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注重传承，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力量

社会物质生产具有连续性，这就决定了根植于社会物质生产的文化也具有连续性。意识形态作为社会文化的一种特殊类型，是产生于特定的社会条件下的，并且受到社会固有的文化的影响。马克思曾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文中写道：“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意识形态，同时也是在中华大地生根发芽并日渐成长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意识形态。它必然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另外，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科学性首先体现在其并不是一个封闭的理论体系，而是能够吸收其他文化中的精华，不断丰富、发展自身的理论体系。中华传统文化是经历了漫长的岁月洗礼、蕴含多民族特色的复合型文化，它刻画着中华民族的发展路径，浸润着中国人的精神世界，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意识形态教育要真正走进人心，获得进一步的实效，就必须和中国的文化传统相融合，并生发出新的文化生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国的意识形态教育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就在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共产党人善于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我国具体国情相结合，以通俗易懂的口号、标语、文娱活动等来向人民群众传播抽象的革命理论。新中国成立后，为封建君主制辩护的传统文化中蕴含的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和意识形态教育方式与马克思主义本身就存在着根本性的差异，因而一度违背纳入意识形态话语体系的参考范围。另一方面，我国的党员数量日益庞大，“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政治优势明显，这些都保证了人民群众对党和国家政权的较高的认可度。但正因为如此，我国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与我国传统文化的关联逐渐弱化。再加上改革开放以来各种社会思潮的冲击，特别是受互联网的影响，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与人们的思维方式、学习习惯、兴趣爱好、行为方式等存在着一定程度的矛盾，人们的政治认同度和政治满意度呈现出一定的下滑趋势。在这样的社会转型期，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教育中的很多重点、难点问题需要从传统的中华文化思维中寻找答案。只有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与中华传统文化有机结合，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才能具有持久的生命力；只有借助传统文化这一人们思想中的固有杠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才能真正实现入脑入心，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教育才能收获事半功倍的成效。

具体地说，从宏观层面上，要充分发掘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体系中的传统文化元素。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进行意识形态教育话语的构建过程中，要树立意识形态自信，凸显意识形态话语中的中国特色。为此，当务之急是要去掉“左”或“右”的帽子，还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那些曾经被忽视、被遮蔽、被歪曲的具有民族特色的思想理念。当然，还原不是绝对的原教旨主义式的照搬，而是要正本清源，“要讲清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渊源、发展脉络、基本走向，讲清楚中华文化的独特创造、价值理念、鲜明特色，增强文化自信和价值观自信”，针对现实问题在传统文化中寻求答案。我们要对意识形态宏观话语中的一些基本概念重新解读，例如“民主”一词。“民主”理论上来源于西方话语体系，中国人民关于民主的内涵与外延、民主制度的设置方式都是从学习西方开始的。然而在设计我国的民主制度过程中，我们并没有采取西方的“三权分立”制度和普选制度，而是走群众路线来保证党的先进性和人民性，通过关注民生问题来保障民权，以促进经济社会的长足发展来真正实现、维护和发展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这其实就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的延伸。除此之外，有关自由、平等、公正等意识形态话语，其实都是中国特色的意识形态话语的应有之义，我们要做的就是对意识形态的宏观话语进行诸如此类的分析、还原工作。

其次，从中观层面上，要善于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来涵养社会主义价值体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历经五千多年的发展和变迁最终保存下来的文化精华，它蕴含着中华儿女的精神基因。这种精神基因为历代中国人提供了一种身份认证和价值认同，将无数中华儿女牢牢凝聚起来，是几千年中华民族传承发展的精神纽带。即使到了互联网时代，中国人民依然携带着这种精神基因。意识形态教育只有正确解读这种精神基因，才能真正深入人心。具体地说，在处理人与人的关系上，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许多人际交往理念依然影响着现代人际交往，“和为贵”的价值观、“中庸”的方法论，“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相统一的辩证思维方式以及一系列的人际基本伦理规范，如仁爱、重义、循礼、尚智、诚信等，这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提倡的文明、和谐、诚信、友善等具有一致之处。在处理人与社会的关系上，传统文化按照伦理道德构建了人与社会的基本规范。对待小家庭（家族成员），要父慈子孝、夫义妇顺、兄友弟恭、和睦邻里；对待大家庭（国家），要民为邦本、群体本位、达人成己。传统伦理道德中的这些积极因素与我们现在重视家风建设，提倡统筹发展、协调发展是一致的。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传统文化中的“天人合一”思想与我们现在提倡的生态文明建设思想异曲同工。“天人合一”思想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是历代中国人最基本的思维方式。它认为人与自然本质上是相通的，故一切人事均应遵循自然规律，追求整体的和谐与均衡。生态文明建设思想应多借鉴“天人合一”思想中的精髓，激发中国人最原始的对自然和自然规律的敬畏之心。

再次，从微观层面上，要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增强个人内在修养的坚实基础。在中华传统文化中，儒、释、道等各家学派都强调个人修为的重要性。如儒家强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道家追求致虚守静、自知自胜、身心混一，佛教讲究慈悲为怀、渡人渡己等。长期的历史实践中，我们也历来崇尚通过个人修身养性逐渐形成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仁者爱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天下为公、舍生取义，勤劳勇敢、克勤克俭，和而不同、周而不比，“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等优秀道德人格。关于增强个人修养的方法，它是建立在家国文化的基础之上，即将个人修养与国家命运紧密结合起来，推崇“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并通过这种潜移默化的教化方式来影响人们的价值观念、内心信仰。传统文化中的这套个人修养体系是非常具有借鉴意义的。我们现在提出“中国梦”，并试图将中国梦与每个人的梦想联系起来，激发全体中国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终生。如果能够充分吸收利用传统文化中关于个人内在修养的理论体系及方式方法，取长补短，那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教育将获得事半功倍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