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剑桥批评传统

在对待新学科与新知识的态度上，剑桥大学一向因其慎重和矜持而略显保守。新学科的引入往往经历了重重的压力和抵制，这种表述也适用于剑桥的文学研究。剑桥最初的文学研究并不是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而是“英语研究”的一个附属性部分，而“英语研究”的主体部分则是语言学。从1917年起，剑桥大学设置了英国文学学科，文学研究与语言学研究开始分道扬镳，赢得了自身的独立性。这一重要转折可以被视为剑桥文学研究和文学批评的正式开端。

在英国，英语文学和文学研究的兴起是与民族意识和民族性的建构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伊格尔顿指出，早期的“英语研究”其实是密切受到德国影响的语言学研究，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英德两国是交战国，强烈的国家敌对意识很容易引起对语言学的学术诋毁，同时英国对德国的胜利导致了一种民族自豪感和爱国主义情绪，直接支持和推动了英国文学的研究。[22]威廉斯也注意到，长期以来，英国统治阶级一直将其家系追溯到以古罗马为代表的古典世界，把从古希腊的悲剧到莎士比亚的文学作品连成一个谱系就是这种努力在文学领域里的表现。[23]然而这一文学谱系包含了英语之外其他语言的文学作品，也包含了英国本土之外欧洲大陆的文学作品，这种与欧洲大陆进行文化认同的做法无法彰显出英国的民族特征。在民族主义思想的影响下，剑桥大学的一些学者认为现代英语应该成为人文教育的核心部分，英国文学研究从而被赋予了构建民族意识的重任。英国文学研究表面上是脱离语言学研究的一种文化行为，实际上却以此为掩护，通过复杂的方式重新定义了什么是真正的英国性，现代英语的独立性从而得到完全承认，也使英国文学与古希腊、古罗马以降的欧洲文学有意保持了距离。

民族文学观念的产生在特定历史时期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威廉斯认为在文学研究中对英国性的强调，明显有着重要的社会与政治原因，与当时所面对的传统身份和当代威胁问题有关。一系列出自不同作家的英语作品被放在一起建构了一个民族身份，并通过教育和行政手段加之于众。对英国文学的捍卫不仅仅是对这些具体文学作品的捍卫，更重要的是对通过这些文学作品构建而成的民族性的捍卫，从而在面对外敌的情况下间接强化了统治阶级和政府的合法性。英国文学传统的建立被用于表达某种立场，对外用民族性、价值标准和传统观念来凝聚国民以抵御敌国的攻击，对内发展的极端就是把民族内部持不同观点者视为异己分子。因而，在这种意义上，英国文学研究也是英国统治阶级宣扬和维护其合法性的一种文化形式。

正是在这种大的历史文化语境下，瑞恰兹作为剑桥文学批评流派中一个开创性的人物，登上了文学研究的历史舞台。瑞恰兹对剑桥批评流派的形成具有深远影响，他的贡献主要是开创性地建立了“实用批评”的文学方法。瑞恰兹从1922年开始在剑桥大学任教，在从事文学教学的过程中，他在课堂上进行了意义深远的文学批评试验。瑞恰兹选取一些不同的文学作品，隐去作者姓名和与作品内容无关的信息，把它们交给学生进行鉴赏和评价。学生们对这些作品的评价令人非常意外，许多被尊奉为文学经典的作品，学生认为不值一哂，反而某些平庸之作，学生却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传统文学经典的审美趣味和社会价值在缺少信息标志的状态下受到了挑战，这种文学批评试验对文学传统和经典作品的地位产生了破坏性的结果。文学作品的经典地位当然不是作品本身先验地就具有的，它是经过历史选择的产物，至于这种选择的结果是否客观，是否体现了某些阶级的特殊利益，本来应当是一个需要经受质疑和拷问的事实。然而，面对试验结果，瑞恰兹的反应不是质疑经典作品的地位和文学传统的合法性，而是把它归因于读者对作品的阅读障碍所造成的误读，认为解决的办法在于进行文学的训练，采取适当的阅读和批评方法，以正确认识经典作品的价值。在瑞恰兹那里，经典文学作品和文学传统的地位是受到捍卫的，他认为这些文学作品是人文价值的宝库。通过细读经典文学作品，可以实现心灵的宁静。然而，文学传统和文学经典的历史地位是一回事，对文学传统和文学经典地位的现实接受则是另一回事。威廉斯指出，瑞恰兹的实用批评试验表明，即便经过良好训练的学生接受了有关经典作品的教育，他们当中大多数人却没有能力对经典作品进行恰当的评价，也没有能力把握经典作品的价值。因而经典的地位并不是不证自明的，它需要文学批评的支援，批评从而与文学联系在一起，被视为文学活动必要的组成部分。[24]这实际上是瑞恰兹文学试验所导致的重要后果。

瑞恰兹所倡导的实用批评是一种语义学批评，它关注的是诗歌的语言结构、语言的多义性等内部问题，强调通过对文本仔细阅读和分析，正确认识和评价文学作品，文学批评史家将其视为“细读法”的滥觞。从任何标准来看，这都是瑞恰兹在方法论上对剑桥文学批评的重要贡献。实用批评的方法在具体文学批评实践中有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对文学作品进行分析，以了解文学语言和文学作品内部组织结构的实际情况；第二个层面是对作品进行评价，以发现作品的价值。威廉斯认为瑞恰兹真正有价值的贡献实际上是在第一个层面，即对文学作品的文本分析，这也是文学批评史上的一个共识。实用批评为人所诟病之处，在于它强调对文本本身的细读，凸显了对文本分析实践的热衷，然而却忽略了作者、历史和社会环境等外部因素，导致了持其他批评理论立场者的普遍不满。20世纪60年代后出现了所谓理论的“复仇”，元批评、社会学批评、马克思主义批评、结构主义批评的涌现是其表现，威廉斯认为它们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对实用批评的反动。[25]

瑞恰兹可以称得上是剑桥批评的开山之人，但是他在剑桥的时间相对较短，而且也没有以个人为中心形成一个有影响力的批评团体，他个人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剑桥批评传统的方法论方面，以及移居美国之后对“新批评”的影响。剑桥批评流派之崛起并在英国产生重大社会影响，主要应当归功于另一位重要的批评家——F.R.利维斯。1932年，利维斯和他的妻子一起创办了《细察》杂志，成为英国文学批评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细察》是一份专业的文学批评季刊，以《细察》为阵地，以利维斯为核心，形成了一个重要的文学批评团体——《细察》集团。《细察》季刊一直持续经营到1948年，体现了利维斯的批评立场和批评方法，对英国文学批评的影响非常巨大。

在具体的文学批评方法上，利维斯并无突出的理论建树，他在进行文本分析时所用的“细读法”与瑞恰兹并无本质性的差异。利维斯的影响主要在于从道德立场出发的批评实践，他主张通过细致的文学文本分析，固守坚定的道德标准，从而实现对社会生活的批判。利维斯认为文学是一种对生活的批评，伟大的文学传统同时也是重要的人文价值传统，他相信对于文学作品的细读和分析是对核心人文价值的发现和推动，文学批评的责任在于根据作者的道德立场对作品进行评价。但是从这一立场出发，利维斯按照自己个人认同的价值标准，把文学这个人文价值的宝库转变成了具有高度选择性的“伟大的传统”，那些不能推动他所确认的核心人文价值的文学作品就被排斥在这一文学传统之外。利维斯以文学上“伟大的传统”作为进行参照的价值标准，在文化与社会的整个领域内进行了广泛而激烈的批判。

有学者指出，利维斯的文学立场是阿诺德的延续，他把文学置于人文教育的核心地位，颇有以文学代替宗教，解决当代文化危机的意味。[26]利维斯的批评实践是用过去最好的文学反对堕落混乱的现在，从而他所代表的文学批评立场就假设了一个必要的少数派，默认这一少数派是文学的守护者，它所传承的价值代表了过去和可能潜在的未来。利维斯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时代的危机和混乱的社会秩序使他的社会批判披上了一层道德合法性的外衣，但是问题的关键在于，批判现实的堕落并不意味着这种批判就来自适当的价值立场。这是后来的威廉斯与利维斯产生分歧的立场起点。

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威廉斯是在利维斯的影子下成长起来的。他在剑桥求学的学生时代，正是利维斯在文学批评领域形成霸主地位的历史时期，《细察》集团的批评立场和批评方法是当时文学批评的主流。据威廉斯自己的回忆：“利维斯的巨大吸引力在于他的文化激进主义……首先影响我的是利维斯广泛的抨击范围，他抨击的对象有学院派、布鲁姆斯伯里团体、都市文学文化、商业出版和广告……其次，我在利维斯的文学研究中发现了实用批评。它令人陶醉，带来一种我无法描述的强烈感受。尤其是当时我对自己的文学批评水平很不满意。”[27]这说明利维斯的文学社会批评对威廉斯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威廉斯的文学批评被解释为“左派利维斯主义”，绝不是偶然的。另外，针对关于剑桥批评流派的说法，威廉斯持否定的态度，他相信并不存在所谓的“剑桥英语”——一种独特而又连贯一致的专业课程和研究方法。他认为自己受益于成人教育的影响，与瑞恰兹和利维斯有着明显的距离。

如何理解这一矛盾的事实呢？我们的观点是这样的：一个具有鲜明剑桥特色的文学批评流派确实是存在的。剑桥文学批评的共同之处在于以细致的文本阅读和文本分析为基本方法。不仅瑞恰兹和利维斯的文学批评具有这样的特征，威廉斯自己的主要作品，不管是早期关于戏剧和小说的纯粹文学性质的研究——例如《戏剧：从易卜生到艾略特》《英国小说：从狄更斯到劳伦斯》，还是后期关于传播和电视的文化社会学研究——例如《传播》《电视：科技与文化形式》，都有大量建立在“细读法”基础上的内容分析。从这些方面可以看出，威廉斯的研究方法深深地打上了剑桥批评的烙印。威廉斯是站在剑桥批评传统内部进行观察的，他看到了包括自己在内的剑桥批评家彼此之间的差异，特别是在价值立场上的重大差异。但是以文学批评和分析方法的标准来衡量，这些差异并不影响其批评方法的基本一致。如果把瑞恰兹、利维斯和威廉斯放在一起与其他文学批评流派进行比较，从其文本细读的方法特征就能清晰地看出三人同属一个批评流派了。

其实剑桥批评传统中还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文学批评的文学社会学之维。对于具有科学主义倾向的剑桥实用批评传统来说，这听上去似乎是个有些悖谬的观点，但是在剑桥英语研究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伴随着民族意识的高涨，使英语文学成为人文研究中心的主张确实就建立在实用批评的基础之上，许多文学社会学作品都源于这种实用批评。由于文学本身与社会关联的紧密程度，文学批评往往会涉及社会内容，这并不是剑桥批评传统独有的现象，更恰当的理解是将其视为特定历史阶段文学与文学批评在社会文化生活中作为主导文化形式的反映。即便在文学批评与社会联系方面为人所诟病的瑞恰兹，也不能说他的文学批评实践完全脱离了社会内容，瑞恰兹曾经说过：“在我们作出价值的最终结论时恰恰需要的是我们对人类的历史和命运的完整意识。”[28]他的问题在于从心理学的解释出发，把文学的功能定位于实现心理的平衡和宁静，试图用心理的宣泄来解决社会秩序危机所带来的个人问题，这就导致了其文学批评与社会生活的疏离。在利维斯和威廉斯的著作中，文学社会学的维度就非常明显了。如果说利维斯的文学批评具有浓郁的道德批评和社会批判色彩的话，威廉斯的文学批评也毫不缺乏社会价值判断。两人的不同之处在于其各自文学批评所采取的相对立的阶级立场和文化观念。利维斯代表的是作为精英的少数派立场，试图通过文学批评进行社会批判，从而实现维护传统文化价值、解决时代危机的目的，而威廉斯则持马克思主义立场，从人民大众的利益出发，强调文化的日常性和普通大众对文化的贡献，把包括文学批评在内的文化研究作为推动民主政治斗争的手段。不过换个角度来看，虽然利维斯持少数派精英的批评立场，威廉斯持大众的批评立场，但是在二者的文学批评实践中，都是把实用批评与社会批评结合起来，形成了某种文学社会学性质的批评。托尼·本尼特曾经指出威廉斯与英国文学批评传统之间的内在联系，他也认为威廉斯与这一传统的分歧只在于阶级立场，而不在于其社会批判精神，“与其说这是与19世纪英国文化批评的审美道德传统的明确决裂，还不如说它建构了一个学术环境，在这里，它们授予文化批评家角色的各种形式的道德权威能够在左派批评方案中被重新布置”[29]。

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威廉斯都是剑桥批评传统在利维斯之后的一个主要传承者，他有许多颇有影响的文学研究作品，对于某些重要的现代文学艺术形式——例如小说和戏剧，他都有专著流传于世，威廉斯在剑桥文学批评传统中的重要地位是不可否认的。然而另外，威廉斯确实一直也在自觉地拒斥剑桥文学批评的影响，在一次接受访谈的时候，威廉斯说：“我拒斥文学批评……但是没有人太相信这是我的意思……事实上我不再相信专业化的文学研究，我不再相信文学的专业化。”[30]这大概就是威廉斯从文学批评走向文化研究的主观原因。对于威廉斯所代表的英国文化研究与文学批评之间的内在联系，汤普森把握得非常准确，他指出威廉斯的文化研究源于文学和文学研究，“文化研究中的主线之一始终是关注如何阅读和研究文本”。[31]威廉斯在文学批评和文化研究领域都有丰硕的研究成果，但是在当代的文化记忆中，威廉斯是因其文化定义和相关的文化研究著作，作为文化研究的开创者和奠基者而被铭记的。从文学批评走向文化研究，威廉斯的学术之旅始于他在文学批评实践中形成的文学社会学意识，也与文学在当代社会文化生活中地位的衰落有关。由于新的文化科技和新的科技文化形式的发展——例如电影、广播、电视等，文学和文学批评已经不再是最主要的文化形式，不再是主导社会文化生活的核心领域。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文学的时代终结了，而文化的时代则开始了。在威廉斯之后，剑桥的文学批评传统并未终结，至少还有伊格尔顿存在，而且在可以预期的将来还会继续延续下去，但是文学批评的社会影响，再也不会出现威廉斯之前剑桥批评流派所欣逢的那种盛况了。作为一个时代转折的标志性人物，威廉斯虽然没有终结剑桥的文学批评传统，但是他却开启了新的文化研究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