两人经村民选举当选。
听说高淑贞要调走，村民们十分不舍，家家都拉着她，要请她吃饭。临走那天，凡是在家的人，都出门送她。大家依依不舍，含着泪重复：“常回来看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