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范式转变

李兆前博士把威廉斯的学术发展分为两个时期，认为第一个时期是威廉斯的文化唯物主义时期（1950—1976），以其早期作品为代表，体现了威廉斯对文化唯物主义的探索过程，第二个时期则是威廉斯的文化社会学时期（1977—1982），以《马克思主义与文学》和《文化社会学》为代表，完成了文化研究作为一门新学科的建构。[32]思想的发展有其内在连续性，以确定的年代来划分思想的不同发展阶段是可以商榷的，但是李兆前博士通过这种划分描述了威廉斯从文学批评范式向文化研究范式转变的思想发展过程，这一点是笔者所认同的。

威廉斯所代表的从文学批评走向文化研究的范式转变不是偶然的，既有现代社会与文化发展作为现实动力的推动因素，也有20世纪文学与文化理论发展的内在演变逻辑，这并不完全单纯是威廉斯个人学术兴趣的路向选择，同时也体现了社会整体文化构成的变化及其导致的现代人文研究的跨学科整合趋势。如果放宽历史的视野，跳出纯粹的文学领域，就可以发现从文学批评向文化研究进行范式转变的外部现实原因有这样几个方面。

首先是前面已经略有涉及的文化科技发展的原因。由于新的文化科技和新的科技文化形式的发展，文学和文学批评已经不再是最主要的现代文化形式，也不再是主导社会文化生活的核心文化领域。无论是在社会生活实践中还是在学术研究领域中，其他文化形式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并且正在产生日益深远的社会影响，文学和文学批评在社会文化生活中日益被边缘化。现代主义文学是对这种文化现实和作为其生长土壤的现实社会生活的一种反应，它表现出对于当代社会现实的新异感和疏离感。与此同时，作为应对危机的一种策略，文学批评采取了一种对自身失败地位拒绝妥协的自我辩护反应，认为文学和艺术天生是贵族性的，对文学和艺术的掌握被赋予了某种权威和特权。然而需要指出的是，现代主义文学和以形式分析为特点的现代文学批评不过是从一个局部对整体社会生活的时代性变化所作出的反应，与以变化、流动、疏离感和新异感为特征的现代生活方式和现代社会关系联系在一起，这种反应所采取的阶级文化立场和文化态度始终被限制在局部的文化领域里，其社会影响力正在日渐衰落。与此同时还存在着其他一些文化实践，从其他领域和其他方面同样对现代生活方式和现代社会关系作出了自己的反应，例如威廉斯也注意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心理分析学、索绪尔理论语言学以及人类学和社会学中的结构主义等，这些现代文化理论及其文化实践构成了现代文化对现实社会生活进行反应的不同表现。这些理论和实践中的每一种都对现代社会文化现实提供了自己的解释。威廉斯认为，在上述各种文化理论和文化实践各自的领域里超越这些关于现代社会文化的解释是非常困难的，其原因在于，各个领域的现代文化实践共同构成了一个空前巨大的文化表意实践体系，在这个整体文化系统内部各个具体领域——比如文学领域——内进行努力是无法把握整体文化系统的，[33]这就意味着具有跨学科性质的文化研究具有时代的必然性；另外，威廉斯也指出，这些理论发展中的每一种都在比其自身更为宽广的其他领域里日趋产生支配性的影响，它们是许多领域原有理论的突破和革新，将其光芒照耀到自身领域之外的其他领域，[34]这就意味着这些理论提供了必要的知识条件，使文化研究具有了现实的可能性。

其次是文化研究兴起的社会原因。它源于20世纪西方工人阶级政治斗争的民主化要求，是普通群众要求文化平等和文化尊重的理论表现。在马克思之后，国际社会主义运动沿着两条道路在发展，一条是以俄国和中国为代表的暴力武装革命，另一条是以西欧国家为代表的民主政治改良。西欧工人阶级进行了温和而坚定的民主政治斗争，用合法性的手段和平争取政治、经济和文化诸方面的平等权利，民主和平等的观念逐渐深入人心，阶级统治和特权思想遭到前所未有的自觉抵制和反对。在这种社会背景下，传统文学研究和文学批评其实已经成为作为少数派的统治者维护自身统治合法性的一种意识形态工具，在某种程度上具有反民主的文化倾向。文学作为一种历史悠久的文化形式，是社会价值与意义的一种重要历史载体，然而由于阶级出身不同所导致的读写能力和学识程度的差异，大多数人与文学的联系并不是那么密切，少数人借助于建构一种文学传统、掌握文学领域的话语权，把自身置于传统价值和传统文化守护者的地位，竭力捍卫文学在各种文化形式中至高无上的地位，把大众文化的各种形式批判为文化堕落的表现。这种情况客观地形成了文化上的阶级歧视，为少数人以精神导师的形象指导和支配大众提供了文化上的合法性，这在利维斯的文学批评实践中已经得到了验证。利维斯的《大众文明与少数人文化》实际上辨识了不同阶级文化在表现形式上的差异和分歧，他对大众文明与少数人文化的区分有其学理的正确性和现实的合理性，然而，他把大众文化的表现形式作为“文明”排除在他所认同的“文化”范围之外，其中流露的阶级立场和价值判断得到了酣畅淋漓的表现。威廉斯出身工人阶级家庭，强烈的阶级认同使他无法接受利维斯的少数派立场。任何对于文化“理想定义”和“文献定义”[35]的认同在实践中都会产生与阶级歧视话语共谋的实际效果，在威廉斯看来，对“文化”定义解释权的争夺是工人阶级民主政治斗争中必须进行的一场理论斗争[36]，他的潜台词其实是，只有把文化定义为一种整体生活方式，肯定日常生活的文化属性，才能理解、认同并尊重普通大众对人类文化的贡献，从而实现文化上的民主和平等。建立在这种文化平等的意识基础上，必然要求跨出文学研究和文学批评的疆域，把文学之外更为丰富的文化形式纳入研究视野。就这样，文化研究成为20世纪民主政治在文化方面的内在要求，成为普通群众要求文化平等和文化尊重的理论表现，从文学批评向文化研究范式的转向也就呼之欲出了。

最后是文化研究兴起的时代原因。全球化时代语境下民族意识和他者意识的增强，产生了在个人、阶级和民族之间实现身份识别和自我身份确认的内在要求，文化研究是顺应这种需要的文化实践形式。从英国的历史情况来看，在文化研究发展之前，文学一度被等同于文化本身，被赋予了建构民族意识的社会功能，虽然由于时代的原因，通过建构英国文学而形成的民族意识带有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色彩，但是英国文学在塑造国家意识、实现民族认同方面的重要文化作用是不可否认的。另外，文学审美趣味的差异也成为衡量阶级身份的一种文化标准，少数人凭借自己在读写能力和学识上的优势，掌握了文学领域的话语权，以传统文化和传统价值的守护者自居，把自己与大众在文化地位和文化身份上区别开来。随着电影、电视、广告、时尚和其他日常性的现代文化表意实践的发展，作为主要表意实践形式的文学的衰落成为一种不可避免的时代趋势，各种日常文化形式逐渐取代了文学在不同民族和不同阶级之间实现身份识别的作用，与文学概念相比，文化能够涵盖更为广泛的社会领域，以文化为衡量标准使得对更小的社会群体进行身份辨识成为可能，因而，从文学批评转向文化研究也符合对不同社会群体进行身份辨识的内在诉求，伯明翰学派关于亚文化的研究就是文化转向在这方面的成功例子。[37]

以上三点可以说是从文学批评向文化研究转变的外部原因，文化研究的兴起还有文学与文化理论发展的内部原因。由于文学本身与社会的密切关联，文学批评天然就具有社会取向，即便强调文本分析的实用批评具有一些形式主义的倾向，从它在英国开始盛行的20世纪30年代起，也从来没有放弃对文化问题和社会问题的关注，从而在某种程度上具有文学社会学的维度。根据威廉斯的描述，在这个时期的人文与社会科学研究领域，还出现了尝试运用自然科学理论与方法的科学主义趋势。这种尝试面临着一个重要的难题：由于人文与社会科学研究必须处理历史和社会关系中的人，它必须处理价值标准与立场选择的问题。科学主义在人文与社会科学领域中的这一应用障碍，导致英国的社会研究未能得到充分发展，从而在英国就出现了这样一种主张：文学中的价值标准以及对这些价值标准的讨论是清晰的，人文研究的核心可以在文学研究中见证其存在。[38]这种观点在当时得到许多人的支持，利维斯率先倡导在文本细读的基础上把文学批评作为社会批判的工具，更是强化了文学批评的社会功能，产生了大量文学社会学作品。在20世纪30年代的英国，建立在实用批评基础上的文学社会学关于文化危机的解释和批判，与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的文学与文化批评形成了交锋。威廉斯总结了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在这场论战中失败的经验教训，认为当时在文学与文化批评实践中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存在简单化倾向，只是单纯套用关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决定论公式，用概括的方法把文学与文化解释为对经济基础的反映或者意识形态表达，从而缺乏对现实细节的解释力，而实用批评的强项恰恰在于能以现实为基础对社会意识给出精确、详尽且又理由充分的说明，提供并展现丰富而重要的现实经验。[39]就这样，由于有能力从文学作品本身出发提供更有说服力的社会解释，实用批评就成为当时主流的文学批评模式，同时也成为当时主要的文化批评模式。以文本细读为基础的实用批评的胜利产生了一个重要后果，就是对经验的强调和对关于社会的各种理论的轻视。

实用批评的胜利持续了差不多二三十年的时间，但是人们也逐渐开始反思实用批评的局限。根据利维斯的观点，对于一种文化的分析和理解可以在文学批评的基础上得以完成。这种观点在20世纪30年代或许是有影响力的，但是20世纪60年代之后，作为实用批评的反动，文学研究领域开始尝试引入对文化与社会更有解释力的其他诸种理论和知识，出现了所谓“理论的复仇”，以实用批评为代表的文学研究范式受到了有力的冲击，自此日趋式微。在这诸多理论当中，威廉斯甚为重视马克思主义理论中一些新的发展，以及结构主义和符号学理论。

威廉斯认为，对于许多人来说，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公式依然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部分，它是适用于文化史和文化批评的方法论，当然也适用于表述社会研究与文化研究之间的关系：经济基础决定社会关系，社会关系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决定现实的观念和作品。但是20世纪30年代这种方法论在文学批评实践中的失利使威廉斯开始对基础与上层建筑命题展开了反思。威廉斯说：“我始终反对基础与上层建筑公式，主要不是因为它在方法论上的弱点，而是因为它僵化、抽象和固定的性质。我并不想放弃我所认识到的经济活动与经济史的绝对重要性。我在《文化与社会》中的研究正是从那种意义上的一个具有转折性的变化开始的。但是在理论和实践中，我逐渐相信我必须放弃，或者至少把我所了解的马克思主义传统撇在一边：尝试发展一种不同的社会总体性理论；把对于文化的研究看作对于某种整体生活方式中各个要素之间关系的研究；找到研究特定作品和特定时期的结构的方法，可以用这种结构来接近并解释特定的艺术作品和特定的艺术形式，也可以用这种结构来接近并解释更为全面的社会生活形式和社会生活关系；用一种更能发挥作用的观念取代基础与上层建筑公式，构想一个由不均衡地相互决定的力量所构成的领域。”[40]令威廉斯非常兴奋的是，他在卢卡契和吕西安·戈德曼的作品中发现了一种得到发展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威廉斯非常赞赏卢卡契的“总体性”概念和戈德曼关于“结构”的概念。根据卢卡契的总体性思想，社会生活中的各种事实被视为历史发展中相互联系的不同环节，它们共同构成了一个总体，在总体中把握作为个别环节的事实才能实现对现实的认识。戈德曼则在卢卡契“总体性”概念的基础上创立了“发生结构主义”的文学社会学方法，认为在人类文化生活中的每一个层面都包含了一种意义结构，不同文化活动层面的意义结构是同构的，文学作品的价值不在于其内容与现实生活是否如实对应，而在于其文学结构与社会结构之间的同构关系。

实际上，威廉斯早期提出的“感受结构”概念及其相应的文学社会学分析方法与卢卡契的总体性概念和戈德曼的结构概念颇为契合。感受结构概念的最早提出是在《电影序言》中，在《长期革命》中得到了进一步的深化，后来又在《马克思主义与文学》中得到了完善。根据威廉斯的描述，“感受结构可以被定义为不断变化中的社会经验”,[41]威廉斯用“感受”这个词来描述集体性的社会经验，是要将其区别于更为正式的“世界观”或者“意识形态”概念，感受结构与正式意识观念的关系类似于卢卡契所说的可能意识与现实意识之间的关系，前者是正处于形成过程中的社会经验，后者则是已经形成观念范畴的社会经验。一个时代的感受结构在经过清晰的表达转变成正式的意识观念之前通常可以在文学和艺术作品中得到体现，而且往往更有现实的张力。借助于感受结构概念，威廉斯形成了一种文学社会学的方法，即通过解读文学作品来理解和认识特定时期的意识形态与社会文化状况。

需要注意的是，威廉斯的感受结构概念并不是受卢卡契和戈德曼的启发才形成的，在他写作《电影序言》《文化与社会》和《长期革命》的时候，他还没有读过卢卡契和戈德曼的有关作品。然而在后来阅读卢卡契和戈德曼的作品的时候，威廉斯发现，卢卡契对社会总体性的理解、戈德曼对不同文化层面之间结构同构性的认识，与他自己基于感受结构概念形成的文学社会学方法非常相似，他因此而兴奋不已。不过严格来说，感受结构概念只是把威廉斯引向了文学社会学。在接触卢卡契的总体性思想之前，威廉斯对社会总体性的思考、对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命题的反思在很大程度上还具有经验主义的色彩，卢卡契的总体性概念为威廉斯反思这一命题提供了概念工具和理论基础，并把他引向了葛兰西的霸权概念，触发了他对文化结构总体性的动态考察，使他最终走向不再局限于文学研究的文化理论建构，走向了具有自觉意识的文化研究。

威廉斯能够走向纯粹的文化研究，尝试建构文化社会学，还有一个重要的理论因素，那就是20世纪符号学理论的发展。索绪尔语言学对结构主义的影响是巨大的，其长处、但也是其局限性在于用静态的共时性结构观念来理解语言符号系统，认为语言的意义是依据语言系统结构本身的某些规则产生的。威廉斯非常欣赏以沃洛辛诺夫（Volosinov，一说为巴赫金早期的笔名）、巴赫金和穆卡洛夫斯基为代表的俄国形式主义的新发展，也颇为关注法国的罗兰·巴尔特用符号学理论指导所进行的文化研究，[42]前者为符号学引入了历史性的维度，认为语言意义和形式的生产是历史性的、社会性的、开放性的，后者则把符号学的应用延伸到文学语言之外，关注更为广阔的社会表意实践和社会表意系统。20世纪60年代以后，由于符号学的启示，威廉斯注意到，文化活动作为一种表意实践，它存在于人的一切社会活动之中，文化表意实践与一般社会实践之间是“嵌入”式的关系。威廉斯的这一理解为文化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不过也留下了一些理论上难以解决的潜在问题，因为根据这种理解，一切社会实践都成了文化实践，所谓文化不过是从表意角度理解的社会，或者说文化不过是社会的表意形式。在此意义上，社会即是文化，文化即是社会，文化与社会的分野模糊了。这实际上是威廉斯晚年还在头痛的一个问题，但是无论如何，正是从对文化的符号学理解出发，威廉斯最终跨越了理论上的障碍，把社会现象作为文化现象来考察，最终走向了文化研究和对文化社会学的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