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界定公海保护区的国际法概念
- 邢望望
- 10266字
- 2021-01-05 12:09:34
三 研究意义与方法思路
（一）研究意义
无论是有关公海保护区的新国际协定之谈判起草，还是推进公海保护区的设立管理之国际法实践，都无法回避对公海保护区这一专业术语进行法律界定。在划区管理工具和公海保护区国际法实践制度化的过程中，公海保护区的法律概念如何界定必然影响到中国在国家管辖范围以外海域的权益和诉求，因此加强对公海保护区法律概念的研究，对中国的政策制定和权益维护而言，有着重要的意义。不仅如此，相关研究还体现了中国的诸多国际法理念和实践，比如反映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84]契合中国的海洋强国战略和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关注中国的国际法治参与。
反映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国家管辖范围以外海洋区域的环境保护涉及全人类的利益，如果放任公海持续恶化，必然会导致人类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人类不能在未充分了解利用保护公海之前，就已将公海生态环境破坏了。公海这一人类公共区域的危机，也正体现了人类只有一个地球，各国共处一个世界，应该倡导“海洋命运共同体”意识。[85]保护公海环境，公海保护区之设立是必然的选择，在此公海保护区法律制度构建受阻之时，本书分析公海保护区法律概念，从而推进公海保护区设立管理之国际法实践，恰好是应时之需，或可对现实问题之解决能有所裨益与启发。
契合中国的海洋强国战略和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坚持陆海统筹，加快建设海洋强国。不仅如此，党的十九大报告还强调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人类必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当前，中国经济已发展成为高度依赖海洋的外向型经济，对海洋资源、空间的依赖程度大幅提高，管辖海域外的海洋权益也需要不断加以维护和拓展。[86]一方面中国既有保护公海生态环境之使命，另一方面中国也要维护中国在公海以及国际海底区域之权益。海洋强国之战略要求中国关注海洋，关注海洋法治进程，维护中国和人类共同体的权益。[87]
关注中国的国际法治参与。中国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缔约国，公海保护区这一国际海洋法律制度的新前沿、新实践应当引起中国的重视。中国既是实力迅速上升的发展中大国，又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既要维护自身的主权、安全与发展权益，又要承担推进国际法治、促进国际公平正义、维护国际和平与秩序的责任。在国际法治向深海远洋延伸拓展之时，中国既要积极参与维护自身利益，又要推动促进国际公平正义。本书将着眼于中国问题中国视角，力求在公海保护区国际法实践制度化进程和法律概念提议这一国际法问题上，为中国参与提供有效的切入点。
除了以上，从国际法学科角度来说，公海保护区研究是国际海洋法和国际环境法领域的热点问题，[88]由于迄今为止尚没有其他论文和专著对相同问题进行深入系统的探讨和研究，因此围绕公海保护区法律概念的国际法界定问题来进行系统深入的基础研究，有助于深化国际法领域国际海洋法和国际环境法的研究，细分相关研究对象和内容，促进国际海洋法和国际环境法在海洋环境保护法领域的结合互动，从而丰富国际法学科的理论深度。
（二）研究目标
在《元照英美法词典》中，法律概念被认为是法学家对具体规则和案例的考察，归纳抽象出来的概括性的、抽象的观念。[89]在国际法中，公海保护区的法律概念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时间推进和法律发展不断变化的，正因为如此，公海保护区的法律概念也常常出现被草率和不确切地使用或误用的情况。公海保护区法律概念作为将具体法律问题加以重新界定并将其纳入不同范畴的基础，无论在公海保护区法律制度的构建中，还是在公海保护区设立管理的国际法实践中，已经成为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
国际法下的具体法律概念的确定有时会变得非常困难，也难以予以界定，但大多数的法律概念还是可以通过对客观事物的观察、对制定法或判例中所下定义的总结、对相关法律制度长期演变发展的考察来予以提炼而形成一个抽象概括的概念，越抽象越概括的法律概念在法律思考和创制法律原则中越具有适用性。公海保护区法律概念的内涵关系到公海保护区本身在国际法上的性质、内容、地位等，不仅对海洋生态环境保护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还涉及中国在公海的权益主张。本书将着重探究和分析公海保护区的法律概念，通过总结已有的国际法提议，分要素地厘清公海保护区法律概念所涉及的国际法制度，给出一个能推动国际法实践稳定平衡发展的法律概念模型，力求促使该概念既可以推动海洋生态环境的保护，亦可以有效维护中国在公海的权益主张。
（三）研究内容
1.查明现行国际法框架在公海保护区问题上的零散空缺。公海是国家管辖范围以外的海洋区域，其性质是公共区域，不被置于任何一个国家的领土主权范围以内，这就导致了公海治理的法律体系与以领土主权为基础的传统国家管辖权下国际法治有着显著区别。在现有的国际法框架下，通过查找、分析、解释、适用既存国际法规则，既可以为公海保护区法律概念的研究奠定国际法前提，还可以在找出国际法零散空缺的基础上，为从法律上界定公海保护区的概念提供国际法支撑。
2.查明、分析、解读既有公海保护区法律概念之国际法渊源。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的报告中，已经给出了一个成体系的海洋保护区概念，该概念体系也被诸多国际法文件所引用，也体现在了有关区域海洋组织的海洋保护区实践中。与此同时，诸多国际组织规章文件中的海洋环境保护工具也被认为与公海保护区相关，甚至有可能会被扩大解释为公海保护区，也可能成为相应的国际法渊源。因此，只有厘清各种有关公海保护区的国际法渊源以及涉及的划区管理工具之间的联系区别，才可能清晰地界定公海保护区法律概念。
3.人类共同关注事项与公海保护区的设立管理之间的关系。公海保护是为了防止出现国际“公地悲剧”，[90]公海环境生态破坏是人类共同关注事项，是关系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事项。人类共同关注事项是国际环境法上的概念，作为一个条约基础上的法律概念，已经被引入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人道主义、世界遗产等领域。国际社会存在部分国家担忧公海保护区法律制度的构建会成为一些国家主张主权和管辖权的机遇，因此应该基于人类共同关注事项所具有特殊的法律内涵，来强调国家的责任和义务以及可持续发展。
4.提出符合中国权益诉求的公海保护区法律概念。2015年联合国大会A/RES/69/292号决议就国家管辖范围以外海洋区域生物多样性的养护与可持续利用问题，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框架下制定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协定。中国是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国际海洋法治的积极构建者与推动者，《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缔约国，国际海底区域的先驱投资国，还面临着诸多海洋地理不利因素，因此在公海保护区国际法实践制度化问题上，[91]中国应该积极参与，也应提出符合中国权益诉求的公海保护区法律概念。
（四）研究方法
法学研究的方法（methodology）有很多种，[92]笔者至今没有看到对于不同研究方法的统一归纳分类，且学界对于具体的研究方法之定义也有着不同的争论，就本书而言，主要运用法解释学的方法与比较研究的方法。对于法解释学的方法，在国际法上，近似于教义学研究（doctrinal analysis），也是法学研究的基础方法，即在众多国际法渊源中查找法律、解释法律、适用法律。对于比较研究的方法，在国际法上，与其他法律学科略有不同，即并不完全是对不同法系不同国家的国内法律制度进行比较，更多的是对不同国际法实践和不同国际法渊源进行比较。与此同时，本书的国际法研究必然亦无法脱离实证研究，即以笔者学习研究国际法的经验事实为基础来建立和检验相关命题的各种方法。除了这些基本的研究方法之外，学术论文的写作更需要具体的研究写作方法（approach）并查找到合适的研究角度，即特定的研究模式或分析方法。[93]
1.国际法分析的方法。国际法渊源并不像国内法那么确定，有着种类繁多的各式条约以及国际习惯法、普遍法律原则和强行法、司法判例、公法学家学说、各类“软法”等。[94]在面临国际法问题时，第一步就是需要在众多国际法渊源中查找到相关法律渊源，这便需要阅读大量的文献和资料，强调法律检索的能力；第二步是将相关法律渊源进行整理，并对不明确的条约文本进行解释，并依有关文本用语按其上下文并参照条约之目的及宗旨所具有之通常意义善意解释之，[95]在必要情况下还需进一步考察历史文件[96]和相关“嗣后实践”；[97]第三步即是将有关解释结论适用于去解决相关的国际法问题；总结而言，便是对国际法查找、解释、适用的国际法分析的方法。对于本书研究公海保护区法律概念的问题，则需要充分查找国际法上有关公海保护区的既有规范和文件，并在此基础上分析解释和运用这些已有规范，力求为界定公海保护区提炼出一个比较抽象概括的概念。
2.考察分析最新的国际法实践。国际法实践包括国家实践和国际组织实践，国家实践是指国家在实践中的行为构成了习惯法的基础，这些行为可以包括从许多方面获得证明，明显的例子包括行政行为、立法、法院判决和国际舞台上的活动，如制定条约等。此外，国际组织的实践可以包括联合国大会的决议、各国政府就国际法委员会草案所作的评论、国际司法机构的决定、国际组织的一般惯例等。[98]国际法上，基于《国际法院规约》第38条中“国际习惯，作为通例（Practices）之证明而经接受为法律者”这一表述，[99]国际法实践一般是被认为与国际习惯法相关联，但是本书并不想去论述国际法实践和国际习惯法之间的复杂关系，而是在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规定就国家管辖范围以外区域海洋生物多样性的养护和可持续利用问题拟订一份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文书这一国际法立法背景下去讨论有关公海保护区国际法实践的制度化问题，即通过对国际法实践立法编撰的方式形成条约或国际法文书，尤其是要在错综零散的公海保护区国际法实践中，厘清和归纳出公海保护区的法律概念。虽然在诸多国际会议上，国际社会对划区管理工具和公海保护区的法律概念进行了很多讨论，但这不一定非要反映在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文书之具体条文中，此时划区管理工具和公海保护区的法律概念亦可以继续蕴含于国际法实践中，甚至可能成为国际习惯法之共识。[100]
3.政策导向的研究方法。政策导向研究方法，起源于美国冷战时发展起来的政策导向学派，即“纽黑文学派”，笔者无意去触碰“什么是国际法”或“国际法的概念是什么”这一宏大且抽象的命题，[101]但政策导向学派的诸多观点与方法确可以被用来指导本书的研究，其方法论意义，即使在今天也有其理论价值。[102]公海保护区法律问题是一个国际政治和国际法交织的问题，在立法谈判过程中，有着渐进式决策和威权主义的影响，最终想要达成新的有拘束力之国际文书，必须要求各国就相关问题予以妥协。对于中国而言，中国参与相关谈判有着其特定的政策导向与利益诉求，因此需要依赖于实证主义和政策导向的研究方法来确定对中国有利的公海保护区法律概念，政策导向学派所秉持的政策导向价值与交叉学科的实证研究方法无疑会有助于本书对公海保护区的研究。对于国家管辖范围以外海域这一典型国际公域的治理问题，需要在复杂关系中制定政策，对此200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埃莉诺·奥斯特罗姆（Elinor Ostrom）教授亦早有关注。[103]201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威廉·D.诺德豪斯（William D.Nordhaus）发展了研究全球变暖的经济学方法，为应对气候变化提供了有效途径。[104]这些跨学科的知识和方法无疑会对公海保护区这一国际环境法议题的研究提供新的视角，笔者希望通过引入“全球公地”理论到海洋治理框架中，力求有效地应对全球海洋退化问题。
（五）本书结构
在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规定就国家管辖范围以外区域海洋生物多样性的养护和可持续利用问题拟订一份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文书的筹备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当讨论到划区管理工具和公海保护区之法律定义时，加拿大代表就强调了新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文书与现有文书之间的关系的重要性。[105]事实上，任何新的有拘束力之国际法概念的提出都不能抛开既有的国际法律规范体系和已有的国际法实践，而是要厘清在国际法框架内的法律定位，以及从既有国际法实践中汲取经验，从而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在此思路上，本书的具体结构如下：
第一章关注于分析规制公海保护区的现有国际法框架。这是进行公海保护区法律概念研究的基础，也是促进公海保护区国际法实践制度化的基础。通过分析全球公海法律与治理体系所存在零散重叠空缺等问题，进一步查找、检视现有公海保护区国际法依据的针对性与可操作性。在此基础上，分析涉及公海保护区法律的国际法体系，分析不同国际法渊源的法律效力和规范体系，为接下来探究公海保护区法律概念奠定框架基础和指引方向。
第二章着重分析国际自然保护联盟所给定的海洋保护区概念。国际自然保护联盟是推动海洋保护区建设的先驱，其所给出的海洋保护区之概念体系具有广泛影响力。虽然国际自然保护联盟所给定的海洋保护区概念没有国际法拘束力，但基于该概念的分析，有助于理解公海保护区有关概念和分类的争议，在地理空间、保护客体、保护方式、保护区目标等具体内容上也可以为进一步分析公海保护区法律概念提供启发。
第三章主要考察区域海洋治理中的公海保护区设立管理国际法实践。现有的公海保护区设立管理国际法实践主要来源于区域海洋治理实践，现有国际法实践经验为研究公海保护区法律概念提供了现实和法律上的案例素材。通过对具体案例和实践争议的研究，可以探查出区域海洋组织公海保护区的法律内涵中涉及具体法律问题，从而可以分析出公海保护区法律概念所涉及的公海保护区国际法实践的拘束力和区域海洋组织需要与国际社会加强合作协商这两个关键要点。
第四章重点对比分析国际组织的各种划区管理工具实践与公海保护区的关系。公海保护区被认为是划区管理工具的一种，各国际组织的不同划区管理工具与公海保护区有着紧密的联系。通过分析各国际组织的不同划区管理工具的法律概念、适用范围、保护目标和客体，并与公海保护区法律概念中的有关要素进行对比，有助于厘清公海保护区法律概念的外延界限，从而更好地协调公海保护区国际法实践制度化所要求的国际合作问题。
第五章主要探究公海保护区法律概念与人类共同关注事项之间的关系。应对海洋（尤其是公海）生态环境退化是人类共同关注事项，有必要在此语境下考虑公海保护区法律概念。现有公海保护区国际法实践已经引发了一系列担忧，比如可能引发对新一轮“蓝色圈地运动”的担忧，以及对公海自由构成冲击的担心。将在生物多样性和气候变化领域的人类共同关注事项法律概念引入公海保护区法律概念中，可以为设立管理公海保护区国际法实践制度化提供启示。
第六章重点分析公海保护区法律概念中所体现的区别责任。人类共同关注事项体现了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这一原则，具体在公海保护区法律概念中的体现非常有意义。国际社会共同承担保护海洋生态环境义务时，应看到发展中国家和地理不利国等具体因素所具有的区别性，在区别性的基础上谈论公海保护区国际法实践的制度化，因此本章分析在设立管理公海保护区国际法实践中的区别责任，从而为从中国立场出发提出符合中国权益的公海保护区法律概念提供有益的探索和研究。
第七章从公海保护区国际法实践之中国参与角度切入，峰回路转回归中国视角和中国参与。本章的研究前提是中国的发展中国家和地理不利国的身份，中国周边海洋区域治理状况，中国参与相关国际组织环保实践的现状分析，中国在国家管辖范围以外区域的权益分析等。在这些实证分析的基础上，结合前文对公海保护区法律概念的探索结果，提出既符合中国现实权益和立场又有利于保护公海生态环境的公海保护区法律概念方案。
在对前面七章内容的分析研究基础上，本书将得出结论：归纳分析公海保护区国际法实践制度化进程中的法律概念要点，包括新的有拘束力之国际文书必须和很可能涉及的法律要点，以及中国应积极推动的公海保护区法律概念要点。从而力求在新的有拘束力之国际文书中得到一个既符合中国实际利益诉求，又能促进公海生态环境保护的公海保护区法律概念。
[1]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86条。
[2] Global Ocean Commission，From Decline to Recovery：A Rescue Package for the Global Ocean，Oxford，UK，2014.
[3] UNDP/CBD/WG-PA/1/INF/1，p.2.
[4] 联合国政府间海洋学委员会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下属的一个促进各国开展海洋科学调查研究和合作活动的国际性政府间组织。
[5] IOC-UNESCO and UNEP，Large Marine Ecosystems：State and Trends，Summary for Policymakers，TWAP，Nairobi，Kenya，2016.
[6] “区域”是指国家管辖范围以外的海床和洋底及其底土。
[7]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1条第1款。
[8] 联合国海洋法会议1982年12月10日通过并开放给各国签字、批准和加入，于1994年11月16日生效。
[9] Frank，Veronica，The European Community and Marin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in the International Law of the Sea：Implementing Global Obligations at the Regional Level，Brill，2007，p.334.
[10]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192条。
[11]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194条第5款。
[12] International Union for Conservation of Nature，简称IUCN，又译为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是世界上规模最大、历史最悠久的全球性非营利环保机构，也是自然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领域唯一作为联合国大会永久观察员的国际组织。
[13] IUCN，Marine and Coastal Area Conservation，GA 1994 REC 046，Buenos Aires，1994，p.1.
[14] 此处《可持续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的执行计划》中文版为“2010年年底”。
[15] 《可持续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的执行计划》A/CONF.199/L.7，第32（c）条。
[16] UNEP/CBD/COP/DEC/VII/5，para.29，13 April 2004.
[17] UNEP/CBD/COP/DEC/VII/5，para.29，13 April 2004.
[18] 决议标题的英文原文为：Development of an international legally-binding instrument under the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 on the conservation and sustainable use of marine biological diversity of areas beyond national jurisdiction。
[19] 联合国大会A/RES/69/292号决议，第3页第2条。
[20] 四次会议分别在 2018年、2019年和 2020年上半年召开。
[21] 联合国环境和发展大会1992年6月5日通过并开放给各国签字、批准和加入，于1993年12月29日生效。
[22] Gjerde，Kristina M.，High Seas Marine Protected Areas and Deep-Sea Fishing，FAO Fisheries Reports 838（2007）.
[23] FAO & Japan Government，Expert Workshop on Marine Protected Areas and Fisheries Management：Review of Issues and Considerations，FAO Fisheries Report，No.825，Rome，Italy，12-14 June 2006，p.53.
Martin，Kirsten，et al.，Experiences in the Use of Marine Protected Areas with Fisheries Management Objectives—A Review of Case Studies，FAO Expert Workshop on Marine Protected Areas and Fisheries Management：Review of Issues and Considerations，FAO Fisheries Report，No.825（2007）.
[24] IISD，Summary of the Second Session of the Preparatory Committee on Marine Biodiversity beyond Areas of National Jurisdiction，USA，26 August-9 September 2016，p.6.
[25] 南极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委员会，是根据《南极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公约》设立的南极海域管理生物资源的多边机构，2007年10月2日，中国正式成为该委员会成员。
[26] CCAMLR，Report of the Twenty Seventh Meeting of the Commission，CCAMLR-ⅩⅩⅦ，Australia，2008，para.7.13.
[27] CCAMLR，Report of the Twenty Seventh Meeting of the Commission，CCAMLR-ⅩⅩⅦ，Australia，2008，para.7.16.
[28] CCAMLR，Report of the Second Special Meeting of the Commission，Bremerhaven，Germany，15 and 16 July 2013，para.3.18.
[29] 唐建业：《南极海洋保护区建设及法律政治争论》，《极地研究》2016年第3期。
[30] CCAMLR，Report of Thirty-Third Meeting of the Commission，CCAMLR-ⅩⅩⅫⅠ，Australia，2014，para.7.57.
[31] 联合国秘书长2007年报告，A/62/66/Add.2，第117段。
[32] 国家海洋局海洋发展战略研究所课题组编：《中国海洋发展报告》，海洋出版社2017年版。
[33] 朱建庚：《海洋环境保护的国际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
[34] 范晓婷编：《公海保护区的法律与实践》，海洋出版社2015年版，第19页。
[35] 范晓婷编：《公海保护区的法律与实践》，海洋出版社2015年版，第154页。
[36] 公衍芬、范晓婷、桂静、王琦、姜丽：《欧盟公海保护的立场和实践及对我国的启示》，《环境与可持续发展》2003年第5期。
[37] 桂静、范晓婷、公衍芬、姜丽：《国际现有公海保护区及其管理机制概览》，《环境与可持续发展》2003年第5期。
[38] 桂静、范晓婷、王琦：《国家管辖以外海洋保护区的现状及对策分析》，《中国海洋法学评论》2011年第1期。
[39] 王琦、桂静、公衍芬等：《法国公海保护的管理和实践及其对我国的借鉴意义》，《环境科学导刊》2013年第2期。
[40] 王琦、万芳芳、黄南艳等：《英国公海保护的政策措施研究及设立公海保护区的利弊分析》，《环境科学导刊》2013年第6期。
[41] 姜丽、桂静、罗婷婷、王群：《公海保护区问题初探》，《海洋开发与管理》2013年第9期。
[42] 桂静：《公海保护区的国际法基本原则辨析》，《江南社会学院学报》2014年第4期。
[43] 桂静：《不同维度下公海保护区现状及其趋势研究——以南极海洋保护区为视角》，《太平洋学报》2015年第5期。
[44] 刘惠荣、韩洋：《特别保护区：公海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新视域》，《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09年第5期。
[45] 林新珍：《国家管辖范围以外区域海洋生物多样性的保护与管理》，《太平洋学报》2011年第10期。
[46] 张辉：《南海环境保护引入特别区域制度研究》，《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3期。
[47] 杨雷、韩紫轩、陈丹红等：《关于建立CCAMLR海洋保护区的总体框架有关问题分析》，《极地研究》2014年第4期。
[48] 唐建业：《南极海洋保护区建设及法律政治争论》，《极地研究》2016年第3期。
[49] 陈力：《南极海洋保护区的国际法依据辨析》，《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2期。
[50] 银森录、郑苗壮、徐靖、刘岩、刘文静：《〈生物多样性公约〉海洋生物多样性议题的谈判焦点、影响及我国对策》，《生物多样性》2016年第7期。
[51] 何志鹏：《在国家管辖外海域推进海洋保护区的制度反思与发展前瞻》，《社会科学》2016年第5期。
[52] 白佳玉、李玲玉：《北极海域视角下公海保护区发展态势与中国因应》，《太平洋学报》2017年第4期。
[53] 张磊：《论公海自由与公海保护区的关系》，《政治与法律》2017年第10期。
[54] 马得懿：《公海元叙事与公海保护区的构建》，《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3期。
[55] Frank，Veronica，The European Community and Marin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in the International Law of the Sea：Implementing Global Obligations at the Regional Level，Brill，2007.
[56] Warner，Robin，Protecting the Oceans beyond National Jurisdiction：Strengthening the International Law Framework，Brill，2009.
[57] Molenaar，Erik J.，and Alex G.Oude Elferink，eds.，The International Legal Regime of Areas beyond National Jurisdiction：Current and Future Developments，Brill，2010.
[58] Pinto，Daniela Diz Pereira，Fisheries Management in Areas beyond National Jurisdiction：The Impact of Ecosystem Based Law-making，Martinus Nijhoff Publishers，2012.
[59] Molenaar，Erik J.，Alex G.Oude Elferink，and Donald R.Rothwell，eds.，The Law of the Sea and the Polar Regions：Interactions between Global and Regional Regimes，Martinus Nijhoff Publishers，2013.
[60] Jakobsen，Ingvild Ulrikke，Marine Protected Areas in International Law：An Arctic Perspective，Brill，2016.
[61] Rayfuse，Rosemary，and Robin Warner，“Securing a Sustainable Future for the Oceans beyond National Jurisdiction：The Legal Basis for an Integrated Cross-Sectoral Regime for High Seas Governance for The 21st Century”，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arine and coastal Law23.3（2008）.
[62] Ardron，Jeff A.，et al.，“The Sustainable Use and Conservation of Biodiversity In ABNJ：What Can Be Achieved Using Existing International Agreements？”，Marine Policy49（2014）.
[63] Englender，Dorota，et al.，“Cooperation and Compliance Control in Areas beyond National Jurisdiction”，Marine Policy49（2014）.
[64] Maes，Frank，“The International Legal Framework for Marine Spatial Planning”，Marine Policy 32.5（2008）；Freestone，David，“Problems of High Seas Governance”，The Berkeley Electronic Press43（2009）.
[65] Scott，Karen N.，“Conservation on the High Seas：Developing the Concept of the High Seas Marine Protected Areas”，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arine and Coastal Law27.4（2012）.
[66] Rona'n Long，Mariamalia Rodriguez Chaves，“Anatomy of a New International Instrument for Marine Biodiversity beyond National Jurisdiction：First Impressions of the Preparatory Process”，Environmental Liability Law，Policy and Practice23.6（2015）.
[67] Scovazzi，Tullio，“Marine Protected Areas on the High Seas：Some Legal and Policy Considerations”，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arine and Coastal Law19.1（2004）.
[68] Wells，Sue，et al.，“Building The Future of MPAs-Lessons from History”，Aquatic Conservation：Marine and Freshwater Ecosystems 26.S2（2016）.
[69] Carleton Ray G.，“Marine Protected Areas：Past Legacies and Future Consequences，You Can't Know Where You're Going Unless You Know Where You've Been”，Aquatic Conservation：Marine and Freshwater Ecosystems25.1（2015）.
[70] Cochrane，Kevern L.，“Marine Protected Areas as Management Measures：Tools or Toys？”，Law，Science & Ocean Management.Brill，11（2007）.
[71] Balmford，Andrew，Pippa Gravestock，Neal Hockley，Colin J.McClean，and Callum M.Roberts，“The Worldwide Costs of Marine Protected Areas”，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101，No.26（2004）.
[72] Aswani，Shankar，et al.，“The Way Forward With Ecosystem-Based Management in Tropical Contexts：Reconciling With Existing Management Systems”，Marine Policy36.1（2012）.
[73] Laffoley，Dan，John Baxter，Christophe Lefebvre，Marie-Aude Sévin，and Francois Simard，“Building MPA networks by 2020：IMPAC3 Achievements，Future Challenges and Next Steps”，Aquatic Conservation：Marine and Freshwater Ecosystems24，No.S2（2014）.
[74] Gjerde，Kristina M.，and Anna Rulska-Domino，“Marine Protected Areas beyond National Jurisdiction：Some Practical Perspectives for Moving Ahead”，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arine and Coastal Law27，No.2（2012）.
[75] Koivurova，Timo，“Governance of Protected Areas in the Arctic”，Utrecht Law Review5（2009）；Morris，Kathleen，and Kamrul Hossain，“Legal Instruments for Marine Sanctuary in the High Arctic”，Laws5，No.2（2016）.
[76] Nicoll，Rob，and Jon C.Day.“Correct Application of the IUCN Protected Area Management Categories to the CCAMLR Convention Area”，Marine Policy77（2017）；Cordonnery，Laurence，Alan D.Hemmings，and Lorne Kriwoken，“Nexus and Imbroglio：CCAMLR，the Madrid protocol and Designating Antarctic Marine Protected Areas in the Southern Ocean”，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arine and Coastal Law30，No.4（2015）；Brooks，Cassandra M，“Competing Values on the Antarctic High Seas：CCAMLR and the Challenge of Marine-Protected Areas”，The Polar Journal 3.2（2013）.
[77] Notarbartolo-di-Sciara，Giuseppe，et al，“The Pelagos Sanctuary for Mediterranean Marine Mammals”，Aquatic Conservation：Marine and Freshwater Ecosystems18.4（2008）.
[78] Molenaar，E.J.& Elferink，A.G.O.，“Marine Protected Areas in Area beyond National Jurisdiction—The Pioneering Efforts under the OSPAR Convention”，Utrecht Law Review 5（2009）.
[79] Christina K.A.Geijer and Peter J.S.Jones，“A Network Approach to Migratory Whale Conservation：Are MPAs the Way Forward or do All Roads Lead to the IMO？”，Marine Policy51（2015）.
[80] Gjerde，Kristina M.，“High Seas Marine Protected Areas and Deep-Sea Fishing”，FAO Fisheries Reports 838（2007）.
[81] Tanaka，Y.，“Reflections on High Seas Marine Protected Areas：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e Mediterranean and the North-East Atlantic Models”，Nordic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81.3（2012）.
[82] Spadi，Fabio，“Navigation in Marine Protected Areas：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Law”，Ocean Development & International Law31，No.3（2000）.
[83] Hooker，Sascha K.，Ana Cañadas，K.David Hyrenbach，Colleen Corrigan，Jeff J.Polovina，and Randall R.Reeves，“Making Protected Area Networks Effective for Marine Top Predators”，Endangered Species Research13，No.3（2011）.
[84] 邹克渊、王森：《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与国际海洋法的发展》，《广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4期。
[85] 江河：《人类命运共同体与南海安全合作——以国际法价值观的变革为视角》，《法商研究》2018年第3期。
姚莹：《“海洋命运共同体”的国际法意涵：理念创新与制度构建》，《当代法学》2019年第5期。
[86] 张海文、王芳：《海洋强国战略是国家大战略的有机组成部分》，《国际安全研究》2013年第6期。
[87] 贾宇：《关于海洋强国战略的思考》，《太平洋学报》2018年第1期。
[88] 黄惠康：《国际海洋法前沿值得关注的十大问题》，《边界与海洋研究》2019年第1期。
[89] 《元照英美法词典》，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缩印版，第814页。
[90] 1968年英国生态学家哈丁在《科学》杂志上发表了论文《公地悲剧》（“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假设牧场对所有人开放，每个人都过度放牧以获得最大利益，最后必然导致草场退化。哈丁的结论是：“虽然每个人普遍克制对大家都有利，但个体受到各种刺激却常常阻碍那样的结果成真。”解决的方法有两种，一种是取消共享，变成私人化，另一种是政府管制。
[91] 罗欢欣：《国家在国际造法进程中的角色与功能——以国际海洋法的形成与运作为例》，《法学研究》2018年第4期。
[92] 梁慧星：《法学学位论文写作方法》，法律出版社2012年版，第83页。
[93] 搜狐网：《讲座侧记｜国际法的思维方式与技能》，http://www.sohu.com/a/159076609_777399。
[94] Buergenthal，Thomas，and Sean Murphy，Buergenthal and Murphy's Public International Law in a Nutshell，5th，West Academic，2013，p.48.
[95] 《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31条第1款。
[96] 《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32条。
[97] 《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31条第3款。
[98] Malcolm，N.Shaw，International Law，6th edition，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8，p.82.
[99] 《国际法院规约》第38条第1款（丑）项。
[100] Rebecca M.M.，Wallace，International Law，Sweet & Maxwell，2002，p.9.
[101] John O'Brien，International Law，Cavendish，2001，p.28.
[102] 吕江：《重构与启示：国际法纽黑文学派的新进展》，《华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3期。
[103] Ostrom，Elinor，et al.，“Revisiting the Commons：Local Lessons，Global Challenges”，Science284.5412（1999）.
Ostrom，Elinor，“Polycentric Systems for Coping with Collective Action and Global Environmental Change”，Global Environmental Change20.4（2010）.
[104] Nordhaus，William D.，Managing the Global Commons：The Economics of Climate Change，Cambridge，MA：MIT press，1994.
[105] IISD，Summary of the Second Session of the Preparatory Committee on Marine Biodiversity beyond Areas of National Jurisdiction，USA，26 August-9 September 2016，p.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