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梁漱溟，原名焕鼎，祖籍广西桂林，1893年10月18日出生于北京，与毛泽东生年相同。
梁漱溟的父亲梁济是梁漱溟回忆录中用笔最多的亲人，并编有《桂林梁先生遗书》。梁漱溟的性格以及他早年的不少思想都受到过父亲的熏陶。梁济在他60大寿来临之前跳湖自杀，自己在遗书中称，如果他的自杀有什么具体的原因的话，就是殉清朝而死，但陈独秀、徐志摩等人则认为，梁漱溟的父亲是为自己的道德原则而死的。艾恺也认为，梁济的自杀“是他毕生道德实践的进一步练习”[1]。
梁漱溟在《我的自学小史》《自述》等著作中说少年时代的他是一个“脊弱而又呆笨的孩子”[2]，体弱多病，不好剧烈运动，学习成绩14岁之前一直是中等以下，但14岁以后智力开始发达，30岁以后身体则格外强壮。1906年考入北京顺天中学堂，初入社会做的是新闻记者的工作，辛亥革命后潜心于佛学的研究，其研究成果受到时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蔡元培的重视。1917年应聘到北大执教，主讲印度哲学。后来辞去教职，专门从事乡村建设活动，主张通过发展教育、革新乡俗等渠道改良中国社会。梁漱溟在概括自己这一阶段的经历和活动时谈到了四个没料到：一是“当初最反对高玄最嫌厌哲学，却不料以后反而到大学中去讲哲学，致为人目之为哲学家也”；[3]二是“小时候未尝读四书五经，而后来乃变为一个拥护儒家思想赞扬孔子的人”；[4]三是“以一个非乡村人而来干乡村工作”，“自己生长于北京而且好几代人皆生活于北京，完全为一都市中人，未尝过乡村生活”，却“从事于乡村工作，倡导乡村建设运动”；四是乡村建设运动与社会教育是一回事。[5]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委员和常务委员。
梁漱溟的学术思想对中国现代产生了重要影响。他在《自述》中曾把自己早中期的人生思想或哲学观点的变化分为三个时期：“第一时期为实用主义时期，从十四五岁起至十九岁止，以受先父之影响为多。第二个时期即……出世思想归于佛家，从二十岁起至二十八九岁止。在此时期中一心想出家作和尚。第三时期由佛家思想转入于儒家思想，从二十八九岁以后，即发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之际。”梁漱溟概括说：第一个时期为西洋思想；第二个时期为印度思想；第三个时期为中国思想，“仿佛世界文化中三大流派，皆在我脑海里巡回了一次”。[6]梁漱溟学术思想第二个时期的代表作是《究元决疑论》，这部著作主要谈佛学思想。梁漱溟学术思想第三个时期的代表作就是他在新中国成立前最主要也是影响最大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梁漱溟之所以要写这部书，就是想在新文化运动和新学流行的背景下，为孔子为释迦说个明白，出一口气。新中国成立以后，梁漱溟在社会活动频繁、屡受政治冲击的情况下，依然从事哲学创作，写出了《人心与人生》这部重要著作。
学界很多人都认为，梁漱溟自始至终是一个有骨气的正直学者。这一点首先体现在他的体态形貌上，据有的学者描述，他“大大的光头，像钢一样深邃沉着的眼睛，紧闭着的倔犟的嘴唇，低沉而坚定的声音”[7]，“他很少笑，甚至很少微笑，也从不开玩笑。但他对人并不冷淡”。[8]其次，梁漱溟在他的政治和学术活动中，始终能够坚持用自己的大脑独立思考，敢于坚持自己的意见。这方面的事情很多，仅举一两件。梁漱溟和毛泽东早在20世纪初就相识了，两人的私交也不错。梁漱溟1938年曾到延安拜访过毛泽东，两个人就中国的现实和未来问题曾长谈了6次。这些交谈“通常在晚饭后开始，有时通宵达旦”[9]。“在小桌的一边，毛泽东吸着烟，喝着酒，谈起话来风趣盎然，满口民间的谚语；在另一边，梁漱溟则总是严格信守着‘君子无戏言’的戒条。梁漱溟犹如一个定心坐禅的僧人，他以庄严的腔调吟诵着古圣先贤的教训。梁漱溟无论是在工作时还是在闷热时都坚持穿着他那件学者的长衫；而毛泽东在天热时则漫不经心地脱下裤子，即使在正式场合也敢这样做。”[10]毛泽东喜欢看《水浒》《三国演义》这类古典小说；梁漱溟则认为这些“儿童读物”会浪费君子的宝贵时间。这些谈话被人称作“马克思和孔夫子对于中国前途的争论”[11]。两人就中国社会的一般性和特殊性问题展开了争论，在中日战争的前景等问题上毛泽东的分析消除了梁漱溟的悲观情绪。20世纪50年代，梁漱溟进政协后，与毛泽东发生了一场争论，梁漱溟对当时中国共产党的一些政策提出了批判，反对按照苏联的模式发展经济，认为共产党一进城就忘记了农民，工人在九天之上，农民在九地之下。梁漱溟的观点受到了毛泽东的批评，并且在后来连同他的过去都遭到了全面的批判。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梁漱溟一直出席政协的小组会。小组里的同事们不断督促他发言或写文章批判孔子，而这正是他坚决拒绝的。连续几天，组员们对他那令人恼火的沉默进行指责，并严令他用某种方式表态。终于，梁漱溟同意公开表态，他迸出的只有一句话。这句话是孔子《论语》中的一句：‘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12]梁漱溟说：“归根结底，我还是按我的理性而言而动。因为一定要我说话，再三问我，我才说了‘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的老话。吐露出来，是受压力的人说的话，不是在得势的人说的话。‘匹夫’就是独人一个，无权无势。他的最后一着只是坚信他自己的‘志’。什么都可以夺掉他，但这个‘志’没法夺掉，就是把他这个人消灭掉，也无法夺掉！”[13]在一些人的围攻面前，梁漱溟从未被吓倒，也从不领受任何人的旨意，按他自己的话说，他已经“八十有三”，“无所畏惧”。[14]张岱年评价道：“梁先生更是一个特立独行，坚持独立思考的严肃思想家。……此种无所畏惧，敢于坚持真理的态度，更是令人敬佩的。”[15]但这并不是说梁漱溟固执己见，无理性地坚持自己的所有观点。事实上，新中国成立后梁漱溟发生了不小的变化，他对自己的态度和方法有过反省，对毛泽东十分钦佩，对建国初期的土改、工商业改造等政策是赞成的，尤其在《人心和人生》一书中汲取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当中的不少思想资源，这也表明梁漱溟有“与时俱进”的一面。
梁漱溟1988年6月23日在北京去世，享年95岁。笔者亲见的梁漱溟墓地有两处。
一处是山东邹平黄山上，碑下有《梁漱溟先生生平述略》，云：“先生尝言，自有知识以来，便不知不觉萦心于一个人生问题，一个社会问题或中国问题。先生正是毕生忧国忧民，不谋衣食利禄，为此两个问题而思索而行动。……一九三一年创办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于邹平。先生躬率同仁同学投身农村，以邹平为实验县，设立乡学村学，从教育入手，发扬人生向上、伦理情谊我民族固有精神，普及文化，移风易俗。通过组织合作社，培养人们民主政治生活习惯，运用科学技术发展生产，不经年，成效昭著。……先生视邹平如桑梓，三十年代携家眷来邹平工作，解放后又两度来此，联系不断。地方人士对先生亦多缅怀。故将先生骨灰安放于邹平之黄山，以为永久纪念。”落款是“学生李瀓、徐树人、张俶之、田镐，一九八九年十月立，丁振来书”。墓周边有一些碑刻，是各界名人对梁漱溟的评价之语。如程思远：“潜心行学，一代宗师，探索人生，无所畏惧。”启功：“绍先德不朽芳徽，初无意作之君作之师，甘心自附独行传。悯众生多般苦谛，任有时呼为牛呼为马，辣手唯留兼爱篇。”吴祖光：“十丈红尘，千年一史，一生襟抱，万里江山。”冯友兰：“钩玄决疑百年尽瘁以发扬儒学为己任，廷争面折一代直声为同情农夫而直言。”张岱年：“善养浩然之气有学有守，弘扬中华文化立德立言。”任继愈：“廷议天下兴亡旷世难逢此诤友，学究华梵同异薄海痛失一代师。”等等。
另一处是广西桂林穿山脚下，桂林市梁漱溟研究会1998年1月立，并在墓碑处镌刻了《梁漱溟先生生平》，云：“先生是享誉国内外的学者，是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社会改造运动者，著名爱国民主人士。二十年代初，执教北京大学时，著《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在全面否定传统文化的浪潮中，提倡世界文化发展是多元的论点，肯定中国传统文化对人类生活自有其永恒价值，从而被认为是现代新儒学的开山人。三十年代，为谋求中国自救之道，投身农村，从事乡村建设运动。抗日战争中，为一致对敌，奔走国共合作，创建中国民主同盟，谋求团结抗日与统一建国。新中国成立后，历任第一至第四届全国政协委员，五、六、七届全国政协常委。一九八〇年起，相继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委员会委员、中国孔子研究会顾问、中国文化书院院务委员会主席等职。先生著述甚丰，已出版《梁漱溟全集》共八卷。先生祖籍桂林。抗战期间曾卜居于漓江畔穿山三年。今将骨灰安放于此，于是先生又得以回故土长眠。”此墓2006年年初被桂林市人民政府列为桂林市文物保护单位。
梁培宽、梁培恕的《我的父亲梁漱溟》中有这样一段话：“他们（邹平——引者注）一方面觉得我父亲在那里工作过，邹平在无形中与他有一种紧密的联系，另一方面也是想由此提高当地的知名度，我们觉得这样做也是有纪念意义的，所以就同意了。但还留了一部分放在八宝山，后来父亲的家乡桂林也提出同邹平一样的要求，我们就把八宝山的骨灰迁移到桂林穿山公园，这两处归宿都不错。”[16]
借用马勇书中的话结束导言：“有的人死了，可他的思想还活着；有的人活着，但他的思想可能早已死了。梁漱溟属于前者，他无论怎样高尚，也不过是漫漫人类历史长河中的一个匆匆过客，而他的独特的思想贡献则汇入了人类文明的宝库中。如果说人类思想文化成果有什么永恒的话，那么梁漱溟的思想轨迹则较他的思想成果更有价值，更值得珍视，那是永不再变的永恒。”[17]
[1] [美]艾恺：《最后的儒家》，王宗昱、冀建中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7页。
[2] 梁漱溟：《我的自学小史》，见《梁漱溟全集》第2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665页。
[3] 梁漱溟：《自述》，见《梁漱溟全集》第2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7页。
[4] 梁漱溟：《自述》，见《梁漱溟全集》第2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5页。
[5] 梁漱溟：《自述》，见《梁漱溟全集》第2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1页。
[6] 梁漱溟：《自述》，见《梁漱溟全集》第2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9页。
[7] [美]艾恺：《梁漱溟传》，郑大华等译，湖南出版社1992年版，第4页。
[8] [美]艾恺：《最后的儒家》，王宗昱、冀建中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4页。
[9] [美]艾恺：《最后的儒家》，王宗昱、冀建中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85页。
[10] [美]艾恺：《最后的儒家》，王宗昱、冀建中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93页。
[11] [美]艾恺：《梁漱溟传》，郑大华等译，湖南出版社1992年版，第296页。
[12] [美]艾恺：《最后的儒家》，王宗昱、冀建中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47页。
[13] 梁漱溟：《我的努力与反省》“附录”，见马勇《思想奇人梁漱溟》，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12页。
[14] [美]艾恺：《最后的儒家》，王宗昱、冀建中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47页。
[15] 张岱年：《梁漱溟先生》，《百姓》（香港）1988年第172期。
[16] 梁培宽、梁培恕：《我的父亲梁漱溟》，长江文艺出版社2014年版，第82页。
[17] 马勇：《思想奇人梁漱溟》，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2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