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塑中国小说：美查之申报馆（1872—1892）

［美］叶凯蒂　著　季凌霄　译

1898年，百日维新失败之后，以“新小说”之名，现代小说宣告其在中国降生。⁽¹⁾近来的研究（包括我本人的）强调了何种社会与政治因素，使小说得以成为中国文学与社会转型的推动力量。⁽²⁾小说具有讨论国家与社会议题、推进改革的潜力，这对提升这一文类（genre）的地位是至关重要的。同时，撰著小说也承应了小说作者对新事物与现代事物的寻求。⁽³⁾

而这一发展只有在具备一系列物质与文化条件时才可能发生。但是迄今为止，与小说发展直接有关的物质与文化条件尚未引起太多关注，本文将对此进行探讨。⁽⁴⁾这里，新的物质条件包括：新式出版机构，它们运用当时最先进的印刷技术，并且有意识地培养对于小说市场潜力的商业意识；一家中文报刊出版机构，它具备全国乃至国际性的发行网络，能将关于小说的资讯、广告与评论传播给中国读者。而使小说这一文类得以提升的文化条件包括：由新式城市知识人（new-style urban intellectuals）组成的日益壮大的发声群体，在他们眼中，中国是与“世界”联结的，中国正面临危机，而他们则试图寻找解决之道、寻找能够表达与传播其理念的新渠道。他们将上古中国或是同时代“西方”和日本等“文明”国家理想化，从中找到了他们的宏图基点。除此之外，一个不断扩展的阅读公众（public readership）正在形成之中。他们熟悉报纸这类新媒介，寻求消闲阅读，并且对全球新时尚和新风潮持开放的态度。

在中国，所有这些条件在上海公共租界（Shanghai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成形，这里是中国与世界连接的首要“接触区域”（contact zone）。许多重要的文化中介者（cultural brokers）从不同国度汇聚于此，这里的媒体每天都与世界建立着联系。

19世纪，在国家制度、工程学、科学、语言、宗教、意识形态和文化方面发生了诸多相互密切交织的、跨文化共享的（transculturally shared）转变。小说作为一种引领性的文类而兴起便是上述转变之一。在欧洲，这一转变出现于19世纪早期；而根据布拉格结构主义学派一项重要却常常被忽略的早期研究，在诸多亚洲国家包括中国，小说文类兴起于1870年代至1910年代之间。⁽⁵⁾从这样宽泛的概括中可以看出，小说兴起的过程中存在着一种跨文化的相似性；然而，不同环境下这一过程的动力与能动者（dynamics and agents）必须分开检视。

本研究将讨论以下问题并与现有研究展开批评性的对话：在中国，小说的兴起是否跟欧洲一样伴随其艺术、文化、社会地位的提高？果如此，那么小说的兴起跟书籍印刷及销售的市场驱动力之间，有着怎样的关系？是否存在着关于小说的观念重构（conceptual reframing）以支撑小说的新地位？如有，主要推动者（agents）是谁？在1900年之前上海中文出版事业的发展进程中，外国人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是什么激励了这些出版人？他们对于小说出版的选择标准是什么，这些标准又如何根据读者的反应而进行调整？是什么维持了他们的出版事业，是补贴还是由市场成功所反映出来的读者兴趣？19世纪晚期，精英群体日益认为，要使中国在危机中找到一条出路，就需要借鉴“文明”国家的经验或是已经被忘却的、被边缘化的本土资源。小说如何配合这一认知？哪类小说有助于小说地位的提升，是西方小说的中文译作，或是以翻译为基础的中文仿作，还是援用本土文化资源的作品？这些中国小说如何日益显示其为跨文化“现代性”（transcultural“modernity”）的一个组成部分？

19世纪晚期，上海最重要的商业小说出版机构是申报馆，其创始人与经理美查（Ernest Major，1841—1908）是一位英国人。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我们对19世纪晚期上海商业小说出版情况的了解。因为在以国家为中心的历史编纂框架中，外国人的中文出版活动被归为“文化帝国主义”（cultural imperialism），未得到充分的研究。⁽⁶⁾

幸运的是，与上面所列之研究问题相关的材料并没有全然湮灭，一些材料甚至已经电子化了。研究的第一步是确认1872年至1890年间，由外商所有并经营的申报馆所出版的中文小说数量。根据《中国文言小说书目》所收集的资料，不仅在晚清时期，且就整个清代而言，1872年才成立的申报馆是出版小说最多的机构——这里指粗泛定义的小说文类。⁽⁷⁾

申报馆涉足出版之际，出版市场因长期战乱呈现出衰颓的局面。而其他的出版机构，却在申报馆成功展示了这一市场的潜力之后，才开始跟进。随后，上海发展成为中国主导性的大型媒体中心，这既是申报馆革新性运营的结果，也归因于它设在受到外国保护的上海租界。申报馆并未因袭中国的出版模式，而是摸着石头过河，从成功与失败中汲取经验。我们也可以假设，很多情况下，美查年轻时见识过的伦敦出版界可能对他产生了影响。另外，日本亦足资引鉴。1870年代至1880年代，日本的政治小说以及日译西文小说获得了爆炸性的增长。

我自己对申报馆出版小说的统计，⁽⁸⁾以及最近出版的多卷本1840年至1911年《中国小说编年史》确证了上述观点。⁽⁹⁾从1873年到1892年，申报馆以单行本的形式出版了约85部文言和白话小说，⁽¹⁰⁾其中有57部是首次出版的新作品，39部是稀见旧小说，其中有一些在申报馆印行之前被认为已经遗失。⁽¹¹⁾这期间，申报馆每年平均出版小说4到5部。1840年至1873年这段停滞时期，整个中国每年平均出版的新创小说少于2本（不包括对散佚旧小说的重印）。⁽¹²⁾根据陈大康的统计，1875年至1895年间，全国出版的新小说有78部；对比来看，1873年至1892年间，申报馆出版的新创小说超过55部。这一时期，中国所出版的新创小说中大约70％出自申报馆。同样，申报馆在出版绝版、稀见或散佚小说方面，也占据了相似的主导地位。⁽¹³⁾这些数字表明，1872年至1889年间，申报馆可以说占据了市场的绝对主导地位。1889年，美查回到英国，申报馆亦渐不再以书籍或连载的形式出版小说（直到1907年才又重新开始连载小说）。因此，如果我们希望了解中国近代小说的发展状况，便应该将注意力聚焦于这家出版公司。

申报馆所引入的创新举措包括各类推销小说的策略，对于上海乃至全中国来说是首创，但在欧洲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由此引发的关键问题是，美查与申报馆是否扮演了文化中介者的角色，即他们是否经选择而确立（而非发明）了适宜中国的出版物类型？这种中介行动可能涉及一系列广泛的领域，包括小说的选择、副文本（paratext）的插入、编辑的原则、与作者的关系、与中国雇员合作的形式、书籍出版与报纸之间的互动、远程邮购申报馆印刷产品的付费方法，以及以石印技术对水墨画、书法文本和拓本进行复制。然而最重要的是，这种中介活动对小说之文化、小说之美学和社会地位的再调整可能产生的影响。由于美查是在上海租界创立并经营申报馆的，也由于小说在这一时代日渐成为世界的重要文类，如果从跨文化共通的发展中来看中国的情况，那么我们就能更好地在一个全球语境中理解中国小说的兴起。

为此，关于申报馆如何出版与销售小说及其在管理方面的创新，我们应该利用相对可靠的材料和近来的一些研究。⁽¹⁴⁾陈大康和其他一些学者强调了，申报馆首创性地引介了中译西文小说和连载小说，并且系统性地使用了石印技术、金属活字（metal fonts）、印刷机等等，这些都有助于为“新小说”的兴起创造适宜的物质条件。⁽¹⁵⁾瓦格纳（Rudolf Wagner）认为，申报馆的这一系列出版策略与创新之举，使得传统中国文化在现代都市环境中获得了较高的社会接受度，显示了小说出版的商业潜力，对日后上海建设成为中国新的媒体中心，影响深远。⁽¹⁶⁾一些内地研究者对申报馆各类创新之举释为仅仅由利益驱动的这一论断，显得脆弱而论据不足；并且这一论断妨碍了我们对蕴含在申报馆小说出版中的观念、美学和社会关系进行细致的分析。⁽¹⁷⁾

诚然，要进行这方面的研究，相关的材料较难获得。比如说，已知的材料中没有日记或档案记录下关于小说选择过程的讨论，也没有见到当时关于小说的文论能够系统地呈现小说选择的文化背景。但是，如果阅读申报馆出版的小说，就会发现它在小说选择方面存在着一致性；并且申报馆之《申报》所刊登的书籍告白，以及《申报馆书目》（以下简称《书目》）和《申报馆书目续集》（以下简称《书目续集》）中对小说的描述也相当一致，足以让小说选择的理念框架浮出水面。本研究将从这些间接材料中梳理出申报馆的文化与商业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