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佛教文化传播兴盛的社会原因

近代社会，西方基督教也曾面临现代化进程中的各种冲击。基于此，西方基督教调整了传播方式。其实，如今的佛教也处于类似的境遇。

首先是现代科学的冲击。19世纪，以实证主义、经验主义为特征的现代科学的兴起，揭示了宗教的虚妄，冲击了其教义神圣性的根基，进而削弱了基督教对世俗的控制力，形成了神圣与世俗并立的局面。“经验主义的、物理主义的实在体系取代了另一种，即圣经主义的、超自然主义的实在体系。西方思想就这样被禁锢在这两种实在体系的二元对立之中。实在世界要么是上帝的世界，要么仅仅是凡俗的世界；经文要么是神的启示，要么仅仅是历史文献。在当今的西方人考虑宗教的时候，这种非此即彼的二元思维依然左右着很多人的选择。”^[6]

应该讲，1840年以后，西方列强对贫弱的清王朝的枪炮侵略与经济掠夺，使中国形成了列强割据的局面。众多忧国忧民的有识之士探索富国强兵的道路，提倡西学以强国。麻天祥曾经于2009年撰写了《佛学与科学——中国近代科学家对佛教的科学分析及比较研究》一文并指出“中国近代社会思潮新旧交错并陈，佛教文化更是包容儒道，兼采中西，入世出世、历史现实、理性信仰，对立统一，为救亡图存的社会思潮觅得一个新的理论源头。佛教与科学尤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携手联袂，竭力为佛学寻求‘实验的证据’，在有限的程度上，使佛教文化焕然一新——以佛教的思维方式探索社会与心性问题，借自然科学的成果与科学方法为佛学提供理性认识的依据，及先验的论证”^[7]。

其次，工业化、城市化造成了人口的流动。工业化、城市化带动了昔日农村年轻劳动力的大迁徙，年轻人来到经济繁荣、就业机会多、生活便利、现代传媒遍布的城市，从而造成了乡村文化生活的单一性与同质性。而且，现代传媒知识，开启了全新的认知视野，“就意识的层面而言，这意味着宗教不再被视为理所当然，而是成为个体反思和抉择的对象”^[8]。换言之，与其他宗教一样，佛教也面临着工业化、城市化的人口流动及大众教育公有性等现代性变革的冲击，佛教的影响力相对远离了社会的主流。尤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佛教还可以依靠土地、商业等庙产开办教育、医院、孤儿院，出版书籍（主要是佛教典籍的出版），修路铺桥等公益事业，在“利生”的同时，予以“弘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教育、医药、乡村和市政建设等被人民政府纳入了管辖、管理、财政支持的范围。可见，以文化、公益为辅助的，乡村人际传播为主要方式的佛教传播，在某种程度上受到了抑制。

再次，个体自主性增强，形成了人的“宗教喜好”。“宗教喜好”是西方国家的青少年在宗教林立的环境中，对于所信仰的宗教的一种自我选择。“宗教在个体意识当中理所当然性地位的丧失，意味着人们被迫选择——运用自己‘喜好’的过程。选择的对象可以是世俗的，也可以是宗教的。正如我们看到的，欧洲人更多地选择世俗性，美国人则大多倾向于宗教选项。但是，即便宣称自己信奉某种宗教传统的保守型的个体，其信仰也是经过选择之后的结果。他一定记得这一选择过程，并且至少会潜意识地意识到：在未来的某个时间里，不排除对这一选择结果予以逆转的可能性的出现。”^[9]“宗教喜好”的出现表明，宗教已经成了个人自由选择、自发建构、自由进退的“私人领域”。

如今是信息高速发展的网络传播时代，个体可以借助网络浏览海量的信息，尤其是城镇化，让农民离开了乡土，改变了他们的生活方式，到大城市打工的群体，也接收到了与乡村不同的各种知识信息，因此，在青少年的信仰构建中，佛教文化不再是“天经地义”、具有乡土温情的“命定”选择。而且，由于中国实行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公民在宗教信仰方面更是自主选择。佛教动画视频则应当恒定地处在网络中，便于需要者的光顾、品读、理解与传播。

最后，市场经济中大众传媒的挤压。市场经济不仅塑造了自主性的个体，同时，也有大众传媒在炮制有如宗教宣讲的“终极意义”内容的心灵鸡汤，陶冶了在市场中迷茫的年轻人的情绪与心性，同时，赢得了商机。于是，《读者文摘》、报纸的“忠告”专栏、流行歌曲的歌词、广播电台的“凌晨夜话”栏目等励志性商品应运而生。这部分内容取代了宗教的心理安慰的功能，填补了相对日常生活而言的具有“终极意义”的虚空。

所以，适应时代的挑战及受众的个性化、自主性，佛教动画的互联网传播，有利于受众超脱地在众多影像中自主地选取、整合、建构自身的认同机制。另外，佛教自身的系统性及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激励作用，正在日益彰显。习近平总书记于2014年3月27日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的演讲中，提到了佛教的作用。著名宗教学者魏德东教授对此进行了细化并指出：“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习主席多次提到佛教也有着深厚的现实背景。近代以来，以儒释道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受到严重冲击。今天，儒家文化的制度性传承仍然没有建立，道教作为中国本土宗教，其现状与人们的期待也有很大的差距。在儒释道三教当中，佛教的发展相对较好，逐渐成为中国文化复兴的最重要的载体。而21世纪以来的中国佛教，也日益建立起这一文化自觉体系，主动投身于中华文明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历史洪流之中。”^[10]