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重新发掘中华优秀文化传统

中国文化有我们自己的传承和道统，其作为“中华之魂”指导、影响着中华文明上下五千多年的发展，这在中华大地的两岸四地是有共识的。但在近百余年的社会、政治变革、转型发展过程中，中国人面对外来势力及思潮的政治、文化侵袭，这种本有的文化精神一度出现了动摇。伴随着社会政治的动荡，其传统体系也几近崩塌，比如中国内地在过去百年对儒家思想的冲击有“新文化运动”的“打倒孔家店”，以及“文化大革命”中的“批林批孔”。这样，人们在失望中显然少了许多对我们自己文化历史应有的“温情和敬意”。今天，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在世界上已经引人瞩目，成就惊人，但过去社会剧变带来的精神失落、思想差距依然存在，原有的文化自信也没有真正恢复。这种精神障碍、文化缺失会对我们未来的可持续发展造成负面影响，阻碍中华民族共构整体的全面腾飞。因此说，重新发掘中华优秀文化传统乃是我们中华民族当代腾飞的重要支撑。

从政治文化方面的发展来看，中国社会的近代突破，无论在大陆还是在港澳台地区，都曾经获得过对外来文化之“拿来主义”的便利。我们今天仍然应该继续保持这种“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和“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开放姿态。不过，外来因素是应该被我们所吸纳，在我们的精神文化共同体中得到整合、重构，而不是让这些外来因素反客为主，对我取而代之，导致失去自我的后果。“全盘西化”和精神“外化”会对我们的文化自觉、自尊形成攻击，造成伤害。在形成两岸四地发展现状的历史进程中，这种“外化”实际上已经不同程度地表现了出来，如中国内地近现代以来关于“西化”之论，最近香港相关人群所受英美意识的潜在影响而搞“占中”、动乱之政治、文化背景，都会让人体悟到这种延续、感觉到这种担忧。这种嬗变的扩大必然会使我们的文化精神根基产生动摇，对我们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尊形成攻击、造成损害。但非常遗憾的是，这种现象已在不同程度地发生，无论在内地还是在其他地区都没能得到有效地阻止，而且依旧有其心理内在和社会外在的市场，在一些地区存在外来文化可能逐渐取代本土文化的趋向。所以说，我们中华文化的重建已经到了最为关键的时刻。文化兴亡，匹夫有责，尤其对中国社会精英及知识阶层而言，重新审视、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乃有着义不容辞的责任，也是我们在这个时代追求突破性发展的当下使命。

文化的发展都有其活水源头。中华文化的大观，亦是其“厚德载物”“润物无声”之漫长发展的积累。所以，我们需要有很多中华文化精华的象征或其基本元素的表述，形成我们的文化记忆和乡恋。中国人在气质上、精神上和性情上都有着自己传统的深深烙印，已经很难轻易改变。我们的社会现状、文化景观已不可能脱离这种发展的轨迹和惯性，我们理应对自己的传统保持自信。虽然在社会动荡时期，人们对传统文化出现了冷漠，使之经历了被边缘化的“潜伏”和文化“压抑”，但我们也可将之看作一种卧薪尝胆的历练。其在经受住百余年的磨难之后，最后仍结出了善果。过去这种文化在其本土的“自我流放”，曾经使中国的文化精神体系大伤元气，但其根犹在，其线未断，顽强地代表着中华民族文化的身份标识，维系着中国百姓的精神家园。今天两岸四地已经各自形成了政治文化、社会文化、经济文化、信仰文化等方面的多元发展局面，在短时间内恐怕很难达到统一认知或精神共识，但大家仍保持着共有的文化基点，即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自觉和认同，因此，我们共同努力来重新发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是我们今天文化重建的很好基础，也完全可以成为我们中华民族当代腾飞的重要支撑。

对中国传统文化是否体认和肯定，一个绕不过去的问题就是对中国宗教传统如何分析、评价。令人遗憾的是，过去百余年的历史变迁和观念变化，使中国内地今天的基本认知仍然存在着实际上要根本否定宗教的现象，这种惯性带动了人们迄今仍旧多从负面来看待宗教。笔者研究宗教四十多年，目睹了中国大陆对宗教的理解出现了很大的变化，有了对宗教相对积极的认识。不过这些变化只是量的变化，尚没有出现在评价宗教上质的改变，宗教的“另类”依属处境依旧。不少人继续把宗教视为中国社会的异化，表现出对宗教的轻蔑和贬损，好像宗教本来就不应该属于中国社会的健康肌体，而乃一种病变、溃疡，反映出社会发展的滞后、短板。一些人仍然陶醉在中国没有宗教且不需要宗教的想象中，觉得中国没有宗教反而可以保持理性清醒和人格独尊。这种历史虚无主义的“浪漫”正在浪费我们自己的灵性资源，伤害我们的精神本体，而且令我们与世界拉开了距离，让充满宗教文化传统的他族感到了一种与我们在精神上的生分、隔膜，使其对中国大陆舆论的宗教淡漠和否认觉得不可思议。这种看法和态度甚至也让我们两岸四地在认识上拉开了距离，少了某种灵性上的亲和。其实，中国内地社会上尤其是学术知识界之中存在的这种肤浅的“优越感”，反而会使我们自己陷入“高处不胜寒”的孤寂。所以，我们借此想呼吁两岸四地的朋友们，尤其是海外华人专家学者在文化理解上应注重宗教的因素，展示宗教在其生活社区中的积极作用，帮助大家在其思想观念上能够尽早拨乱反正，重新认识宗教在传统文化中的价值，而不要把宗教打入冷宫归为另类。这个任务显然是非常艰巨的，要靠我们大家的共同努力。为此，笔者一直在呼吁我们社会上的人们一是要让宗教脱敏，二是要会善待宗教。这种态度其实也反映出我们的文明程度、揭示出我们的文化修养水平。

但如果我们回溯、反思中华民族的精神之旅，却很容易发觉中国宗教留下的深深印痕。在我们今天重议文化发展、力争文化腾飞时，殊不知中国宗教所保有的中华文化底蕴意义深远，而其信仰则正是中国社会可持续发展“潜在的精神力量”。当然，宗教在中国文化中有其特殊性，中国的宗教理解也与西方世界基督教、阿拉伯世界伊斯兰教等的宗教理解有着明显的不同。西方传教士在历史上因其传教策略和文化内心对中国精神思想的贬低而曾认为中国没有宗教、宣称代表中国典型文化精神的“儒教”不是宗教，由此开始了儒、佛、道“三教”的割裂。但问题是从此在一些中国人的认识中也觉得中国没有宗教，虽然他们以中国不缺宗教的文化“优越论”来否认中国宗教的存在，却反而在解读中国传统宗教信仰上带来困境，把自己文化中固有的宗教不得不说成为“迷信”，结果进入恶性循环的怪圈。宗教作为人类社会文化现象在中国也不例外，宗教自身经历了复杂的发展过程，本来就既有精华、亦存糟粕，需要扬弃、提升，有着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的改革必要。这本是社会文化的正常现象，而且世界现存文明宗教基本上都源自亚洲，更没有理由单独强调宗教与中国无缘、不是中国文化传统的本真。所以，正确的理解或者说对此的“中庸之道”应是承认宗教在中国历史及现实社会中的客观存在，使宗教脱敏，表达出社会民舆善待宗教的态度，而宗教自身则需不断改革创新、力争与时俱进，积极适应变化发展的社会。但中国近代社会以往的思想积淀已形成的对宗教之“幽暗心理”已经积重难返，人们心中对宗教所淤聚的“魔障”短时间亦很难消除。在过去约四十年笔者从宗教研究的角度一直呼吁让宗教“脱敏”，但迄今宗教并未真正脱敏，宗教研究反而成为“敏感话题”，面对不少匪夷所思的批评和人们有意识的回避或躲避！为此，在我们两岸四地的文化交流和传统回归中，也希望大家能根据自己的社会处境及文化体验共同努力来解读、消除宗教理解之难，破解宗教认知之谜，展现宗教本质之真，以对宗教在相关社会中实际存在和积极作用的客观、正确评价来使我们能有效运用这一我们共有的精神资源，发挥出中国宗教的文化正能量、社会积极功能。我们应该冷静、清醒地认识到，无论是理论上还是实践上，彻底否定宗教对我们的社会和文化并没有任何好处，而且这种选择也很不睿智。在任何民族的文化“软实力”构建中，宗教文化都是其重要组成部分，这在中国也不例外。对于中国宗教的理解，不能只有突出绝对一神论的“亚伯拉罕传统宗教”这一种模式，也不能仅从社会“建构”上来框定宗教。中国宗教乃“建构性”和“弥散性”共有，此岸性和彼岸性并存，人与神以“天人合一”的模式而相通。中国人之“宗教性”的表达其实并不亚于人类任何民族。因此，我们并没有充分理由或绝对权威来从义理上及实践中根本否定宗教。

中国文化的起步是宗教源起的同步，远古的神话描述了中华大地的“神州”行程，反映出中华民族“究天人之际”、求“天人合一”的神奇经历。中国知识阶层的孔子等文化先贤继往开来，形成了“敬天法祖”之尊，留下了“四书五经”之文，定下了“忠” “孝”这种卫“国”护“家”之序，铸就“仁义礼智信”之本，让中华文化精神有了“诚”的特质，整合为“和合”“和谐”“圆融”之体。孔子所达成的中华文明上下五千多年之融贯，构建了儒家学术信仰体系，积淀为中国民众的气质。儒家的风骨对我们而言是消除不了的，其不少基本要素仍然体现在中国人的性格中，反映为中华文化“血脉”之流淌。

对儒家思想在今天是否应当重新审视，这是我们应该积极面对的。尽管孔子仍然没有彻底摆脱其遭到精神流放而成为“丧家犬”的窘境，封建制度的“国破”而使其“家亡”，且留有过往的封建痕迹和历史遗憾，但历史上这种顽强的、延续未断的尊孔、祭孔却反映出其精神本体的生生不息，其灵性生命的历久弥新。中国大陆社会今天仍然纠结于孔子形象及其评价，“打倒孔家店”、坚持批孔的余音依然缭绕。中国历史博物馆在装修一新、重新开馆时曾在其北门即天安门广场东侧竖立了一尊孔子塑像，但随之招来滚滚骂名和尖锐批评，被指责为是“封建思潮”复辟的象征。一些人认为孔子根本没有资格在天安门广场立足，哪怕是在其旁边站一站也都不行。其结果是仅立百天的孔子塑像不翼而飞、藏匿不见，留下种种猜测和感慨。天安门广场曾挂立过许多伟人之像。这些人物都是近两百年来的现代伟人，而影响中华文化两千多年的孔子却仍被国人所质疑，其作为融贯中华文明上下五千多年的文化伟人，却没有资格在天安门广场边上站站！这是一个莫大的讽刺，也是我们在面对自己文化上的悲哀。但这种惯性认知也不是不可打破的。其重要转机就发生在孔子像在天安门广场东侧被移走后不久。在纪念孔子2565周年诞辰之际，有近千名中外学者进入天安门广场西侧的人民大会堂，表达了对孔子的敬意，特别重要的是习近平主席还亲自出席纪念大会并作了重要讲话，对孔子思想有着高度评价。这是否代表着对孔子评价、对儒家认知上的柳暗花明、水穷云起，则还有待观察和探究。但这种让孔子“回来”的呼唤，说明儒家文化在当代中国可以振兴。儒家折射出中华文化传统中的主流形态，是众多中国人的心路历程、精神家园，其“敬天”“克己”自有宗教之理，与西方康德所言“头上的星空、心中的道德律”形成对应；而其“孔庙”、祭典亦不离宗教之形，无论是“建构性”还是“弥散性”理解都不能说儒家与宗教完全无缘，而必须看到在其身上有着哲学与宗教的共构、理性和信仰的汇聚。今天中华文化的复兴不可能彻底离开儒家精神，但作为中华文化传统精神主要象征的儒家也必须与时俱进，“弃”“扬”并举，在改革更新中实现其复兴。

我们可以看到，中华文化的“道统”在儒家传统中一脉相承，保存至今；而中华之“道”的灵性表征则典型地体现在道教、道家之中。“道”是理解中国宗教精神的关键词、核心词。 “形而上者”谓之“道”，有着超然、超越的意蕴；但“道不远人”，已成为中国人的“根底”。“道通千古”而一以贯之，体现出中国精神的传承。中国人的精神文化发展就一直在问道、闻道、悟道、修道、证道的途中，其精神追求就表现在言道之为哲、行道之为德、敬道之为教之中。中华大“道”意向高远，旨在“天下有道”“道行世界”“道化全球”。

中华传统宗教文化的博大精深，还在于其“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勇于更新、善于充实。这在中华文化可以吸纳、改造、重构来自印度的佛教、来自西方的基督教以及来自阿拉伯世界的伊斯兰教等外域宗教上得到了经典表达。在积极探索中国宗教文化“走出去”的同时，中华文化亦对“传进来”的各种宗教加以“中国化”的转化、消化、融通和整合，使之得以顺利适应、华丽转身，成为中华宗教文化的有机共构。对于各种文化，中国文化体现出了“理无分殊”的包容、涵括和圆融，体现出“和合”“和好”的对话、会通、融合的姿态。这些宗教融入中国的历史，也在见证着中华文化一直在不断开放、吸纳中更新、扩大、发展、完善。

总之，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包括宗教文化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遗产，是我们的先祖留给我们的思想文化财富，也是我们今天中华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中华民族当代腾飞的基础、资源和重要支撑及动力。对于这么厚重的历史积淀和宝贵的精神传承，我们不能愧对祖先，我们必须继往开来。在今天“全球化”的时代发展中，我们中华民族的崛起与复兴又迎来了新的机遇，我们也已经有了较好的政治及经济条件，现在迫切需要的就是文化上的及时跟进。所以，我们两岸四地的中国人以及海外华人应该通力合作，共同建设好我们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并在这一开放性的国际社会中使中华文化能够充满生命力、竞争力、影响力地永立世界文化之林，并积极参与对整个人类精神发展大潮的引领和推动。

[本文为2014年10月在福州“中华文化发展方略、两岸四地文化沙龙”（会议）上的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