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中华文化的反思与展望

在今天中华文化重新崛起的历史时机，我们中华民族有许多期望和抱负可以尽情地施展。但国际形势并非莺歌燕舞，四处潜伏着危机，对此我们必须未雨绸缪，早有准备。对中华文化在这一全球化时代的反思与展望，是与我们民族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的。我们民族团结就是国家兴旺之时，而一旦民族分裂就是国家破落之日。

在与世界各民族人民交往中，笔者发现他国之民对于中国深入了解者不多，而存在误读及误解者则不少。因此，我们学术界对外学术及文化交流，实际上也担当着桥梁和使者的角色，即宣传中国的文化，使各国人民得以沟通和理解。我们希望各民族同胞不要因彼此误读或被人误导而彼此仇视，陷入冲突甚至杀戮之中；而目前的所谓“文明冲突”，正是面临着这一可能使人类陷入灾难性后果的危险局面。回顾历史，人类有着苦难深重、生灵涂炭的艰难历程，各民族都曾为其生存、发展而拼命挣扎，中国人民也一同经历过痛苦，一起承担着民族复兴的使命，并共同面对着发展的困难及复杂局面。人类文明史就是冲出丛林的历史，但弱肉强食的丛林景观依旧在频频出现，激励并迫使各个民族要以“自强”来求生存、图发展。中华民族亦深刻体会到“人间正道是沧桑”的沉重和艰辛，但现在已经从过去的磨难和历史的悲剧中成熟起来，而正把当今的改革开放视为振兴中华、实现中国梦的一种新希望，故而将保持其“而今迈步从头越”的勇气和斗志。

通过中华文明上下五千多年历史脉络的梳理，可以体悟到这种朝代的更替、国家的兴衰之沧桑变迁的历史，实际也是反映出一部民族兴盛衰亡的历史，中国民众是这一历史的参与者，我们任何一个家庭的悲欢离合以及我们每一个人的人生经历，都是这部历史大剧角色的构成者。对于中国的民族问题，现在仍有各种偏激观点盛行，其中或是强调只有一个中华民族之族群而不要突出各族之别，或是认为各族有异而难以达成中华民族的整合。不过，笔者认为，中华民族的形成是必然的，其从多元一体到其整体融构仍需要长期的努力。一代代中华儿女的奉献铸造了我们这个民族，发展出光辉灿烂的中华文明，而多族积极、自然地整合统一的进程也正是我们民族的希望所在。中华民族历经沧桑，能走到今天，是经过了千百年血与火的反复洗礼而成就的伟业，我们的先辈为了子孙后代已经付出了太多太多，对于“中华民族”“中国人”的文化价值与意义，我们及我们的后代应该世代铭记。

中华民族是具有丰富文化积淀的民族，是以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为核心凝聚起来的。中华民族团结统一的核心观念就是我们的国家统一、文化一体的精神追求。中国文化是我们的灵魂，是我们永远的根，是我们永远保持团结统一的不竭动力。应把我们的文化作为中华民族复兴的核心事业来推动。在注重“有形”的文化产业发展同时，更应关注发挥文化之“潜在的精神力量”作用，大力推动看似“无形”的文化意识、文化精神的建设事业，加强我们的文化寻根溯源，建立我们的文化自知、自觉、自强、自信。我们文化工作者、人文学者就是从事这项工作的，因而把这一固本护根工作做好乃“匹夫有责”、义不容辞。

中国社会是一个超稳态的“大一统”社会，中国传统所强调的“大一统”文化之所以有旺盛的生命力，就在于其“海纳百川”“多元通和”的圆融、共构精神，此即今天所倡导的“和谐文化”。这就是我们中国社会的主体文化精神，由此使我们中华民族虽历经沧桑却绵延不绝，跌宕起伏而发展不衰。这种“大一统”的持守，既希望求同存异，也允许和而不同，体现出厚德载物、有容乃大的气质。中国社会“合”则能长治久安，“分”则会被肢解，混乱无序，一盘散沙。因此，我们的一切努力都应该保持其“合”、防止其“分”。

不过，这种“合”并非千篇一律、消除个性，而乃“和而不同”。中华多民族的文化在“大一统”的格局中仍然有其百花齐放、多彩纷呈的个性特色，即以多样性的差异、区别而共构其稳态、和谐的整体，用各自千姿百态的倩影来汇聚成美丽而不奢华的共在，这使中华文明含蓄而不张扬，温和却仍有刚强，其给人类和平、国际共在所带来的启迪和理想境界则是“人类一家” “世界大同”，是“海纳百川，有容乃大”，是宽容、包容而不吞并、取代，同样也是“道法自然”而不强求。

关于中国历史上的民族融合问题，学术界甚至社会上一直存在争议，也是比较敏感的问题。最近，学术界和理论界在关于民族、宗教问题的讨论中，出现了一些引人担忧的主张，如在民族问题上希望尽快实现中华民族的“族群”融合而减少对少数民族特点的突出，甚至不承认有“跨境”民族的存在；在宗教问题上主张强调与主流社会意识之“异”而消极对待“求同”的努力，主张对宗教的遏制和打压。这些观点实际上会对民族团结、社会和谐带来潜在的伤害和隐藏的危险，表面上看好似能够达到短、平、快的眼前之变，但其结果却会欲速而不达。在当前中国发展的关键时期，这种解决民族、宗教问题之“大跃进”式的思路及举措可能会混淆视听、造成误导，带来本可避免的麻烦或矛盾的潜化后移。

历史上两个以上的民族，由于互相接近、互相影响，最终成为一个民族的现象，就是民族的融合，这是一种社会融合，更是深层次的文化融合。中华民族是许许多多部族千百年融合而成的。汉族、回族、满族等许多民族本身也都是由很多部族融合起来的。中国历史上，一些民族不断融合，而在与外来民族的结合中又使一些新的民族不断产生，这是普遍的、经常的现象。不可否认，过去有些民族融合曾有血与火的过程，留下了心理积淀中的恩恩怨怨，但真正持久、稳定的融合则一定要建立在自愿、平等的基础上，不能搞强迫。

回顾中华民族融合的历史，秦始皇在地缘、政治意义上统一了中国，并在文化、经济方面作出了中华一体的重大改革，达到了“书同文、统一度量衡、车同轨”之效。而多民族如何融合的问题，在秦、汉之际尚无有效解决之措。对这一发展的贡献，值得提及的如北魏冯太后、孝文帝主动推动自己的鲜卑族与中原民族同化，这为此后中华民族迎来又一个强盛时期奠定了基础，此即后来隋的统一和唐的盛世。可以说，北魏以及其继承者们由此自然而然地承担了孕育华夏第二帝国（隋唐）盛世的使命。其主动同化使内迁游牧民族成为华夏的一部分，这场改革推动了北方地区多个民族的大融合，消除了长期以来民族之间的隔阂、纷争，为国家由分裂走向统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隋文帝执政期间亦审时度势，对周边各族也采取了政治上的招抚政策，积极妥善地处置了相关民族事务，及时有效地处理了当时的民族矛盾，使周边少数民族对隋朝“或款塞归附，或遣使贡献”，形成各族之间的友好关系，故隋文帝也曾被相关少数民族尊称为“圣人可汗”（“圣人莫缘可汗”）。所以，从历史的经验来看，应该推动建立在自觉、自愿、自动基础上的融合。这种融合可使各民族的优点、长处为大家共有共享，增强各民族的一致性。而当条件尚不成熟时，则应有足够的耐心，并积极创造条件，让各民族取长补短，因此在目前情况下要把尊重差异、包容多样、促进交融作为民族工作的基本取向，而不是急忙、仓促地取消差异，强求一律。这种尊重就包括尊重相关民族的宗教信仰，而这种促进也包括对其宗教的积极引导。

在中国历史上，古人没有我们今天意义上的民族意识，却有很深的中华文化认同意识。中国古代有“类聚百族，群分万形”之说，称“东夷”“南蛮”“西戎”“北狄”和“中原华夏”为“五方之民”，形成了中华民族的基本共识。这一共同意识难能可贵，长久维护了中华民族的一体观念。甚至当古代西域大邦于阗同内地交通断绝之后，到了宋朝仍自视“唐之宗属”，自称“大于阗汉天子”，自觉以中国守臣身份来拱卫西北，沿袭唐代行政制度、建筑民风，而且连穿着打扮也仍袭唐风。古代中国虽有农耕、游牧、渔猎等民族之分，但绝大部分部族认同自己是中华文化的一分子，有着共同的文化意识。

虽然，北方一些游牧、渔猎民族在强大后曾经频频进兵中原，导致汉族王朝的倾覆，但这些民族在政治占领后也没有走文化分殊之路，反而在站稳脚跟后依旧自觉或不自觉甚至主动地重建中国文化，最后全族一起融进中华文明，变成了现在多民族大家庭的有机构成。历史上鲜卑、契丹、蒙古和女真如此，回族、满族依然，在经历民族融合的长期发展之后，当今许多少数民族也与汉族区别甚微。所以说，中华文明曾被北方游牧民族重创或打断，但这些游牧民族统治者却意识到本身在文化发展上的短板，故而也试图遵循中国历代王朝的传统来进行文化重建，从而弘扬了优秀的中华文化传统，也巩固了自己的邦国，达到一种双赢，在客观上也使中华文明得以传承，使之延续不断。当然，他们在尊崇中原文化的同时，也以不同方式保留了自己的文化特色，故而体现的是多样性的认同，最终也丰富了中国文明，如元朝时这种文化认同和共构曾使蒙古人的军事文化达到了中国军事文化的巅峰状态。这里，我们必须强调的、非常重要的一点，即这些游牧、渔猎民族的文化也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自身的文化包括其语言本来就属于中国文化，这是经常为很多人所忽视的。

从世界范围的比较来看，国际上只要稍微大一点的国家都有其民族问题，但是其他民族在重建其共同的民族文明时极少成功。在这个问题上，中国的圆融、整合、一统意识是个特例。这使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绵延不绝，甚至有着自傲、自我优杰认知传统的犹太民族也只在中国出现了被同化的现象，而且犹太人在华的同化乃其自觉自愿的过程，并无强迫的因素。这使犹太人感到中华文化乃深不可测的大海，会融化掉一切进入这一大海的异域文化。

对比之下，俄罗斯从基辅罗斯到二战结束，以千年之久的奋斗才一度站在世界之巅，建立起多民族共构的苏维埃联盟，但其联盟只享受了70余年就因为国内民族矛盾而解体，过去的超级大国苏联分崩离析、不复存在。现在差别本来很小的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又卷入了民族冲突之中，而且暂时仍看不到和解的希望。此外，本来拥有同一个伊斯兰信仰、同一种阿拉伯语言的阿拉伯人因自己民族内部分歧而分成了几十个国家，有些甚至相互仇恨、水火不容、战争频仍，结果使其虽然拥有世界上最丰富的石油资源，却仍处于工业化萌芽阶段而止步不前，并受制于西方大国。

所以说，根据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经验教训，民族团结就是国家兴旺之时，民族分裂就是国家破落之日。而另一方面，国家兴盛则能有效促进民族团结；国家衰败则会刺激民族内乱，这是相辅相成的。所以，我们强调发展是硬道理，稳定压倒一切。这是我们今天妥善处理好民族问题而必须保持平衡的二维。

笔者作为中华少数民族的一员，可以对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关系作一客观、冷静的分析。我们土家族与汉族虽有区别却不再明显。这两个外貌文化血缘接近的族群共同生活两三代后就同化了，如笔者的家乡慈利县最后一个土司王还是三百年前的事情。可以说，我们同一地域的土家族和汉族在血统、外貌、服饰、生活习惯上的差别，甚至还没有汉族内部各个地域的差别那样大。当代的土家族人和汉族人已经非常接近，区别不大了。在这种民族关系中，必须承认，在中国历史上，汉族作为主导民族起着非常关键的作用，汉族强盛则民族团结，破坏团结者没有出路；汉族衰微则民族矛盾尖锐，使人有着没有主心骨的失落和恐慌。这在唐宋时期表现得很为明显。唐朝前期国力强盛，各民族共同建设大唐盛世，汉兵胡将同破突厥。在“华夷如一”思想的影响下，唐朝对少数民族采取了前古未有的民族平等策略，去华夷之防，容纳外来的思想与文化的民族政策。在这样的政策影响下，当时中国的文化成为世界上最具包容性的文化，其“大唐”“盛唐”气势也让不少外来民族同化在中华民族之中，正是“海纳百川”而带来了“百族来朝”。而“安史之乱”则既是华夏政治、经济矛盾的爆发，也是不同民族的分裂和纷争，汉人因此走向衰落，胡人自身也大乱不已，唐朝盛世不再，国运因而衰落。

古代一些游牧民族之所以能和汉族结成同盟，实现融合，其中儒家文化所起的催化、推动作用功不可没。自汉朝以来，儒家文化很早就在中华大地成为许多民族所共同的文化追求，形成根深蒂固的中华文化精神的心理积淀。所以，我们不可忽视儒家文化在中国历史上的民族融合作用，在今天中华文化重建和复兴的关键时刻，我们说“不忘初心”，也就应该正视、承认儒家文化在中华文明中的奠基意义和枢纽作用，对之应有必要的“敬重”。

其实，儒家文化在中华文明中的作用，也可以使之成为信仰，这就是历史上“儒教”的意义。我们不要仅以西方的宗教信仰标准来看待、界定宗教，而需更加多样性的选择和界定。西方“神本宗教”是宗教，中国“人文宗教”同样也可以是宗教，没有必要于中分出高低、优劣，厚此薄彼；更不可以西方宗教为典范而根本否定中国宗教的历史存在。

宗教涉及信仰问题，是信仰的一种重要表达。“信仰是鸟儿，黎明还是黝黑时，就触着曙光而讴歌了。”印度诗人泰戈尔这么说，对信仰有着诗意的描述。信仰是未来的、前瞻的，让我们往前争取的。信仰可以为中华民族的持续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我们在弘扬中国文化的过程中，没有信仰支撑是不能长久的，是走不下去的。儒家文化所倡导的大同理想、圣贤追求、仁义礼智信等价值，就曾是古代中国人的信仰、精神支柱。对其历史作用，我们不该否认。

今天我们正在为构建和谐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我们的民族同胞应该团结一致、荣辱与共、齐心协力、携手前进。中国当前正面对国内国际上复杂严峻的形势，因此，我们必须自我强身健体，加快发展，凝聚合力，形成拳头。在共同争取实现“中国梦”的进程中，我们首先必须树立一个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理念，吸纳、传承各个民族优秀的文化传统，将中华民族丰富多彩的文化集合起来，实现各民族文化的和谐互动，拧成一股绳、抱成一个团。同时，我们仍要特别关注少数民族，看到现在一些少数民族地区还未脱贫、他们的发展需要大力支持这一实际情况。一方面，汉族要有博大的胸怀，多扶助少数民族一点，就像一个家庭中的大哥关心弟弟妹妹那样，没有必要过于计较自己的付出和贡献；另一方面，少数民族也要认清形势，奋发图强、自强不息，主动肩负起中华民族振兴的责任。各民族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重要成员，一定要顾全大局，自立、自信、自强，团结合作、水乳交融，为共同的“中国梦”贡献大家的力量与智慧，这样才能无愧于这个时代，早日实现我们中华民族的大复兴与大统一。

（本文基于《天下湖湘》的相关采访，为未刊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